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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屈原》演出成功的天官府郭沫若寓所宴会上，周恩来对这次斗争作了总结。他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和历史剧《屈原》的创作一样，《虎符》的创作和演出，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教育意义。
《虎符》创作的时间比《屈原》晚一个月。剧本以战国时期信陵君（魏公子无忌）“窃符救赵”的故事为中心事件，描写了联合抗秦和妥协投降的两种主张的激烈斗争，热情歌颂了人民团结抗战保家卫国的英勇精神，痛斥了反动统治者卖国投降的行径，控诉了秦国侵略者惨杀无辜的血腥罪行。由于时间充裕，剧本单行本出版后，正值周恩来要去延安，郭沫若即请他带了一本送给毛泽东。
当时的延安，轰轰烈烈的文艺整风运动已经展开，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创作和文化活动正蓬蓬勃勃地发展。可以说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给延安文艺界也带去了新的信息，给当地文化人士以很大鼓舞。
毛泽东在收到郭沫若的《虎符》后，立即给郭沫若写信，说：
郭沫若兄：
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毛泽东
一月五日延安
周恩来也从延安写信给郭沫若，告知他的作品在延安受欢迎的情况，说：“此间同志，虽未谋面，但屡读佳作，多心向往之。”还告诉他“《虎符》、《高渐离》已在延大排演”。
如果说，当时延安的文艺界在小说、诗歌等方面，在毛泽东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大方向指引下，已经取得很大成就。比较起这样一些文艺形式，新秧歌、新歌剧和旧剧改革，则由于它们自身的群众性强，就更是获得广大群众的喜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文艺座谈会开过后不久，为了“研究平剧，改革平剧”，使“平剧为新民主主义服务”，在延安建立了平剧院。平剧院首先撷取京剧中若干民间形式较多的组成部分，融合以其他剧种的歌谣曲调，创造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戏。与此同时，也利用整套京剧艺术形式来表现历史题材，并在内容和形式的改革上达到了相当的水准，其代表作品就是新编京剧《逼上梁山》。
《逼上梁山》于1944年元旦前后首次演出，在延安引起轰动。1月9日，毛泽东在读了剧本之后又观看了该剧的演出。当天夜里，他就给该剧编导杨绍萱、齐燕铭写信，充分肯定《逼上梁山》的改编和演出，给予很高评价；与此同时，也在信中再一次称赞了郭沫若的历史剧作。毛泽东说：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显然，毛泽东对郭沫若的工作是非常重视，同时也是评价很高的。
●五、以史为镜的典范
如果说，在此之前的毛泽东早已知道郭沫若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和诗人，早就对他十分敬重，而对历史学家的郭沫若还缺乏更多了解，那末，时间到了1944年，由于历史的机缘，毛泽东对于郭沫若在历史学方面表现出的特殊才华，则有了新的认识。除了知道“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对于郭沫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对一些历史事件所持与众不同的卓识，毛泽东更是表示了由衷的钦佩，并且，他和郭沫若之间的关系和交往，也因此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就是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不但在全国历史学界，也在革命队伍中引起强烈反响的有关历史方面的长篇文章《甲申三百年祭》。
1944年，对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一年。
此时，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战，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总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在中国，日本侵略者的衰败趋势已经明显表露出来，抗战已处于胜利前夜。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形势大好。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解放全中国的前景已为时不远。在这革命形势发展的紧要关头，如何抵制和克服革命队伍内部滋长的骄傲自满情绪，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一年，正好是明王朝覆亡300周年，也是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以排山倒海之势，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近300年之久的朱明王朝的统治，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农民政权大顺王朝的300周年。但是，大顺王朝历史太短，刚刚建立（甚至可以说还未正式确立），就立即败亡。李自成的皇帝宝座还未及坐热，也立刻被清兵以倒海翻山之势，赶至湖北九宫山命丧黄泉。对这一段让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对于每一个政党和从事政治斗争的人，都是不能不重视的前车之鉴，都是决不可或忘的沉痛教训。为此，趁此机会，重温一下这段历史，很好地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更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事情的发生，乃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杂志社等刊物决定组织发表一批纪念明亡300周年的文章，意在用此历史教训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胜利时务必保持清醒头脑，不要犯骄傲自满忘乎所以的历史错误。
