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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非洲归来后，他觉得这儿的生活既无聊又枯燥。和绝大多数从军多年的老兵一样，他讨厌平民生活，痛恨身着便衣，藐视政治，心中无时不在渴望能再过那种早已习惯了的冒险生涯。重归故里丝毫未给他增添什么激奋心情。举目四看，到处都是长发披肩。衣冠不整、懒懒散散、手中挥舞着小旗、尖声怪气地呼喊口号的青年。在这些年轻人心中，他童年和青年时代曾如此神往过的那种为祖国、为领袖而奋斗献身的伟大思想，早已荡然无存，至于那种军队生活所带来的纪律严明的特色，更是杳无踪迹。
和眼下的日子相比，即使是在地中海上混过的那段走私生涯，也要强似百倍。那种行当虽说也过于轻松、懒散，但至少还有事可做，在策划、执行，完成各种行动，还有一种神秘的冒险感。当他座下的快艇载上两吨美国香烟，疾驰向意大利海岸时，至少可以想像着自己又回到了湄公河三角洲，正和外籍军团的土兵们一起，扫荡着帅明河上的盗匪。慕尼黑给他带来的只是愁闷。他整天沉溺于烟、酒之中，间或也逛逛妓院，意志消沉到了极点。
那晚去邮局又白跑一趟。但翌日凌晨等他再来时，情景将会完全不同。因为此时香农的电报正穿过黑沉沉的欧洲上空，飞向慕尼黑。
当天下午，马克·弗拉明克便从奥斯坦德来了电话。比利时的电报传递真是优秀绝伦，一直要持续到夜间10点。香农在电话中简单地告诉弗拉明克，次日上午开车到布鲁塞尔国际机场迎候他，并且说明了他的班机航次。
假如有谁想要开个保密但又合法的银行账户，与大肆宣扬、家喻户晓的瑞士银行系统相比，比利时银行的优越性还要大得多。虽说它们远非德国银行资本雄厚，实力强大；也不如瑞士银行中立；但是比利时银行却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保证顾客能无限额地将金钱转进、提出而不受政府的控制和干预；而且它们在保密方面也毫不比瑞士银行逊色。这就是为什么比利时、卢森堡以及利希腾施泰因的银行能不断吃掉瑞士银行的地盘，稳步扩大业务的秘诀。
次日上午，香农坐着马克·弗拉明克开的车驰向一家比利时银行——克雷迪特银行。这家银行位于布鲁日市，距布鲁塞尔国际机场有70分钟的汽车行程。
显而易见，大个子比利时人心里好奇极了，但他丝毫不动声色。当他们驱车赶向布鲁日时，香农只是简要提了一下，他已搞到一项合同，尚需一些人手帮忙，不知弗拉明克是否有兴趣？
小马克示意说，他当然对此很感兴趣。香农又进一步向他解释，现在还不能多说这究竟是项什么性质的合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项行动不仅仅只是冲冲杀杀，而一切都需要他们新砌炉灶，自己动手。他除了按正常标准给每个参加入员每月发1250美元的工资外，另加今后三个月内的一切开支。参加入员在头两个月不必离家，只需在欧洲范围内冒上几小时的风险。当然，严格说来，这趟冒险不应属于雇佣兵份内的事，可他们不得不干啊。马克一听此话，咕哝起来：“我可不愿去砸银行，”他说，“那种钱我向来不要。”
“根本不是那码事，而是把几支枪私运上船。这件事只能由我们自己干。船一开，剩下的事就全在非洲干了，是去过过枪瘾。”
马克咧嘴笑了。
“是一场长期战争呢，还是一次突然袭击？”
“一次奇袭。”香农答道。“听着：事情一旦最后确定，马上就会签订一项长期合同。我现在还不能许诺，但看起来好像是这么回事。而且任务完成后，报酬一定非常优厚。”
“那好，我干。”马克同意了。这时，他们驶进了布鲁日的中心广场。
克雷迪特银行的总行设在弗拉曼街50号。这条街很窄，路两侧挤满了一幢幢18世纪弗兰芒式风格的房屋，一派异国情调。房子都维修得完好如新，绝大部分都已把临街的底楼改成了商店。然而，上面几层却还多少保持着原来的风貌，房檐上的彩色绘画像是出自某位古代艺术大师的手笔。
