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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最后胜利。
文工会仍由郭沫若主持。文工会虽然在机构和人事上较之三厅有所变动，但基本阵营基本力量并没有多大变化。特别是，文工会比前更团结了一批倾向进步和革命的文化人，这一点只比原三厅进了一步，而没有多大不同。而且文工会也和原三厅一样，分城乡两处办公；而城区办公处也还是设在天官府七号。所以，从总体看，文工会一开始就突破了国民党当局的限制，没有被他们束缚住手脚。由于文工会的工作取得突出的成绩，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当时被大后方的群众誉为“第二红岩”（中共办事处所在地）和“第二（八路军）办事处”，名副其实地成为活跃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区重庆的革命文化堡垒。
当然，国民党当局不但不会满意文工会的工作，而且更因其处处与自己作对，更视文工会为眼中钉，肉中刺，最后还是不顾一切又勒令文工会解散。
导火线就是由文工会策动组织发表了一个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文化界时局进言》（1945年2月22日在《新华日报》、《新蜀报》等报刊上同时公开发表）。
这里有必要对这一情况和当时的背景作一简略交代。
本来，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即将来到，全国人民民主建国的呼声日高。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要求国民党组织联合政府，废止一党专政。为形势所迫，国民党当局也开始了与共产党的接触和谈判。然而，国民党当局不过是为应付国人民心，并不是要真心谈判。因此，当时在社会上一些很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不断发表声明和宣言，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认真考虑人民的愿望。
1945年1月1日，由黄炎培等60余名社会贤达联名发表《时局献言》，要求国民党和各党派切实合作，并力挽西南战线的抗日危局。
14日，中国民主同盟又发表对时局宣言，主张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保障人民自由，立即释放政治犯。
25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邀请黄炎培、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邓初民、郭沫若等到中共办事处就时局问题交换意见，并向记者发表谈话，表明中共中央向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是会议和筹组联合政府问题。周恩来重申目前全国人民期望于国民政府的，实为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法令，废除一切特务活动机关，停止一切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承认中国解放区、一切抗日军队及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等要求。
2月13日，重庆妇女界也公开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
次日，周恩来再次在离中共办事处不远的上清寺特园宴请于右任、孙科、左舜生、沈钧儒、郭沫若等包括国民党要员在内的各党派与民主人士代表，就当前国家大事交换意见。一时成都、昆明、桂林等地也都纷纷行动，发表宣言，热烈响应中共提出的号召。
在此情况下，文工会遂组织动员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表对时局的宣言。
宣言由郭沫若起草。
据郭沫若说，考虑到实际效果，宣言“没有敢用‘宣言’两个字，而是客客气气模仿了工商界及其他的作风，用着‘进言’两个字。”
但是，“进言”的内容是实在的，语气是尖锐的。
“进言”一开始就点到实质：“道穷思变”，是目前普遍的呼声。并说：
中国的时局无须乎我们危辞悚听，更不容许我们再要来巧言文饰了。……无论如何是应该改弦易辙的时候了。
……在今天迫切的时局之下，空言民主固属画饼充饥，预约民主也仅望梅止渴。今天的道路，是应该当机立断，急转舵轮。凡有益于民主实现者便当举行，凡有碍于民主实现者便当废止。
