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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至于被推到风口浪尖。整个一下午，我都在紧张中度过，粉丝数还在不断攀升。之后的三天，我没更新任何一条微博。我没法冬眠，我还得上班，但是我可以装死，或者装死狗。我知道，这种时候，我该做的唯一一件事儿就是闭嘴。
到2010年6月，我的第一批学生毕业。一切似乎没我想的那么坏。其间打扰我的只有莫名其妙的评论和连绵不断的私信。两个月后，我收到一条私信，大意是问我愿意给他们写专栏么？我没回复。第二条私信很快发来，还是这个人，他问我，你愿意来北京做杂志编辑吗？我看到他的微博认证是某杂志主编。
因为正值暑假，我有的是时间想事儿，一周之后，我做了最后的决定。一个下午，我带着辞职报告跟校长谈了一次，从学校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彻底告别了自己的教师生涯。回家后，我才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他们先是惊讶，因为在此之前我没跟他们透露一点儿相关消息，他们的讶异很快就变为愤怒，他们认为一份高中教师的工作对一个生活在哈尔滨的二十三岁姑娘而言，其实足够。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为一个在网上结识的人一句话，辞职去千里之外的北京，也不知道之前没有一点编辑经验的我突然跑到北京到底能做点儿什么。确定我已经辞职之后，他们开始沉默，整个家陷入一种可怕的死静。十天后我启程，母亲默默为我收拾了行囊。后来，我妈才告诉我，我做警察的父亲在得知我辞职消息的当天就去了一趟北京，专门跑到我要工作的公司彻彻底底地打听了一通，确定靠谱之后，才默许我离开家。
来北京的第一段日子，我借住在一个朋友的朋友家，只因为她就住在我公司对面，再远点儿我可能不认识路。我要做的版面是“两性与健康”，这对于一个之前性生活对象只有大学男友一人的姑娘而言实在滑稽。不过一切容不得我选择，这对我而言不是安排，是任务。
几个月后，我已经见过所有之前认识的在北京工作的网友。我依然什么地方也找不到，工作还没转正期间，我那点微薄的工资几乎都用来晚上和朋友吃饭来回打车，当老师时攒下的工资基本上花了个精光。总是在别人家叨扰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我用身上的最后一笔钱租了间房，房主是对北京的老夫妻，两个人住在破旧不堪的楼里，只住两室中的一间，另一间租给我。坏消息是窗户摇摇欲坠，好消息是距离公司近且价格便宜。
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喝酒，没有一天不是凌晨才回家。每天穿着大眼儿的丝袜，蹬着高跟鞋，两根手指夹着支烟，给自己涂个大红色的嘴巴走在这个城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非要这么干，但我只知道，如果当时的我任凭自己的状态消沉下去，我很可能在某个周末被压抑扼死在那个破旧的小屋里。这种想法如今想起来很滑稽，但却是我当时的唯一念头。
没人瞧不起我，没人给我冷眼，我只是突然觉得自己渺小。我按照之前做教师时的工资提了薪资要求，可这个数字在北京这个城市仍显得少到可怜。有时候，我会在下班之后坐在人潮拥挤的国贸地铁口拎着一瓶啤酒看周围的人：他们个个行色匆匆，好像这个城市一直需要他们；他们好像永远那么忙，好像他们就是这个城市未来命运的决定者；他们总说“下班了，回家”，可我总是想：这个城市真的是他们的家吗？能让自己睡个觉的地方就是家吗？他们真的需要一个每平米支付五万块才能买下来的家吗？我们每个人好像一直都在跑，却总觉得自己把心和最后一点安全感落在了千里之遥的家乡。
我开始强迫自己找个北京籍男友，我希望这么做能换来内心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我知道有了他就不必再到处问路；我知道有了他不用住在冬天盖三床被子才能暖和起来的旧房子里；我知道有了他能有个关于明天的期许；我也知道，有了他也许就不会让我的孩子跟我一样，不得不面对初到大城市的怅惘。
当我的男朋友第一次带我回家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到新楼盘里气派的大宅门，那是一幢破旧的小楼，电梯里黑咕隆咚，开门的是两位老人。我低下头默默吃饭的时候，我听到他母亲在厨房里问他：“怎么是个外地姑娘……”
