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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如郭成康认为：盖是时平准在即，形势严峻，皇上必欲遽兴大狱，以震惕汉大臣官员。胡中藻、谢济世不过是其早已选中的靶子而已，《清通鉴》卷5，以上多处参考引用。
（54） 参见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
（55）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壬申谕。
（56） 郭一裕后复起为河南按察使，以老罢。
（57） 乾隆二十二年七月辛卯谕。
（58）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庚午谕。
（59）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550；《枢垣记略》，卷4；翌年三月，有旨令宽宥蒋炳，来京在军机处司员上效力行走，遇有员外郎缺出补用。
（60） 林乾：《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210页。
（61） 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癸巳谕。
（62） 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甲午谕。
（63）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己亥谕。
（64） 先是，二十三年九月，停“侵亏限内完赃减等例”。律载凡侵盗钱粮入己，数满千两拟斩，然该条例附有“侵亏限内完赃减等例”，即侵盗、挪移等赃若一年全完，则比照免死减等例，再减一等发落；若一年未全完，再限一年追赔，完者，免死减等发落；若二年未完，着落犯人妻及未分家之子追赔。是以侵亏拟斩罪犯至秋审时概入缓决，俗谓之“老缓”。今上久欲删除此例，至是，命嗣后除因公挪移及仓谷霉浥，情有可原等案仍照旧例外，所有实系侵亏入己者，限内完赃减等之例著永行停止。谕：“监守自盗，肆行无忌，则寡廉鲜耻，败乱官方已甚，岂可以其赃完限内，遂从末减耶？且律令之设，原以防奸，匪以计帑。或谓不予减等，则孰肯完赃？是帑项为重而弼教为轻也。”乾隆二十六年律例馆奏准，将“限内完赃俱不准减等”纂入新例。嗣后，嘉庆初年，始将“限内完赃俱不准减等”条例删除，仍准侵亏限内完赃减等。
（65）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寅谕。
（66）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戊辰谕。
（67） 参见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
三、三次南巡
12．第三次南巡
这几年来，皇上可算是日理万机，从西陲平准平回的战事（于数千里外从战略部署到战术指挥，到后勤保障，在在指示，料敌机先），到东南各省水利（它具有高度的专业性），更不用说那些日常政事了（多处越过一般规定，越法权断）；仅从《实录》来看，有时一天就要批谕多达十来份奏摺。现在他终于可以清闲一点了，因此筹备了第三次南巡。
