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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浪，看上去挺吓人。不知根底的人视为畏途。但是只要越过这个地方，往深水里去，浪再大也不翻不卷。只要顺着风势水势，游起来就比较自如了。
那天毛主席一下海，就像往常一样向深水处游去。毛最喜欢的游泳姿势是那种与众不同的侧仰泳。即身体像仰泳一样平躺着，手脚划动时却偏向一侧。这种姿势由于“文革”时放映的毛泽东畅游长江的纪录电影，已经闻名世界。那天，当他们一行人游到“沙墙作用”造成的浅滩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因为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浅滩处追着那些白色的卷浪玩，所以看得十分清楚。毛主席显然是想冲过这些卷浪，但他的姿势这时候成了大问题。这种不正规的姿势虽然省力潇洒，但是速度较慢。一个卷浪打过来，毛要被冲出去很远，他的姿势使他不能抓住白浪翻卷的间隙，快速冲过去。在这种时候。毛是绝不会接受别人的帮助的。几个卷浪打过来，毛这一行人就被打到岸边。我们从小就被大人告诉，毛主席的一切活动都是不可以被打扰的，所以，我们没有走过去，也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只在远处看，但从远处也可以看到，毛在激动地说着话，伴着他特有的倔强的昂首挺胸的姿势。他周围人的都在气急败坏地围着他团团转，显然，和海浪搏斗的几个回合下来，毛泽东已经被大大地激怒了。他现在一定是在别人劝他不要再试的时候大发脾气了。一会儿，显然是作出了新的决定，这一行人又跌跌撞撞走回海里。这在我们是预料到的事，因为毛泽东当然是不能被人说服，他是一定要游过去的：所以我们的心情也不由得紧张起来，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怎样收场。
后来，毛泽东当然还是游过了这个浅滩。是别人帮了忙，还是自己改变了姿势游过去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他游过去以后我们大家的愉快心情。我相信，那个下午在五浴场，目赌了这一幕的所有人一定都有如释重负之感。
当毛泽东凯旋上岸后，我们也兴高采烈地收兵上岸了。毛泽东显然注意到我们在风浪里嬉戏的样子，他指着我们问身边的人：这是谁家的娃娃？有人告诉他之后，他挺高兴地冲我们笑笑，准确地说是冲正在走过他身边的我笑笑，笑里充满赞许和喜悦，似乎颇引我为同道。这个笑容令我难忘。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不管人们现在怎样评价这个人物，我却常常怀念它，怀念这个属于我的笑容。后来，在卫士李银桥写的回忆文章里，读到过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滩向风浪冲锋，并向卫士们大发脾气的事。只是不知道，毛的类似经历有几次，李银桥写的和我经历的是否是同一次。
五浴场里最轻松愉快的是爹爹（即朱德总司令）。他老穿一身舒适的布或者麻的衣服。说也奇怪，毛泽东也穿宽袍大袖的布衣服，但那些衣服在他的身上有一种强烈的符号感，好像有深奥的哲学含义。可穿在爹爹身上却只有朴素自然。连他手里的一根拐杖，虽然提着的时候居多，也让人觉得那么好看。爹爹下海，完全听其自然。套一个大大的救生圈，任凭游泳排的人把他拖到哪里。有时想上东，水或者风把他推到西，他也就去西。反正泡的时间差不多了，他就上来。天气不好，他就和他的卫士长在浴场里下象棋。古铜色的木棋子握在他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大手里，慢慢举起来，静静放下去，满棋盘的沉稳之气，逼得观棋的人大气也不敢出。姓葛的卫士长未必下得过爹爹的，但是他常常摆出他是故意输给爹爹的样子。爹爹当然并不计较，只是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罢了。
爹爹的这种心境，在每周末为各位中央首长举办的舞会上更显独树一帜。他一手拥着舞伴（临时请来的文工团员，或者年轻的女工作人员），拐杖挂在另一只手上，自乐曲开始时起步走，他向前，舞伴退后，走到头，向左或右转，再走下去，仍然他向前，舞伴退后，舒展自然，自得其乐，直到乐曲终了。我们都认为，爹爹这样子一定会长寿。
要是沙滩上出现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一大家子人，那就是刘少奇和王光美带着他们的儿女来了，兴致勃勃、亲亲热热是这个家庭的特点。他们能够在海里形成不小的一个方阵。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家的做派，这么说吧：五浴场里的家庭，在海面上形成方阵的能力方面，也就是人数多和相处和睦的家庭气氛方面，没有人可以和我们两家相比。我们家的方阵和少奇同志（那时爸妈是这样称呼他们的。大人们之间的称呼在我们看来很没有一定之规，他们称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总理，朱德为总司令，刘少奇为少奇同志，而陈云、林彪和邓小平则一般被称为五组、六组和七组）家的方阵在海上相遇，是五浴场整个夏季里最热闹好看的场面。