2011年，因为连续喝酒熬夜和不规律生活，我生了场大病，父母闻讯赶来，给我单独租了一间房子。他们说：回去吧，回家怎么都比这样强。我就乐了，我说我来了就不打算走，要是这么走了我之前受的这些罪就全白费了。我妈开始掉眼泪，她说，我知道你过得不好。我说真的，我过得挺好，我要是真过得不好，我都活不到今天。
之后的日子我开始老实地生活，大约是之前过剩的荷尔蒙都被那一场病搞得消失殆尽，再不需要酒精和彻夜狂欢来消耗它们。我发现日子竟然也能这么顺理成章地过，我再也不在意北京户口，我再也不羡慕三环有房，我再也不动辄就长吁短叹，我再也不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事到如今，除了每个月让自己活得不再拮据之外，我还能掏出一大笔银子补贴父母。当赚钱、买房这类事情都有可能靠自己的本事实现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些之前以为永远不会过去的东西，竟然就这么简单地过去了。上个月拿钱给我妈的时候，我爸沉默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话：“没想到，你还是翅膀硬了。”
我仍然不劝所有刚拿到大学毕业证的孩子把这个城市作为就业的首选。我爱过这个城市：我喜欢京腔，我喜欢密布的胡同，我喜欢下午的后海。是的，你可以在这个城市赚到更多钱，这个城市遍地都是机会。但你也要知道，你要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如果手里已经端稳了一个饭碗，想换个更好的饭碗，你可以来这里；不过如果你此时手里并没有一个吃饭的家伙，想来这儿张开手讨口饭吃的时候，你就要清楚，你可能要下跪。
新年开始的时候，身旁的几个朋友先后离开了北京，选择回家乡去继续工作和生活。走的时候他们跟我说：“当时觉得非来北京不可，现在突然觉得，活着是让自己自在快乐的，这个最重要。”我听着倒是像突然明白了点儿什么。好吧，这个让我们又爱又恨的城市，我没本事让自己成为你孕育的孩子，但我起码能让自己不死在你怀中。
代金卡
文 / 另维 90后写作者 大三学生 NBA节目主播 @另维_
“嘿，能稍微，稍微留步吗？我有一样东西送给你。一张代金卡，赛百味三明治店的，我不知道它余额多少，也不认为它在这里有什么实用价值。我知道有点莫名其妙，但是请允许我，依然把它送给你。其实它原本就是个礼物，别人送的。”
1
2010年，我18岁，独自来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念书。一切都是新的，语言，饮食、用拥抱蹭脸表示“你好”、“再见”，以及在开学前上学校书店自购课本。
课本按学科分类。书店很大人很多，我右手环抱一个文件夹，取书放进怀里，转身碰见熟人，寒暄着同路回家。进了寝室才发现书还在手里，大约因为被挡在文件夹后，躲过了人们的视线。
我发了会儿呆，连忙查看定价。飞来横财啊，净赚175刀，添点零头就是一个Kate Spade小手包，本学期开门大吉。
但我又马上皱起眉头，这种事难免掉人品，恐有报应，搞不好会碰上一个变态教授或者出门丢钱包。如果再不幸点，所有的课上都碰不到一个美少年，那我就要哭了。
我左思右想，神情恍惚。出门吃午饭，没走两步，便险些撞上电线杆。报应来得太快了。我抓起那本书，一路小跑杀回学校书店。
“真对不起，我刚刚在这里遇到熟人，聊着天忘了手里还有书，结果没付钱就走出去了。我不是故意的，书还给你们。”
柜台前，收银员接过书，连声道谢，谢得我脸红得都想逃了。末了她又说一句 “请等一下”，转身与同事交头接耳起来。不一会儿，她们一齐回到我面前，手里多了一张卡片。
“昨晚来了个老奶奶，丈夫刚刚去世，也是华盛顿大学的毕业生。这张赛百味代金卡是老人生前没用完的，她希望我们把它送给一个善良的人。我们达成共识，你完全配得上这份礼物。”
她们用了“deserve”一词：值得，配得上。
我接过卡片，不新，但被保存得很完好。卡上附有一张黄色小纸条，我对英文手写连体字还没有辨识能力，琢磨了几遍，勉强读出最后一句话：Thank you for your random action of kindness。（感谢你不经意间的善行。）
我眼前飘过Kate Spade小手包，红色款橙色款黄色款还有格外别致的宝石绿款，一阵脸红手抖心虚。
