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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当代农村变革，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经营制度，即与“包产到户”有关土地制度、经营体制等问题；一是关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方向，带有很强的技术性。
本篇文字，不管是使用什么方法，是“以古贯今”，或“自今返古”，或以“三百年为一个历史”做出发点，事后看来，并不由人。俗话说：“冥冥中自有天意”，即表明个人选择的成分很少。
一、同样遇到“人口问题”
三十年前，我读研究生时的论文题目，是关于四川的“场市”（农村集市）。“场市”也许并不重要，为这篇论文，我却读了四百多部地方志，等于作了一次清代四川的“农村调查”。这为以后的学业打下了一块基石，通过它，获得一部分“史感”，也与我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可以互相验证。
这篇论文在学术上也有一点价值，它触及了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即中国传统经济的“自给自足说”。这一下非同小可，答辩时不能不讲究策略：农村经济的基本单元，不是农户或者村落，而是围绕着场市展开的“场市区域”。更深入的话就不好多说。慢慢我才发现，过去中国历史的许多“结论”，多是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先，而非其后的。
毕业以后，我需要选择一个题目，作为将来自己的“专业方向”。对每一个有着相同经历的人来说，恐怕都是必过的一“关”。
我采取的是一个“笨”方法，就是阅读清朝的基本史料（《实录》等）。慢慢不知怎么就有了一念：写“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那时发展组经常有小规模的学术交流，记得那次还是在沈志华家。
从历史观察，在清代十八世纪，“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第一个，恐怕就非人口问题莫属了。这种情况，在四川我就发现了。
公元十八世纪之初（康熙四十年代），清圣祖（康熙皇帝）发现，国家人口益繁，不能不“预筹安养之策”。这就展开了清代史中最有光彩的一页，集中表现在十八世纪头五十年中，政府连续给出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康熙、雍正时期，中国“人丁”只有两千数百余万，到乾隆初年初次统计“大小男妇”，就发现已有一亿三四千万“口”（那还是国内清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尚需经过一番考订，才知道“丁”非是“口”；因昧于“丁”与“口”乃两条“非平行线”，时兴“以丁折口”；对人口问题的发现，仍归之于乾隆晚年之洪亮吉，不知两者差了八九十年，中间还有一大段故事；称洪氏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也表明国人在学术上之崇拜外人及好拾牙慧）。至乾隆五十八年，全国人口达到三亿之众。
中国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口（汉代、宋代、明代的最高数额不过六千余万），也没有这么大幅度和快速的人口增长。重要的是，它竟与后几百年连成一段，一直增加到十几亿之众。各位也许不会同意我的看法，即中国从彼时即已开始试行“现代化”（参见拙文，《史林》2006年第5期），但不难发现，“当日”问题与“今日”已十分接近。
还有一节不能不说，就是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可以圣祖皇帝为代表），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而非限制人口增长）。它自然要带来一个巨大的需求和农业产出，并带动一系列政府政策的出台。
二、似乎不成问题的开垦政策
要发展经济，首先便是开垦土地，当日朝堂上称为“垦政”。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对农业生产来说，第一步即开垦土地，舍此并无其他。至于灌溉、施肥，以至复种、多种经营，一步步提高耕地利用水平……都是以后的事。历代都把土地开垦，作为“恢复时期”的主要政策，一向也卓有成效（如明代初年）。
从官方统计数字来看，清代以前明代中国的耕地面积，已有7亿多亩，到民国初年，达到14亿亩。其间约7亿亩是为清代开辟，占据一半（数据中的问题存而不论）。换句话说，清朝三百年土地开垦，与以前三千年所垦约略相当，成就极为可观。
从其他各方面史料也可印证，清代出现了“全域性开垦”，势头及于历史上从未开辟的深山老林、生荒地土，其中最著名的新开发地区有西南、中南及东北等地，相对于明代经济重心偏于东部运河一线，已形成极大反差。
