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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郭沫若，他在收到毛泽东的手书后，自然是大喜过望。一般的作者，遇上能够理解自己、看重自己的读者，尤其是可以称之为“知音”的读者，都是十分高兴，十分珍视的，何况现在写信的还不是一般读者，而是当年即已结识并且是这些年来自己一直尊敬一直想念的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只是后来令他觉得有些对不起老朋友的是，对毛泽东提议他写一篇太平军经验的文章，他虽然非常重视，但由于当时手头缺乏资料，想动笔而无法着手，只好搁置下来；而事隔20多年之后，当他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资料，正准备着述时，又因种种原因未能成文。
为此，他曾多次表示，未能完成毛泽东的嘱托，真是一件遗憾的事。
第四章 重聚在山城
●一、抗战破晓与密布的乌云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2日，在中、苏、英、美四个同盟国家的代表面前，日本政府正式签署了解除武装、履行波茨坦宣言的投降文件。
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号称“东方第一强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承认了自己的侵略战争的失败。
经过整整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曾几何时，“武运长久”的日本军旗是那样蛮悍地插在中国美丽的土地上；如今，它像一块破布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泪痕斑斑的脸绽开了微笑。不，也可以说是堆着胜利微笑的脸上迸出了泪花。
当时不少人称抗战的胜利为“惨胜”。
这话不假。因为中国人民是以多大的牺牲，才换得了这一胜利；中国人民又为这一胜利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和全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斗争取得的胜利分不开的。
中国人民有志气，同时也有决心和毅力打败日本侵略者。八年抗战的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也离不开全世界人民的声援和帮助，深知自己的斗争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位置和意义。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百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胜利。这次胜利证明，在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依靠人民战争，积极争取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援，经济文化落后的弱国，也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强国。
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带来了新的曙光。
但是，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在中国人民面前也存在两种可能：光明和黑暗。
就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夜，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举行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中就指出：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
事实也是如此。
抗战开始以后，尽管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反共之心一直不死，磨擦一直未断，三次大的反共高潮就足以说明问题。
抗战胜利前夜，国民党当局一直消极抗战，意图保存实力，准备等待时机，压倒并消灭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然而，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民族利益抗战大局为重，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地人民军队“力避刺激国民党”，“力避由我启衅”，“保持国共间之平静，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力争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斗争中求团结。并明确表示准备坚持“拥蒋抗日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
随着抗日战争接近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开始考虑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问题。
毛泽东并不奢望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建立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但也不同意由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光明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热烈响应，却遭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的反对。他们视联合政府为“异物”，坚决加以排斥。这说明他们口头上说要发动人民大众抗日，要给人民民主是假，真的是决不放弃反共反人民的立场。
尽管蒋介石国民党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这一正确主张。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二次会议上发表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演说中仍指出：1945年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用人民的力量，用种种办法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开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更专门以《论联合政府》为题作政治报告，表现出他对建立联合政府的执着和真诚。
