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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半壁江山”，居功至伟。
发展“多种经营”和“农村工业”，是清代为我们展现的两条极具可行性的经济发展道路。至今，中国农村经济仍然走在这条路上（包含商业）。中间的一度改变，并不能使其“中断”。
当代农村改革究竟从何而来？不难发现，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制度因素，不是别的，正是一定的土地及财产私有权、小农的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经济行业的某种自由，商品性经营以及市场机制等。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曾经有过的东西。由此看来，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内涵，也可称为“传统制度”的复兴；即令“包产到户”，也可以说是古代“井田”、“均田制”的再生（参见未刊文稿：“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依托”，1987，福特基金会赞助）。历史，在这里重新“接续”起来。
关于清代的“工政”和“粮政”，是我在赴美之前写就，并以论文形式在美国发表（1987年）。回国以后，形成小书《清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由沈志华赞助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在友人王希和谢茂松的帮助下，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2005年，更名《活着的传统》）。所谓“经济发展”，意指历史上“经济恢复”之后的“和平发展时期”，讨论这一时期的传统政策，在以前大约还没有过，为此我获得美国Luce基金的赞助（1986年）。
如此看来，清代的经济发展政策，实具有前瞻性和跨时代的重大价值，特别是我们有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经验以后。虽然这些并非传统史学关心的重心，清人自己也未做过相应的总结。我却从中第一次体会到了中国传统的正面价值，从此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无意间扩大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把一项“经济史”研究，带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的领域。也许，正如钱穆所说：“经济史必从全部文化着眼始能有大成就”？
不过，在那些文字中，我却只说“历史”，几乎没有一句提及“当代”。相信识者皆在农村经过一番“摸爬滚打”，深悉“个中滋味”（以后很久我才试着把其中的关联挑明）。
“一代有一代之史”，这成为我最重要的研究之一，它是对昔日历史的一个现代诠释，也是对当代改革的一个历史说明。借由着这种“古今两相观照”，我尝试着将历史学与当身社会问题连接起来。其实，它可能也是“身不由己”，因由自身经历，衍义出一段历史。貌似严整，却是信步走来，并无“人谋”。
是古人错了吗
我那篇从清史解读当代改革的文章发表以后，有朋友问：清代（康熙、乾隆年间）中国到底还有没有可耕土地？
我的回答，可谓直截了当：
“有！当然还有可耕土地！”
所以近几年有同人批评说，康熙、乾隆都错了。
我虽知道当时还有土地可耕，却不能认同这种以为古人、当事人“错”了的看法。
即使事实上还有耕地可以开垦，这种“实事求是”的“客观主义”，也是一种“肤浅”的学问（也许属于“考据学派”吧，一笑）。它回答的是什么问题呢——不过是证明批评者自己比别人“高明”罢了，却没能抓住时代（无论是历史还是现代）的重大问题。
这样做学问可就太简单了。至少，我们应该追问，康熙、乾隆两位皇帝，为什么要这样想、这样说呢？
他们为什么不能满足于开垦土地，而要往前一步？
所以我认为，他们的想法是前瞻性的，而不是只顾当下（当时也有许多地区已面临这一问题，即在土地开发殆尽的情况下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特别是在“基本经济区”即运河沿线省份）。怎能轻率地说他们都错了呢！
朱子的说法或许可为参考：
“看书不可将己见硬参入去。须是除了自己所见，看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
“是且虚心，随他本文正意看。”