先是，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两江总督尹继善等以河工告竣，年谷丰收，臣黎望幸情殷，请于庚辰之岁（乾隆二十五年）再举南巡。上谕：积潦初除，正宜乘时劝谕，以培元气，而岁届辛巳（二十六年），圣母皇太后七旬大寿，于是年敬奉安舆，重临江浙，以仰悦慈怀，俯慰元元望幸之忱。
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复因江南大水，恐地方有司承办南巡差务，转于赈恤事宜不能尽心经理。命将原定二十六年的南巡推迟至二十七年举行。
乾隆二十六年二三月间，皇上奉皇太后谒泰陵，西巡五台。上年山西巡抚鄂弼于五台山菩萨顶预盖行宫，即命“勿得过为华侈”。适河东商众捐输银三万两以充驾幸五台经费，奉旨命用之于建造行宫。四月发现，扬州所建行宫，从前吉庆为盐政时缮葺已觉较华，而普福任内必求争胜于吉庆，今闻高恒所办则又意在驾普福而上之。踵事增华，长此安穷？
乾隆二十七年正月，皇上奉皇太后自京启銮，开始第三次南巡。据说，扈从有大臣首相傅恒、相国史贻直、大将军九门提督舒赫德，亲王、文武百官百十余人，侍卫官五百人，满洲、蒙古诸官千余人，羽林军一万人，甲兵五万人。（1）此次南巡途经直隶、山东、江南、浙江四省，各地方蠲免本年额赋十分之三，凡去秋受灾歉收者，蠲免十分之五。其路线与二十二年二次南巡时基本相同，惟首次前往浙东海宁，视察海塘工程。
一路渡淮而南，发现凡所经过，悉多重加修建，意存竞胜。巡幸所至，凡地方预备一切饰观之具，殊觉繁俗。二月，至江南省苏州之胥门，经当地官员自御道迎入，上赐众人饭食。翌日，由阊门之上塔街出行，前往灵岩山游幸，时万民家家悬挂吴式灯笼，供奉自制各色物品，迎接圣驾。天子龙颜和悦，义民内凡年逾七十之男女均赏赐刻有“养老”二字银牌一面。扬州、苏州、嘉兴、杭州四府盐商及渡海赴日本办铜之官商人等，皆搭设高台演出歌舞，不惜钱物，极尽奢华。大凡数百里内迎驾之时，舞台数千座，无一相同者。皇帝亦相应回赐金银、小件器物、貂皮等，众人皆引以为不世之荣。至灵岩山行宫，山麓建有舞台百余座，亭台二十座，表演各种歌舞，皇帝观赏。入夜灯火如繁星闪烁。河中灯船百余艘游动，燃放烟火，极其热闹，水中陆上皆如白昼。（2）
不久，加恩允准奏销南巡动用款项。上谕：从前三次办理，已不免踵事增华。其商捐一节，著永行禁止。又扈从官员，并已给船乘载，何须豫备公馆。不肖胥役保甲等占贴民房，勒索滋弊，亦著严饬禁止。自需住宿，则听其出赀僦赁，不许地方代为购觅。（3）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副都御史孙灏奏请停止明年巡幸索约勒济，上谕：折内称索约勒济非江浙胜地可观等语，其言更为荒诞。且南巡之举，岂仅为山水观览之娱？上年朕临徐邳淮泗沮洳之地，为之相视求瘼，疏泄修防，次第兴举，今岁农事倍收，孙灏宁不闻之乎？且果如孙灏所言，南方为胜赏之地，则索约勒济之习劳练武，所为固胜于彼，益不可中止矣。
但索约勒济的巡幸，后来毕竟被取消了，皇上为此还作了自我批评：
朕平心自揣，惟向时工程兴作，不无少烦（繁）。虽亦因坛庙宫殿道路诸工，阅年既久，不得不重加修葺，以肃观瞻，……然自忖不急之工无益政务，则于今春已降旨停之。过而能改，此心可质诸天地，下对天下臣民，朕初无所讳也。（4）
这越来越成为南巡中一个令人心烦的问题。
13．河工与海塘
在南巡中关心东南水利，阅视河工、塘工，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头戏。或曰，不可把皇帝的南巡均视为纵情山水，全在娱乐；此话不错，但似乎也可反过来说，愈是游玩，就愈是要到水利工地上去走一走罢。