然而，尽管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不断表现出民主建国的诚意，当时处在统治地位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仍大力利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机，努力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妄图限制和打击革命力量。蒋介石连连下令要各解放区人民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同时严饬远在中国西南部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懈怠”；命令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不得向长期包围并抗击他们的人民军队缴械投降。用毛泽东形象的比喻来说，蒋介石就是一心一意要“下山”（按：指峨眉山，代指重庆）“摘桃子”，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不能答应的。
蒋介石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硬要把内战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人民也只好被迫拿起武器进行自卫。不过，这样一来，抗战胜利的曙光又要被内战的乌云遮盖，中国人民又将面临一场新的灾难。
但是，根据当时国内外各方面的情况看，蒋介石要想放手发动内战也有许多困难。他不能不考虑当时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格局和对比，不能不考虑战后世界一些国家的态度，更主要的还是自己也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为了能够争取舆论，稳住阵脚，他不能不采用巧妙的办法，即用“和平协商”的办法来遏制共产党。
这样一来，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就有好戏可看，可以说是好戏连台了。
中国共产党当然是不希望发生内战的。全国人民更是不希望发生内战。全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迫切要求和平安定的国内局面。以民主同盟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纷纷紧急呼吁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也只能顺水推舟，不得不于8月14日、20日和23日连着发出3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去“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要问题”。
蒋介石这一步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此着至少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如果毛泽东不接受邀请，就可说中共拒绝“和平谈判”，不以人民愿望为重，如开内战，责任就可完全推在中共身上；二是如果毛泽东接受邀请，真的来到重庆，则可利用“和谈”拖延时间，部署内战。
总之，蒋介石很为自己这一步棋感到得意。
对于蒋介石的“假谈判，真内战”，当时国内许多人包括共产党内一些人一时是看不清的，以为蒋氏是考虑到全国人民的愿望，真有和平诚意，一时对前途充满乐观情绪。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对此中把戏却是看得十分清楚。他们从过去的历史知道事情决没有如此简单，即便是从蒋的为人看，他也决不会如此甘心让出自己的利益。显然，他高唱“谈判”是假，磨刀霍霍才是真。但是，考虑到战后国际国内形势从根本上说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而且为了短兵相接，彻底揭露蒋介石妄图独吞抗日战争胜利果实的真实面目，毛泽东认为对于蒋介石的邀请应该接受，也必须接受，除此没有其他别的更好选择。
毫无疑问，毛泽东赴渝参加国共两党谈判，是一场极为激烈、极为微妙的政治斗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也是一次大智大勇的决策。这既表现了他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利益，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完全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而且，这一决策也表现了他高瞻远瞩的政治目光和胸怀博大的革命气概。
为了打好这一仗，毛泽东专门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和谈的问题。他耐心说服了一些对和谈持怀疑态度的同志，更说服了一些为他个人安危担忧的同志，最后会议基本形成共识，认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和平、民主、团结是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和利益所在，因此，争取和平是应该的，也是可能的。毛泽东特别指出：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不会因和谈而改变，以后也不会改变，他之所以要求和谈，是目前消灭共产党的条件尚不成熟。为此我们思想上应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即：经过我党和全国人民的有效斗争，有可能争取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国内和平的局面。而我们必须学会在和平条件下进行斗争，准备走曲折的道路。
经过反复权衡利弊，政治局最后决定同意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用事实击破国民党方面制造的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谎言，争取政治上的最大主动权。
8月27日，一架草绿色的三引擎美国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
这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将军乘坐的专机，也是用来接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和谈的专机。虽然延安的机场的跑道比较粗糙，不十分平坦，但飞机降落时十分平稳。原来赫尔利和张治中还有些担心，飞机着陆后，他们即一颗石头落地，心中感到非常愉快。
延安的老百姓听说毛泽东要去重庆同蒋介石会谈，都揪着一颗心。他们怕蒋介石会耍什么花招，对自己的主席有所不利。
延安人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远的不说，8年抗战中蒋介石的所作所为确实让人感到不能信任。有的人甚至说，毛泽东是革命家，是革命领袖，革命家是真诚的，肯为真理献身；蒋介石是政治家，是政治领袖，政治家则无真诚可言，以一时利益为准则，通权变，玩权术，是不可信任的。他们担心毛泽东中人家的计，吃人家的亏。
当然，毛泽东也决不纯是一介书生。他更是一位革命的政治家。他以敏锐的目光，洞察蒋介石的所思所言所为。他的高蒋介石一筹，也就在这里。
对于党内和延安人民的担心，他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在飞离延安赴渝的前一天，他在自己的窑洞里，同来看望他，既和他告别又向他请示工作的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的刘少奇彻谈了整整一夜。
