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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19世纪90年代初，法国外交官在幕后拼命活动，与俄罗斯缔结了一项军事协定，并且结成同盟。法俄同盟的首要宗旨是自卫：两国同意，一旦德国或其盟国出动军队，他们就对德国发起攻击；两国还正式承诺，如果伦敦对他们中的任何一方不利，他们也将对英国采取行动。
不列颠急于将俄罗斯的注意力转移到其西部边境上来，这对法国来说真是个好消息。伦敦与巴黎重新联手的第一阶段发生在1904年，经过对双方在全球共同利益的详尽磋商，两国签订了《英法协约》（Entente Cordiale）。不出所料，俄罗斯的角色是这些协议的核心内容。1907年，三国协约正式建成。英法两国与占据了世界中心地带的俄国达成了正式协定：一条固定的分界线划分了三国在波斯的势力范围；同时，协定的条款还将俄国在阿富汗的介入空间压缩到了最小。爱德华？格雷主张，将印度从“紧张和不安”中解放出来的最佳途径是与俄罗斯取得更加积极的相互理解，这将确保“俄国无法在波斯占据到对我们构成威胁的部分领土”。正如他在1912年时所吐露的，他对试图同时推动和遏制俄国的传统外交政策一直都抱有疑虑：“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这是个错误的政策。”换句话说，寻求盟友是更加体面、更富成效的前进方式。
然而资深外交家明白，与俄国的和解代价，是德国。正如伦敦外务部的常务副官查尔斯？哈丁爵士（Sir Charles Hardinge）在1908年所强调的：“对于我们而言，在亚洲和近东与俄罗斯达成充分谅解，远比与德国保持良好关系要重要得多。”他竭力地反复强调这一点，即便在两年之后他被指派到印度担任总督时也是如此。他写道，如果俄罗斯意图在波斯扩张，“我们将对此无能为力”。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维持欧洲的均势：“一个对我们有敌意的法国和一个对我们有敌意的俄罗斯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要远远高于一个对我们有敌意的德国。”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亚瑟？尼科尔森爵士（Sir Arthur Nicolson）也认同这一观点：由于波斯的紧张局势，大不列颠与俄罗斯的关系已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他接着说道：“我想，我们应该不惜任何代价与俄罗斯保持充分的谅解，这是绝对有必要的。”
同盟条约签署后，不计代价地取悦俄国就成为了英国的首要政策。1907年，爱德华？格雷爵士告诉俄罗斯驻伦敦大使，英国会考虑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采取更加灵活的立场，如果俄罗斯人同意与英国建立“永久的友好关系”的话。于是圣彼得堡发起了新一轮的外交博弈，其中包括以俄国对波斯尼亚（Bosnia）事件的默许换取奥地利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问题上的支持——这一交易后患无穷，足以导致欧洲势力的重新洗牌。
1910年，爱德华？格雷爵士再次强调牺牲英德关系的必要性：“我们不能与德国达成可能分化我们与法俄关系的政治谅解。”这种坚定专一的政策让圣彼得堡方面深刻感受到了英国示好的热切程度，以及其中蕴藏的机会。俄罗斯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Sergei Sazonov）在1910年末时深思熟虑地说道：“在我看来，伦敦内阁似乎认为1907年的《英俄条约》（Anglo…Russian Convention）对于英国在亚洲的利益十分重要。”他接着说道，既然如此，看来英国会被迫做出重大让步，“以维持这一对其如此重要的条约”。这个判断真是一针见血。
当俄国军队在1910年对蒙古、西藏和新疆发起新一轮的攻势时，英国人几乎无法掩饰他们的惊恐。俄国人的扩张举动显示出英国的地位是多么的岌岌可危。就像格雷在1914年春天做出的悲观评估那样，事情不可能比这更糟了。同样的故事也在阿富汗和波斯上演：“这条线上有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并没有可以拿来交易的筹码。”格雷指出，在波斯，英国对俄罗斯已经“退无可退”了，在阿富汗也没有任何影响力可言。更糟糕的是，“俄国人想要占领波斯，而我们并不想”。大不列颠帝国正在成为过去时，至少在亚洲是如此。这场政治博弈终于接近了尾声，剩下的只是时间和地点的问题。
随着局面的急转直下，英国官员开始意识到一个可能使处境更为恶化的终极噩梦：俄国与德国结盟。这种忧虑已经困扰了英国决策层很长时间，因为事实上，1907年英俄同盟的基础就是必须在亚洲进行合作，并且找到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状态。为了维持微妙的平衡，亚瑟？尼科尔森爵士提醒格雷：必须“阻止俄罗斯人向柏林靠拢”。
