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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青年学生运动之前，新文化运动实际已经滥觞。以高张“民主”、“科学”两大旗帜的《新青年》的创刊起算，应该从1915年开始。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思想酝酿舆论准备的结果。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或合称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运动的新局面。可以说，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还处在愚昧残酷的封建专制的暗夜里。自此而后，中国才有了一系列前赴后继的革命和斗争；经过它的洗礼，才在这些革命和斗争中涌现出无数各种各样的人物。因此，怎样高地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都不为过！
毛泽东和郭沫若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具体而言，正当五四运动处在高潮时，他们两人恰好又都不在北京，不在运动的漩涡中心。
毛泽东到北京的时间是1918年8月，虽然在北京大学接触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闯将，结识了一些新进人物，感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气氛和熏染，但到1919年3月，即在五四青年学生爱国流行运动前夜，他因参与组织留法学生勤工俭学运动离开北京到了上海。自然，他未能投身北京的学生运动，但他参与组织的中国学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和五四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总方向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青年爱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许多学生出国学习取经，也是为了探索救国求民的道理和途径。毛泽东自己没有出国，1919年4月6日，他在送走留法学生之后即回到了长沙。在长沙，传来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他在长沙积极响应，联络同志打起“毋忘国耻，誓死反抗”的标语，在当地立即掀起爱国热潮。接着又发动一系列活动，如创办《湘江评论》等，开展“驱张”（驱逐坐镇湘省的皖系军阀张敬尧）运动，创办文化书社，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等，为参加建立中国共产党做准备。这一切，充分表明他一直是站在新时代新潮流的最前列。
比较起毛泽东，此时的郭沫若正在日本留学。他是1914年抵达日本的，在东京高等预科学习之后，开始是学医，因生理缺陷（两耳重听），改而从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他正处在苦闷探索的亢奋期。生活在日本的郭沫若，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深刻感受， 曾说自己当时“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与此同时，国内传来民情波动的消息，加在一起，使他情绪更难以抑制。此时的他，不仅想借文学为突破口，写作出奔腾呼号的作品，也和许多爱国留学生一道采取一些实际行动，积极响应国内爱国风暴。突出的表现就是“五四”刚过的6月，他和同学组织了一个爱国团体“夏社”主要活动就是广为搜集日本报刊上的侵略中国的言论，然后译成中文刻印出来寄往国内，以激起国人反帝爱国的热情。在“五四”时代气氛和精神的激发感召下，他的创作热情如同火山一般喷突出来，在1919年冬和1920年上半年，出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他后来回忆说：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像一座作诗的工厂一样，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在1919年与1920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创造十年》）这是郭沫若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许多不朽的名篇，如《凤凰涅盘》、《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炉中煤》、《光海》等，都是这时写成的。
就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也是毛泽东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同时，即1921年夏，郭沫若和几位思想爱好共同一致的伙伴，在日本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为自己献身的文学事业同时也是革命事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时至此刻，毛泽东和郭沫若，一个韶山冲里的伢子，一个沙湾镇上的娃儿，通过各自的途径和通道，都成长为新时代的新青年，都正积极投入时代的潮流，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不过他们至此还互不相识，天各一方，没有任何交往。
他们还在等待时间和机会，在历史的重要关头汇合握手。
有一种说法是，五四时期郭沫若和毛泽东即虽说不上开始交往却已有过接触。具体是：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候，日俄战争爆发，他参加驱俄义勇队跑回国来，写诗明志，跑回来一看国内没什么动静，他就在北京转悠。杨昌济是日本留学监理，郭沫若就去杨家玩。杨家有一个年轻人来给他开门，开门之后默默就走了。待郭沫若和杨昌济谈话结束，这个年轻人好像听到一样，又赶快跑来开门，送郭出来，一句话都不讲。郭沫若说月亮之下，觉得那个人个子高高的，留着长头发。
后来郭沫若回忆说，那时候眼真拙啊，原来给他开门的人就是中共领袖毛润之啊。这就是郭沫若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
还有一种说法是，大革命时期郭沫若积极参与北伐，一下就官至国民革命军行营政治部主任。这时也跟毛润之有一面之缘。郭沫若回忆说有一天毛润之来要见张发奎，来到政治部，郭沫若就问“咦，你是毛润之吧？”毛泽东当时是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其实那个时候算是我（郭沫若）的上司了，但是我是蒋介石的秘书。要见张发奎啊，“好，我就写介绍信吧。”毛泽东就拿着总司令秘书的介绍信去找张发奎。张发奎在睡午觉，护兵就问有名片没有？毛部长说没有，只有一个介绍信。“介绍信放这吧，张长官在睡觉。”张发奎醒来，看到介绍信，“哎，中央领导来了，还拿了总司令秘书的介绍信，赶紧出来迎接。”