五浴场的沙滩上，有几位女性经常吸引我的目光。
王光美很年轻，高个子，皮肤白皙但略显粗糙。听大人们说她是40年代北平的大学生，出身于资本家的家庭，但她坚决地参加了革命，并在革命胜利前夕成为刘少奇的第四任妻子。1964年，爸爸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参某长。中共委员是叶剑英，同在一起工作的还有副参谋长耿飙，顾问饶漱石③及李克农④、荣高棠等人，中共代表团的翻译是黄华、董越千、康黛沙和王光美四人。那时我妈妈带着刚会说话的大姐峪田，王光美那时候才20岁出头，妈妈让大姐叫光美姐姐。进了城。光美姐姐嫁给了少奇伯伯，变成了光美阿姨。姐姐很快改了口，在我看来，光美阿姨确实和许多阿姨不一样，她除了举手投足总有一种谨慎之外，恐怕正由于她是刘少奇的妻子。她在许多时候显得比别人更俭朴、谦虚和亲切。我喜欢她得体的样子和笑容，她和刘少奇前妻的几个孩子相处得也还融洽。看着一大家人高高兴兴一块儿过日子，真是件挺好的事情。
另一位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的寡妻刘松林。她梳着一条黑黑的大辫子，总是穿素净的连衣裙，常常安静地出现在沙滩上，有时她和毛泽东一起来，只交换很少的几句话。多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来，一个人游泳。没有人陪她，或者是她不喜欢有人陪，她不大和别人打招呼。她一来，沙滩上就比往日安静一点。提到她，大人们总是很怜惜的表情、她的忧郁和孤独。赢得了多人的满意和同情。后来她又嫁了人，北戴河的海滩上再也没有了她的孤独的身影。
毛泽东的亲人们似乎都是单个地和他在一起，如果李讷在，李敏就不一定在，如果女儿在，媳妇就不在。江青更是不和女儿、媳妇甚至毛泽东在一起，她总是单独地出现，更是不和别人打招呼。从来不下海，只一个人在海边坐坐就走。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她的身体非常不好，到哪里都有医生和护士陪着。
还有一个瘦小黧黑的姑娘给我留下深刻记忆，她姓陈，他的叔叔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她老到我们浴场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和在我们浴场里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杨大哥）谈恋爱。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似乎是因为她的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胆怯、自卑和哀怨。这种神情由于只在她和别人的目光交换的那一刻闪现，才显得格外神秘和夺人，她和杨大哥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很欢愉，但每当有人从他们身边路过，短暂地打破他们的二人世界时，那个要命的眼神就会出现，我自认为她的每个神情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但我不知道这神情的后面是什么。
多年以后，我终于听到了这个凄惋的故事，使我猜了那么多年的谜有了谜底。故事是杨大哥亲口讲述的。原来，陈姑娘的叔叔是个劣迹累累的无耻之徒，侄女在他家不仅受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处，竟然还被他很早夺去了贞操。杨大哥知道真相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没有和陈姑娘建立家庭，但他却一直受到良心谴责。后来不清楚陈姑娘的下落了，只知道那个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高官稳坐。而杨大哥在以后的生活里却一直颇多苦恼，尤其是在家庭生活方面。据说屡受挫折之后，竟变得花天酒地起来。去年突然听说他大病缠身，挣扎了数月，竟在不到60岁的年龄上早早谢世了。
注释
①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人。中国共产党内有名的四元老之一。当时的职务是国家副主席，党的政治局委员。其他三老是徐（特立）老，林（伯渠）老和谢（觉哉）老。
②王稼祥（1906－1974），安徽泾县人。曾任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
③饶漱石（1903…1975），曾用名梁朴。江西临川人。曾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组织部长等职务。1953年因“高饶反党集团”问题被开除出党。后病故。
④李克农（1899…1962）；曾用名李泽田、李震中、峡公。安徽槽县人。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参与朝鲜停战谈判。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曾任中央调查部部长，中共中央委员，政协常务委员。