经过清初“恢复时期”的持续开垦，到雍正年间（1723～1735），中国造报耕地数字达到9亿亩。估计民国初年造报的14亿亩耕地中，可能有12亿亩，是为乾隆年间（1736～1796）已经开垦。
可是当康熙年间（1661～1722），中国还有大片的荒芜土地有待开垦，圣祖皇帝却持相反观点，表示：“内地实无闲处”，“此外更有何应垦之田”？
圣祖之后，世宗皇帝重新强调土地开垦，史称：“雍正间督各省开垦，颇用以厉民”（特别是在中州河南等地）。引致朝野不满。
因此高宗皇帝甫一即位，便一面声称：内地开垦一说，断无其事。各省督抚亦断不得以此为言；一面减税免税，甚至对耕地面积的统计都不复关心。“长时段”历史不好解释短时段“事件史”，这是一个例证。三十年内，政策在三个皇帝手里来回变动，由什么“客观原因”可以解读？
清朝皇帝是不是“错了”，也有学者于此“斤斤计较”，却忽略了作为一位“当事人”、“口述史作者”，是没有所谓“对错”的。对传统的“宽政”缺乏了解，也不免带入现代的“先入之见”。
所以到乾隆初年，中国的耕地数字就固定下来。中国传统的经济政策出现了历代没有过的大转向。今人对此可能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事实上却非同小可。
尽管这些都属于经世派的学问（参见《皇朝经世文编》），可惜的是，清人对自己这些东西，从没有好好总结过。一直等到很久很久以后……中间还走了一段大弯路。
为什么要这样说？事情还要追述到半个世纪以前。据史料记载，1950年1月访问苏联期间，毛泽东曾说，“中国人吃饭难是个普遍的大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发展农业，扩大粮食耕作面积”（《汪东兴日记》）。同期陈云也认为：“农业增产有三个办法：开荒，修水利，合作化。这些办法都要采用”（《陈云文选》）。在毛泽东编辑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也认为土地开垦还大有潜力可挖。……这种情况，直到很久以后才有所改变：1970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才承认中国没有什么土地可以开垦（其间也不是“一无所获”，但开垦的都是边际土地，成本较高，而且所得不及每年城市化的“消耗”，因此中国耕地面积仍停留在以前的数额）。
又过很久以后，最近我才想到：这种思想在本质上是不是改变了呢？怕是未必。农业学大寨，开山造地，各地退经还粮（特别是在广东、福建），恐怕仍然是“扩大粮食耕作面积”，仍然是一种“开荒”。
如果早读一点清史，读一点康熙、乾隆的谕旨（那些个所谓“错话”），是不是会好一点呢？我就不知道了……
三、老大难的多种经营
下一步面临的问题就是，如果说耕地已经开发殆尽，将如何谋求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清代耕地的增加远不足以解释农业总量的提高，又应从哪些方面去寻求这些方法和原因？这是中国历代没遇到过的重大挑战。
如果说“三百年为一个历史”，我们也可以说，在近几十年里，这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最初的口号是“以粮为纲”，但与它的后半句“全面发展”，就不免成为“悖论”。所以后来胡耀邦称之为“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这里面原因很多，我们只能集中探讨它的“技术方面”，而且仍是从清史出发。
清代新的探索始于康熙，期望农民不再“狃于种地”，开展畜牧等他种经营（康熙五十五年上谕）；继之以雍正，于土地增垦、“竭力耕耘”外，提倡“山泽园圃之利、鸡豚狗彘之畜”，展宽农业经营方向（雍正二年上谕），而完成于乾隆，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
这一经济发展政策的主旨，就是不再亟亟于土地的开垦，而在已有的耕地上做文章，提高其利用水平，特别重视五谷以外的作物种植，及农耕以外的各种经营。其含义已不止于“精耕细作”（据许倬云研究，中国汉代农业已进入这一层次），而在于经济作物等“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工业和商业的广泛增长。遂为中国经济指明了一条极具可行性的发展道路。
后来有估计说，中国农民经营“副业”的收入，一般占农副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农民中约有五分之一以上专门依靠副业过活。如果加上“工业”部分，相信清代数字还要高出许多。
总而言之，清代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全与“贸易”及“交换”有关（尽管只涉及商业交易的一小部分，清朝关税在乾隆年间仍增长了四倍）。它成为土地开垦之外，对清代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一个因素，也是清代经济发展的最大成就。这虽非政府一手造成，政府政策的作用却不可小觑。