以上说法，乍听起来，好像有鼻子有眼，颇为有声有色，可惜并无根据，而且认真考察就会发现与事实严重相悖。以第一种说法看，首先，日俄战争是日本与沙皇俄国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战争时间是1904—1905年间，以沙皇俄国的失败告终。此时无论是毛泽东或郭沫若都还没有离开家乡，郭沫若是1913年才初出夔门，而毛泽东是1918年才走出湘省来到北京的。早在十几年前的日俄战争时，毛、郭怎能在北京见面，毛泽东为郭沫若开门更是从何谈起？其次，郭沫若在留学日本期间，确曾因爱国抗日返回国内一次，那是1915年5月间，因日本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出于愤怒，一些留日学生回到上海，数日后即返回日本。郭沫若既未去北京，毛泽东此时也未到北京，在杨家开门见面之事岂不也是子虚乌有吗？
再以第二种说法看，郭沫若在广州投身革命参加北伐，一开始被任命为政治部宣传科长，旋于大军出征之后才任命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即便在广州时郭沫若是政治部主任，身为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的毛泽东要见张发奎，也不至于要到政治部找郭沫若开介绍信。这应该是基本规矩和基本常识。至于毛泽东到张发奎驻地要见张，张因睡觉未见，更是天马行空，信口开河。时张发奎虽为第四军第12师师长，军营重地，北伐在即，也不至于如此摆架子，耍大牌。这样描述，颇像说书，生动倒也生动，只不过仅能让人一乐，实不足信。
第二章 交往的开始
●一、中国的“莫斯科”
“真的，在那时，无论是赞成或反对，谁不把广州当成了莫斯科呢？”
这是郭沫若对于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的时局和人心的一种描述和看法。
其实，又何尝只是郭沫若这样看，当时的人们，尤其是一些有着革命要求的青年也这样看。
在反动的军阀势力以北京作为大本营，顽固地盘据着中国广大的土地的时候，北京知识界和青年们就都持有一个同样的看法：光明的南方，黑暗的北方。这“南方”，就是指以广州为中心的南中国。
说广州是中国的“莫斯科”，当然不是指它的文化氛围或城市历史、城市地位。
那时，莫斯科已经是年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首都，她已成为红色革命的苏联的象征。当时的广州虽然不是中国的第一都市，但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却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革命力量的聚集和酝酿，她显然已成为国内革命的中心。可以说她既是每一个怀有先进社会理想的人心中向往的革命“圣地”，也是所有企图剿灭革命的反动者所惧怕和痛恨的地方。
广州的春天，繁花似锦；即便是在冬天，北国一片肃杀气象，这里也温暖如春。
木棉花开红似火，英雄树盖翠欲滴。不过，这都不是它成为“革命策源地”的理由和原因。
之所以说广州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是因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辛亥革命的发动人、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是广东人，长期以这里为活动基地，在这里积蓄了相对厚实的革命力量。经过二次革命并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孙中山先生还是选择了广州作为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联合的地点，首次在这里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在这里，新的革命力量开始聚集并发展壮大，为经受着辛亥革命挫折的人们创造新的希望。
而这一局势的形成，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并没有发生人们所希望的那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舞台上，各种势力仍然在进行着激烈的较量；在人们的思想领域中，也还在发生着不停的冲突和反复。时局像一团拨不开的云雾，笼罩着中国大地，也笼罩住人们的心。当时的中国真像一个发育不良的幼儿，正步履蹒跚地要走完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就在这个时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但“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语）也让人们“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鲁迅语）于是中国的革命者和先进分子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伟大的孙中山先生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认识到有必要调整自己创导的主义，推行革命的新三民主义。
由此也可以说是掀开了中国革命新的篇章。
事实也迫使人不能不考虑辛亥革命以来的情况：政局的混乱，经济的凋敝，尤其是北方军阀的连年混战，这一切使得中国的土地上硝烟弥漫，哀鸿遍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更为鲜明和彻底的姿态参与并改写着中国的历史，使得更多的人们更深切地认识了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但是，五四运动总体说来乃是一次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要想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没有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不行，而只有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也还是不行。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这是革命的规律和真理。作为革命的行动家和实践家，孙中山先生除了继续组织力量再行发动新的革命，此外不可能还有别的什么选择。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积极地准备着北伐，希望维护革命的成果，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他经历了屡次的失败和挫折，几乎是在绝望之中，看到俄国的十月革命的成功，在认真思考和总结之后，毅然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他本人及其他同志的努力下，于1924年，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中国共产党才刚刚诞生了两年多的时间，虽然不够成熟，但毕竟代表着先进的力量，也承载着广大人民的期望。从这次代表大会开始，国共两党形成了团结的力量，并且加强了对群众的组织工作。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各种形式的政治讲习班，就成为了革命骨干的摇篮，而广东地区也就成为了公认的革命的策源地。
热气腾腾的广州“革命策源地”，既是由处在这里的革命力量所造成，又反转过来吸引着其他各地的革命者和热血青年。且一批共产党人如瞿秋白、恽代英、林伯渠、毛泽东等就聚集在这里；而一些着名的文化人也纷纷到这里来，希望跟上时代的步伐，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