9。跟苏联人踢足球
天地之子呀，你听着，你现在的幸福是由于神，……
——《失乐园》194页
50年代，世界上两个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从好到坏的过程。
由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在1917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列宁去世后，这个党由斯大林领导。50年代初，刚刚建立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把苏共作为自己的老大哥，把来自强大苏联的援助当做发展经济的重要依托。
1953年5月，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由苏联大规模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的协定：由苏联人在到1959年的六年时间里，帮助中国设计和建设150余项大中型工程项目。此后，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享受着当时高于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水平的特殊待遇。那时候到北戴河夏季度假的人除了我们这些人之外，就是这些苏联专家了。
他们住在专为他们修建的别墅区，在北戴河镇的东侧，靠近鸽子窝风景区的地方。在我们看来，他们的别墅区更漂亮。设施更齐全，更有异国情调。比如说他们浴场的沙滩上有像苏联电影里一样的彩色阳伞、白色沙滩椅，他们别墅的小卖部经常有外国酒和冰淇淋卖，他们还有一个气派的标准足球场。这使我家大哥和他的一帮年龄相当的，爱踢足球的朋友们羡慕不已。
大约是1955年的夏天，苏联专家的孩子们约我们这区的孩子们进行足球友谊比赛。这些苏联孩子是在夏令营中被专职的足球教练训练了一个夏天的。迎战的是我家大哥、良羽、叶挺的儿子叶正光、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等，都是一些十五六岁，血气方刚的半大小伙子。
比赛从开始到结束，共踢了90分钟，双方未进一球。踢平后，苏联教练叫加时，还没等中国孩子反应过来，他的队员已经开球，冷不防的就把球踢进了大门。踢进了一个球，教练马上就吹比赛结束。苏联孩子心领神会，一哄而散。把中国孩子晾在操场上，气得七窍生烟。
小青哥哥他们气不过，回去跟贺龙元帅告状。贺龙伯伯莞尔一笑，只说四个字：“来年再战。”
第二年暑假，中国孩子早早来到北戴河，开始为比赛做准备。贺龙元帅为他们请来了北京队的队员方韧秋做教练。还从景山少年官少年足球队请来了三个队员，分别担任后卫、中场和前卫。业余球员的老班底里又加上了粟裕②大将的儿子粟戎生，郭沫若的儿子郭汉英，张闻天的儿子张宏生等人。记得为了踢球方便，戎生一放暑假就住到我们家来。使我们原本热闹的家这年夏天更热闹了。
这些人每天到那个足球场上去练球。那股励精图治、誓死胜利的虎虎生气把苏联人震住了，觉得中国孩子不可小视。他们沉不住气。从青岛、大连请来三个苏联水手参加他们的足球队，也开始天天练。苏联人本来就高，加上这三个人都是大人了，跑在球场上比中国孩子高出二个头。
定好的比赛日期很快就到了，和苏联人踢足球成了那年夏天北戴河的重大事件。那天，除了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之外，很多叔叔伯伯都去了。其中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③、彭真、郭沫若，还有贺龙和爸爸。大家都去给小青哥哥他们助威，一是这几个小后生去年确实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另一个隐隐约约的原因则是上面说过的，两党关系问题。
1956年的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些裂痕，在这年2月苏共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背着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作了批评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毛泽东对此大为不满，认为他的这个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漏子。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在4月5日发表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全力维护斯大林形象和“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中苏论战，或者说中国共产党反对苏共修正主义的斗争自此拉开了大幕。所以这场孩子们之间的足球胜负有意无意地被大人们赋予了一层特殊的意义，成了这场社会主义阵营内两党斗争大背景下的一个小事件。
