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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山西一省巡抚藩臬朋比作奸，毫无顾忌，吏治之坏，至于此极！朕将何以信人，何以用人？外吏营私贪黩，自皇考整饬以来，久已肃清，乃不意年来如杨灏、恒文等案屡经发觉，而莫甚于蒋洲此案。朕为愧愤。蒋洲之罪，重于恒文、杨灏。若不大加惩创，国法安在？（61）
复以科道等官未能举奏恒文、蒋洲之贪黩败检，降旨申饬：朕御极初年，曾令科道各抒所见，尽言无隐。其时奏牍纷纷，亦多以细故塞责，且颇有借言行私者，而鄂善纳贿一案仍系别经发觉，非由科道纠陈也。可见科道等，一鼓励之，不过簧鼓窃权，而一裁制之，遂致因循观望，相习成风，已非一日。此风实属可虑。（62）
于是在乾隆二十年前后，就掀起了自乾隆十三年以来，对官员的又一波整肃。自那以后，它断断续续，几乎就没有停过。
而在办理蒋炳一案时，即令查抄字迹赀财，看来，皇上的“政治弦”是绷得够紧的了。恐怕乾隆朝要超过康熙、雍正，实现一个“现代化”的目标，即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了。
11．余波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皇上以十二月朔日日食，望日月食，“一月之间，双曜薄蚀，灾莫大焉，我君臣当动色相诫”，命大学士、九卿、科道等各抒所见，据实敷陈用人行政阙失。（63）
御史汤先甲应诏奏曰：内外问刑衙门遇有造作妖言、收藏野史之类多丽逆案，宜坐以所犯罪名，不必视为大案，极意搜罗；刑官何必立意求深，多援条例；州县侵亏帑项，宜照旧例办理，（64）在贪墨败检之徒，诚何足惜，然非所以慎重国帑；官犯提解至京，不宜亲临审鞫。
奏入，皇上逐条加以批驳，谓即如收藏野史案内，《东明历》等书，不但邪言左道，且有肆行诋毁本朝之语，此而不谓之逆，必如何而后谓之逆者；试问今日之刑官，较之往昔办案，究竟孰为宽，孰为严？若以限内完赃为慎重国帑，则是非为问刑，乃为言利矣；朕临御以来亲讯者，惟张广泗、鄂昌二人，一则玩误失机，关系军国重务，一则身为满洲世仆竟与胡中藻甘心唱和诽谤，此二人岂可以寻常官犯同日而语？总之，用刑之道，贵在鉴空衡平，而干犯法纪之人，莫如悖逆、贪污二者，复对“外省习气尚在从宽”表示不满：
国家治世之大权，而当宽当严，惟在因时随事，期于情法允协，所以惩奸宄而安善良。初不得借口于世轻世重，先自存偏畸之见也……
朕御极之初，承皇考整饬之后，钦遵成训，随时用中，复济之以宽大，……乃沿之日久，或贪官簠簋不饬，或奸民诪张为幻。此类怙恶自甘，既非可以德化，若煦煦以姑息为仁，将官方国纪、风俗人心，何所底止？（65）
几天以后，针对御史周照所奏一折，上谕：
如所称行政急于观成，必条例繁多，法令严密。承于下者，转得以空文相应，试问今日之行政，有视昔加严者乎？繁者何条？密者何令？
至称用人急于求效，便给近利之臣以小效炫其才智，而老成持重转因而退沮，何不指名奏出？……
续谕：适恭阅皇祖圣祖仁皇帝实录，有言路不可不开，亦不可太杂，明朝国事全为言官所坏之谕。昨者降旨求言，原冀得一二补阙拾遗之奏，庶几有裨实政。乃其中并无所见，而藉词应诏，妄肆簧鼓。朕若复崇尚虚文，则明季弊政，炯鉴俱在。周照著严行申饬。嗣后倘更有似此空言塞责。实行其私者朕必明治其罪。（66）
足见对当日朝政亦存在严厉的批评。确实，无论“南巡”或“西师”等，都是乾隆一朝以前难以想象的，现在不但局面逆转，且在多方面主动出击，以达到国家的特定目标。可见当日问题也不仅仅在于“当宽当严”一个方面。
但我们毕竟看到了对文字狱的不同意见。其后，还有着一系列的文字狱案，它恐怕还要持续很长时间，尽管在乾隆二十三至二十五年之间，数量曾一度有所下降：
乾隆朝文字狱·二（乾隆二十至二十七年）
隆二十年（1755年）
二月，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
五月，山西兴县县民刘裕后赴学政行署投献自著《大江滂书》。山西巡抚审奏：该书悉属妄诞不经，但自比圣贤仙佛，或称颂其父祖，借拟帝王，甚至有讥刺朝廷之语。因其素有疯疾，稍为宽纵，请旨即于市曹杖毙。
九月，旗人赵永德赴山阳县呈首原任刑部郎中、淮北盐商程鍪所著《秋水诗抄》，有造谤污蔑之语。经江南河道总督研审奏闻，上谕：其中并无讥讪悖逆之语，而送王大一首系抄袭古诗以为己作，则富商无识务名之习毕露。看来此事明系赵永德索诈不遂，挟嫌诬害。富勒赫为其所愚，据以入奏耳。倘因此案动于语言文字之间指摘苛求，则狡黠之徒借以行其诬诈，有司不察，辄以上闻，告讦纷繁，何所不至？迨至辩明昭雪而贻累已甚，此等刁风断不可长。赵永德著交该抚庄有恭严审定拟具奏。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
