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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紧张地排练之中的，不仅是这两部话剧的剧组人员，还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们，他们是在练习大合唱，准备在庆祝会上演出由吕骥谱曲的郭沫若的着名诗篇《凤凰涅盘》。
另外，郭沫若诗歌研讨会在筹备，《郭沫若文集》的编印工作也在积极进行……。
所有的人，都把热情寄托在这些工作中，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准备着爆炸的火种。
11月16日，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终于来临。一清早，《新华日报》就先打响了庆祝的礼炮，他们在头版刊登了周恩来的长文《我要说的话》，又把第三、四版辟为《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25周年特刊》，发表了董必武、邓颖超、沈钧儒、沈尹默、潘梓年和苏联大使潘友新等人的专文和贺诗。满街的报童都在高喊着郭沫若50寿诞的消息，重庆的大街小巷洋溢出热热闹闹的气氛。
下午，在中苏友好协会的大楼内，纪念茶话会就在这里举行。
两千多宾朋欢聚一堂，大家还未入场，就被屋檐下一枝巨大的毛笔吸引住了。
这枝巨笔5尺多长，碗口来粗，笔杆上还刻着“以清妖孽”4个大字。
来宾们都称赞这份礼物别致而且意味深长，它反映了25年来，郭沫若在文化战线上的伟大成绩。他以如椽的巨笔写下了时代的诗篇，他的笔所具有的强大力量，为社会革命的前途清扫妖孽，始终冲锋在最前面。
茶话会开始，周恩来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表了他“平常所说的话”。
他首先把鲁迅和郭沫若进行了比较，对比了二人的时代背景和经历的不同，然后指出：“郭沫若创作生活25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25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一道奋斗到底的。”
接着，周恩来清楚地总结了郭沫若身上“在革命的文化生活中最值得提出的三点，也就是最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三点”，即：“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和“勇敢的战斗生活”。他说：“郭先生是革命的诗人，同时，又是革命的战士。他心中笔下充满着革命的愤火，也充满着对于人类的热爱。当‘五四’觉醒时期，当创造社草创时期，他的革命热情的奔放，自然还带着很浓厚的浪漫谛克，这正是当时知识青年的典型代表。但是经过前一次大革命炉火的锻炼，经过10年海外的研究生活，他的革命热情已受了革命理智的规范，然而他内在的革命烈火，却没有消失，相反的，愈蕴藏便愈丰富，一旦抗战号响，他便奔回祖国，他的革命热情，也就重新爆发出来了。4年抗战，不论在他的着作上，在他的行动上，都可看出郭沫若仍然是充满革命热力，保有着当年热情的郭沫若。……革命的现实主义久已代替了革命的浪漫谛克主义，郭先生已到了‘炉火纯青’的时候了”。“他不但在革命的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郭先生是富于战斗性的，不仅在北伐、抗战两个伟大的时代，郭先生是站在战斗的前线，……便在25年的文化生活中，郭先生也常常以斗士的姿态出现的。正因为这样，他才能成为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鲁迅先生死了，鲁迅的方向就是大家的方向。郭沫若先生今尚健在，50岁仅仅半百，决不能称老，抗战需要他的热情研究和战斗，他的前途还很远大，光明也正照耀他。我祝他前进，永远的前进，更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
在周恩来的发言之后，郭沫若的许多朋友和同行也相继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并且无不满怀深情地祝福他生活得更好，更多地创造出成功的作品。
郭沫若静静地坐在席间，心中翻滚着汹涌的波澜。50年的风风雨雨，只有他自己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无数往事都涌上了心头。50岁，传统上是算步入老年了，“五十而知天命”啊！但是，今天的盛会却让他再一次看到了肩头的重担和前途的漫长，他必须依然鼓起年轻人的勇气和干劲，带领着大家战斗在这艰难的环境和艰难的时代中。
最后，他在向来宾们所致的答词中真诚地说：“回首50年，深感惭悚。从今日起，当按朋友们的热情鼓励，一定把毕生的心血贡献给我至爱的祖国，贡献给人类的幸福事业！”
就在这一天，革命的心脏延安也举行了庆祝活动。