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曾过淮安，见城北一带，内外皆水。（5）其时淮河上流各支河俱汇入洪泽湖，政府费数十年经营，沿洪泽湖筑成高堰大坝，又有天然坝（泄洪坝）之修，伏秋盛涨，辄开此坝泄水，而下游诸州县胥被其患。皇上亲自来到高堰大堤及天然坝查看，质问河臣：夫设堤以卫民也！堤设而民仍被其灾，设之何用？若而邻国为壑，田庐淹没，勿复顾惜，此岂国家建立石堤，保护生灵本意耶？命令在原建天然坝三座外，增加二座，即后来有名的仁、义、礼、智、信五坝。以前滚坝曾过水三尺五寸而未开坝放水，令以此为准，勒石为志，如原三座坝已过水三尺五寸，才可开后筑两坝，以减少湖水。（6）又谕：河工宿弊不可枚举，而无益之费尤多，或明知无用而因循不废，或阴以为利而妄事兴修。总之，河不可不治而无徇其虚名，工不可不兴而必归于实用。
乾隆二十年前后，黄河屡次在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决口，留下了大面积积水。二十二年再次南巡时，见到水灾如此严重，皇上表示：“朕巡省所至，首在勤民，而河湖要工，所关尤钜，一切应浚应筑，奏牍批答，自不如亲临相度，得以随处指示”，（7）决定回程改变路线，前赴徐州实地考察。“所过桃源、宿迁、邳州、睢宁诸州县，鹑衣鹄面，相望于道，而徐属尤甚，朕心为之惄然增戚”。（8）当即决定，对灾区的赈济粮加发到五月，积年借欠口粮籽种，不分新旧一律豁免。皇上还说，水灾如此惨重，地方官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叫督抚予以甄别，该留任的留任，该调走的调走，“一二年后，朕将亲临考察，若仍人其疆而田野不治，则非守令之罪，将督抚是问矣”。他经过与有关人员详细研究，感到光靠河道总督所辖官员，难于迅速完工，“所有应疏应筑事宜同时并举”。于是决定：尚书刘统勋率道员王鸿勋、钱度，专管徐州一带黄河大坝加高培厚一事；侍郎梦麟率道员吴嗣爵、同知李宏，专管六塘河以及沂、沭诸水下游形成的大面积积水；江南副总河嵇璜，专管疏浚各水入江入海河道；吏部侍郎裘曰修，专管山东、河南、安徽积水宣泄。分工之后，皇上又告诫各官务必配合紧密，和衷共济，“盖治水非他政务可比，必卓识远虑，明于全局又不执己见，广咨博采，而能应机决策”。（9）
当时水患不仅在江苏一隅，上江之宿虹、灵璧，河南之永城、夏邑等处，在在皆有积水。计漫淹地界，不下数百里。自非大动帑项，厚资工力，不能奏效。大小各官又莫能深悉受害之由，确得祛患之术，惟恐议疏议筑亏帑贻累，遂尔噤口束手。现今水患已不可胜言，“此亦朕南巡未了之事”，著侍郎裘曰修驰驿前往山东、河南、上江现在积水各州县，往来周视。其在山东者，与巡抚鹤年会商。在河南者，与巡抚图勒炳阿会商。在上江者，与高晋会商。其地方官有熟悉水道之员，听其酌量差委。务在通盘筹算，无分疆域，凡可以登民衽席，计安全而谋乐利，毋惜多费帑金。（10）
并针对过去成灾而请，年年疏筑，年年蠲赈，终无了期；张皇补苴，看来终属无益之被动局面，提出“与其赈之被灾之后，何如筹之未灾之先”；“以为一劳永逸之计。”（11）在今日言之，会三省之全局，川浍以疏之，堤防以御之，工费诚属浩繁。然一举而使千百里内之田畴民舍，可以永获安全，则生民之利，孰大于是？即多需帑金，所不当惜。况统屡年赈恤所用计之，为数果孰多孰寡耶？在国家蠲赈，未尝不动盈数百巨万，而小民已先受荡析之苦。（12）