走进办公室后，香农向银行国外部的负责人古桑先生自我介绍说，他名叫基思·布朗，并随即递上护照，以作证明。他用了不到40分钟时间开好一个活期存款账户，存进了100 英镑现款。他对古桑先生说，随时将会从瑞士转汇来10000 英镑现款。此外，他还交代说，一俟那笔钱汇来，应立即从中提出5000英镑汇往他在伦敦的银行账户。接着，他留下了几个各种写法的基思·布朗的签名，还和银行方面协商出一种用电话证明自己身份的方法：在电话上流利地倒报出他的12位数的存款账号，紧接着再说出前一天的日期。以这种办法为证，他可以不必亲临布鲁日，仅凭口说便能汇款或提出存款。最后，他与银行签订了一项书面保证，说明银行不必为使用这种联系方式承担任何责任。一旦发生差错，概由本人负责。他们并且谈妥，香农给银行寄来的一切文件，都应在他的签名下面再用红墨水写上账号，以防被人假冒。
12点30分左右时，他办完全部手续，走出银行，来到正在外面等待着的弗拉明克身边。他俩在市政厅前中心广场上的“艺术”咖啡馆吃了一顿普普通通的午餐，照例是油煎土豆片之类的食物。然后弗拉明克开车送他返回布鲁塞尔机场。分手前，香农给了弗拉明克50英镑现钱，嘱咐他次日搭上往返于奥斯坦德和英国多佛之间的海峡轮渡，晚上6 点到达香农在伦敦的那套公寓。然后，香农又在候机厅里等了一小时班机，在下午吃茶点的时候回到了伦敦。
西蒙·恩丁那天也同样乱得不可开交。他乘上最早一趟班机飞往苏黎世，刚好在10点过几分抵达克劳顿机场，然后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来到了泰尔斯大街58号汉德尔兹银行苏黎世总行的柜台前，用真名实姓开列了一个活期存款账户。他和香农一样，也留下了几种不同式样的签名，并与那个和他交涉的银行官员商量好，他所有写往银行的书信一律须在末尾写上银行账号，再在账号下面用绿墨水注明是星期几写的。账号则用普通的黑墨水写。接着他把随身带来的sic 英镑现款存人账户，并通知银行，一周内将会有10万英镑的巨款汇人他的账户。最后，他嘱咐银行，一旦收到那笔10万英镑的汇款，就应立即从中取出10000 英镑转汇给开在一家比利时银行内的账户。至于那家银行的名称和账户号码，他将很快写信告诉他们。他还与银行签订了一项冗长的条约。条约规定银行不承担任何后果，其中包括确属银行方面应受处罚的疏忽行为。条约还写明，恩丁在此事上不受任何形式的法律保护。其实他很明白，由于瑞士法庭在处理银行与主顾问的纠纷时总是偏袒瑞士银行，他本来就没指望会享有法律保护。
他要了辆出租汽车离开泰尔斯大街，来到兹温格利银行，进门转交了一封蜡封的信件后，便直奔机场。30分钟后，詹姆斯·曼森爵士写的这封信送到了马丁·斯坦霍弗博士手中。信末尾的签名方式正是曼森与这家瑞士银行早就协商好的那种。信上要求斯坦霍弗博士即刻向西蒙·恩丁在汉德尔兹银行开立的账户汇款10万英镑，并且说明曼森爵士翌日，也就是星期三，将给博士先生的办公室打来电话。
恩丁赶在6 点前回到了伦敦机场。
那个星期二的下午，马丁·索普回到办公室时已是精疲力竭了。从上周末到现在，他一直忙着仔细地依次检查“穆迪斯代办处”从伦敦证券交易所公布的资料中整理出来的4500张企业状况卡片。
他聚精会神地工作着，期望能找到一家合适的“空壳公司”。他首先挑选出一批小公司。这些公司都已成立多年，如今每况愈下，资本几乎消耗殆尽；近三年来更是亏损严重，濒临破产边缘；或者年利少得不到10000 英镑。对于那些全部资本低于20万英镑的公司，他也颇感兴趣。
马丁·索普共找出了24家与上述情况相符的公司，准备把这些公司的资料卡片呈送给詹姆斯·曼森爵士过目。他把这些公司暂时按符合他们标准的程度从互到24顺序排列好。
他仍有不少事要做。下午刚过一半，他来到设在商业区大街上的商业公会。
他给资料管理员递上他打算查看的第一批8 家公司的名单，按规定支付了查阅资料所需的手续费。这样，他就有权和其他任何人一样翻阅这些公司的全部文件了。在等待资料员把8 本厚厚的卷宗拿进阅览室时，他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正式公布的证券交易最新价目表，满意地注意到这8 家公司中没有一家的股票超过每股3 先令。