另外，桂林、香港和新加坡等地也相继庆祝。各地的杂志和报刊也都出了纪念专辑和特刊，发表了很多纪念和评论文章。把郭沫若与“英国的末尔顿（密尔顿），德国的歌德，俄国的布雪金（普希金），美国的怀德曼（惠特曼）”一起，并称为“民族诗人”。称赞他“充分尽了”“诗人的时代任务”，“是时代的号角，是大众的传声筒，是暴风雨前的海燕”，并“祝中国民族永生！民族诗人永生！”
这次祝寿活动，一直延续到12月才结束，纪念的文章更是陆陆续续刊登了约半年的时间。历史话剧《棠棣之花》在两个月内连演了四五十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因为这出戏的准备工作非常充分，而且为了造成强烈的政治影响而进行了改编和宣传，周恩来本人就先后看了七遍，并指示《新华日报》出专刊深入宣传其重要意义；而刊头的“《棠棣之花》剧评”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就是由周恩来亲笔所题的。
毫无疑问，这次祝寿活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12月的一个晚上，郭沫若应邀到周恩来的曾家岩50号寓所相聚。一起来的还有其他几位同志，大家一边吃饭一边总结这次活动。心情非常愉快。
隆冬的重庆寒气逼人，但席间是暖洋洋的气氛，大家都说这次活动很成功，效果非常好。自从“皖南事变”以来，人人心里都郁积着沉重的愤怒和悲哀，通过这次热烈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宣泄，更在众人的热情中得到了鼓舞和继续战斗的勇气。在国民党当局最害怕进步人士会聚一堂畅所欲言的情势下，这次活动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新式的斗争，它以统一战线的形式为民众指出了团结抗战的前途，宣扬了爱国主义的精神，赞美了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品格，深刻地教育了每一个人。大家一致叹服周恩来的主意出得好。
周恩来听后爽朗地笑了起来，说：“你们以为就搞这一次吗？以后我们还要为沈钧儒、茅盾、洪琛、老舍做生日。到时候，大家都去喝酒！”他其实还有一句话没有说，这就是：“别以为这是我周恩来个人的主意，也别把这样的活动看作是为某一个人祝寿。这也是一场经过党中央仔细研究策划和部署的特殊战斗啊！”
参加这种战斗部署的人中，当然少不了一位重要人物。
他，就是毛泽东！
●四、“献给现实的蟠桃”
古诗云：“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诗经·大雅》）此后人们就用“投桃报李”来表示友人之间彼此的投赠。这除了表示物质上的，更主要还是指感情方面的。
郭沫若深知自己在文化界日蒸的威信和影响，自己在工作上取得的点滴成就，是与共产党和整个进步文化界的领导、支持、帮助分不开的。他更深知全国人民以及共产党对他的厚望，其中当然还有一位和他分别了很久而他一直思念的朋友毛泽东。
还是在1938年，即他刚从日本回国不久，他就写了一首小诗《陕北谣》，其中用极为朴素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在陕北的朋友们的殷切思念。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陕北陕北朋友多，请君代问近如何？华南也想扭秧歌。
陕北陕北太阳红，拯救祖国出牢笼，新天镇日漾东风。
这“陕北朋友”当然包括了毛泽东，也首先是指毛泽东。
郭沫若决心用百倍的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以报谢朋友们以至全国人民厚爱，以不负他们的瞩望。
祝寿活动的成功，特别是历史剧《棠棣之花》演出得到强烈的反响，激起了郭沫若戏剧创作的活力。他发现，全民抗战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在当时的国统区重庆这样一个特定的现实环境中，历史剧以历史题材表现出现代精神的戏剧，不但是一种人民群众喜欢的艺术形式，也是一种能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艺术武器。因此，他看准方向，集中精力，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4月，在前后总共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以惊人的创作力写出了六部历史话剧。这样的速度和成绩，可以说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这六部话剧是：《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筑》（《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
