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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并不都和他一样认识。特别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国民党人更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他们虽然提出了以“耕者有其田”为实际内容的“平均地权”的政策办法，但是没有采取发动农民自己起来斗争的实际行动。
毛泽东的实践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他在韶山创办了农民夜校，一方面进行宣传和教育，发动和组织农民成立自己的农会，开展各式各样的斗争；另一方面，他又认真地调查和了解农村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听取农民的要求，总结农民运动中的经验和教训。
1926年广州的春天，白天的气温虽然宜人，晚上，毛泽东一人躺在板床上，番禺宫的间隔正面空空荡荡，办公室兼卧室实际上相当于过道和走廊，薄被拥身不免有一丝凉意。
紧张的一天过去后，学员们陆续进入了梦乡。讲习所大院里显得肃静空廓。毛泽东的脑海里，自然涌现出在韶山冲开展农民运动的情形，耳边又响起农民的诉苦声：
韶山冲来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
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伴一生。
农民头上三把刀，债多租重利息高；
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
这声音在他耳边回响，拂之不开，驱之不去。
毛泽东陷入了深思。
是的，这声音又何止是韶山冲老乡苦难生活的写照？全国农民不都是这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吗？
不行！不行！
“红旗卷起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有压迫就要有反抗，中国农民，不，何止是中国农民，全中国人民都应该起来反抗“三把刀”，推倒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鲁迅刚不久（1925年4月）发表的杂文《灯下漫笔》，其中一些话说得是何其好啊，他说：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得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又说：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宴，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完全同意鲁迅的这些观点的。他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怎样动员起广大农民，动员起全国有理想有热血的革命青年，来“扫荡”“食人者”，“掀掉这筵宴，毁坏这厨房”。具体地说，在目前，就是怎样办好讲习所。他要把自己在湖南等地积累和总结的农民运动的理论和经验，尽快运用到现在的实际斗争中去，培养出一批全国的农运干部，让他们到革命的大风浪中去搏击，在全国范围内开花结果，发挥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这时的毛泽东，“恰同学少年”，正意气风发，浑身精力全部扑在了农讲所的工作上。
为了办好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多方筹划，工作十分繁忙。
他不仅要负责讲习所的全面工作，还要亲自为学员们讲课。
他讲授的三门课程是：《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其中《中国农民问题》为23课时，为农讲所各门课程中课时最多的一门，也可以说是一门主课。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既重视讲习所的教学工作，又重视引导学员对农民问题的实际调查和研究。
与此同时，他还特别重视教员在整个讲习所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的精心安排下，讲习所聘请了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内一些着名的人物如林祖涵（伯渠）、张太雷、萧楚女、邓中夏、周恩来、高语罕以及汪精卫、陈公博等人为讲习所教员。这在当时，对提高讲习所教学水平、教学质量以及扩大讲习所的影响，发生了重大作用。
总之，为了迎接革命高潮和北伐战争的到来，毛泽东殚精竭虑，决心让这位处南国的广州刮起一场革命的风，以便让它能够吹向北方，吹遍全中国。
●三、诗人郭沫若投身革命
就在这个时候，大名鼎鼎的诗人郭沫若也来到了广州。
郭沫若此时所以到广州，起因是瞿秋白的推荐。