而店员还在意犹未尽地窃窃私语：“谁说中国人素质低爱贪小便宜，真是信口开河。”这一句入耳，已经起步走人的我脚下一顿，心头有什么东西动了一动。
2
开学几个月后，脑袋里学校甚至城市的地图渐渐清晰起来，我开始习惯每天排队乘公交车，习惯平日常把“谢谢”挂在嘴边。在每周四的晚上，也会裹上小片裙和同学们一块儿走进酒气缭绕、乐声震天的派对，还在校日报社做起了记者。
有一天去市中心跟访本校教授的公共演讲，活动结束时天色已暗。眼看快到黑人流浪汉出没的时间了，我加快脚步，却还是被一个高大的黑人乞丐挡住了去路。
我吓得脸色惨白。他伸出手：“我肚子很饿，你能给我点零钱买东西吃吗？”我摇头。我确实没带现金，只好不好意思地冲他笑一笑。
“Well； thanks for your brilliant smile。 （那么，谢谢你明亮的笑容。）”他说罢，侧身让路。
“不用谢。”我说完，小跑几步加紧离开。忽然想起卡包里那张赛百味代金卡——我禁不住又停下来，转头看向那位巨型黑叔。他的黑衣服和黑脸在半黑的街头化作一团不太明显的黑影，一种寂寞与无助的存在。
我从包里翻出代金卡，跑回去递给了他。
他连声道谢，并在我转身离去时叫住我：“Young lady； it's not safe out here。 Are you taking bus？ I walk you to the stop； okay？ （年轻的女士，这里不安全。你去搭公车吗？我和你一起走到车站如何？）”
我们拐过路口，一小群黑人映入眼帘，围绕在公车站附近，大声说着语调夸张的英语，看着我从他们面前走过。
那之后一段时间，我还经常想起那张代金卡，然后猜测它的余额。
是的，我并不知道它值多少美金。它属于我时，我要么把它遗忘在卡包里，要么在拿出的一刻忽然舍不得使用。我祈祷不要太少，否则对不起黑叔陪我走路的好心；也不要太多，否则我就亏大发了。
那么，我的回身递卡，和他的“I walk you to the bus stop，okay？”，又分别值多少钱呢？
又过了一阵，因为参加公益活动的缘故，我每个星期四上午都会前往西雅图的苏丹流民区。他们是战乱时代逃难前来的流民，群居在偏远小镇上，与世隔绝一般生活着。
政府鼓励高中生和大学生们趁课余时间来帮助这里的小孩子，我报了名，教他们简单的英语与算术。
事实是，没有多少孩子买这份善举的账，纵使我们提供零食饮料，听课的人数还是在新鲜感淡去之后一天一天地减少。
我以在聊篮球的间隙讲算术的方式，留住了两个男孩一个女孩，三兄妹。学期结束时，他们的母亲邀请我共进家庭晚餐。
我在餐桌前拆开来自这位苏丹母亲的礼物，然后足足愣了五秒钟。
一张一模一样的，赛百味代金卡。
我试着想象这张卡在离开我后所经历的旅程：被巨型黑叔转送给苏丹孩子，孩子交给妈妈？或者，它们原本就不是同一张卡。
3
“少年，我所讲述的卡片，就是这张了。它躺在我的卡包里，随我来到地球另一边，和我一起在这座小村庄里遇见你。”
大三的时候，我办理了一年休学并回国。在国内，我跟访一个东莞工厂的女工，随她一起来到了她的家乡。路过这片田地时，遇见了你。少年，那时候你正在四处漏光的树荫下读书，用树枝在土地上做算术。我跟着你，看你因为热爱读书被同伴嘲笑，被父母责罚，而这一切都没能阻止你对知识的渴望。
你告诉我，你要考进镇上的初中，城里的高中，然后上大学去。我忍不住坐在你身边，和你一起摆弄树枝，给你讲外面的世界。
你疑惑的眼神告诉我，你并没听懂这张代金卡究竟是什么，你或许认为它很值钱，又或许觉得它不过和你用废卡纸折成的玩具一样没什么用。但我依然把它送给你。
生活一成不变也瞬息万变，我看到这双小小的眼睛里，那个充满希望的你，就仿佛看到一个青年的你，拐进美国街头的赛百味店铺，用娴熟的英语匆匆买下三明治，然后回到人流里继续前进。
怎么会突然想起那个村庄和少年呢？已经过去两三年了。此刻我正开车行驶在去往芝加哥的路上，夜色深沉。不过，我好像开错路了。
这次我是来芝加哥做暑期实习。机场到酒店路途遥远，我开着华人中文电台，以防精神不济。
节目主题似乎是“你所收过的特别的礼物”。主持人与嘉宾们在一通接一通的电话里调笑不止。我听见有男声说赛百味代金卡，心头一动。
“我曾参加‘美丽中国’去山区支教的一个活动，离开时有个学生送了我一张美国地区的赛百味代金卡。我不知道这张卡是通过什么神奇际遇辗转到了那里，但那个小学生显然很珍惜这张卡，他用布把它层层包裹了起来，轻拿轻放，后来说什么也要送给我，我很感动。”
男生的声音很好听，只是大约不善言辞，故事被他讲得干巴巴的，调频冷场了两三秒，大概连主持人也不知用什么语气接话才好。
而我已经刹了车，翻找起电台号码，我有相似的故事要讲。