这一切都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利好”消息：有材料表明，佃户改种高产值经济作物，依旧交纳稻谷田租（如我在广东所见之买税）；同量田地上耕作者增加，导致亩产量得以提高，田租反而下降，有利于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参见拙作《租佃关系新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
反观当代，一般认为，土地改革以后有一个“黄金时代”，其实大可商榷。根据统计数字，到1952年，中国粮食总产恢复到战前水平，人均产量却有所下降；经济作物的下降更是明显，如油料、烟草、茶叶、丝茧的产量降低了一半左右；而且以后很久，这部分生产都未能恢复起来。
到1956年，集体化以后的第一年，问题就充分暴露出来。1956年中，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5月6日：“一五”计划前三年烤烟生产的计划都没有完成，原因在于指导错误以及价格政策等；9日：越来越尖锐地感觉到油料供应不足；10日：农村副业、手工业生产大大下降，是造成当前农村市场不活跃的重要因素；24日：去冬到今春不少地区农村副业大大衰落；6月6日：由于领导机关重视不够和长期以来收购价格偏低，江浙两省桑园面积和产茧量，目前只相当于战前的54％和35％；据农业部统计，今年花生、黄麻、甘蔗播种面积都在减少，许多地区副业生产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特别是养猪减少；7月：中央农工部副部长王观澜报告，浙江副业严重下降，江苏长江两岸地区副业产值一般亦下降了30％～80％以上。
毛泽东为此专门起草了一份通知：河北省粮食以外的农产物占产值百分之七十一，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字。其他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
生猪的出栏头数从1955年下降，1956年下降为6157万头，比1954年减少20％左右。1956年出现了全国大牲畜数量的首次下降，从此开始了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1957年、1958年分别减少390万头和610万头）。
而且，极力强调粮食生产，粮食问题并没有解决。在集体化的前十年（1956～1966年）粮食生产是零增长，后十年（1967～1977年），仅仅是总量增长，人均并无增加。在大饥荒时还能依靠四川、黑龙江，改革前夕则几乎没有一个省份还可调出粮食（不要说防灾，以后的“工业化”、“城市化”皆失去依托）。
当年“以粮为纲”的做法，不但没有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反而害苦了那些先进地区。类似的问题，在历史上就存在过，如雍正皇帝曾一度批评广东和福建的“舍本逐末”。继1982年福建之后，1983年、1984年我两次赴广东考察，目的就是看看在“放开”之后，地方经济将向何方“自由”发展（我在那里也遇到老人恳切陈情，希望上头放宽粮食政策）。
简言之，在中国这一农业古国，自发展的早期阶段，粮食生产都是丰富而有余裕的，曾几何时，一些地方改而经营其他经济作物，因此不得不进口粮食（如广东、江苏、福建等），这是一种进步，而不是倒退；如果“倒行逆施”，强令其“自给自足”，结果将会放弃其领先地位，即使获得一时成功，却最终无法解决该地区的发展问题。
“以粮为纲”的问题，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得以解决，《杜润生自述》中说：1981年中央批转了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13号文件），它关系到健全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业生产的战略方向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生产结构问题和责任制问题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两项政策，一条是包产到户，一条是多种经营，从此把农业推进新的体制和新的生产结构。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好像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主张重农轻商，就只种粮食，不搞多种经营。实际上“多种经营”是禁不住的，在有些朝代还很发达，——《自述》在这里即引述了高王凌的研究。
1982年秋，我把文章初稿交给发展组。当时小组正准备下乡调查，题目是“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带头大哥”宋江看好它，来信说：“不仅文章对现实有借鉴意义，而且对改变史学界的学风有一定价值”，并决定打印若干份，送中央书记处。多年以后，据友人唐晓峰回忆，王岐山曾拿此文向他显摆。
当然，这一问题的解决还须分两步走，没有八十年代中在粮食问题上的“放手”（所谓农村改革的“第二步”），则还不成（参见广东和江苏的例子）。