正月，江苏常熟民人朱思藻以地方被灾，米粮昂贵，意谓地方官未必禀详，不能邀恩赈恤，于是将《四书》成语凑集成文，题为《吊时》，中有“暴君污吏，长君逢君”，“有王者起，犹解倒悬”等语。同乡监生呈首到官，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以其“侮慢圣言，鸱张讪滂”，请旨即行正法；上命从宽免死，遣发黑龙江，谕：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项凡用一百四十三万，已不为不多，而乾隆元年至十八年，用至二千四百八十余万，米称是。且江省去年秋灾，截漕拨粟，数逾百万。朱思藻究因灾望赈，尚与胡中藻之身列仕版无故悖逆谤讪者有间。
四月，山东巡抚拿获妄言祸福流寓之人刘德照，称其人“似类疯癫”，随于直隶开州刘家墙洞内查出字帖四纸，有“兴明兴汉”，“削发拧绳”等语，直隶总督奏闻。上谕：近来督抚往往以迹类疯癫奏请杖毙完结，不思此等匪类，若不过词语不经，妄言灾祸，诓诱乡愚，或生事地方，訾议官长，杖毙已足蔽辜；如其讪谤本朝，诋毁干犯，则是大逆不道，律有正条，即当按法定拟，明正典刑，妻子缘坐，不得坐以疯癫，曲为原解，仅予杖毙。刘德照凌迟处死。自此案始，疯汉文字狱剧增。
六月，左必臣以训蒙卜课为生，因年荒失业，与朱伯侯相遇，遂仿照俗传刘伯温朔书，捏造所谓王将军判语刊刷，以诓人得分钱米。书内“十愁”有：“山东一扫平，四川起狼烟，江南不太平”等语。两江总督以不经语句妄言灾祸，诓诱乡愚，实与近奉上谕所指之匪类相同，请旨将其立予杖毙，朱伯侯请照“妖言惑众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佥妻发遣。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四月，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案。
六月，上海县民人汪三私刻木戳，据该县讯供因疯自造，上谕：地方生事不法之徒，情伪叵测，或有平时阴图煽惑，及至败露，往往佯托疯癫，而地方官亦遂苟且以疯癫毙狱，殊非去恶务尽之义。朕阅汪三所刻戳记，并非因疯自造，明有代刻之人。该犯杖毙已足蔽辜，而所与往来如留文彩辈，自当穷诘根株，严行治罪。若竟以因疯自造一语，草率结案，奸民将何所惩儆耶。
十一月，阜宁知县搜出民人周瑞家藏妖书一本，面写“古圣遗书”，所载“均属狂悖”。两江总督以书内所撰刘伯温语，妄谈运数，不法已极奏闻，得旨：“甚可恶！非寻常劝人吃斋之可比，当尽法穷究。岂有本朝如此爱民，百年之久，尚有此语之理？”
十一月，湖南茶陵州生员陈安兆自著《大学疑断》、《中庸理事断》及《痴情拾余诗稿》等书为官府查获，湖南巡抚以评驳朱注，多尊崇谢济世之语奏闻，又与湖南学政检出诗稿“隐含谤讪”之处粘签禀呈。上谕：所奏殊为过当。即诗稿中间有牢骚词语，亦浅学人掉弄笔墨陋习，其实非谤讪国家，肆诋朝政，如胡中藻之比。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
十月，汝宁府地方拏获湖广孝感县逆犯朱尚柄，指称故明后裔，所藏书册，大逆狂悖，按律凌迟处死。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
七月，浙江归安县人沈大章蒙馆为生，兼工刀笔，与本县武举汤御龙挟有宿怨，遂刻板印书一本，内有兴复宋代、指斥清朝之处，将该书乘雨夜投入汤御龙船内。不料为汤赴官首缴，浙江巡抚照谋反及大逆律，将沈大章凌迟处死。
七月，浙江归安县屠雍若为人凶恶，见鲍体权小女尚未出嫁，每来窥看，调戏搂抱。鲍体权忿极欲报复，适本县有汤御龙首告逆书事，乘此写诗一首，有“屠人手内刀，雍康纂吾朝，若问行兵日，等动兑方刀”等句，于夜二更贴在本镇戏台上。浙江巡抚以“非寻常投帖匿名文书告言人罪及诬告人谋叛者可比”，奏请应照“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律”拟斩立决，屠雍若照生事行凶例发往云贵川广烟瘴少轻地方严行管束。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
江西泰和县童生李雍和读书不就，飘流四川算命营生，乞化时被递解回籍管束。六月，投呈学政，随于其家中搜出逆词一纸，第一条怨天，第二条怨孔子，第三条上干君父，指斥乘舆。江西巡抚以其胆敢造作逆词，肆其狂悖，罪大恶极，万死不足蔽辜，应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缘坐。
甘肃成县民人王献壁自幼读书未成，染患疯病，遂捏造仙佛下界等词欲图诳骗银钱。十月，将书词一封投入陕西学政轿内，以其书词悖逆奏闻。陕甘总督、甘肃巡抚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且于部文来到之前，恭请王命将王献壁赴市曹凌迟处死并枭首示众。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