高速上夜色深沉，来往的车辆也很少。我坐在车里，许多往事自记忆深处倾涌而出。等我找到号码，调频里早已开始了另一则故事。芝加哥的夜冷而干燥，车内却暖洋洋的。我静坐在车里，心想，就让这张代金卡继续它自己的旅行吧，我原本就是一个传递者，而非拥有者。
我放回手机，轻踩油门，转动方向盘，重新上了路。
孤独患者
文 / 陶立夏 作家 翻译家 摄影师 @陶立夏
那间会议室简直就像是宇宙黑洞，投影仪的光线之外漆黑一片，让人在咽口水的间隙忍不住猜想窗帘的厚度。而我们整个团队准备了月余的营销策划提案，只换来甲方负责人一个高深莫测的表情。末页那句硕大的Thank you渐渐隐没，像是在自嘲我们的不知深浅。
呕心沥血换灰飞烟灭。
走出会议室，美丽的前台小姐以娴熟的手势按键打开感应门，头都懒得抬。也是，你不能要求流水线上的工人拥有充沛的感情。
我盯着手里的名片——此行的唯一收获，目光灼灼恨不能烧出洞来。
Rui Fu，企划总监。
“还记得我吗？”身后有个人问。正是会议桌尽头那块攻不破的万年玄铁：Rui Fu。
我扭头看他，眼睛的角度尽量不斜。
记得？就算被宇宙射线辐射百万次我都认得。五分钟前正是他抬一抬手就否了我的提案。想到那些加班加点无论魏晋的日子，牙齿咯咯响。
“付总。”我尽可能快地切换一个专业笑容，不着痕迹地把他的名片放进口袋。
“没吃早饭吧？脸色不大好。”他说，“来，我请你喝咖啡。”
电梯叮一声停了，他大踏步走进去，伸手挡着电梯门，分明不给我拒绝的机会。
“你的提案，已经比前三个出色很多。”他说。
前三个？我看下手表，早上9点05分。他们是什么作息时间啊？好吧，devils never rest（魔鬼从不休息）。
“谢谢付总的意见，对我们颇有指导意义。”我虚应着，心里默默拼写：d…e…v…i…l。
在大堂咖啡座，我握着第一次由甲方买单的咖啡，不死心想做最后一搏：“付总，以后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向你brief（简述）改进过的提案？”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他叹息。
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感性的甲方，疑惑、忐忑、好笑各种情绪交织，最后我只得用几乎震惊的神情看他。
“班长。”他虚弱地说。
“你，你是？！”
他是付汝文，妇孺，有辱斯文。这大概是他的名片上只有英文名的真正原因吧。
“那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这次投标底价多少？”我一下挺直了腰杆，恨不能摩拳擦掌。
“晚饭时候告诉你。”
结果是，我在吃过大概十五次烛光晚餐与二十次大排档之后，依旧没有知道底价。
为表示自己也有尊严，这个周末我拒绝了付汝文的邀请，去妈妈家吃晚饭。
晚饭后她搓着衣角，趁朱叔叔去泡茶的间隙踌躇半晌对我说：“今年的大年夜，你还是去看下你爸。”她踌躇得让我误以为他们离异多年还余情未了。我一边点头应承，一边从包里掏一叠簇新的现钞放到她手里：“我的年终奖，给你派红包用。”老实说，要能拿下付汝文的单子，这叠现钞会厚得多。
她略做推辞，收下了。又问：“那红包你买了吗？不会忘了吧？”
“你自己去便利店买吧。”我揉一揉太阳穴，“最近忙，忘记了。”
她点点头，算是原谅我的这点疏忽。
过年她都希望我能去爸爸那边，当然不是怕我爸孤单，主要是不希望我和朱叔叔家的孩子打照面。她改嫁朱叔叔时，他的一双儿女并不比我年长多少，但如今都已成家，孩子都上幼儿园了。我呢？孤家寡人，连个正式男友都没有，真正的输人输阵。
她愁容满面地送我出门，好像还有心事没有机会说。我没告诉她爸爸并不想见我，他甚至没接我电话。这是我爸的好处，直截了当，不在没可能的事情上多费唇舌。他们的婚姻或许已是他能做的最漫长的一场妥协。
记得小学五年级那年，我照例在开学前上门去问我爸要学费。应门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只新书包，那种明亮的粉绿色，仿佛清晨还沾着露水的苹果叶子。只是，到我走都没摸着那书包。这些年他并没有再婚，立意游戏人生，所以事到如今我都不知道他那只书包究竟是为谁准备的。
那次回家我破例跟妈妈要求买只新书包。她倒也不意外，只是心平气和地问：“你说，我哪里来的闲钱？”与我打商量的语气。
所以我很早就懂得，不是每个人都有任性的权利。
大年夜一个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