说到这里应该声明，我决无意指陈中国当代改革是受清代影响，不，农村改革是从实际出发，并非受书本和前人影响。但也不可否认，这里面存在有一种“关联”，而且可以“互相说明”。
所以我曾提出这样的学术口号：“正面观察，贯通古今”。不但来回观察，必要时还须反复贯通。
四、一以贯之的农村工业问题
有关经济发展的第三个方面，是农村工业问题。
有人以为，农村工业是“大跃进”以后才有的，这并不对。也有朋友问我，苏南的乡村工业为什么这样发达（白南生；为此1988年我们曾一同去无锡作了一次调查）？对我来说，这问题却是“不言自明”的。在地区研究中，除四川、广东外，我曾专门研究过江南。过去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遮蔽，这些地区发展的本格意义都被忽视和歪曲了。
我的研究表明，在清代长江三角洲，曾存在一个“农村工业区”。当然，这里说的不是现代工业，而是传统工业（与今人的误解不同，传统工业也是工业，而且二者的转化在江南也没遇到什么“实质性”的障碍）。在那里，农家出产主要是工业品——手工纺织产品（棉布、丝织品等），基本是以货币结算（出售棉花，买米自食及交纳漕粮）。不但如此，如果进一步细作区分，可以发现，其最终产品组成中“工业所得”占据大半，“农业所得”不过三分之一。因此，江南也成为当时人口密度最高、经济最为富庶的地区。
与一般所知相反，清代政府对农家工业采取支持态度，好些个省份，如河南、四川、陕西等地的“劝农”中，也都把江苏当作了经济发展的楷模。相应的，乾隆时期政府还开放了矿禁。
“农村工业区”？其他经济史学家不一定同意我的说法。当然，在经济史研究中不可避免会缺乏一些“现代统计”。但这不能成为借口。曾国藩说：做学问要有“胆识”。有些问题需要“考据”，有些则须用别的方法，如章学诚说的“性灵”和“神解精识”，所谓“古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竹帛之外，别有心传”，一味考据，恐怕就会落入学问的“下乘”，并可能迷失研究的方向。
《杜润生自述》里说：初到国家农委上任，正是1979年年初，发现江苏一枝独秀，发展了一批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在苏南早一步得到发展，也和近代早期的传统基础有关。
他又引述高王凌的研究，说：据中国有的学者研究，在清代这里就形成了一个“传统工业区”，家庭手工业非常发达，已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而且，到二十世纪很快就转成现代工业，并形成当地的经济中心，但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趋于凋落。纵观历史，农业向工业生产发展的冲动，在中国是早就存在的，也是难以遏止的。
在追述改革前夜农村形势时，杜润生提出，当时农村已形成了三类地区，各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比重：一种是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一种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一种是较差的“三靠队”。所谓“三靠”，即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这一类生产队大多在落后地区，显得问题最大。
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第一类地区即所谓先进地区，问题也很大，只是性质不大一样罢了。这些地方迫切需要放宽政策和解放劳动力，把经济导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梯。然而，受到宏观经济的制约，这种需要很难满足。集体经济体制既解决不了三靠队的“脱贫”问题，也满足不了先进社队的“致富”要求。它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为此，1979年，刚恢复工作不久的杜润生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到1982年、1983年的“一号文件”，突破了只有社队才能办企业的限制。1984年“一号文件”提出，农村中越来越多的人转入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接着转发了《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作为1984年“四号文件”下发。为以后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打了个基础。农村工业遂成为此后中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居功至伟。
发展“多种经营”和“农村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