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纳带到凉爽一些的北京上学。爸爸和邓发以及金纳的妈妈都不相熟，但金纳是烈士的遗孤，爸爸自然觉得义不容辞，就一口答应了。
答应了金纳的妈妈之后，爸爸却忽然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是他和妈妈的一个约定。
我有七个兄弟姊妹，我是第六个。妈妈不知为什么每怀一个孩子，妊娠反应都特别重，加上她生性要强，总想多做工作。还有早几年打仗，环境艰苦，所以妈妈总是不想多生孩子。但是爸爸喜欢孩子，每次都跟妈妈说：“你看，咱们的孩子多好，一个比一个漂亮，越生越好。你生吧，生下来，我来养。”妈妈虽然知道“我来养”只不过是一句甜言蜜语，但是她每次都过不了这甜言蜜语的关。所以我们家加上大哥小青，不知不觉就有了七个孩子。二哥猛猛是在延安生的，本来妈妈已经给组织上打了报告，李富春同志也批准了可以不要的。但在爸爸的有意拖延下，猛猛还是来到革命圣地。进了城，有了第三个女，妈妈起名叫多多，是多了的意思。爸爸跟妈妈商量，别叫多多，孩子长大了知道爸妈嫌她多怎么行，再说根本也不多。结果，多多没叫成，改了朵朵，花朵一样地让人疼让人爱。我生下来早产，虽然有惊无险，却着实让妈受了一回罪，让爸担了一回心。两年后有了弟弟，妈妈说什么也不想再要了，又给组织上打了报告。又是在爸爸一再阻挠下，世界上有了弟弟。事后，爸爸得意洋洋地说：“看看，幸亏都生下来了，打了报告的两个可都是男孩子呀。”但是这回妈妈和爸爸商量好了，这是最后一个。所以弟弟起名叫了了，是结束，了结的意思。
现在该怎么办呢？约好了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都“了了”了，又添了一个别人的。况且根本没和妈妈商量，妈妈能同意吗？爸爸还是很有智慧，他先给妈妈写了一封信，然后再打发孩子上路。信上说：
治平：遵照你的意见，将四儿、小青等先送回读书。内有金纳，乃邓发的孩子，其母托我们代管。请送她去学校，每礼拜同我们的孩子一块接回。我们的孩子已经够多了，再添一个麻烦，没有办法，也应该照顾。盼你不要怪我好管闲事。……
爸爸把日子算得挺准，这封信到了，孩子们也已经到了。他根本没有给妈妈留下讨价还价的时间。
在妈妈的精心安排下，金纳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家的一员：妈妈非常细心地照顾着金纳，让这个敏感的孩子得到尽量多的温暖，我的姐姐们有的，金纳都有。不仅如此，金纳妈妈或者别人送她的漂亮衣服啦、鞋啦、扎头发的缎带子啦，姐姐们可就没有了。妈妈告诫她们要对金纳特别谦让，说金纳得到比她们多的照顾是完全应该的。为此，我的姐姐们还产生过小女孩特有的嫉妒，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不如金纳处处讨人喜欢。
我喜欢金纳姐姐，觉得她漂亮、亲切并且聪明。她那双好看的黑眼睛看我的时候，我心里会充满浪漫激情。我会幻想她是《一千零一夜》中某位阿拉伯公主，由于通灵，可以和大自然中的一切活物交流。她手巧，会给洋娃娃和米什卡（这是妈妈从苏联给我们带回来的一个玩具熊的苏联名字）做衣服穿，还会用手绢在自己头上结式样不同的蝴蝶结。她会送我可爱的礼物，完全是因为她喜欢送礼物给一切人。
金纳渐渐长成大姑娘。不仅越来越漂亮，而且开始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社交活动了。她在苏联的国际儿童院长大，有许多在那里认识的朋友。
这些和金纳年龄相仿的哥哥姐姐们都有自己的特殊经历、他们的父亲多是中共最老资格的领导者，有些则是早年牺牲的烈士，他们的母亲有些是烈士，有些是由于各种原因和他们的领导者父亲离异了，这些哥哥姐姐们生于战乱，长于贫困，父母由于不得已的原因将他们交给组织上照顾。在二三十年代，党困难的时候，这些革命者的孩子实际上只能流落街头，饥俄和贫病夺去了许多幼小的生命。红军长征结束到达延安后，环境相对稳定了。组织上通过各种办法将他们找回，并送到苏联学习。据我知道，王一飞①、瞿秋白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发、叶挺、博古③（秦邦宪）、任弼时④、林彪、李富春⑤等人都有年龄差不多的孩子，被送到莫斯科。这些学校是当时共产国际建立的，专门培养和教育各国共产党人的后代和烈士子女。建国后，这些孩子陆续回到国内，他们或者生活在父亲的老战友的家庭或者生活在父亲后来新组成的家庭里，他们曾经远离祖国，又失去完整家庭，所以他们对社会和家庭都有一种疏离感。在假日，他们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排遣这份寂寞。他们仿照苏联人的习惯：聚会、唱歌、跳舞，有时候还要喝一点酒、这些在苏联长大的男孩女孩们，相处十分随便。他们见面时拥抱，亲吻，有时很晚不回家，太晚了，干脆大家在客厅里胡乱睡一晚。
