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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决策层所担心的是依旧是俄国。事实上，外务部在1914年初就已经开始讨论与德国再次结盟以遏制俄国的策略了。当僵局演变成危机，外交官、军官和政治家们试图弄明白接下来的事态发展。7月底，外交官乔治？克拉克（George Clerk）在发自君士坦丁堡的信中焦虑地建议，英国需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迁就俄国。他说道，否则我们的“帝国将面临灭顶之灾”。
尽管一些人企图给这种危言耸听的判断泼冷水，但是不久前，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刚刚警告说，俄罗斯太强大了，“我们必须留住她的友谊，几乎可以不计代价”；现在他又发来意思更加明确的电报，他说，不列颠的地位岌岌可危，英国不得不在支持俄罗斯和“放弃她的友谊”之间做出选择。“如果我们现在舍弃她，对我们而言极其重要的、与俄罗斯在亚洲的友好合作”将不复存在。
没有第三条路可选。正如俄国外交大臣在7月底时所明确表示的：尽管他在不到两周之前曾经保证，俄罗斯“没有任何侵略目标，也不会采用武力夺取任何东西”，但前提是盟友们必须在决断时刻站在俄罗斯一边。他警告说，如果不列颠现在保持中立，“就等同于自杀”。这是对英国在波斯甚至是整个亚洲利益的毫不掩饰的威胁。
随着“七月危机”不断升级，英国官员开始公开谈论和会、调停和保卫比利时的主权。但是木已成舟，不列颠及其帝国的命运取决于俄罗斯的决定。这是两个伪装成盟友的对手，尽管两国并没有试图疏远或激怒对方，但是命运的钟摆已经从伦敦荡到了圣彼得堡。关于这一点，没有人比消息灵通的职业外交官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知道得更清楚了，这段日子里他经常失眠，祈求上帝的保佑。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已经过去了十天，战争的齿轮已经就位，他坐在星空下的台阶上对他的秘书说：“未来属于俄罗斯。”
1914年时，这一未来到底会涉及到什么尚不清楚。俄罗斯的强大很具欺骗性，因为它仍然处于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的初级阶段。由于顽固保守的当权派对改革呼声视而不见，1905年的一次恐慌几乎使这个国家爆发彻底的革命。俄罗斯对外国资本的依赖非常严重，外来资金几乎占了1890年至1914年间新增投资的一半，而这些投资都建立在和平和局势稳定的基础上。
大规模的转型需要时间，并且伴随着痛楚。如果俄罗斯保持冷静并且选择一种对抗性不那么强烈的方式来支持它的塞尔维亚盟友，它的命运，以及欧洲、亚洲甚至北美的命运，都将完全不同。事实上，维多利亚女王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预见到了1914年的对决时刻：她说，每件事都可以归结到“俄罗斯和不列颠在全球的霸权问题”上。英国无法承受让俄国失望的后果。
于是，就像一场噩梦般的象棋比赛，每一步都是坏棋，终于把世界拖入了战争。当最初的胜利喜悦和沙文主义让位给无法想象的大规模悲剧和恐怖后，人们开始改变对过去的叙述，将这场战争描述成德国与协约国之间的斗争，一场前者的罪恶和后者的英勇之间的较量。
有关德国侵略和协约国正义之战的故事深入人心。人们需要给出解释，为何一代生机勃勃的年轻人和他们的未来会遭到抛弃；为何要牺牲掉像帕特里克？肖？斯图瓦特（Patrick Shaw Stewart）这样的杰出人物，他在中学、大学和商业上的最高成就曾经震惊了同龄人以及和他通信的戴安娜？曼纳斯（Diana Manners）女士，他在给后者的信中引用了大量的拉丁语和希腊语诗文；或者，为何那些工人阶级的男人们要和他们的朋友组成“兄弟营”（Pals Battalion）并肩战斗，然后在1916年索姆河攻势的头几个小时内就被消灭殆尽；亦或者，为何全国各地都要竖起刻着为祖国献身者名字的战争纪念碑——它们能够记录阵亡者的姓名，却不能记录那些因他们的去世而笼罩在城镇和乡村上空的死寂。
因此，一些歌颂这些士兵、赞美他们的勇气、向他们的牺牲致敬的感人说辞开始涌现而出。温斯顿？丘吉尔在战后写道，英国军队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军队，每个人“不仅被爱国精神所鼓舞，而且普遍坚信人类的自由正受到好战的帝国暴政的挑战”。战斗是崇高的和正义的。丘吉尔断言：“如果他们的指挥官要求用两个人甚至十个人的生命去杀死一个德国人，士兵们也不会有任何怨言……无论多么残酷的杀戮都不能阻止他们再次发起冲锋。”阵亡的人“不仅仅是战士，而是履行了被赋予高尚职责的烈士”。