“且要晓得句下文意，未可（未得其意）便肆己见，妄起浮论。”
“欲知彼事，须问彼人。今却不问其人，只以己意料度”（钱穆《学龠》）。
这里还涉及一个方法上的“禁忌”，这就是在“口述访谈”的方法里，切不可在访谈中，随意批评访谈对象说他“错了”（朱熹也说过：“且从他说尽，不可剿断他说”——钱穆按：近代学人最易犯此病）。
为什么“口述史”里要这样规定，——《过去的声音》中的《访谈》里特别强调：面对一个口述者，你要“尊重”他，表示“理解”和“同情”，“坐下来静静地听”。哪怕是陈述他极其荒谬的理论，使用他最最愚蠢的论点，“你不能反对，也不能表示异议或嘲弄”，——请同学们想一想？
对《从清史解读当代》一文的解读
我对清代经济政策的研究，始于1982年，研究生毕业不久，不想距今已有30年时间了。
很长时间，我都不看好这篇文章，包括我的小书（《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暨第二版《活着的传统》）。在那些近于晦涩的文字里（包括1987年在美国若干所大学的演讲），都没有提及当代，只是在讲清史（当然在明眼人，如北京的两位老友和华府的两个对华顾问，他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这篇文字“看不懂”并没什么奇怪，它确实“不好理解”。
要想弄明白，我以为就要回到80年代。这是解读它的一个切入点。
因为“时过境迁”，许多已经不是“时代问题”，而成为“历史问题”。它已是一段历史，和历史的思考。
另外，并非每个人都关心农业问题，即使在那个“农村”成为一切问题的核心，成为“改革”的突破口，也有很多人不关心它。我们总不能说那些人是“为学术而学术”，是为“混饭吃”，“为稻粱谋”。何况在这之外，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呢！
在课堂上，我不得不讲述这段历史，但也尽可能避开它，宁可讲些别的。
只是到最近几年，因为友人唐晓峰回忆起过去的一段故事，我才想到，说不定那篇文字，在当初还是有些价值的。退休以后，我整理旧档，找到了“带头大哥”的那封信。但也不过如此。
最近，因为另一篇稿子，吴思先生给我“出题”，我才写了这篇文章。才把许多话说的这样清楚，即清楚地把相隔二三百年的历史联系起来（所谓“三百年为一个历史”），点明“古今”之间的关系，给它一个“定位”。
30年了，才达到这样一个境地。自己一直也不怎么清楚（至少和今天相比，尚有一定的距离）。学问，需要“积淀”，这也算是一个例证。
这样的文章，看得懂看不懂都没关系。它本身已是历史，跟当下各位必须表态的事情不同，我也不会给您扣一顶“不想当明白人”的大帽子。
尽管我觉得它很重要，认为这是近三百年中国经济史里，第一等重要的大关节之一。在我之前，还没有人把它揭示出来，也许这就是这篇文字的意义所在。尽管我却一直以为自己没什么……
这些，就算是一点儿“多余的话”吧！
“神来之笔”
俗话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的这篇文字（《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从清代农业政策看当代农村变革》）发表以后，按照“惯例”，挨一伙妄人的骂是免不了的（参见网易博客），倒也着实受到一些好评。
比如，财经博客上说：“拜读，超级受益”（《财经网》网友）；“好文啊好文，有诺斯之宏远视界”（whtclement）。网易博客：“说得很有道理，支持，真是个有眼光的高人”（职业操盘手）；“这些事都是总理级别的人考虑的，不可能大多数都理解”（shenmiao）。
第一时间有一位年龄相仿的教授打电话来，把文章夸了一顿，说什么独自立意，独立思考，不追随外人，云云。一位老辈学者看了以后，大声对我说：好！好！这是你写得最好的一篇（文字）。而且那几个举证（50年代以来），都让人无话可说。
（悄悄说，那篇《忆发展组》，在文字上可能更好一些。）
我还要强调，所谓“垦政”、“农政”、“粮政”……都是跨越朝代、超越意识形态，无论谁上台执政，都不能回避的国家大政。就我眼光所及（或许也可称为“时代意见”），重点是在所谓“多种经营”，关键认识则在“土地开垦”。
如果说有什么“神来之笔”，乃是指这一句：农业学大寨，开山造地，各地退经还粮，恐怕仍然是“扩大粮食耕作面积”，仍然是一种“开荒”。
这体现出内心深处对土地开垦的执着，仍是囿于清代以前各朝的经验。
也是我以前未曾有过的认识，从来还没人说起。
另一个词句仍是与此有关，即指出清朝皇帝思想的“前瞻性”。也为以前所无。
清代皇帝不是“寻章摘句”的士子，而是身兼“总统”“总理”二职于一身的国家元首。认定一个道理，不计俗人所谓对错，不管细节有无出入，有思想有决断，大声说出自己的看法，终于形成经济史上的一段佳话。
明明还有荒地可以开垦，却一口咬定没有，第一，（消极地说）并不为了增加税收；第二，（积极一面）使农业发展转入下一个层次，这是何等的见识，何等的担当！