中国孩子这面是张宏生守门，上场的有选宁、正光、戎生、良羽和我大哥等人。张教练站在大门边。苏联队除了孩子们之外，三个大人也在场上，特别显眼。开球后，张宏生看苏联队员人高马大，来势凶猛，不由有些慌乱。他对张教练说：他们大人都上，咱们也上，你来守门。说了几次，张教练不耐烦了，说：你真罗嗦。你下去。张教练让我大哥去守门。我真替他捏了一把汗。赛了一阵，中国孩子踢进一球。苏联教练急了，叫原来的守门员下，他自己跑上去守大门。这样加上他，苏联队一共四个大人在场上、这个教练守门的技术并不高明，他上场把事情弄得更糟。选宁在苏联队门前大脚高调，球飞起后摇摇晃晃进网，苏联教练一时拿不定主意怎样去接，笨头笨脑地跳起来，双手伸向天空去挡，球从更高处掉下来，在他的两手之间直落网底，中国队再得一分，全场哗然。不久，正光又用头顶进大门一个球，苏联教练的反应仍然很慢，动作仍然惨不忍睹。中国队连得三分，苏联人情绪激动起来，加强全场反击。在中国队的球门前，苏联队的大人球员一记劲射，我大哥拼命扑上去，球扑出去厂，全场欢呼。但是他下巴上不知为什么挨了一脚。球赛结束后，小青哥才觉得下巴痛，后来人家分析可能是他太性急，把射进的球和射门的脚一起扑出去了。总之不是苏联人的脚踢了我大哥的下巴，就是大哥的下巴扑了苏联人的脚。
中国队最后以四比二胜了这场球。所有的叔叔伯伯那高兴得像孩子似的。周总理提出大家照个相留念，中国孩子和观众都围上来。周总理颇有风度地向挤在一边的苏联人连连招手，说：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友谊比赛嘛。
晚上，在五浴场旁边的西浴场看电影，周总理看到立下汗马功劳的勇士们，又特意走过来握手，把大哥他们一帮男孩子乐得不知怎么好。
这张相片现在还在，看到它时，我会重温一种恍若隔世的宁静和欢乐。它们在遥远的过去向我微笑，提醒我生命中有过这么无忧无虑的时光、我们的这种童年幸福是因为它刚好处在一些伟人事业的上升期，在这些伟人的庇护下，我们这些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安全感。
注释：
①叶挺（1896…1946），广东惠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期著名将领。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强行扣押。度过了五年多的监狱生活。抗战胜利后被营救出狱。1946年4月8日，在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②粟裕（1907…1984），湖南会同人，新四军著名将领，1955年授予大将军衔，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职务。
③林伯渠（1886…1960），原名林祖涵，湖南临澧人。中国同盟会早期会员。1921年加入共产党。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0。把金纳姐姐领回家
从那时起，我觉得男性的恩情和智慧胜过美，只有这才是真的美。
——《失乐园》148页
金纳姐姐是烈士邓发的女儿，是爸爸把金纳姐姐领回我们家。。电子书下载
关于邓发，我知道的只限于党史资料：他是广东云浮人，原名邓元钊。1922年至1925年他在苏兆征的启发和引导下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成为一名工人运动的领袖。在中央苏区他担任过中央局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延安时期他担任过中央党校校长，1945年他作为中共工委书记代表解放区80万职工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1946年4月8日，邓发乘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因飞机失事遇难。和他同机遇难的还有当时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王若飞、博古，刚刚出狱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王若飞的舅舅、教育家黄齐生先生等，党史上称为“四八烈士”。他遇难时金纳姐姐大约八岁。父亲牺牲后，金纳曾和许多烈士的子弟一起被送到苏联莫斯科共产国际开办的国际儿童院，解放后才回中国来。
我大姐峪田说，她上育英小学的时候，每到星期六，各家的父母来接孩子，金纳总是和她一起被接回我们家。她从来没有感到过奇怪，也没有问过为什么，她觉得和金纳共同享有一个家庭是件挺自然挺愉快的事。那个年代革命队伍里的孩子完全没有私有概念。
原来，爸爸当公安部长不久，有一次到广东出差。大约是想减轻一点妈妈带孩子的辛苦，工作之余，他还带着大哥小青和大姐峪田。在广州，爸爸碰到金纳的母亲。也许是爸爸百忙当中还带着孩子的事使金纳的妈妈心有所动，她对爸爸说，她的女儿金纳刚从莫斯科的国际儿童院回来，很不适应南方闷热潮湿的气候，托爸爸将金纳带到凉爽一些的北京上学。爸爸和邓发以及金纳的妈妈都不相熟，但金纳是烈士的遗孤，爸爸自然觉得义不容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