然而在当时，很多人并不这样看。一些人，如充满希望应征入伍的年轻中尉埃德温？坎皮恩？沃恩（Edwin Campion Vaughan），就无法理解苦难的规模和意义。在亲眼见到他的连队被消灭之后，他在伤亡报告上写道：“我坐在地上，一杯接着一杯地喝着威士忌，眼前是黑暗和空洞的未来。”同样，一些令人震撼的战时诗集对战争的描绘也完全不同。能够提供不同视角的还有战争期间大量的军事审判，此类案件无须全体一致即可宣判：有超过30万被告经由军事法庭处理，更不用说那些以其他方式处理的、数量更多的违纪案件了。
同样令人吃惊的是，交战地点锁定在佛兰德战场的战壕以及恐怖的索姆河两岸，而非将欧洲帝国与它们的全球领地连接在一起的交通线；战争爆发的地点远离波斯和中亚的敏感地区，远离英国决策者和外交官们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高度关注的通向印度和远东的大门——即便那里的冲突已经延续了十多年。英国人知道，俄国会对塞尔维亚表现出全力支持，正如格雷在几年前就已指出的：“俄罗斯出现了一种对斯拉夫人的强烈情感。”在巴尔干，要求俄罗斯人充当斯拉夫人保护者并且在这一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奥地利人与塞尔维亚人之间的流血事件无疑会使这一情感上升到危险的高度”。这就是点燃世界战争的导火索。
因此，当俄罗斯人开始准备向世界其他地区表明自己的态度时，英国人不得不全方位地支持它的盟友兼对手，哪怕很多人对此感到困惑。当战争爆发，很快将赢得战地诗人美誉的鲁伯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无法压制他的愤怒，他写道：“每件事都彻底错了。我希望德国能消灭俄国人，接着让法国去打击德国人……俄国人意味着欧洲和文明的终结。”他对不列颠的真正敌人是谁毫无疑问。
然而，随着1914年战争的爆发、战事的展开以及恐怖四年过去后的和谈，都让人们对德国的敌意不断加深。一位战地诗人写道：“在牛津古老的学院注视下/无忧无虑的孩子们在玩耍/但是当号角声响起——战争！/他们收起了游戏。”学院里，“染血的草皮”取代了“茵茵绿草”：“为了国家、为了上帝/他们献出了自己快乐的年轻时光。”对英德关系的歌颂以及授予后者最出色公民的荣誉学位成为了最好被遗忘的苦涩记忆。
因此毫无疑问，战争的责任无论从原则还是事实上说，都被完全归咎于德国。《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中无条件地认定了战争的责任：“协约国及联合政府确认且德国承认，德国及其盟国的侵略行为使得协约国及联合政府以及他们的国民因战争而遭受损失和伤害，德国及其盟国要为这些损失和伤害负责。”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给赔款和补偿找到正当的理由，但它也为德国的煽动者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使其能够以统一民族情感为核心从灰烬中重建强大的德国。
胜利者仅仅是名义上的和幻想中的：在这四年的时间里，英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战争使得法国的劳动力、国家财政和自然资源不堪重负，导致战后的国内经济千疮百孔；有一位学者说，俄国“为了捍卫帝国而参战，（但是）帝国却因此而灭亡”。
欧洲列强的崩溃为世界其他地区创造了机遇。为了填补农业生产的不足和购买武器军火，协约国许下了大量的承诺，从像J。 P。 摩根公司这样的机构获取充足的商品和原料供应。巨额的贷款导致了财富的再次彻底分配，其规模之大堪比四百年前发现美洲大陆之时：财富以金条和支票的形式潮水般地从欧洲涌入美国。战争使旧的世界破产，使新的世界兴盛。从德国获得补偿的企图（其金额高得难以想象，相当于今天的数千亿美元）是白日做梦，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试图摧毁对方，结果被摧毁的却是他们自己。
当那两颗子弹离开普林西普的勃朗宁左轮手枪枪膛时，欧洲是一个由各个帝国组成的大陆：意大利、法兰西、奥匈帝国、德意志、俄罗斯、奥斯曼土耳其、不列颠、葡萄牙、荷兰，以及到1831年才建国的小小的比利时。它们控制着全世界的广袤区域。然而这个影响深远的时刻却开启了使它们退化为地区性国家的进程。数年之内，那些在各自游艇上互相授予大骑士团勋章的君主们都不见了；一些海外的领土和殖民地也渐渐消失了，并纷纷踏上了不屈不挠的独立之路。