妈妈开始不放心了，毕竟是一些不谙世事的少男少女啊。金纳不仅是烈士遗孤，更是她妈妈正式托付，由爸爸领回家的，当然出不得半点问题。但是只要问起来，金纳就不高兴，认为妈妈干涉了她的自由。此外，妈妈还对她有一系列的要求，譬如学习成绩好、尊敬师长、勤俭朴素等等，妈妈觉得这都是自己的责任，不能有丝毫松懈。但是金纳正在多梦的年纪，她准备好为自己的浪漫情怀付出任何代价。
有一天早晨，金纳好晚不起床。头天晚上，妈妈刚就她晚回家的事话问了她。敲了很久的门，金纳既不开，也不响，妈妈慌了，要警卫员垫着椅子爬到高处，从门上的小窗户向里张望，生怕她出了什么事。但就在这时，金纳若无其事地打开门，扬长而去。
妈妈在我们面前从来说一不二，威严有加，惟独到金纳姐姐面前，她完全没有办法。不是自己的孩子，管轻了重了都不合适，她只好求助于金纳的亲生母亲，但是那个同样束手无策的母亲说：金纳更不听我的话，还是你来管教她吧。
时间长了，金纳姐姐和爸妈之间的关系竟开始疏远，只是我们小，不知情。
有一次，记得是一个冬天的晚上，下了挺大的雪。金纳好长时间没回家了。爸妈和全家人都在饭厅里吃饭，我因为生病躺在自己的房子里。没听到一点声音，我忽然看到金纳姐姐站在床头，身上落满了雪花，面孔红通通的。
“不点儿，生病了？”金纳姐姐的声音永远那么好听，样子永远那么好看。我正百无聊赖，非常高兴她的出现，非常高兴她把又香又凉爽的面颊伸过来让我亲。
“金纳姐姐，大家都吃饭呢，你也快去。”
“你乖乖躺着，我马上就回来。”
我以为她按我说的去了饭厅，但却有点意外地听见楼梯上响起轻轻的脚步声。一会儿，金纳姐姐手里拿着个大包下楼来，又进了我的房间。
“我回来拿东西，外面朋友在等我，我不去饭厅了，点点帮我给爸妈说一声吧。”
金纳临走把一大块巧克力放在我的手上，使我非常愿意帮她的忙，那时候见到这么大的巧克力可不容易。后来，我把看到金纳的事告诉爸妈。妈妈不高兴，也有点伤心地说：“这孩子现在连面都不见一个。”那时我并不懂妈妈为什么会生金纳的气。
后来就再没看见金纳回家来，听说她住到大学里去了。我很想她，当然不仅是因为巧克力，实在是因为她在我眼里是个美丽亲切的人。长大以后我才想到，金纳是故意挑这个大家都在楼下吃饭的时候回来拿东西的，对于爸妈的管教，她觉得不如敬而远之的好。
金纳大学毕业以后嫁了个越南人，是越南老共产党人李班的儿子。金纳跟着他回到越南的河内，当了一名普通的教师，还替他生了两个儿子。不知道金纳的出国远嫁有没有负气而去的因素，但是我们家里的人都忘不了她，会常常提起她，但一提起，妈妈又总是有点不高兴。后来，由于越南国内形势的变化和越共的党内斗争，金纳一家人流离失所，吃尽了千辛万苦，那时候，中国也在搞“文革”，大家处在水深火热，竟是谁也顾不上谁。
“文革”结束不久，金纳的妈妈去世了，金纳写信给当时的国家副主席廖承志，要求回来给她的母亲奔丧。廖公知道邓发的女儿在越南的情况，就费尽周折，通过国际红十字会，把金纳一家人接回中国。廖公说，父母死了要回来奔丧，这是我们中国人传统习惯。实际上，金纳回到国内和在广州的弟弟团聚时，她的妈妈已经去世好几年，连廖承志都已经去世。金纳姐姐不仅没有见到妈妈，竟连自己的救命恩人都没有见上。
有一天，我拿到一份南方出版的杂志，忽然看到邓金纳署名的一篇文章，醒目的标题是《我的罗瑞卿爸爸和郝治平妈妈》，金纳姐姐充满感情地回忆了在我们家度过的日子。
不久，金纳带着儿子来北京看妈妈。除了那双黑黑的大眼睛，她年轻时的光彩已经完全消失。可以想象，去国离家的日子是多么漫长和艰辛。她告诉我们，她回到祖国的时候，她两个儿子第一次吃到糖果并有了自己的玩具。
金纳和妈妈紧紧拥抱。
妈妈说：金纳，你是巧手孩子，你还记得给米什卡做的小衣服吗？它一直穿着，直到“文革”抄家，人家把它也抄走……
金纳姐姐说：妈妈，我太不知好歹……
30年天各一方，音信杳然，短短两句话，说尽了苦难也说尽了亲情。
40年前，爸爸把金纳姐姐领回家，现在，爸爸不在了，但金纳姐姐回来了，还带回了她的儿子，她说：“我是罗瑞卿爸爸的女儿，是罗瑞卿爸爸把我领回家……”
注释
①王一飞（1899—1928），又名王兆鹏、王亦飞。浙江上虞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筹建中共中央军事部门的最早负责人。参与策划发动南昌起义、秋收暴动。1927年底在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任上由于省委机关被破坏，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28年1月18日英勇就义。