五月，山东莱阳县民宫立朝捏造逆词，诬陷宫立矩等谋为不轨。
七月，直隶正定兵丁拾获逆词，为李怀林等挟仇陷害，编造逆词，牵出豫省人犯孙耀宗，起获收元教经卷，供出其教起自山西长子，传教惑众，命直豫晋三省彻底根究，上谕：“阅所进逆词。乃横肆狂悖。从来未有大逆之尤”；“狂悖肆恶，迥非寻常逆案可比”，分别予以凌迟、立斩等。（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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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宫中档乾隆朝奏摺》，三辑，第673页。
（2） 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第201～208页。
（3） 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第158页。
（4） 乾隆十九年十月戊午谕。
（5） 乾隆二十年二月甲寅谕。
（6） 《啸亭杂录》卷7《宗室小考》。
（7） 乾隆二十年三月庚子谕。
（8） 乾隆二十年五月庚寅谕。
（9） 乾隆三十七年十月癸未谕。
（10） 乾隆六十年十月己亥谕。
（11） 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壬子谕。
（12） 乾隆三十八年九月甲戌，谕伊犁驻防满洲官兵。
（13） 《避暑山庄后序》，《承德府志》卷首。
（14） 李零：《避暑山庄和甘泉宫》，《花间一壶酒》，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15） 《御制避暑山庄后序》，乾隆四十七年七月。
（16） 《高宗实录》卷411，乾隆十七年三月辛巳。
（17） 《高宗实录》卷419，乾隆十七年七月丙子。
（18） 《高宗实录》卷446、447，乾隆十八年九月。
（19）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丑；索约勒济围场在热河木兰之北，巡幸往返共四千余里。不过，此次筹划已久的巡幸后亦借故停止。
（20）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辛巳谕。
（21）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壬申谕。
（22）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癸酉谕。
（23） 《高宗实录》卷367。
（24） 《高宗实录》卷411。
（25） 《簷曝杂记》卷1《蒙古诈马戏》。
（26） 以上参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第四、五章；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127页。
（27） 乾隆二十年六月己酉谕。
（28） 以致民间流传皇上把女儿嫁给了孔氏，去曲阜是为了看女儿的故事，参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
（29） 乾隆十二年六月庚申谕。
（30） 乾隆十三年二月己卯谕。
（31） 以上参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第四章。
（32） 据钦天监正、西洋人刘松龄在1749年的一封信说：在山东，皇上和皇后一起去一个庙里祈祷，由于神不要听他的祷告，在回来的路上，皇后突然发了可怕的病，一天就死去了。由于皇后之死，皇帝感觉严重地丢了面子和难以忍受，于是变成了一个很厉害的仇恨的爆发者。皇上拿脚踏皇长子，然后命令打他，说他在皇后死后的仪式上不够悲哀。另把两个大臣打得同样厉害，以致一个当天死了，一个过几天也死了。此外一个大家认为最有智慧、有文化的一品官员，也在宫廷遭到审问，几个月后才得到赦免。因为在皇后丧仪期间剃了头，按照满洲的习惯这是不允许的，两江总督，一个满洲人，被发配到满洲，他被没收了土地房产，拿着扫帚在宫廷扫地，每月只有一两银子的生活费。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
（33） 乾隆十八年八月壬寅谕。
（34） 乾隆十九年二月壬午谕。
（35） 乾隆二十年六月乙巳谕。
（36） 乾隆二十年六月己酉、乙卯谕；先是，寄谕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庄有恭等：南巡一事应“静听军务就绪，降旨遵行，此时慎勿先事张皇”（《宫中档乾隆朝奏摺》，十一辑，第147页）；迨准噶尔一举荡平的错报传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督抚合词吁请再举南巡之典。至是降旨俯允所请。