在这四年的时间里，可能有1000万人死在战场上，另外还有500万人死于疾病和饥饿。协约国与同盟国的战争开支超过2000亿美元。生产力的下降使得这一空前庞大的支出摧毁了欧洲的经济。参战各国财政告罄、债台高筑，且无力偿还。那些统治了世界四百年的大帝国虽然不会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但是它们已然走上了下坡路。黄昏来临，几百年前曾被揭开的黑暗面纱再次落在欧洲头上。战争的经历是惨痛的，这使得控制丝绸之路及其沿路的财富变得空前重要。
第十七章
黑金之路
威廉？诺克斯？达西（William Knox D’Arcy）在伦敦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学院（Westminster School）的同学中，几乎没有人想到他会在改变世界的进程中扮演引人注目的角色，尤其是在1866年9月份之后他都没有回来上课。
威廉的父亲在德文郡（Devon）陷入了某些不光彩的生意，致使他不得不宣布破产，举家迁往澳大利亚昆士兰州（Queensland）的罗克汉普顿（Rockhampton），在这个宁静的小镇里开始新的生活。他那十几岁的儿子学习勤奋、成绩出色，获得了律师资格，不久之后便自己开业了。他生活舒适，逐渐在当地崭露头角。他供职于罗克汉普顿马术俱乐部委员会，并且只要时间允许，就会去参加他所钟爱的射击运动。
1882年，威廉的运气来了。三个叫摩根的人正在罗克汉普顿二十英里外的铁皮山进行勘测，他们认为那里可能有个大型金矿。为了筹集组建采矿公司的资金，他们找到当地的银行经理，后者将他们介绍给了威廉？诺克斯？达西。诺克斯？达西受到回报前景的诱惑，与这位银行经理和另外一位朋友成立了一个财团，投资了摩根兄弟的项目。
和所有的采矿公司一样，当为一夜暴富而投入的资金达到警戒线时，需要一颗冷静的头脑。不过摩根兄弟却很快失去了耐心，花钱的速度让他们寝食难安，于是他们将自己的股份卖给了三位投资人。可惜这是一个错误的卖出时机。这座后来被更名为摩根山的黄金储量，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高的。那些被卖掉的股票价值涨了两千倍，十年内的投资回报率高达2000％。诺克斯？达西拥有的股份超过三分之一，多于他的合伙人，他从澳大利亚小镇上的一名律师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不久之后，他收拾行装，带着大笔的财富返回了英格兰。他买下了位于伦敦格罗夫纳广场（Grosvenor Square）42号的一幢豪宅，还买下了与其财富相匹配的伦敦近郊的斯坦摩尔庄园（Stanmore Hall）。他改建了庄园，并且聘请由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创办的莫里斯公司，用金钱能够买到的最好的家具进行装饰。他向著名画家爱德华？伯恩？琼斯（Edward Burne…Jones）订购了一组挂毯（后者花了四年的时间才完成，足见其品质之精美），用它们来庆祝达西那堪比追寻圣杯的发财经历再合适不过了。
诺克斯？达西十分懂得如何享受好日子。他在诺福克（Norfolk）租下了一个射击会所，在埃普索姆（Epsom）赛马场的终点处买下了一个包厢。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里陈列着他的两幅栩栩如生的画像：在一幅画像里，他心满意足地坐着，脸上挂着愉悦的笑容，庞大的腰身则证明了他对佳肴和美酒的热爱；在另外一幅里，他身体前倾，手里夹着雪茄，似乎在和朋友分享他的商业冒险故事，身前还摆放着一杯香槟酒。
他的成功和惊人的财富使他成为了摩根兄弟这样的人寻求投资的目标。消息灵通的波斯官员安托尼？奇塔卜基（Antoine Kitabgi）经前英国驻德黑兰公使亨利？德拉蒙德？沃尔夫爵士（Sir Henry Drummond…Wolff）的介绍，在1900年末结识了诺克斯？达西。尽管有着格鲁吉亚的天主教背景，奇塔卜基在波斯的仕途却一帆风顺，经手的事情很多。他曾经多次试图吸引外国投资以刺激经济，并且就外国人进入波斯的银行业和烟草的生产及销售进行谈判。