②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共最早的党员和领导者之一。为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卓越贡献。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后不幸被捕，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
③博古（1907－1946）；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七大中央委员。任新华通讯社社长等职。1946年4月6日与邓发等人同机遇难。
④任弼时（1904－1950）湖南湘阴人。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1945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起制定了党的重大方针决策。1951年10月25日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27日病逝。
⑤李富春（1900—1975），字若愚，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过留法勤工俭学。解放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
11。姥爷和姥姥
在人方面是可耻的背信弃义、不忠、叛逆和不顺从，在天方面则变疏远、冷淡……，给这世界带来了弥天大祸。
——《失乐园》305页
1962年，由于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我的姥爷和姥姥被发生在全国的普遍的饥饿赶进了北京城。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
记得那时我刚填写了我的加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申请表格，我在填写“主要家庭成员和成份”这一栏时，刚从妈妈嘴里知道我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竟然统统都是地主。我在吃惊之余是深深的失望。因为在我心目中，地主就是“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是剥削人民，压迫劳苦大众的吝啬鬼。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和这样的人发生关系。所以，我不喜欢地主姥爷、姥姥的到来。当然并没有人来征求我的意见，所以我只有尴尬难受，暗自不满。
今天想来，我非常庆幸爸妈当时在这件事情上党性没有那么强，尽管姥姥和姥爷的成份是地主，但他们仍然决定把两个老人留在北京，免得他们饿死。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后来知道，当时有许多干部的父母或亲戚由于同样的原因从乡下逃到北京，希望他们在党里、政府里工作的儿女收留他们。按照严格的党性，这当然是不能准许的。许多人只好按照组织的规定把亲人送回乡下，这些回去的人中，后来确有饿死的。
姥爷中等身材，面容黯淡。我不记得他笑起来是什么样子。姥姥却是一个很容易有明朗微笑的富态老太太，她的衣着总是很整洁，面皮白净。比较而言，我觉得姥姥更亲切。但是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她洗脚，她把畸形的缠过的小脚突然露出来的时候我大惊失色。虽然这和她是不是地主没有点关系，但她的亲切形象一下被全部破坏。我从此决定绝不再和她单独相处。
姥爷姥姥一开始和我们同住一个院子，他们住的两间平房在前院，和我们住的后院隔着一排树和一道墙。虽然一想到他们是地主，我心里就有点别扭，但我从爸妈对两位老人的态度上学会了起码尊重他们。总的来说，两个老人十分安分守己，没有特殊的事情从不到我们的楼里来。他们似乎既不特别希望对我们表示慈爱，更不敢期望儿孙们早晚侍奉。当时我有一位表妹，也就是我小姨的女儿放在姥姥这里抚养，因为她，我有时到姥姥姥爷的房子里玩。我的印象里，两位老人都不多话，也不严厉，我们玩，他们在一边静静地看，从不指导或者干涉我们什么。