“进言”切实地提出6条实现民主的要求。这6条是：
一、审查检阅制度，除有关军政机密者外不应再行存在，凡一切限制人民活动之法令均应废除，使人民应享有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等之自由及早恢复。
二、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设施，使学术研究与文化运动之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
三、停止特务活动，切实保障人民之身体自由，并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
四、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克的政策，枪口一致向外，集中所有力量从事反攻。
五、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使国家财力集中于有用之生产与用度。
六、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采取对英、美、苏平行外交，以博得盟邦之信任与谅解。
“进言”最后明确指出：
民主者兴，不民主者亡。中国人民不甘沦亡，故一致要求民主团结，在这个洪大的奔流之前，任何力量也没有方法可以阻挡。
应该说，郭沫若起草的这一《文化界时局进言》像一颗炸弹在重庆这一国民党政治中心炸响。“进言”以有力的声势，抓住实质问题，击中当局要害，实在是说出了全国人民要说的话，置当局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特别是，在郭沫若的率领下，文工会广泛征集了国内文化界知名人士签名，因而产生了极大影响。为此蒋介石国民党极为恼怒。他们采取种种办法来抵制和消除“进言”的影响，直至最后以行政权力下令文工会解散。这虽然是意料中事，但身在重庆处于被压制地位的郭沫若岂不是更期望时局能够向好的方面转化，渴望国共两党真能重开和谈吗？
而当他听到毛泽东真的要到重庆来，无论从公（国家民族的利益）从私（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友情）来说，他能够不兴高采烈，不欢欣鼓舞吗？
郭沫若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曾说，毛泽东的来到重庆，“这差不多等于是一个奇迹！毛泽东！毛泽东！响彻了山城，也响彻了中国，全世界。”又说：“毛先生到了重庆，重庆市民欢欣鼓舞的情绪谁个有方法来形容呢？一些市井平民，擦皮鞋的小孩子，补破袜的老妈子，茶馆酒店的杂谈，街头壁上的涂鸦，都把他当成了真正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不，比诸葛亮还要强呢！仿佛毛泽东一来，就把和平带来了，毛泽东一来就把幸福带来了，毛泽东一来就把民主带来了。”这既是说出了当时重庆人民以至全国全世界人民对毛泽东来到重庆一事的强烈反应，也表达了郭沫若自己内心的强烈感受。也许后来的人们对郭沫若这样的表述不容易想象，但他所说并没有怎么夸张，而确是事实。
毛泽东的来到重庆，对郭沫若来说，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毛泽东的到来，使两位“故人”得以重逢。尽管这是在山城，在雾都，政治环境政治条件相当恶劣。但是他们两人都十分欣慰，十分高兴。
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一大早，郭沫若就兴奋不已。他有点儿像小孩子过年，紧张地盼望着新年的钟声敲响。
夫人于立群虽然年龄比郭沫若小不少，似乎要比他沉得住气，不时提醒他延安飞来的飞机是下午才到。
国民党当局有意不让这事张扬太大，不但没有认真动员群众去机场迎接，甚至对较有头面的人物也并不一一周知。至于往机场的交通车就更是未作很好安排。
郭沫若本来自己是有汽车的，但因为毛泽东来，中共办事处的汽车要给毛泽东乘坐，郭沫若就把自己的车子借给了办事处用，所以去机场不能不挤到《新华日报》采访主任石西民的吉普车里。尽管如此，郭沫若还是说不出的高兴。
毛泽东一行乘坐的专机是上午11点由延安起飞的，下午3点45分才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但是，九龙坡机场下午1点多就已经十分热闹了，欢迎的人们陆续到达。来得最早的是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和副秘书长雷震，接着是各民主党派领袖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冷御秋、郭沫若等和中外记者几十人。还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将军。