这些做法的动机不完全是利他主义或爱国主义，像奇塔卜基这样的人知道，如果能达成交易，他们的人脉就可能换来丰厚的回报。这能够极大地刺激伦敦、巴黎、圣彼得堡和柏林前来投资，那些地方的外交官、政客和商人们一直认为波斯人的经营方式是不透明的，甚至是彻底腐败的。该国的现代化努力成效甚微，而依赖于外国人管理军队或让外国人占据政府关键岗位的旧传统导致了全方位的失败。每当波斯看似向前走了一步，其实都是在倒退。
对统治精英的批评无可非议，但是他们长期以来所受到的训练就是如此。波斯国王和他身边的人就像被惯坏了的小孩子，他们学到的是，如果坚持得足够久，就能从列强那里得到报酬。因为如果不掏钱，列强们在这一关键战略区域的地位就会岌岌可危。1902年，国王穆扎法尔？奥丁在访问英格兰时没有被授予嘉德勋章（Order of the Garter），而且他拒绝接受次一级的荣誉。他在离开时明确表示，他“非常不高兴”。这促使高级外交官们极力说服英王爱德华七世，在波斯国王回国后将勋章授予他。不料却还是发生了一个小意外，波斯国王这个“讨厌的授勋对象”没有仪式上要穿的及膝短裤——幸好一位机智的外交官发现了一个先例：曾经有人是穿着长裤授勋的。外务大臣兰斯多恩勋爵在事后抱怨道：“这真是嘉德勋章历史上的一个噩梦。”
事实上，尽管在波斯要做成任何事都得行贿这一点看似很低级，但是在许多方面，这些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穿梭来往于权力走廊和欧洲金融中心的波斯人，与古代长途跋涉进行贸易的粟特商人，以及在近代早期扮演着同样角色的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并没有什么两样。区别只在于，粟特人不得不携带着他们要贩卖的货物，而他们后来的同行出售的则是服务和关系。由于回报丰厚，这些服务和关系被精确地商品化了。当然，如果没有买家，毫无疑问事情会变得完全不同。但是，波斯地处东西方之间，凭借阿拉伯半岛的尖端连接着波斯湾、印度、好望角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入口，这意味着它会受到不计代价的追捧——尽管这些追捧的人都恨得咬牙切齿。
当奇塔卜基经由德拉蒙德？沃尔夫与被誉为“最顶尖的资本家”诺克斯？达西接上头时，他关注的不是波斯的烟草或者银行业，而是矿物资源。诺克斯？达西是商议此事的完美人选，他之前曾在澳大利亚开采出黄金。奇塔卜基为他提供了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这一次赌的是“黑金”。
波斯有着庞大的石油储量，这几乎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了。古代晚期的拜占庭作家常常提到“米底亚火”（Median fire），很可能就源于波斯北部地表渗出的石油，它的破坏力与拜占庭人取自黑海地区的“希腊火”（Greek fire）不相上下。
19世纪50年代的首次系统性地质勘测显示地下埋藏着丰富的资源，投资者获得了一系列的特许权。从加利福尼亚的“黄金之州”到南非的威特沃特斯兰德（Witwatersrand）盆地，当时的世界似乎要向那些受到发财前景吸引的幸运勘探者们敞开它的财富。保罗？朱利叶斯？德？路透男爵（Baron Paul Julius de Reuter）就是进入波斯的人之一，日后还成立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新闻社。1872年，德？路透获得了在波斯全境开采煤、铁、铜、铅和石油的“独家而明确”的特权，以及修建公路、公共设施和其他基础建设项目的权利。
然而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特许权最后都落空了。当地人强烈反对这些授权，民粹主义者赛义德？哲马鲁丁？阿富汗尼（Sayyid Jamāl al…Dīn al…Afghānī）谴责道：“这实际上是将治理的权力交到了伊斯兰的敌人手中。”正如一位最激进的批评人士所写的：“伊斯兰的疆域很快就会被外国人所控制，他们将在这里为所欲为。”德？路透还需要面对来自国际上的压力，这导致最初获得的特许权仅在一年之后就被宣布失效。
德？路透给波斯国王及其主要官员送上了大笔的现金作为礼物，并同意从未来的利润中再支付一定的授权费，作为回报，他在1889年获得了第二份特许权，准许他开采除贵重金属之外所有的波斯矿产资源。然而，当在规定的十年期限内寻找可供商业开采的石油的努力失败后，这一授权也失效了。据一位知名的英国商人描述，这里的生活并不容易，“这个落后的国度没有通信和交通设施”，而“来自波斯政府高层的毫不掩饰的敌意、反对和怒火”则使事情变得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