当时的瞿秋白不但是革命文学运动中的一员闯将，还是一名重要的共产党人。他曾以最早写出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文学报告《赤都心史》和《饿乡纪程》闻名文化界。他不只是一名文化战士，更是直接参加革命活动的实践家。1923年底至1924年初，他曾又一次随中国代表团赴俄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一方面在上海大学任教并从事革命活动，其间还出席过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在上海期间，与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的郭沫若结识。
郭沫若对瞿秋白十分钦佩，瞿秋白对郭沫若也十分赏识。瞿秋白到广州后，看到广州革命工作特别是文化战线需要人员投入，经多方研究和联系，他大力举荐郭沫若到广东大学担任文科学长一职，具体操办则由当时在国民党中任中央农民部长的林伯渠负责。
瞿秋白的介绍和推荐，正合郭沫若的心意。他很快回信表示同意，并积极作好动身去广州的准备。
郭沫若的到来，为“革命策源地”广州增添了热气，更增添了活力。事实上，他也是特意为投身革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参加到北伐大军之中而来的。
郭沫若是1926年3 月18日离开上海而于同月23日到达广州的。
这一年，郭沫若34岁。
这时的郭沫若已经是一位全国闻名的大诗人了。
如果说，这时的毛泽东在党界政界，在革命队伍中，已有一定的地位，但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文化界的知名度还不是很大，郭沫若则在社会上，特别是文化界青年界已经是名声大噪。可以说，他是挟大诗人、大文豪的名气甘愿来做革命阵营中的普通一兵的。
郭沫若是四川乐山人，家在峨眉山下，大渡河边。那是一个号称“海棠香国”的地方。唐代大诗人李白曾有诗句“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写的就是这里。
人们都说：四川出才子。的确，以文学而言，从唐宋时代的李白、苏轼，到现代的郭沫若、巴金，甚至元帅诗人陈毅，他们的才华无不都光彩照人。
郭沫若不愧是开一代诗风的诗人，他于1921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女神》，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为中国现代诗歌开拓了一个新天地。他开始创作新诗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处于高潮时期。尽管他当时还在日本留学，不是身处文化运动的中心，但他的思想、情绪以至呼吸都是和国内的热血青年密切相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后来，他和创造社的朋友一起回国，继续文学创作，写出了大量新诗和诗剧。他诗中澎湃的热情和瑰丽的想像，他创作时运用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手法，使他的作品成为了时代的强音，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人们认识了郭沫若，理解他，喜欢他，并把他看成“时代底一个肖子”，自己的代言人。
郭沫若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当时在政治思想上也十分革命，相当激进。尽管他当时的思想还属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但他大胆探索，积极进取，较早地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1924年，他“把研究生理学的志愿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维系着生命的梦想”，这梦想是“对于社会科学的憧憬”以及由此而生的参与社会变革的热情和理想。他在生活条件相当窘迫的情况下，进行了对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河上肇博士所写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的翻译工作。
在日本福冈市的一间陋室里，他跪坐在草席上，以一口中国式的皮箱作为矮桌，用砖头磨平充当砚台，就这样从清晨到深夜，用了50天的光景译成了这部20多万字的大着。书译出后，他说：“这书的译出在我的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我从前只是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的作用了。”