机场上的警戒是严密的，美军宪兵之外，蒋介石还派了警卫组长陈希曾来帮同照料一切。
时间虽然已是八月底，但山城气温仍然很高。人们在闷热的空地上等了两个多小时，但每个人脸上都遮掩不住由衷而发的喜色。
终于，飞机出现了，在低空盘旋两周后，徐徐降落到机场。休息室里迎候的人们都奔了出来，宪兵和机场人员忙着维持秩序。
第一个出现在机舱口的是周恩来，他还是一身浅蓝色的布制服。他的在重庆的朋友见到他，都鼓起掌来。
接着是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虽然没有仪仗队，没有鲜花，没有口号，机场上却一片欢呼声。
人们包围拢来。记者抢着拍照。毛泽东含笑频频向欢迎者招呼，不断重复着说“很感谢，很感谢”。
摄影记者几乎拦住了他的去路，张治中将军忙着解围，连连说“好了吧，好了吧”。
站在一边的赫尔利看来也十分高兴，一边抚着自己的八字银须，一边说：“这里是好莱坞，这里是好莱坞！”
随后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中英本的书面谈话。他说：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同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毛泽东的谈话言简意赅，突出主要问题，理礼皆全，令当场人们无不叹服。
郭沫若挤在欢迎的人群里，匆忙地抢着和毛泽东握了握手，甚至没顾上说什么话。
毛泽东当然顾不上和诸位老朋友应酬。他被催促着钻进了事先预备好的汽车，径直就被送到张治中公馆小憩。尽管许多记者和一些欢迎的人们紧紧跟随，但都被挡在了张公馆的外边。郭沫若夫妇则例外，被允许进到客厅，从而有机会和毛泽东多说上几句话，一叙别后思念之情。
张公馆的客厅虽然雅致，仍不免显得豪华。镂空的窗格，西式的沙发，广漆的地板，对住惯窑洞的毛泽东来说，一切都感到生疏，以至主人送过茶来，毛泽东一不小心，还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
毛泽东略表歉意，郭沫若赶忙解围说：“这就是大智者若拙啦！”
大家哈哈一笑。毛泽东就势和郭沫若聊了起来。他问郭沫若：“听说郭先生最近刚去了一趟苏联？”
这是指郭沫若应苏联科学院之邀，去莫斯科参加该院成立220周年院庆，然后在苏联各地访问。
“是的啦，6月出行，8月中回来，在苏联待了整整50天。”
“算来郭先生是刚回国不久啦？”毛泽东说。
“是的啦，20号才回到重庆，可以说是专门赶回来迎接您的啦！”
毛泽东哈哈大笑。接着就问起郭沫若对苏联的一些观感。
郭沫若回答说：“50天时间虽并不算长，但所看到的似乎比住了50年的人还要多啦！”
接着郭沫若对此进一步说了“吾非‘乐不思蜀’而是‘乐愈思蜀’”之意，毛泽东对他的爱国之情很是赞赏。
因为时间关系，郭沫若不可能详细介绍他的访苏观感，只挑了一些主要情况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
说话间，张治中报告蒋介石来电话，晚八时半在山洞官邸邀宴毛泽东、周恩来诸先生，因此张公馆赶快备办过迟的午宴，以便让毛泽东等稍事休息后再赴晚宴。
晚八时半，由张治中、邵力子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乘车去山洞林园赴蒋介石晚宴。作陪者除张治中、邵力子外，还有赫尔利、魏德迈、张群、陈诚、吴国桢、王世杰、周至柔、蒋经国等。
毛泽东在渝的日子，当然主要是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但他也不放过机会更多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接触，特别是抓紧时间和一些老朋友见面。他也经常由周恩来陪同，分头访问一些社会贤达和党政要人，或举行宴会招待一些党外朋友。
可以说，毛泽东在重庆的日子里，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工作十分繁忙。
较重大的一次活动是出席9月1日下午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到会的除苏方贵宾彼得罗夫大使夫妇、罗申武官外，中方几乎清一色都是社会名流和党政要人，如宋庆龄、孙科、冯玉祥并夫人李德全、翁文灏、邵力子、王世杰、陈立夫、朱家骅、张治中、吴铁城以及沈钧儒、马寅初、谭平山、郭沫若、茅盾、傅斯年、王昆仑、许宝驹、高崇民、史良等文化、新闻、戏剧界人士共300多人。