恐慌情绪因德国国力和野心的持续攀升而愈发严重。柏林经济的繁荣以及军事开支的增长是英国焦虑的根源。德国人的目标是“在欧洲大陆取得优势”，而这将引发军事上的冲突，英国外务部的一些资深官员对此深信不疑。所有帝国都面临着对手的挑战，尼科尔森提醒爱德华？格雷爵士道，“我本人确信，我们和德国之间也将迟早爆发一场争斗”，因此让法国和俄国保持满意是至关重要的。
德国打破欧洲以及其他地区微妙平衡的可能性，意味着一场大风暴正在酝酿。英国人越来越害怕俄罗斯可能会加入同盟国阵营（即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破坏英法俄之间的关系以及“粉碎三国协约”被认为是柏林的首要目标。格雷后来在焦虑的气氛中承认，“我们真的害怕”俄国被怂恿脱离三国协约的可能性。
这些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例如，德国驻波斯大使就意识到“我们在这个国家得不到什么好处”，但只要俄国认为其在波斯的利益受到威胁，我们就可以从圣彼得堡在其他地区的让步中得利。这就是1910年德国皇帝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波茨坦会面的背景。同时，双方的外交大臣还举行了一系列高级别的政治磋商。这显然加深了人们对亚瑟？尼科尔森爵士口中“欧洲集团”重组的恐惧，英国将为此蒙受巨大损失。
在1907年与俄国结盟之前，英国的外交官们就已经对德国及其行为（实际发生的或者想象中的）充满了猜忌。三年前，在被任命为驻巴黎大使前不久，弗朗西斯？伯蒂（Francis Bertie）收到了外务部一名助理的来信，告诉他，英国驻法使团的领导人应该睁大眼睛盯紧德国人的动向。伯蒂在回信中指出，对德国的不信任是完全正确的，“它从来没为我们做过任何事，反而一直在伤害我们。它既虚伪又贪婪，是我们在商业和政治上的真正敌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人却在为陷入法俄同盟的包围而烦恼不已。同盟涉及军事合作，并承诺任何一方受到挑衅都将采取联合行动，这让德国这个中欧国家毫无安全感，而正是这种不安全感构成了德国威胁的基础。没过多久，这种腹背受敌的妄想就促使德国最高司令部开始研究自己的对策。1904年法俄结盟后，德军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Count Alfred von Schlieffen）曾计划如法炮制1870年对法国的粉碎性进攻，并设想在掉头向东迎击俄国之前，德皇的军队能够迫使法国中立化。这一计划将给军事和后勤带来巨大压力：它需要100万名铁路工人、30000列火车、65000辆运兵车以及70万辆货车，这样才能够在17天内将300万士兵、86000匹马以及堆积如山的弹药运送至前线。
同一时期，俄国军队也开始着手制订对策。1910年的“19号计划”（Plan 19）拟订了一系列应对德国进攻的具体方案，包括撤回到从科夫诺（Kovno）到布列斯特（Brest）南北一线的要塞中，同时准备反攻。1912年，基于这一意图，俄军又设计出两个修正方案：“19A计划”（Plan 19A）和“G计划”（Plan G）。根据后者的方案，一旦德国发动战争，俄国军队可以迅速组织反击，并且拥有明确的目标：将战火烧到敌国境内——即进入德国和奥匈帝国。
德国最高司令部和德国皇帝都强烈地感受到了外部日益增加的压力，觉得自己被逼入了墙角。公众对修建一条从柏林到巴格达铁路提议的反对让德皇头疼不已。不过他也知道，只要他的国家与英国开战，在数千英里之外铺设铁轨的举动当然就会成问题。他接着想到，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将我们的士兵驻扎到离家那么远的地方是否现实？
1911年，法国军队违反此前柏林与巴黎达成的协议，占领了摩洛哥。当时德国派出了“黑豹”号巡洋舰，企图用武力迫使法国妥协，结果却事与愿违。德国不仅尴尬地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受到严厉限制，而且更糟的是，柏林的股市出现了大幅下跌：1911年9月摩洛哥危机之后，德国的股票暴跌超过30％，导致德国国家银行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损失了五分之一的外汇储备。尽管许多德国人相信这次经济灾难并不是法国人设计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法国在此期间趁机撤出了短期资金，这一做法无疑加剧了德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危机。
为了打通新的渠道、建立新的联系和同盟，德国人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他们在近东和中东倾注了许多精力：德国人的银行在埃及、苏丹和奥斯曼帝国迅速扩张；同时，一个在阿拉伯和波斯建立邮政系统的计划及相关研究，不仅获得了大量资金投入，连德皇本人都慷慨解囊。伊斯兰世界与德语世界日益强化的联系，激起了年轻人、学者、士兵、外交官和政治家的想象力。20世纪初，一名年轻人曾经热切地写下，当眺望着维也纳精美的建筑和环城大道（Ringstra？e）时，他不禁感受到一股“魔力”——阿道夫？希特勒并未觉得自己回到了神圣罗马帝国或者古典时代这两个被浪漫化了的过去，而是仿佛置身于《一千零一夜》中的场景。