六部历史话剧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特点，即：题材虽然是取之于历史，但都注入了现代精神。作者借古讽今，以古鉴今，作品的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中那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以民族利益为不顾的当权派。他们的行为、思想、感情以至丑恶嘴脸，都可以从剧中一些反面人物身上找到印证，而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抗战、“望合厌分”的心声以及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也从剧中得到了艺术的表现。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屈原》和《虎符》。
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在郭沫若写于此时的几个剧本中，演出效果极佳，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属上乘，还因为它们都有一些不平常的经历，即都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和具体关心。由此也可以看到当时郭沫若的文化活动是怎样紧密地和党的工作联系在一起。
《屈原》是郭沫若这一时期所写六个历史剧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代表作。剧本取材于战国时期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一生的故事，以楚怀王对秦外交上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作为全剧情节线索，构成作为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等人之间的戏剧冲突，从而成功地塑造了屈原这个文学典型和一系列人物形象，深刻地表现了为祖国和人民不畏暴虐，坚持斗争的主题。
郭沫若并不讳言他写《屈原》以及其他几个历史剧的创作动机，就是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他说：“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在他看来，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中原，虽然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积极的历史作用，但从相对弱小的其他六国来说，秦国的武装吞并，给六国人民也确实带来了巨大灾难。因此，主张联合抗秦，反对秦国并吞，就是当时六国人民极其自然而又正当的愿望。而且，郭沫若认为，楚国当时是有可能统一中国的，“中国由楚人统一，由屈原思想来统一，我相信自由空气一定更浓厚，学术的风味也一定更浓厚。”（《论古代文学》）
在他看来，历史没有走这条路，不仅是楚国的悲剧，也是我们全民族的悲剧。所以，他是以这样的历史观点，从反对侵略、反对投降、反对独裁的现实政治斗争需要出发，以战国时代联合抗秦的故事来创作《屈原》等一系列历史剧的。他特别说到他写作《屈原》就是要“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是要“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
对于郭沫若来说，《屈原》的写作过程是一次极为激动也极为欢愉的过程，因而写作得也十分顺畅，前后不过用了11天时间，而且其间还有许多其他工作和一般的社会应酬。
那是在重庆天官府街4号郭沫若自己的寓所。
一月份，是山城重庆最冷的日子。
因为没有取暖设备，郭沫若在自己的书房里也要严严实实地裹紧那身已经显得有些旧的棉袍。
他伏案疾书，因为投入，因为激动，他并不觉得冷，甚至额头还不时渗出细小的汗珠。
郭沫若自己都觉得有些奇怪，这次写作《屈原》思路竟是如此敏捷，“提起笔来，即不觉妙思泉涌，奔赴笔下。”许多情节都不是事先构想的，而是随笔所之，其中最突出、连作者自己都觉得是“纯全是出乎意外”的是原先准备写屈原一生，结果只写了屈原的一天由清晨到半夜过后，并且这样更精练更集中更概括地表现出了屈原的一生。
郭沫若写得兴起，按捺不住自己，有时就独自站在屋里手舞足蹈高声地朗诵起戏里的台词：
呵，这宇宙中的伟大的诗！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你们在这黑暗中咆哮着的，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你们都是诗，都是音乐，都是跳舞。你们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呀，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但是我，我没有眼泪。宇宙，宇宙也没有眼泪呀！眼泪有什么用呵？我们只有雷霆，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我们没有拖泥带水的雨！这是我的意志，宇宙的意志。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