但是这种脆弱的关系却随时可能受到破坏。
那时在小学生中间，流行用一种塑料的文具尺，我们叫它化学尺子，比木头尺子又轻又漂亮。我很想要，但又不敢和妈妈说。因为这种要求通常是不被批准的。姥姥不知怎样知道了，就对我说：“不点儿，你和我上街，姥姥给你买。”我一高兴，忘记了自己不和姥姥独处的原则，欢天喜地地跟了姥姥去。买了尺子，姥姥说：“累了，咱们坐三轮车回去。”姥姥叫了车，蹬车的汉子把我放在她的膝盖上，姥姥说：“乖，别动啊。”我坐在姥姥膝盖上，觉得心情都好得不得了。姥姥也高兴。胖胖的她笑起来，身上颤颤的。
离家不远时忽然出了事。我没有搞清楚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只觉得二轮车大概是要避让什么东西，忽然在原地打了一个旋，车头高高翘起来，我和姥姥则被仰面朝天困在车座上。我身子轻，一翻身跳起来，姥姥体重太沉，越急越起不来。蹬车的汉子忙不迭地去扶她，看到姥姥狼狈的样子，脸上不知不觉地带出了一点窃笑。姥姥一下子恼了，冲那汉子大喊起来，威胁着不给他车钱，还说是摔坏了孩子决不与他善罢甘休。这下那汉子慌了，脸色苍白，哆哆嗦嗦说不出话来，几乎要给姥姥跪下。姥姥越发不依不饶，还让那汉子赔我摔坏的尺子和她刚买的苹果和柿子。看到姥姥越来越凶狠的样子，还让人家赔我并没有摔坏的尺子和她未必不能吃了的水果，我的心里忽然浮上“地主婆”三个字，而且觉得眼前的这一个，实在是符合凶狠、贪婪等所有标准的，如假包换的一个。
我大喊：“我没摔坏，尺子也没坏……”一边喊，一边莫名其妙哭起来，然后拔腿就跑。姥姥愣了，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只好拐着小脚来追我。我们跑到家，姥姥拉着我，一个劲儿地问：“好乖，吓着没？吓着没？”我故意沉着脸不理她，使她惊悸不安。好几日，姥姥见了我就一脸的愧疚。
我并不关心这次姥姥是否受了伤，也不知道给没给车钱，我只是又下了一个决心，再不和姥姥上街买东西。
终于，姥姥姥爷不得不搬出了我们家的院子。这是因为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姥爷信耶稣教，是一个耶稣教徒。他到北京以后，仍然参加耶稣教堂举办的宗教活动。有一次，他参加的活动被公安部门监控。活动结束后，一个公安人员跟踪姥爷。他看到姥爷堂而皇之地进了公安部长的家，不禁大吃一惊，一时真不知道怎么办好。后来妈妈知道了这事，觉得住在一起还是太不方便，就托人在我家附近又找了一个小院子，把两位老人安顿下来。这以后，他们就很少到我们家里来，过年过节，妈妈也是上门去看他们。我的印象里，妈妈没有带我们去过。
“文革”开始，爸妈都被作为走资派打倒了。红卫兵兴起的“破四旧”运动在1966年8月及以后的日子达到了高潮。秋天原本是北京最美好的季节，但1966年北京的秋天却到处是刺鼻的血腥。所谓的“破四旧”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无法无天的打、砸、抢运动。许多人在这场红色恐怖中受到骇人听闻的迫害①。
有一天，一群红卫兵冲进了我们家，他们不知怎么知道姥姥姥爷的住处。姥爷那时在颐和园园林管理处工作，那天不在家，红卫兵只抓到了姥姥，并把她带到我们家。那天，中央警卫局的人事先听说了红卫兵要到我们家里去，提前把妈妈转移走了。红卫兵找不到妈妈，就把姥姥推在地上，当着我们的面拷打她，问她我妈妈在哪里。用呼呼作响的皮鞭赶着她在地上爬，一边强迫她叫：“郝治平，你在哪里？你出来吧，……”打了一阵，没有结果就推推搡搡地带走了她。从头到尾，我默默地注视这一切，一点也没想到在这样一个老人受到残酷虐待的时候做点什么来帮助她，更坦率一点说，连我心里涌起的同情都少得可怜。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姥姥。她很快被红卫兵强制送回了老家临漳，姥爷没有多久也被强制返乡。姥爷一路上受尽欺凌和折磨，回到家里，他只进屋在姥姥床边坐了一会儿，当夜就在老家的堂屋里悬梁自尽，没有给任何人留下只言片语。姥姥的腿被红卫兵打断，在床榻痛苦地挣扎了三年，也在1969年悲惨地去世了。他们二老先后离开世界的时候，都只有我三姨在。作为地主和走资派的亲属，三姨的处境可想而知。两位老人入土时，除了身上的衣服，什么都没有。1986年，妈妈离开家乡30年后重回故里，她将两位老人合葬。挖开坟，由于下葬的时候没有棺木，姥姥姥爷都只剩下一堆白骨，姥姥的腿骨还是断的。捡拾这些骨头的，是我前面提到的，由姥姥养大的小表妹。
这几年，妈妈岁数大了，她开始给我们讲她小时候的故事，有时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