郭沫若应约很快写出了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交《新华日报》（重庆）发表，自3月19日至3月22日连载了4天。
《甲申三百年祭》是一篇史论结合的好文章，它既是一篇史学研究论文，又是一篇具有很大现实意义的作品。文章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点分析了明朝覆亡的原因，以很大的篇幅介绍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由胜利转为失败的过程。作者认为，明朝的覆亡绝非是一朝一夕造成的祸患，到了李自成登基时，内部已腐败不堪，加之遍地灾荒，而他自己却又喜欢玩虚伪狡诈的手腕，做冠冕堂皇的文章，因而作者讽刺地称他为“汲汲要誉的专家”。在这样的“专家”治下，面对那样纷繁复杂的问题，他能不玩完吗？
然而，在郭沫若看来，对于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说来，他的起如风起云涌，败如风卷残云，也有其必然原因。李自成本人确算得是位英雄，“他不好酒色，不饮酒，不贪财利，而且十分素朴”；他不但武艺高超，而且治军严明。但是，当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巨大的军事胜利之后，也就在凯歌声中滋生了骄傲情绪，真正是忘乎所以了。作者写道：“在过短的时间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李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而起义军的失败也就由此开始。
似乎更值得一提的是，《甲申三百年祭》对于作为知识分子的李岩在起义军中所起的作用，作了高度的评价。文章用较大篇幅考证了李岩其人，对其事迹作了详细征引。郭沫若认为，李岩的加入起义军，对起义军的发展壮大及军纪军风的改变带来了重大转机，对起义军能够攻下京城，实在是个大功臣。而在起义军攻下北京之后，李岩又是“在过分的胜利陶醉中”仍能保持清醒头脑、具有远见卓识的难得的一两个人之一。可惜的是，他的意见并不为李自成所重视，所采纳，相反对他产生猜忌，过早地将他杀戮。为此，郭沫若沉痛地说了下面一段话：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人物，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城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民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对异族侵略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民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异族所牢制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民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不是够深刻的。
这样的分析，虽然有些立于假设，且又是对于历史的回顾，但是，分析确凿，有理有据，对于后人不啻为振聋发聩之论。
历来事实说明，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由于其自身的特点，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毛泽东自己也说过：“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可惜的是，革命队伍中许多人并不能认识这一简单而又明白的道理。而历史上各次农民运动和起义，由于其自身的局限，就更谈不上把这一问题放到应有的高度来认识。因此，许多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或是得不到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或是一改当初满怀报效的壮志而碌碌一生，有的甚或被自己投身的队伍所加害，成为不必要的牺牲。这无论对知识分子或革命队伍来说，以至对民族和历史来说，都实在是一幕幕悲剧。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能够把这一问题提出来，并且做出如此深刻的分析，除了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更主要的是他能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不能不说是对当时正在进行的革命敲响一记警钟。
《甲申三百年祭》的发表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响，还因为它对历来视农民起义为“流寇”、“盗贼”等种种带有诬蔑和诽谤性的看法，给予了有力的纠正和反击。
过去一些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的学者，总是视李自成这样的农民起义领袖为“盗寇”，为“流贼”，说他们都是“鼠窃狗偷”之辈。郭沫若则对这样一些“传统”、“正统”的腐朽观念置于不顾，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对李自成为人、品质等做出客观的社会的分析，甚至指出他与张献忠等一些人有所不同，表明李自成的起事，决不是什么“痞子运动”，而是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矛盾交相作用的结果。文章中表现出的政治倾向、思想感情，对于当时一些学者，更不用说一些政界人士来说，都几乎是新颖独到，闻所未闻的。
《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刊出后，国民党方面十分震惊，一些大员指责作者“为匪张目”。郭沫若即理直气壮地说：“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中央日报》还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题为《纠正一种偏向》的社论，说郭沫若在文章中“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表示不能“听其谬种流传”，要“共同纠正这一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