虽然还不能说这时的郭沫若已经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确是认识到“深信社会生活向共产制度之进行”“是必然的路径”，而他本人也毅然“从文艺运动的阵营转进到革命运动的战线里来了”。
从这一过程看，郭沫若毅然决然地于1926年3月离开上海文坛，到广州投身革命，在他的思想上是有其必然的内在原因，而这也可以说是郭沫若走向革命的重要一步。
郭沫若之所以那样毅然决然投身广州革命，也还有另外一些客观因素。这就是1924年6月，亦即是郭沫若正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时候，他在创造社的好友成仿吾先他一步去了广州。
成仿吾的去广州，又与其长兄成劭吾有关。
成劭吾当时在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军需处长。成仿吾深受其影响，对革命不但发生极大兴趣，也抱有极大的热情。
成仿吾到广州后，任广东大学理学院教授，同时兼任着黄埔军校的教官。他与郭沫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郭沫若把自己生活中和文学创作中的许多心得在信中倾诉给他，而他也随时把广东的局势告诉给郭沫若。
半年之后，郭沫若又从日本回到上海，正巧成仿吾的大哥成劭吾因心脏麻痹症突然亡故，仿吾扶柩回沪，两人得以重聚。
当然，这次聚会的心情是沉痛的。两人在精神上受到的打击和经济上遭遇的窘迫，使他们感到沉重的负担。
不过毕竟是老友相逢，他们谈得很多很多，不但谈了别后的情况，更讨论了今后的打算。广州的形势自然成为他们重要的话题。成仿吾详细具体地向郭沫若介绍了广州革命热情的高涨和进行北伐的准备。这一切，引起郭沫若极大的兴趣，不知不觉地使郭沫若对广州产生了憧憬和向往。
如果说，成仿吾对广州情况的介绍还只是在郭沫若思想上感情上发生了作用，使他产生了到广州去的想法，真正的行动还没有立即决定，那末，郭沫若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的一次流血事件，就更使郭沫若下定了决心。
这就是1925年5月30日发生在上海的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次具有极深影响的事件。惨案的发生，事因日本资本家公然开枪打死中国工人顾正红，引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人民的极大愤怒，遂于5月30日在上海公共租界集会游行，抗议工人被杀，学生被捕。义愤填膺的群众高呼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表现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无比义愤。然而，这一正义行动和斗争遭受到英帝国主义者的镇压，英国巡捕野蛮开枪射击示威群众，致使死11人，伤数十人，造成血染上海南京路的惨案。
面对帝国主义的野蛮行为，中国人民极其愤慨。人们更看清楚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情绪更加激昂。
当时在北京的鲁迅立即着文揭露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抗议它们犯下的罪行，号召国人团结奋斗，“共同抗拒”帝国主义，希望人们“奋斗30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
郭沫若和鲁迅还有所不同，他当时就住在上海，而且当天下午亲临惨案的发生地南京路，“亲眼看见一些英国巡捕和印度巡捕飞扬跋扈，弹压行人的暴状。”当时他就“几次想冲上前去把西捕头的手枪夺来把他们打死。”他虽然没有亲身参加群众的示威游行，但从目击者口中听到惨案发生的详细经过。他就像亲眼看见了端起的步枪和举起的木棍，看见了外国巡捕“两手都握着手枪，鹰瞵鹗视地东奔西突”。一向是满腔爱国爱民的激情的郭沫若，他当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惨案发生后，郭沫若立即起草了一份《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五卅案宣言》。在《宣言》中，郭沫若悲愤地写道：
“五卅”惨剧，英人残杀我无数同胞，激起我们空前的民气，我们于悲愤泣血之余，亦闪出希望的光辉，觉得我们中华民族尚属大有可为。我们的国家，素号为睡狮，到这时是真正醒了。
就在惨案发生后两个星期的时间里，郭沫若愤然写出了以史喻今的两幕历史剧《聂嫈》。从剧中人物无畏和反抗的性格中，读者可以领会到郭沫若的良苦用心，可以看到他歌颂“君义已云高”和“义气耿千秋”的真正目的，唤起现实生活中的人不畏强暴，不怕牺牲！
诗剧《聂嫈》在当时的上海产生了巨大反响，后来与另两出诗剧《卓文君》、《王昭君》一起结集出版，取名《三个叛逆女性》，在全国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过，郭沫若并没有停止于此，满足于此。他本人无疑是更渴望投身到革命实践中去，到革命的最前线去。
从当时的情况看，革命也确实需要他这样一些有胆识、有热情、有能力同时也有巨大影响的宣传家和活动家。
这样，郭沫若南下广州的主客两方面的原因都已具备，都已成熟。现在，就等着契机的来到，等着有一天忽然出现一个引发点。