从戏里看，这是屈原在将自己一腔冤屈与愤恨同猛烈咆哮的风雷电融为一体。从现实看，这又是革命诗人郭沫若把自己和屈原融成了一体。他自己是那样兴奋，以至说自己真的好象变成了小孩子。有朋友来，不管来者喜欢不喜欢，他都要整段整段地朗读给他们听。有一次周恩来去看望他，他竟一口气把全剧吟了一遍给周恩来听。
周恩来对剧中的《雷电颂》也欣赏备至，曾说：“屈原并没有写《雷电颂》这样的诗词，而且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词，那是郭先生把自己胸中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愤恨，把国统区人民对反动统治的愤恨，借屈原之口说出来的，《雷电颂》是郭先生代表国统区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控诉。”
周恩来对《屈原》的创作是给予了很大关心的，并且对创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周恩来直爽地说：“屈原这个题材好，因为屈原受迫害，感到‘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据说，戏的结尾，郭沫若将屈原安排到江北去，就是考虑了周恩来的意见，用意是隐喻当时的光明是在北方。
《屈原》写完，剧本是逐日发表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的副刊上。
这很出人意料。
当时，许多报刊知道郭沫若创作《屈原》，纷纷上门索稿，郭沫若都没有答应。
这是因为郭沫若同周恩来交换过意见，出于策略考虑才决定把剧本交给《中央日报》的。因为当时负责《中央日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正好是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交他发表，顺理成章；更主要的是《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报纸，发行量大，也就影响大，而且也为剧本公演打开了一条合法的路。剧本能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难道还不能公演吗？
剧本陆续刊出，国民党当局才发现问题，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时的国民党大员潘公展看后大骂：“怎么搞的？我们的报纸竟然登起骂我们的文章了！”随即将孙伏园撤职，但生米已煮成熟饭，为时已经晚矣。
对于《屈原》的演出，周恩来也给予了具体的关心。他指示一定要选择最合适的导演和演员。决定剧本仍由刚成功演出了《棠棣之花》的中华剧艺社演出，导演陈鲤庭，演员有金山、白杨、张瑞芳、顾而已等，特别是由当时红得发紫的话剧艺术家金山出演男1号（也是剧中唯一的主角）屈原，更是引起了轰动，上座之佳，空前未有。许多观众半夜里就带着铺盖来等待买票，许多人是走很远的路，冒着大雨来看演出的。演出时，台上台下群情激昂，交融成一片。当时，在大街上，在学校里，在嘉陵江畔，到处可以听到人们模仿剧中屈原的声调朗诵《雷电颂》，以此来发泄自己对反动当局的强烈不满：
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你们滚下云头来，我都要把你们烧毁！烧毁！烧毁！
《屈原》的演出，完全可以说是由党领导、由周恩来直接指挥的一次文化战斗。
许多年后，当时参加演出的一些演员如金山、张瑞芳等就回忆说：演出实际“是在一种特殊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打的一场政治进攻仗，”“我们这些出现在舞台上的人，都好比冲锋陷阵的兵士；”“布置这场进攻战的，是诗人郭沫若，而领导这一战役的，就是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屈原》演出后，党组织和周恩来根据当时政治形势有所缓和，国民党当局在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有所收敛，决定“扩大宣传，把文章做足”：第一，发动《新华日报》和其他进步报刊发表大量剧评；第二，在报刊上开展《屈原》诗词唱和。当即有黄炎培、郭沫若、沈钧儒、董必武等数十人先后发表唱和诗词百余首。其中，董必武的诗写道：
诗人独自有千秋，疾恶平生恍若仇。
邪正分明具形象，如山观者判薰莸。
又云：
婵娟窈窕一知音，不负先生泽畔吟。
毕竟斯人难创造，台前笔下共关心。
这些诗句，对郭沫若创作历史剧《屈原》作了高度的肯定和赞扬。
《屈原》演出的实际效果表明，郭沫若的创作意图不但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而且远远超出了作者的估量和希望。《屈原》在山城重庆上演时，其反响之强烈，是以往历史剧演出时所未曾出现过的，特别是广大观众以及进步文化界表现出的热情，简直令作者感动不已。尽管后来《屈原》被国民党当局禁演，但剧中爱国诗人屈原的声音已经深入人心，是反动当局怎样抹也抹不掉的。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