然而，在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方面，对于《甲申三百年祭》则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延安《解放日报》即于4月18日和19日两天全文连载了这篇文章，并加发了编者按语，称赞它“充满了爱国爱民的热情”。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还专门印发了此文，并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全党全军认真学习这篇文章。
通知说：
（《甲申三百年祭》）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甲申三百年祭》更得到毛泽东本人的肯定和热情赞扬。
毛泽东对李自成原本十分重视，对其领导的农民起义有过高度的评价。在他的着作中，曾多次提到李自成起义。1928年，他就以李自成为例，开导红军将士避免犯“流寇主义”的错误。1938年，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讲话中，他谈起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都不好了；但李自成本人始终都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他还说过：“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特别是来到陕北后，毛泽东对李自成的事迹表现得更为关心。陕北米脂是李自成的家乡。当地有位名李健侯的人写了一部历史章回小说《永昌演义》（1926），毛泽东于1942年见到这部书的手抄本，表现了很大的兴趣，认真地把它读完。当然，这是一本写作比较粗糙，思想认识也比较浅薄的作品，毛泽东对其评价不可能很高。在毛泽东看来，对待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能把起义领袖的人格品德与起义事件本身的阶级斗争意义割裂开来，不能把李自成单单写成一个品德方面的英雄，要表现阶级斗争推动历史进步的主题思想，挖掘起义所蕴含的历史意义。
而这部《永昌演义》是远没有达到这一高度的。现在，他读到郭沫若关于李自成的文章，而这篇文章却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李自成起义，他当然格外兴奋，格外重视。
就在读了《甲申三百年祭》后不久的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提到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他说：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同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又据毛泽东的指示，全文转载了郭沫若的文章，并加编者按，对以《中央日报》为首发起的“围剿”进行了反击，说“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
之后，毛泽东即指示将该文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
不久，林伯渠从延安到重庆，把延安学习《甲申三百年祭》以及毛泽东读《甲申三百年祭》的情况详细告诉了郭沫若。郭沫若听后十分高兴，他深深感到自己的确是做了一件有益于革命，有益于人民的工作。
8月下旬，郭沫若收到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带来的用陕甘宁边区产的淡蓝色马兰纸印的《屈原》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当天晚上，他就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其他许多在延安的朋友一一修书致函，感谢他们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
此间，与林伯渠同来山城的作家何其芳和刘白羽，负有向大后方进步文化界人士详细传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任务。按照周恩来的嘱咐，他们先征求了郭沫若的意见，然后第二天在天官府四号正式召开座谈会，由郭沫若出面主持，请何其芳和刘白羽讲话。郭沫若始终把手裹在耳后，以此助听，生怕遗漏了什么。并表示无条件拥护和坚决贯彻执行。
11月21日，毛泽东亲笔复信郭沫若：
沫若兄：
大作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 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
从这封毛泽东的亲笔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郭沫若十分敬佩，对他所写《甲申三百年祭》评价极高。由毛泽东提出把这篇文章作为全党整风文件，这也是绝少的事例。查阅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以至现代文化思想史，这样的事情似乎绝无仅有。因此，可以说，郭沫若因为写这篇《甲申三百年祭》而得到的殊荣，决非一般文化人所遇可以相比。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对郭沫若称之为“沫若兄”，而不用一般常见的“先生”或“同志”；信中并把郭沫若列为“故人”。这表明他视郭沫若非一般同志和朋友，而是挚友至交，是以同怀待之的。更重要的是，信中所叙所论，语气表现出相当的谦抑。这种谦抑，既非常见客套，更非一般虚辞，表明他是把郭沫若当作能够信赖、可以对之敞开心扉的同志和朋友。这当然也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关。如果说在这封信中多少还有些客气的态度和语词，那就是信中说到想请郭沫若这位“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然而又“恐怕太累”了郭沫若，以至于“不敢作正式提议”。这样的语气，就已经不止是“谦抑”，而是有些“谦恭”了。
至于郭沫若，他在收到毛泽东的手书后，自然是大喜过望。一般的作者，遇上能够理解自己、看重自己的读者，尤其是可以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