德国人正在建立一种被围困的危机感，他们强烈地意识到柏林的敌人非常强大，而且可以任意摆布他们。总参谋长施利芬的继任者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和其他高级军官确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爆发得越早越好。毛奇认为，拖延战争对德国不利。他在1914年春天说道，最好在“我们有机会取胜时”就将对手拖入战争。
德国作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在1914年9月这样问道：为什么我们被如此憎恨？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这些嫉妒心是从何而来？他注意到了欧洲出现的紧张情绪，连流行文化也在煽风点火。有关德国间谍和德国统治欧洲的阴谋的书籍广受欢迎：威廉？勒寇（William LeQueux）所写的《入侵1910》一书卖了上百万册，并且被翻译成27种语言；还有萨基（Saki）的《威廉来了：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下的伦敦》，也是战争前夕的畅销书，讲的是一位英雄从亚洲回来后发现，大不列颠已经战败并且被德国人占领。
这几乎是一些自我实现式的预言，德国人甚至能从中找到降低或规避风险的方法。例如书中提到，德国人完全可以向俄罗斯寻求和解——这是英国人最不愿看到的。同样地，科尔玛？冯？德？戈尔茨（Colmar von der Goltz）上将——他曾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改造奥斯曼军队，并被那里的人尊称为“戈尔茨帕夏（Pasha）”——给德国军队的建议，都是关于如何应对军事危机的。戈尔茨告诉他的同僚们，土耳其的支持不仅能在与俄国的对抗中派上用场，在与中东的英国人作战中也是“最宝贵的东西”。
问题是，德国人对奥斯曼的关注严重刺激了俄罗斯人的神经。圣彼得堡的官员对博斯普鲁斯海峡十分在意，并且对硬挤入他们势力范围的新来者感到不安。在世纪之交，俄国人曾经无数次有过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念头；1912年底，俄罗斯计划派军队控制这座城市，借口则是在巴尔干冲突中获取一个临时基地。然而，对于德国逐步控制奥斯曼的军队——包括借调一名奥斯曼舰队的指挥官——的情况，英法盟友却漠不关心，这惹恼了俄国。更令俄罗斯人不满的是，英国即将交付给土耳其人两艘无敌战舰。这些最先进的战舰将使奥斯曼给俄海军造成极大威胁，沙皇的海军大臣在1914年悲叹道，奥斯曼将拥有六倍于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压倒性优势。
这一行为所带来的压力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还有经济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罗斯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贸易出口都要经过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其中几乎90％的谷物是在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等克里米亚港口装船。于是，为了让伦敦暂缓、搁置或取消交付军舰，俄罗斯和英国在一战爆发前陷入了一场无谓的政治博弈。双方相互虚张声势，俄罗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告诉圣彼得堡：“我们在近东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数世纪以来俄罗斯人用鲜血和牺牲换来的毋庸置疑的权利”已经岌岌可危。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国内外的机会主义者开始抓住奥斯曼帝国虚弱的时机，攫取一些边远省份，比如1911年意大利对利比亚的入侵，以及1912年至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随着奥斯曼帝国在崩溃边缘垂死挣扎，欧洲列强的野心日益膨胀、冲突日益升级。德国人开始认真考虑向东扩张的问题，希望通过建立被保护国来打造“德国的东方”（German Orient）。尽管这听起来像是扩张主义，德国最高司令部的态度也日益强硬，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重要的防守手段。同英国一样，德国也在做着最坏的打算。对德国而言，他们必须阻止俄罗斯人占据奥斯曼帝国这一风中残烛中最好的部分；而对俄国来说，占领土耳其意味着夙愿的实现以及未来长久的安全保障，其重要性无论如何都不会被高估。