这个契机，这个引发点，很快就来到了。
那是1926年2 月末尾的一天清晨，郭沫若照旧起得很早，他总要在早饭前赶写出一些文字，或者读一点书。这一天，他觉得精神特别好，工作效率出奇地高。早餐后他接到了一封信。信是由广东大学寄来的，信中非常诚恳和热切地表示希望他接受该校文科学长的聘请，也就是请去做现在一般所说的文学院长。
这当然是令他兴奋不已的事情。
广州，是他向往了许久的一个神圣的地方了。此前他一直没有机会亲赴那里，但他始终关心着那里的局势，他的声音和行动也始终与那里的脉动保持着一致。他一向认为：在“中国这个时代，这个环境里面，能够担当国民革命这个工作的”，能够“改造中国的局面”的，只有“国民革命策源地”广东。现在，能有机会踏上那片土地，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郭沫若是一个十分外向的人。他得到广东的聘请，一时难以压抑心中的激动，立刻跑到同在上海的另一位创造社成员也是他的好友郁达夫的住所，和他商量，希望他和自己一道南下。
当时，郭沫若还准备多邀集一些志同道合的好友同行，因为他知道，大家的愿望是一致的，大家的理想都是能到广州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常云湄、蒋光慈和田汉都有各自的职守和各自的原因，一时不能离开。这时，只有郁达夫积极地响应他，表示可以和他同行。
于是郭沫若立刻给广东大学回信，表示欣然同意接受广东大学的聘请。
创造社另一位元老郁达夫，在当时的文学界影响和声誉也并不怎样小于郭沫若。
和郭沫若不同的是，郁达夫当时是以其浪漫主义小说创作着名于世。他的一些小说如《沉沦》、《南迁》等在社会上特别是在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有些人甚至刻意模仿作品中人物的穿戴，其影响之深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
当时郁达夫政治思想也十分激进。以他当时的思想论，虽然他口口声声谈“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但就其实质也还是应该划入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不过，就他当时一些言论看，他在一些大是大非上，还是表现了难能可贵的超前观点的。譬如当时国民党右派在“五卅”事件后乘机用“赤化”、“共产”等罪名陷害革命群众。郁达夫即尖锐指出：“说对方是‘赤化’了”的人，还有“攻击共产党的诸君”，“若要攻击，请拿出实力来，把那些军阀先杀个干净再说。”这样明白公开的言论，在当时还不是很多的，因而对于长革命派的志气大有好处。
郭沫若邀郁达夫一同南下时，郁达夫正在上海和郭沫若等一道组建创造社出版部，出版《创造月刊》，正是创造社由主张“为艺术的艺术”转到“为革命的艺术”的时候，一般被人看作是创造社的转换期，亦所谓创造社的第二期。郁达夫革命思想高涨，是十分自然的事。因此，当郭沫若接受广东大学之聘担任文科院长，而郭又邀郁达夫同去任文科教授时，郁达夫欣然同意，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郭沫若表示同意的回信寄出不久，广东大学的聘书和旅差费就很快转到了上海。
聘书和旅费是由林祖涵（伯渠）的弟弟林祖同从广州直接带到上海的。可见聘任和受聘的两方面都非一般的积极和热情。
以郭沫若在文坛的影响，他能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既是他的荣耀，也是广东大学的光荣。同样，郁达夫同意到广东大学任教授，既是郁达夫本人的心愿，也是广东大学的壮举。
当时的广东大学已经聘请了许多国内知名的学者教授，郭沫若以及郁达夫的加盟无疑使广东大学力量更加壮大，可以说是如虎添翼。
3月18日，也就是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被鲁迅称之为“中华民国最黑暗的一天”，一艘轮船响过最后一声汽笛，缓缓驶离黄浦江口，向大海的深处驶去。轮船上就载着郭沫若和郁达夫；他们在微雨中告别了家眷，登上了这艘轮船，高高兴兴地奔向憧憬已久的广州。他们当然并不知道这一天在北京发生的事情。
毫无疑问，惨案的血预示着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要经过漫长痛苦的道路，黄浦江口上空密布的乌云也显示出郭沫若、郁达夫们前途未必那样光明。
但是，有一点是郭沫若没有想到的，那就是，他将在这次旅行的目的地广州和一位特别重要的人物相会，并由此和他开始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这位重要人物在今后的岁月里，将领导中国人民掀起天翻地覆的斗争，彻底改变旧中国的面貌，让全世界都感到吃惊。
此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上面已经说到的毛泽东。
●四、相会在林伯渠的书房里
经过五昼夜的海上航行，1926年3月23日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