乾隆二十二年南巡以后，山东、河南、安徽三省河道的综合治理，是乾隆朝又一次大的水利兴修。如有人建议挑挖洪泽湖淤泥，有人建议根治山东运河，请自济宁以下之石佛闸起，北至临清闸止，将河底淤垫逐一探估挑挖，以免阻塞之患；临清以北，德州以南之卫河，与临清以南之运河一体办理，等等。
至岁末报告：疏浚淮、扬、徐、海等处江湖入海干支各河，及高宝下河归江归海之河港共五十余道，俱先后告竣。二十三年，各工皆如期完成。
清口“为黄淮交汇，河防第一要区”，历届河督为解决黄河下游水道淤塞问题，在清口两侧筑束水坝冲击黄河泥沙，即明朝水利专家潘季驯创造的“束水攻沙”、“以清敌黄”之法。乾隆二十七年三次南巡时，发现河臣嫌筑坝费工费力，每当洪泽湖盛涨时，全靠天然五坝往下河地区减水，乃亲自确立清口束水坝拆宽办法，以高堰五坝高于水面七尺以上，清口口门宽三十丈为基准，如果洪泽湖水再涨一尺，则清口束水坝拆宽十丈，“水递长，口递宽，以此为率”，秋汛结束后重新镶筑清口束水坝如前。自此次确定清口水志后，“河臣恪守此法，数十年来下河免受水患，田庐并资保护”。（13）
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南巡之时，皇上曾先后三次到徐州一带巡视黄河堤坝，发现此处黄河“南北岸相距甚迫”，一旦盛涨，极易溃决。下令一律改建石堤，共砌筑十七层，长九百七十丈。四十五年南巡时，还下令徐州韩山至奎山一带土堰一律接筑石堤，计四百五十丈，一直连接山脚下面，俾滨河永保安居。是时，河道总督萨载请求把洪泽湖高堰大坝三堡至六堡段卑矮砖砌坝加高，皇上认为用砖不如用石结实，“命毋惜帑费，一律改石工”，使大坝永远巩固，成为下河地区的保障。
故《南巡记》云：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而辛未（十六年）、丁丑（二十二年）两度，不过勅河臣慎守修防，无多指示，亦所谓迟也。至于壬午（二十七年），始有定清口水志之谕。丙申（四十一年）乃有改迁陶庄河流之为。至于高堰之增卑易砖，徐州之接筑石堤并山（四十五年），无不筹画，咨诹得宜而后行，是皆迟之又迟，不敢欲速之为。
“海塘乃越中第一保障”，浙江省杭州、嘉兴、宁波、绍兴、温州、台州六府与大海相邻。温州、台州两处海塘蓄泄之利多，冲决之患少，地方政府完全有能力予以治理。杭、嘉、宁、绍四府钱塘江水顺流而下，海潮逆流而上，“加以回溜汕刷一日两次，非巨石长桩密排深砌不足以资捍御”。特别是海宁、仁和两县，处于钱塘江入海的喇叭口处，“海水直逼塘下”，全恃海塘保护田庐。先是乾隆十五年，皇上就曾表示：“浙江海塘为捍卫民生要务，朕明春巡幸浙省，意欲亲临阅视”，（14）命令在江南审理案件的户部尚书舒赫德赴浙江查看准备。舒赫德报告说：“南北两岸不特塘工毫无受阻之处，抑且塘之内外桑麻遍野”，不必亲临阅视；而且天晴时，海塘上可以勉强行走，若一遇春雨，南方道路泥泞，土性胶黏，行走甚难。所以前两次南巡，并没有前往海塘阅视，亦未巡幸浙东。
浙江海塘兴修始于宋，有土塘、柴塘、石塘之分。乾隆初年，曾在海宁的浦儿兜至尖山之间修筑了一条四十里的石塘。乾隆二次南巡之后，浙江沿海潮汛渐迫北岸，海宁一带塘工告急，地方官计划在老盐仓一带改柴塘为石塘，但海宁沿岸均是浮沙活土，石料建筑施工困难。二十七年三次南巡时，一到杭州，就让大学士刘统勋、河道总督高斌、浙江巡抚庄有恭在施工现场准备好签试桩木。第二天，亲往海宁施工现场，实地观察打桩，“一桩甫下，始多扞格，卒复动摇，石工断难措手”。虽说将施工地点后移几十丈，即可建筑石塘，但必须毁坏许多土地村庄，“欲卫民而先殃民，其病甚于医疮剜肉矣，朕心不忍”。反复权衡，唯有修缮柴塘，“得补偏救弊之一策耳”。同时，又未否定石塘的好处，如在视察尖山、塔山之间旧存石坝时就指出；“如将来涨沙渐远，宜即改筑条石坝工，俾屹然成砥柱之势，庶于北岸海塘永资保障”；“即多费帑金，为民间永久御灾捍患，良所弗惜”。