擦得雪亮的煤油灯闪着橘黄色的火舌。
两位湖南同乡用浓重的乡音披肝沥胆地交谈。
工作人员已为他们撤换了几次灯盏。
刘少奇还是多少不放心毛泽东的安全，一再提醒自己的这位同乡要多加保重，多加小心。
毛泽东总是摆摆手，哈哈一笑，说：“不碍事的，你只管放心。”
毛泽东幽默地对刘少奇说：“在委员长身边，那么多保镖，还会出什么事啦？”
但他转而又对刘少奇说：“当然这要有个条件，那就是你们在这边，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
他告诉刘少奇，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迎头痛击。群众的活动越积极，我军的胜利越大，我的处境就越安全。他最后笑着对刘少奇说：“你还不知道呀？我们的蒋委员长是只认得拳头，不知道礼让的。”
刘少奇听了点头不语。一直到糊着纸的窗棂开始泛白，他才起身告辞。
8月28日，毛泽东在一切安排就绪后，即义无返顾地带着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嘱托，和来接他的美国大使赫尔利以及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一道飞赴重庆。
那一天，延安秋高气爽。机场上空，碧空如洗，偶有淡淡的几缕白云飘过，更衬出黄土高原的美丽辽阔。
头一天降落在这里的那架小飞机已经开动马达，螺旋桨在飞速地转动。
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和谈代表在赫尔利、张治中陪同下向机舱走去。
延安党、政、军机关干部和各界群众早就聚集到机场，热情地为中共代表们送行。
毛泽东穿着新的布制服，戴着盔式帽，慢步走向舷梯。当就要进到机舱时，他立在机舱口，回身看见欢送的同志和群众拼命地向他挥着手。他知道他们的想法和心情，不觉为之动容。
他在机舱口停了片刻，慢慢地举起那顶深色的盔式帽，等到举过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待了一会儿，他才毅然转过身，稍稍弯着腰，迈着大步走进了机舱。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了一段距离，突然发出雷鸣般的轰响，直冲着向云端飞去。
机场上送行的人们一时还不肯散去，似乎都还在回味刚才毛泽东在机舱口举帽挥手的动作。据当时在场的一位新闻记者（方纪：《挥手之间》）后来写道：
主席这个动作给全体在场的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像是表明了一种思索的过程，作出了断然的决定。主席完全明白当时人们的心情，而用自己的动作把这种心情表达出来。这是一个特写的历史性的动作，概括了历史转折时期领袖、同志、战友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无间的亲密，他们的无比的决心和无上的英勇。正是这挥手之间表明了一种深刻的历史过程，表现了主席的伟大性格。
是的，毛泽东的飞赴重庆，的确“表明了一种深刻的历史过程，表现了主席的伟大性格”。除此以外，还有一点虽然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并无什么特别之处，而对本书的写作却十分重要的，这就是，由于毛泽东的来到重庆，他有机会和一位对他十分崇敬，而他对之也十分尊重的朋友见面。
这位朋友就是当时在重庆的社会活动家、革命诗人郭沫若。
●二、雾都的阳光
毛泽东同意来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消息立时轰动了整个山城。
对许多人（从社会上层到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个消息使他们感有些突然。他们原以为毛泽东是不会答应到重庆来，不会和老蒋坐在一起谈判的。
事情好像明摆着。
蒋委员长本来就独断专行，不容有人觊觎他任何一点权力，现在又挟持抗战胜利的威风，以“领导全民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领袖姿态，更不会甘于和共产党平起平坐地在一起“和谈”。在他眼里，共产党算得了什么？不过是占山为王的“草寇”，只配接受党国的招安收编，怎么能作为上宾来接待，来谈判呢？这一点重庆的老百姓是看得最清楚的。毛泽东若是真来，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从共产党毛泽东那边说，他们顶住蒋介石的几次“围剿”，后来又坚持八年抗战，不就是为了壮大自己，最后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吗？他们怎么可能又和宿敌老蒋坐到一起玩起什么“和谈”呢？
一些社会贤达和民主党派人士，还有一些国民党内倾向进步、同情共产党的人士，也为毛泽东担着一份心，捏着一把汗。他们想，以毛泽东的大智，应该洞察蒋介石所谓“和谈”的诡计，不至于看不出老蒋的真实意图，还冒冒失失自己往枪口上撞。不来重庆，理所当然的；答应“和谈”，那纯粹是“玩大胆”。
正因为大家都这么看，这么想，所以尽管蒋介石连连电催毛泽东“来渝和谈”，真是做够了宣传，摆足了姿态，但大多数人也并未怎样把它当一回事。他们心里有自己的评价：做戏而已。
没想到毛泽东还真要来重庆，还真要和老蒋“和谈”，这事能不让人觉得奇怪，感到新鲜？！
这一下真是高兴坏了一些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也忙坏了这些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他们原就钦佩毛泽东的“大智”，这一下更是敬佩毛泽东的“大勇”。他们真正地被毛泽东为了民族利益，为了国家大局，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进行“和谈”的精神所感动。他们一反原来担心毛泽东真来重庆而变为急切盼望毛泽东尽快到来。他们相约都去机场热情迎接毛泽东。
而在这些“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中间，就有十分活跃并且常在一些活动中起着积极骨干作用的人物郭沫若。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郭沫若回国后，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以忘我精神，积极工作，对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起了重要作用。他开始在国共合作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第三厅厅长，主持抗战文化宣传工作。1940年，由于蒋介石政府意欲把持第三厅这一敏感机构，迫令三厅全体成员集体加入国民党，三厅工作人员在郭沫若带领下，愤而退出三厅，三厅名存实亡。迫于无奈，蒋介石下令由原三厅人员筹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周恩来主持的中共南方局乃从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局出发，动员原三厅人员接受这一安排，目的为了能够借用这一政府合法机构的名义，同国民党开展合法斗争，团结革命、进步的文化力量，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扩大党的影响，以争取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
文工会仍由郭沫若主持。文工会虽然在机构和人事上较之三厅有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