文件送来后，他首先开始仔细查阅名单上第一家公司的全部资料。他要查找的是卡片上没有登记的三点情况：一，股票所有权的分布；二，确保他选中的这家公司不是由董事会集体负责；三，摸清最近是否有人大量购买这家公司的股票，倘若有此情况出现，那便表明有某个大亨已在准备吞掉这个弱小的牺牲品了。
待到商业公会傍晚下班时，他已看完7 家公司的资料了。他打算明天一天将24家公司剩下的17家全部查完。眼下尽管离结束工作为时还早，但他已看中了第三家公司，并微微感到一种喜悦之情在胸中搏动不安。从文件上看，这家公司气派不凡，依他看甚至是好过了头，这就显出漏洞：既然它看上去是如此兴旺，那么其股票为何多年来就已无人问津呢？他对此暗生疑虑，一定是哪方面出了毛病。在足智多谋的马丁·索普看来，这也就意味着有了下手吃掉它的地方。果真如此……那可是太妙了。
当晚10点，西蒙·恩丁给“猫儿”香农的公寓挂了电话。香农向他汇报了一天来的活动情况，恩丁同时也扼要地对香农谈了谈他当天的所作所为。他告诉香农，那笔急需的10万英镑肯定已在当天下午下班前就汇进了他在一家瑞士银行新开立的账户。香农叮嘱恩丁尽快把第一笔10000 英镑转汇往他在比利时布鲁日克雷迪特银行用基思·布朗名字开立的账户上。
打完电话后，恩丁几分钟内就写好了寄给汉德尔兹银行的信。他在信中吩咐银行立即提出10000 英镑现款汇往布鲁日的克雷迪特银行。但他强调无论如何不得让那家比利时银行得悉汇款人在瑞士银行中的账户名；汇款单上只准填账户号码，用传真电报发走。午夜前不久，他在特拉法格广场通宵邮局以快件邮走了这封信。
11点 45 分时，香农寓所里的电话铃再次响了起来。这是塞姆勒从慕尼黑打来的。香农在电话中说，如果他们感兴趣，那他这儿有项合同。但他没空去慕尼黑，因而塞姆勒应该去买上一张明天飞来伦敦的单程机票，下午6 点准时到达他在伦敦的公寓。接着，他告诉了塞姆勒他的地址，并且答应，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偿付这个德国人来伦敦的一切开支；万一他不愿参加这项合同，保证再给他一笔回慕尼黑的机票钱。塞姆勒同意前来，香农挂上了电话。
紧接着是朗加拉蒂从马赛打来的电话。他已检查了他的存局待领信箱，发现了香农拍来的电报。他答应明晚6 点前一定赶到香农在伦敦的住所报到。
詹尼·杜普里的电话来得最迟，约摸晚上12点30分才打来。他也同意尽快收拾行装飞往8000英里外的伦敦，不过，此行至少需两天时间。所以，他要到星期五晚上才能抵达香农的寓所。
接完这最后一个电话后，香农看了一小时书，然后关灯就寝，结束了第一天的工作。
詹姆斯·曼森爵士在那个星期三上午乘“三叉戟”客机飞往苏黎世。当然，他坐的是头等舱；还在飞机上吃了顿丰盛的早餐。正午前不久，他被毕恭毕敬地引进了马丁·斯坦霍弗博士那间精工细嵌的办公室。
他和博士的交往已有10年历史了。10年来，在曼森爵士需要由代理人出面买下某些股票时，这家银行曾数次作为他的全权代表替他效劳。因为，在这些股票交易中如果是由曼森出面购买，立刻就会引起股票价格暴涨。斯坦霍弗博士向来尊重他的主顾，一见是詹姆斯爵士光临，立刻起身迎接，握手言欢，并亲自把这位英国爵士引进一张舒服的安乐椅中坐下。
接着，递上雪茄，命人送上咖啡及几小杯基思瓦塞尔酒，待到博士先生的男秘书离开后，詹姆斯爵士谈起了正事。
“在未来几天内，鄙人将寻求接过一家英国小公司、一家公开营业的公司股份控制权。此刻我还无法奉告该公司的名称，因为我手下的工作班子尚未开始行动。不过，我期望近日内能有所闻。”
斯坦霍弗博士静静地呷着咖啡，颔首作答。
“本计划开始之初，仅需采取一些小小的行动，投入的资金相对来说也不多；至于后期，鄙人有理由相信，一旦风声走漏，证券市场上必然出现轩然大波，并将引起该公司的股票价格暴涨。”他补充说。
他知道，根本无需在斯坦霍弗博士面前多谈作用于伦敦证券交易所股票买卖的各项规律，这位瑞士银行家不仅和他一样诸熟此中奥妙，而且对于世界上所有主要股票市场和交易所的各项行情也都了如指掌。
英国企业经营法规定：任何人如想买下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一家公司股票的百分之十，或者超过此数，都必须在两周内向这家公司董事会证明自己的身份。这条法律的目的在于能使公众了解买主的身份、买了多少股票、买自哪家公司。