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相互威胁，不过是某种掩人耳目的说辞。尽管当代历史学家一再谈及前者遏制后者的愿望，但是遍及欧洲的竞争却是交错多面的。实际情况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展现出的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简单对抗要复杂得多。到了1918年，开支不断上涨的海军竞赛、幕后叫嚣战争的激进情绪，以及试图在欧洲大陆挑起争端的德国皇帝及其将军们的盲目杀戮，掩盖了冲突背后的真正原因。
历史的真相完全不同。尽管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的遇刺导致了一连串的误解、争论、最后通牒以及根本不可能恢复的混乱秩序，但是真正让战争的种子破土而出的却是数千英里之外的局势变化。俄罗斯不断增长的野心给英国在波斯、中亚和远东的海外地位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导致协约联盟陷入僵局。一系列互相承诺的条约，只是英国人用来阻止俄罗斯人更进一步的手段，它们首要目的是困住俄罗斯这个竞争者，以保护英国数世纪以来打造的令人眼红的阵地。
不过，尽管风暴正在酝酿，但是在1914年的头几个月里似乎看不到什么迫在眉睫的危险。亚瑟？尼科尔森在5月写道：“自从我到外务部任职以来，还未见过局势如此平静。”人们有理由指望这是个好年份：美国福特汽车厂的工人们在1月份庆祝他们的工资翻番，这要归功于销售提升和刺激产量增加的创新举措；医生们正在潜心分析首次成功间接输血的重要意义，这一成果是由一位比利时人对柠檬酸钠的开创性使用所带来的；在圣彼得堡，让大多数人在初夏时分担心的是森林火灾，它的黑色浓烟将让阴沉的夏季天空变得更加压抑；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北部菲尔特市（Fürth）的居民正在狂欢，他们的球队在一场扣人心弦的比赛中，凭借加时赛的一个金球击败了夺冠呼声很高的莱比锡足球队（VfB Leipzig），首次赢得了全国冠军，这使得球队的教练、英国人威廉？汤利（William Townley）成了英雄；在英国，诗人艾丽斯？梅内尔（Alice Meynell）眼中的大自然善解人意——1914年的初夏有如田园诗一般，丰收在望，每月都能见到“天堂般的喜悦”，因为“收获如同丝绸一般撒向田野”。
英国人并没有意识到厄运的来临以及即将与德国爆发的对抗。牛津大学的学者们正在准备歌颂德国人的文化与才智。考试院（Examination Schools）里悬挂着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的大幅画像，这是这位德国统治者在获得民法荣誉博士学位后赠送给牛津大学的礼物。即便是在战争爆发之前不到一个月的1914年6月底，这座城市里的重要人物还聚集在一起，出席一位杰出的德国人被授予荣誉学位的仪式。在掌声中，身穿五颜六色礼袍进入谢尔登剧院（Sheldonian Theatre）的人有：克森？科堡？哥达公爵（Duke of Saxe…Coburg…Gotha）、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以及当时还寂寂无闻的罗马法专家路德维希？米太伊斯（Ludwig Mitteis），而荣誉博士学位则被授予了符腾堡公爵（Duke of Württemberg）和德国驻伦敦大使利希诺夫斯基大公（Prince Lichnowsky）。
三天后，一名还不满20岁的理想主义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用手枪向行驶在萨拉热窝大街上的一辆汽车连开两枪。第一枪没有射中目标，而是打中了汽车后排坐在丈夫身边的索菲亚王妃（Archduchess Sophie）的腹部，造成了致命的伤口。第二枪命中了目标：奥匈帝国的皇储弗朗茨？斐迪南。世界从此改变。
当代的历史学家们常常将注意力集中在之后几周的“七月危机”（July crisis）、被错失的和平机会，或者是当时人们对战争爆发的担心和猜测上。近来的学术研究强调，将世界拖入战争的并非强烈的敌意，而是焦虑和误解。那是噩梦般的场景。一位一流的历史学家恰当地指出：“1914年的主角是视而不见的梦游者，他们沉迷在梦境里，看不到他们所制造的恐怖的现实。”当爱德华？格雷爵士意识到“整个欧洲的灯光正在熄灭”时，已经太迟了。
刺杀发生后，对俄罗斯的恐惧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在德国，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们对这个东方邻国普遍的不安心理。德皇不断地被他的将军们告知，随着俄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它所带来的威胁也会越来越大。圣彼得堡对德国的判断也是如此，高级官员们达成了共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军事冲突发生得越早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