其中最有名的当数郭沫若、郁达夫、鲁迅等人。这样一来，广州一时成为人才荟萃、革命氛围热烈的处所。它有如一束亮丽的阳光，穿透笼罩在中国上空的阴霾，给人们带来无尽的喜悦和希望。而一些革命精英也正是在这里结识，开始了他们的交往和友谊。
●二、南方的风
广州市区的中心，有一处红墙黄瓦、古朴庄重的旧建筑——番禺宫，这是经历了多少个朝代的知识分子心目中十分神圣的地方——学宫。
番禺宫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到现在已经有六百余年的历史。它和中国其他许多城市拥有的学宫基本相似，并无太大不同：绿树掩映，水流环绕，馆舍清幽。这在繁嚣的市区，是一个难得觅到的处所。特别是那一弯细流，从墙外流到馆内，在前院蓄成一泓清水，就是学宫特有的泮池。据说这是由春秋时期就传下来的规矩。《诗经·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芹，……思乐泮水，薄采其藻。”泮水，即指鲁僖公所修的学宫，因为宫中有泮水，所以学舍亦称泮宫；又因芹和藻都是泮水中的水草，所以后世也把入学说成“芹藻”或曰“入泮”。
在泮池的中间，架有一座石拱桥，跨过石拱桥是九行并排的花岗岩石板铺成的道路，直通宽敞的大成门。过了大成门，便是一片草木葱郁的大院，宏伟壮观的大成殿就坐北朝南屹立在由花岗岩砌成的台基上。沿大成殿两侧的通道往后走，还有一处崇圣殿，它比大成殿虽然显得要小，但规模也相当可观，足可以安排很好的用场。
不过，番禺宫和别处的学宫也有了些不同，便是它那用花岗岩雕琢的大门以及用巨大石材垒起的墙体和廊庑，不像许多地方那样多为青砖灰瓦木门木柱，因而也就显得比较粗犷，甚至可以说有些雄伟。还有便是那开阔的间隔，不像别处那样将间隔封成斗室，因而也就显得十分开朗明亮。
然而，这一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的番禺宫不再像封建时代那样显示出它的神圣高贵，也不再是民国以来那样因为科举学制的改变而显得冷冷清清。大成门也被充分地利用了起来，东西两侧被木板间隔成房间，两侧的耳房也成了或住人或办公的处所。大成殿更被利用作讲课的教室，墙上高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画像，大柱上贴着“工农兵联合起来！”“农民革命万岁！”“打倒军阀列强！”等标语。昔日的清幽已经完全被革命的氛围所取代了。
现在的番禺宫又成为了一所学校，不过它是一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学校。进出这里的不再是一些文弱书生，而是一色庄稼汉出身的革命者。
这就是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发生过重要作用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而这个讲习所的负责人不是别人，就是当时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的着名共产党人的毛润之——毛泽东。
这时的毛泽东并不是第一次来到广州。早在1924年1 月，他就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和许多同志们一道来广州参加了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他到上海、湖南等地从事党务和农民工作。这一次，他是参加1926年初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因为组织的决定，他于会后留下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
为什么毛泽东会被留下并被选中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呢？
1924年初，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包括“扶助工农”，即表明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已经开始认识到农民运动在整个国民革命中的作用。自那以后，由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等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名义，先后在广州举办了五届农民讲习所。不过，这几届农讲所主要是招收两广地区的学员，虽后来也招收了一部分湖南湖北以及福建的学员，总的说来规模都不算很大。
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及当时领导层对于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进一步认识，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由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的共产党人林伯渠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获准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为进一步发展全国农民运动并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决定扩大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选定番禺宫为讲习所所址，并确定毛泽东为讲习所所长。之所以确定毛泽东为讲习所所长，则是因为他在当时被公认为对农民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并有丰富的实践。
毛泽东的确对中国农民问题有深刻的了解，可以说在当时革命党人中，他是最早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的一人。他在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1925年春，他即从上海回到了湖南，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他的家乡韶山一带的农民运动。他始终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广泛的基础力量，要进行革命，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农民运动的成功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而在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势力渗透和军阀地主的剥削，农村的状况是相当悲惨的，农民的反抗情绪也日益高涨，中国的广大农村是一片焦渴的土地，只待革命的“星星之火”，就能升腾起斗争的烈焰。
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并不都和他一样认识。特别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国民党人更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他们虽然提出了以“耕者有其田”为实际内容的“平均地权”的政策办法，但是没有采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