所以昨日我在有关政治理念的一个采访中说，（将来）我宁可活在这样的领导人之下（如康熙老爷爷），而不要去“关心政治”。也就难怪在采访者看来，这确是“一个人的战争”了！
马尔萨斯阴影下的人口争论
近些年来，中国历史人口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不但拓宽了旧有的研究领域，使其踏入更为细致深入的层面，而且就若干重大问题发表了许多不同见解，和展开了一场饶有趣味的学术争论。这对沉寂的学界来说，大约也是一个“异数”。本文无意对此作出全面评价，只打算就其中一些问题，特别是围绕着《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一书的争论，谈几点看法。
本篇发表于《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一、关于中国人口机制
李中清和王丰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书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也许就是关于中国人的人口行为了：与马尔萨斯所说不同，很久以来，中国人就建立了自己的人口体系，使之能够高度理智地根据其社会经济条件来调整人口行为：中国已婚夫妇自结婚至开始生育的间隔时间比较长，结束生育的时间比较早；在集体家庭的严密监视之下，中国夫妇能够控制“性的激情”；当他们想要孩子时，他们能够加快其过程；否则他们就节制和等待；他们又掌握了传统的避孕和流产技术；因此，已婚生育率比欧洲要低得多。其计划人口的方式不是别的，而是控制生育和控制婴儿存活（14）。这些论点（特别是最后一点）发表之后，自然引致了学界同人的激烈争论。
的确，过去人们一向以为，中国的人口，只是受所谓“积极制衡”（战争、瘟疫和饥荒）控制的，只有其所导致的死亡率的增加，才能制止人口的增加。这样一种马尔萨斯式的“悲观”论点，现在看来，岂不都成了一个“神话”（15）？
由此，一个新的“神话”出现了。中国人能主动、自觉地控制人口！不是在二十世纪，而是在那以前长达几百年以至近千年的时间里！试问：没有这样的生育控制能力（和它的普及），一些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的人口，怎样才能由先前的高速增长，转变为后一时期的低速成长呢（16）？
也许与众多的批评者不同，笔者并无意于否认中国历来是有一些办法可以实现“避孕”的。在这里，问题可能只是在于如何“取证”，和如何评价它的具体效果罢了。
但遗憾的是，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书中并没有举出中国人是如何避孕和流产的例证（17）。而只是在相关的地方做了一些反推，例如，根据对辽宁一些地区的研究发现，当地人口出生数的升降与粮食价格呈反比例变化，无子家庭的生育间隔都比有子者短，等等（18）。因此有关的论证只能依靠其他的研究了，这就使该书的逻辑显得颇为无力。
为此，同属该一学派的李伯重在他的一项专门研究中提出，历史上节育知识在江浙一带民间已非常普及，其方法可分为药物和非药物的，后者又可分为手术的和非手术的两种（包括针灸、推拿，食物避孕，调节房事和延长哺乳等）（19）。有评论指出，这为中国历史人口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层面，增加了我们对近代前中国人口生育行为的理解；尽管仍有许多问题应该质疑（20）。
李伯重所说的避孕方法，首推服用棉籽油。他认为，自清代以来，在江浙这一盛产棉花的地方，农民广泛食用棉籽油，大约就是在不自觉地服用“强力避孕药”了（但不分男女老幼长期食用，是否会造成“不孕”的效果，于“不自觉”中又如何能够有意停用，则未作进一步的探讨）。其次还有一些“断产”和“疏胎绝产”方剂（如服食凤仙子、四物汤、九龙丹等）。除此之外，几乎就再没有谈到什么“防免作胎”之法了。而且，这些方剂与各种堕胎药物相比，尚处于“尝试阶段”，据说并未得到普遍而有效的运用（21）。在笔者看来，就不免偏重于“流产”（堕胎）等“杀生性”的技术手段，对于如何“避孕”则重视不够。而这，恐怕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避孕”的办法可能还有很多。例如，我曾听一位当事人讲，她一次因偶然带了一块麝香，从此就不能怀孕（她因为已有四五个小孩，也就“歪打正着”，乐得如此了）。还有朋友告诉我说，将一种药物“斑蝥”（“螌蝥”）置于子宫颈口（似是用一纸捻送入），也可有效地起到避孕的作用。旧日的妓女使用这一方法，“从良”之后，也就依然可以生育。此外，还有土制“避孕套”，压穴法（如指压会阴以“还精补脑”）、体外射精法，……（22）我相信，在现代技术传入中国以前，这一类传统的办法一定还有很多（我想再强调一句，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的是其中的“避孕”办法，而不是“堕胎”、“溺婴”一类手段）。尽管其中只有一部分能够见之于文字史料，而更多地须倚赖“口述历史”资料。