那天，虽然天下起细雨，可是人和汽车把附近的街道挤得拥塞不堪，尽管有警察和宪兵维持秩序，但车水马龙，人流如鲫，傍晚的街头充满汽车的喇叭声和看热闹的人们的谈话声。这么多人来踊跃与会和赶来看热闹，一个重要原因还是今天与往日不同，今天有中共领袖毛泽东到会。
在这次酒会上，郭沫若又一次和毛泽东靠得很近，也顾不上多说话，因为想和毛泽东说话的人太多，而毛泽东想与之谈话的朋友也太多。特别是当毛泽东和一些在大革命时期即已相识的老朋友见面时，双方都激动不已，感慨系之，令周围的人都为之动容。
其中最感人的是冯玉祥两手紧握着毛泽东的手，看了又看，然后举起酒杯来说：“您来了，中苏友好条约缔结了，来来，让我们为总理的三大政策的实现而干杯！”
毛泽东也兴奋地举起杯，将满满的一杯酒一饮而尽。
此时，一身英气的北方大汉冯玉祥将军已热泪盈眶，悄悄地掏出了手帕。他的话虽然不多，却包蕴了丰富的内容，许多从大革命走过来的人都能体味出其间的深意。
还有一次是9月3日毛泽东在他下榻的桂园接待各界人士。
原来，毛泽东是要到天官府来看望大家，因为举行抗战胜利大游行，车辆无法通行，聚会地点才临时作了改动。这一次，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也双双步行到会。
红岩村的小客厅里，邓初民、翦伯赞、周谷城、冯乃超等文化界知名人士都已在座。
毛泽东身穿延安宽大的灰布制服。周谷城操着很重的湖南口音问毛泽东：“过去您写过诗，现在还写吗？”
毛泽东风趣地回答道：“近来没有那样的心情了。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了‘土匪’了。”
一阵哄堂笑声过后，毛泽东接着说：“要说写诗，应当问我们的郭老。”
他随即转过身来，向坐在他的左侧的郭说：“你写的《反正前后》，就像写我的生活一样。当时我们所到的地方，所见到的那些情形，就是同你所写的一样。”
会见时，毛泽东又分析了人们关注的抗战胜利后的时局，谈到了人民渴望民主与和平的愿望。他明确指出：“共产党，是私的，还是公的？无疑是人民的。党的做法，应以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好处为原则。如果做来对这些都没有好处，我们就需要改正。”最后，他挥了挥有力的手，充满信心地说，和平总是要到来的，然而达到目的却是很不容易的。
郭沫若因为听觉不好，特别用心听毛泽东说的每一句话，注视着他的每一个手势，听得特别用心。
谈话快结束时，毛泽东从衣袋里掏出一块老怀表来看时间。郭沫若见这块怀表已经很旧，觉得作为人民领袖生活得这样艰苦，特别是目前又在和国民党谈判，许多社会活动，应该有一块更好的计时钟，便立即把自己的手表抹下相赠。毛泽东谦让了一下，因为感于旧交情，也就未太客气地收下了这一不平常的赠物。这是一只瑞士名牌表，外壳呈圆形，直径4厘米，为机械表，“12”数字下有“OMEGA”字样；表带是棕色牛皮制成的。关于它的来历，一说是郭沫若游历欧洲时买的，一说是郭沫若访问苏联时对方送的。本来，毛泽东是不轻易接受馈赠的，即使接受了也大多交公，但这块表却陪伴了他30多年。他后来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这块表的来历，说这块表可不能丢，不要叫别人拿去。虽然几经修理，表带也换过了，但一直留在身边。现在，这块表就陈列在毛泽东纪念堂的展柜里。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回忆，毛泽东虽然有了这块表，仍然常常不知道钟点。郭沫若送的表并没能起到提示他几点钟的作用，他也经常忘记上发条。当他要出去开会或会见外宾时，才问一下工作人员：“是什么时候了？”听到回答后，他对上时间，把发条紧几下。后来，这块表的机械失灵，恰逢瑞士友人送给他一块金表，工作人员趁机给他换了表。毛泽东只得将金表戴在手上，但他感觉太重，仅戴了几天就取下来，吩咐上交国库，并要求把郭沫若送的表再修一次，修好后继续戴，一直到他去世。1986年9月9日，汪东兴来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遗容时，对参观的同志说：“毛主席的礼品里有好几块外宾赠送的表，我曾拿两块让他选一块戴，但他不要。有一次，这块表拿去修理，我给他送去一块礼品表，他不戴，只是摆在办公桌上。这块表修好后，他又将礼品表送回礼品室了。”由此足可看出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这一赠品十分珍视。
10月8日晚，张治中以政治部长的名义举行陪都文化界招待会，实为毛泽东送行，郭沫若也应邀出席。会上，毛泽东在简短的致词中强调“和为贵”，郭沫若深受感动，他觉得共产党的领袖“为了中国的和平，为了中国的民主”，“尽了多么大的诚意，冒了多么大的风险，受了多么大的委曲，忍了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