由于这一原因，一个信誉可靠的伦敦证券掮客如果想替他的顾客代购一家公司百分之十以上的股票，他就必须按这项法律的规定，把买主的真实身份告诉那家公司的董事。只有当所买股票少于百分之十时，买主才可匿名。
当然，一位想隐姓埋名、悄悄买下一家公司大部分股票的工业界巨头，可以分别委托几个代理人出面行事，以绕开此项法律。但是，这种做法很快就会被交易所中的老手们识破，而到头来迫于法律，这些代理人也只好交代出幕后真正的买主。
然而，一家不受英国法律限制、只须遵守本国秘密经商法的瑞士银行，则完全可以拒绝答复谁是他幕后真正的买主，也不必透露其他细节，即使有时银行家们自己也私下怀疑其中是否有诈。
眼下在斯坦霍弗博士的办公室里相对而坐的两位绅士，都是精通此道的。
“为了买下控制一家公司所必需的股票，”詹姆斯爵士继续说道，“鄙人已与六位同仁订好合同，让他们代我办理这一事宜；而他们则一致赞同在阁下经营的银行里开立一个小小的账户，并恳求阁下能俯尊就屈、大发善心，替他们出面买下这些股票。”
斯坦霍弗博士放下手中的咖啡杯，点了点头。作为一个奉公守法的瑞士人，他一贯认为不应违犯应当遵守的法律。不过，眼前涉及到的显然并非瑞士法律。再说，他向来不愿看见做生意时股票价格随意上涨，即使这只是一次零敲碎打的小买卖。他平生笃信“滴水成河，聚沙成塔”这一真理。
“没问题。”他小心翼翼地回答道。“这些先生们何时来此开立账户？”
詹姆斯爵士昂首喷出一缕芬芳的蓝烟。
“那几位先生很可能因公务繁忙不能有幸光临。所以，鄙人已亲自任命我的财务助手替我经办此事。我想阁下完全明白，此举纯属节省时间，免去麻烦。另外，很可能那六位同仁也都极其愿意委托我的助手作为他们的全权代表。我想阁下对此不会持有异议吧？”
“当然，当然，”斯坦霍弗博士说，“请问您财务助手的尊姓大名？”
“马丁·索普先生。”说着，詹姆斯·曼森爵士从衣袋里摸出一个薄薄的信封，递给坐在对面的银行家。
“这是我在公证人正式参与下亲自签署的全权委托书，当然您也可以参照对比一下我过去存在您那里的签名。您将在这份委托书中看到索普先生的全名以及他用来证明身份的护照号码。他本人将于下周或10天之后光临苏黎世经办金融事务。从那时起，他将全权代表我行事。无须多言，索普先生的签字将与鄙人的一样有效。阁下对此有何见教？”
斯坦霍弗博士浏览了一遍信封里的那张薄纸，点了点下颌。
“当然，詹姆斯爵士，我看没问题。”
曼森起身捻熄手中的雪茄。
“既然如此，斯坦霍弗博士，我就告辞了，今后的事宜将由索普先生代为处理。自然，事无巨细，他都将与我磋商。”
两人握手告别后，詹姆斯·曼森爵士被引出大门，上了街。当那扇结实的橡木门在他身后悄悄关上时，曼森竖起了大衣领，挡住这座瑞士北方城市里袭人的冷风。他跨进正在等候他的一辆高级出租轿车，命令司机开往鲍尔·奥·拉克大饭店去就午餐。在车上，他暗自思忖道，苏黎世虽说吃得还不错，但却是个死气沉沉的市镇，竟然连个高级妓院都没有。
那天上午，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助理舍盖·戈伦心境不佳。早餐时收到的来信通知他儿子未能通过文官学院的人学考试，由此引起了一场家庭风波，使他消化不良、胃酸过多的老毛病又复发了。他明白，这一来他得难受一整天。偏偏祸不单行，他的秘书又病倒了。
从外交部大厦的西非司他那间小小的办公室向外看去，凛冽的寒风沿着莫斯科市内一条条形如沟壑的大道怒吼着，覆盖着路面的污雪浊泥在暗淡的晨曦中显得分外肮脏，默默地静候着珊珊来迟的春天。
“没一件顺心事儿。”当他在外交部大厦地下停车场停好自己的那辆“莫斯科人”牌轿车时，他嘴里嘟哝着。
他跨进电梯，去9 楼的办公室上班。一路上，这位副部长助理不时含糊不清地和同僚们打着招呼。由于秘书没来，他只好亲自动手整理着大楼里各个部门给他送来审阅的文件，开始过目，在口中慢慢地嚅动着一片解酸药。
第三份文件引起了他的注意，上面有副部长办公室作的标记。卷宗内首页文件上，有人用与封面上相同的笔迹批示道：“判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