乾隆三十年，第四次南巡，皇上又来到海宁阅视海塘。他注意到环绕海宁县城的五百三十丈石塘，对保卫该城起到极大的作用。但为加固石塘所筑的坦水坝（紧靠石坝的缓坡，起减少海潮冲击作用）只有两层，唯在最险要处建有三层坦水。于是下令一律改为三层石坦，海宁护城石塘愈加坚固。
乾隆四十五年南巡时，皇上又来到海宁，看到经过十几年时间，涨沙渐远，地基结实，已经具备改建石塘的条件了，命令督抚实地调查，能建石塘的地方一律改成石塘。经大学士阿桂、闽浙总督陈辉祖赴工地勘查，提出筑造十六至十八层鱼鳞大石塘，动用三十万银两，并于四十八年七月完工。
乾隆四十九年，年已七十四岁高龄的皇上又来到浙江海塘工地。他果然检查了已经改建的四千二百丈老盐仓石塘，虽然地方官遵照他的指示，保留了柴塘，而他却不满意。原来柴塘靠近石塘之处，已经出现沟槽一道，存有积水，“将来日积月甚，石塘根脚势必淹侵渗漏”。因此下令将石塘上为美观起见堆起的土牛埋入积水沟槽内，再把柴塘后面的土顺石塘做成斜坡，露出石塘三四层，然后在连接柴塘与石塘的土坡上种上柳树，“俾根株蟠结，塘工益资巩固，如此则石柴连为一势，即以柴塘为石塘之坦水”。认为这样施工之后，可以二三十年安全无事。皇上还指示将邻近海宁的范公堤也改建成石塘，特拨银五百万两，限期五年完成，结果，只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15）
乾隆二十七年，就湖北堤垸事宜，上谕：自古力役一项，载在方策。以其事本为捍卫民生而设，则供官正所以自为，并非征求无艺也。若工程非旦夕可既，而民力更难以全任，则仍当官为酌助口食之资。不可徒令富者计亩出夫，贫者出力糊口，一切并责之闾阎。（16）乾隆二十八年，复打算湖北部垸、民垸，概令官为经理；（17）并开始筹办江苏苏、松、太三属水利疏浚事宜。（18）就此来看，乾隆十三年的“收敛”恐怕只是一时的，现在，政府又在许多领域挺身而出，积极进行干预，要承担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了。同时，废除编审，整顿保甲，都多少带有现代人口动员的意味。
在修河治水之外，继乾隆初年之后，开始了又一次大举修理各省城垣。先是，江南、江西各属城工曾经开捐劝输，随之各省相继提出修理城垣。乾隆三十年十一月，户部奏请停止开捐劝输，直隶等各省城工估需不敷银五百三十一万余两，可从户部收捐贡监项下调拨，该项每年得银百万两以上，约计五年，即可满足。
十二月丁巳，上谕：前因各省应修城垣，费繁工巨，特发库帑五百万两，分拨各省，一律兴修。频岁年谷顺成，库藏极为充裕。（19）因思天下之财，止有此数。库中所积者多，则民间所存者少。用是动拨官帑，俾得流通。“此朕本意也”，更毋庸较量工费，意存节省。至土城改建砖城，虽现在为费畧多，其实壮观瞻而资巩固，且省不时修葺之劳，视土城尤为经久。即出于原估五百余万两之外，正亦何妨？“朕惟期有益于民，岂计所费之多寡乎？”各省或有土城应改建砖城者，并著一体确估核奏。
14．政治案件
任何“政治运动”可能都有其自身规律，几年以来，它的势头已有所减弱，现在更似失去了方向。
这一时期，特别引人注目的，倒是所谓疯汉文字狱案。在这以前，乾隆十八年，疯子丁文斌虽然被处以极刑，但与十六年因献诗而被杖毙的王肇基一样，下自地方官吏，上至皇帝，还是承认他们确有疯癫之状。二者刑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