20年前，当我在研究所里说到，有一些传统的办法可以避孕时，曾经受到同行的“讥笑”。今天这种情况大概是不会出现了。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更深入地搜寻有关史料，不仅是利用文字史料，也要大量使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尤其是，如果说江浙地区曾经在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历史中使用这些方法，它又拥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口，那么，我们为何不能对口述历史调查寄予更高的期望呢？
在本节最后，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从这样一段史实——江浙地区人口变化的方式乃由先前的高速增长，转变为宋元明清时期的低速成长——是否即可反推出它与“生育控制的普及”之间，必然存在一种“密切的关系”（23）？
我过去在中国地区理论的研究中，曾按照各地区的发展水平，把它们分作几个阶段（或类型），每个阶段又各有其特点，其第一项，就是人口方面的特征；它的表现之一，就是随着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速度“自然”会不断放慢。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地区，人口增长由先前的较高速度，转变为后一时期的较低速度，乃是一个规律（24）。而这，正是各地区发展的通例，没有什么奇怪之处；实际上，清代全国人口增长率也呈现出这种“依次递减”的现象。不能由此即推导出某一地区就一定有什么人口生育上的控制措施（如江浙），而其他地区则谈不到（如川广云贵）。实际上，在清代那些开发较晚的地区，大都经历了此一过程，按照这样的推理，它们是不是也具有同样而有效的人口机制了？
不过，我的研究主要还是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出发（或更多地强调经济方面的原因），而未能从各个方面去进一步寻求各地区人口增长（或不增长）的具体原因（25）。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也曾多次向同学们谈及此点。实际上，在各地区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人口状况如何，可能都有人口方面（如自觉和不自觉的人口控制）的因素在起着作用（例如清代以前广西等一些地区是怎样实现其人口的“零增长”的即很值得研究）（26）。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尽力想办法找出它们，而不是将之“置之度外”。
二、关于中国人口增长率
据说，上述有效的人口机制，导致了中国妇女的已婚生育率较低（大约只有6个以下，同样条件下的欧洲妇女却有将近9个）（27），本节接下来想讨论的是，这样一个结论将可能引发的一些问题。
首先的问题是，中国妇女是否一生只生五六个孩子？如有学者以为，只能将3。66当做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每一妇女养育率的最高值（28）。也有学者提出，传统中国在计划生育之前的已婚生育率在6。5左右，比英国妇女只少生1。5个孩子，相差不多（29）；或实际生育率为8个孩子，与西欧妇女的生育率没有根本的差别（30）。但我以为，这里问题的关键不仅在该数值的正确与否，而在于它将会导致出一个怎样的人口增长率？
在我看来，中国妇女若一生只生五六个孩子。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生育率了。建立一个精确的模型计算它将达到怎样的年递增率，恐怕非本文所能承担。但假定死亡率能高到夺去一半儿童的生命，我估计，在二三十年间，人口仍将有加倍的增长。如清人洪亮吉云：设有男子一人，娶妇生子，以“生三计之”（即一变为五矣），“子各娶妇即有八人”，将复生孙九人（即八变十七矣）；故云户口“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31），皆有成倍的增加。正像有学者指出的，这5至6个孩子的所谓“低生育率”，已经达到了中国在二十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