（37） 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摺》，十一辑；十二辑。
（38） 乾隆二十年六月壬申谕。
（39） 乾隆二十年七月己卯谕。
（40） 乾隆二十年十月甲寅谕。
（41） 《宫中档乾隆朝奏摺》，十五辑。时军机章京赵翼记云：“尹文端（继善）以南巡事，隔岁先入觐。公（傅恒）尝命司属代作诗相嘲，中有句云‘名胜前番已绝伦，闻公搜访更争新’，文忠辄易‘公’字为‘今’字，便觉酝藉”（《簷曝杂记》，卷2，《傅文忠公爱才》）。
（42） 《宫中档乾隆朝奏摺》，十五辑。
（43） 乾隆二十一年九月，是月。
（44） 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己卯，上谕：至此事在本月初九日，该督抚等身任地方，每日随行，岂竟一无所闻？而皆置之不问，经步军统领衙门查明具奏，朕始知之。封疆大吏，所司何事？人命至重，朕清跸所至尚尔如此，则平时之玩忽从事更不可问矣。
（45）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壬戌谕。
（46） 起初，阿睦尔撒纳率众来归，皇上虽认为他“为人诡诈反复，全不可信”，却又因其“乃最要之人（在四卫拉特中，其掌握辉特、和硕特、杜尔伯特三部），伊若来降，明年进兵大有裨益”。于热河入觐时，阿面陈进兵准噶尔方略，因“赐上驷与之乘，亲与其分较马射，并以蒙古语询其变乱始末，赐宴而退。阿悚然，时冬月严寒，阿逆汗下如雨，退告其下曰：‘真天人也，敢不慑服！’”（《啸亭杂录》卷3《西域用兵始末》）。遂封其为亲王，令率领北路大军前锋，弃清军上三旗纛帜不用，仍用“旧纛”（此已不当）。果然，军马“如入无人之境”，“未折一矢，诸部争迎，伊犁悉定”，封双亲王。随后，阿渐露欲为四卫拉特总汗之意，与清廷善后方案意见不一，六月即令班第可“便宜从事”，六月底，以阿睦尔撒纳“图据准噶尔已无疑义”，与其俟其变乱，莫若先发制人。密令班第等，如阿尚未起程入觐，即行擒拿，在军营正法；如已动身，则另行办理。复因事机不密，遂致脱逃。但阿逆始终不能与清军小股部队相抗，其非“预谋叛乱”可知矣。至于潜逃之直接动因，据其自述系“遵旨入觐，行至乌隆古地方，闻有拿我之信，不得已潜避”。与其部众言：阿某非不臣，但中国寡信，今入境如躯牛羊，大丈夫安肯延颈待戮？俄国史料也记载阿在入觐途中“截获了由北京下达给将军们的命令”（《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第300页）。赵翼等则记六月间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奉旨先归，阿私下以总统四卫拉特之意，请其代奏。及额驸入京，竟不敢代奏。而阿中途迁延，犹有所望也。迨至八月中旬，旨仍未下，阿疑事已中变，恐入觐得祸，遂叛走（《皇朝武功纪盛》2；《啸亭杂录》卷3《西域用兵始末》）。皇上亦知阿与班第等意见不合，屡次被参，“自生猜疑”，把一部分责任推在了班第等人身上（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45页）。
（47） 乾隆十六年三月壬寅谕。
（48） 参见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
（49） 《清代文字狱档》，上册，第49～50页。
（50） 卫哲治参劾谢济世颇为时伦所不满，据昭梿所记，此事“袁简斋（枚）曾作书规之。刘文清公（墉）亦言其‘官每高一阶，而其品乃下一级’”（《啸亭杂录》卷2《卫司空》）。然逮治谢济世似为皇上之授意。
（51） 昭梿以为，胡中藻诗狱盖乾隆帝“深恶党援，非以语言文字责也”，谓乾隆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二相国秉政，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胡阁学中藻为鄂西林得意士，性多狂悖，以张党为寇仇，语多讥刺，上正其罪诛之（《啸亭杂录》卷1《不喜朋党》）。
（52） 在美国学者孔飞力看来，皇上大骂胡中藻“诬谤满人”，又严斥鄂昌说他的行为不配当一个满人，把这些联系起来才能理解这个案子的意义，即在“谋叛”和“汉化”。《叫魂》（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第87页。
（53） 如郭成康认为：盖是时平准在即，形势严峻，皇上必欲遽兴大狱，以震惕汉大臣官员。胡中藻、谢济世不过是其早已选中的靶子而已，《清通鉴》卷5，以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