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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墓主身上的玺印及有关封泥（“昧”、“帝王”）、铭刻（“文帝九年”），其所有者都应是墓主本人，这是判断墓主是谁的不容争辩的内在物证。（史记》、《汉书》中《南越〔粤）列传》所记述的南越国世系，则是我们的主要参考史料，又是我们结合物证立论的基础。《史记》、《汉书》两传都说南越王国“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岁而亡”，如果没有十分可靠的证据足以修改两传中的这句话，我们不能轻易改变对两传的信从。这是讨论墓主是谁的前提条件。根据内在物证和对史汉两传的信从，我们认为，“文帝行玺”金印与“赵昧”玉印同出，二者应是一人。
有的学者把藏印和葬印分开，认为婴齐在位时藏“文帝”玺，等到自己死时才把“文帝”玺放在自己墓中，从而推定此墓为婴齐墓。这是一种猜测。《说文》：“葬，藏也。”可见藏印可藏在密室中，也可以藏人墓中，实在没有理由加以区分。
第二，出土名章“赵昧”与史书“赵胡”不符，这点我们已考虑到，并在《初步报告》中作解释。应该承认，历史上确实存在许多音义通假，一人多名，一名多字多号，以及传抄失实等事例。
总之，出现赵眯、赵胡两名，其原因或出自传抄致误，或出自一人两名（一越名，一汉名），或出自名、字、号的歧异，或出于音义通假。虽然目前还不能找到最直接、最合理的解释，以后也可能永远无法究明，但都不能妨碍墓主赵昧即《史记》、《汉书》中的赵胡的结论。
至于2枚“泰子”印，因其质料钮式书体均不同，有人便认为分属赵胡、赵昧所有，并说二人都曾为太子，睐、胡是父子关系或兄弟关系，甚至说象岗南越王墓的墓主是赵胡，死时携其“文帝”金印及其父兄昧的私印人葬。这实在令人费解。墓主既然随葬了自己的官印却不随葬自己的私印，而把早已去世的父兄辈的私章人葬，实在于理欠通；再说墓中有“昧”字封泥同出，如果“昧”是墓主的父兄，这就无异于说，父兄生前已为子弟检封葬品了，这岂不成了天大笑话。
第三，墓主是南越二主还是三主，是赵佗之子还是赵佗之孙？除了上述因出土2枚“泰子”印和赵昧与史载赵胡不相符而引出不同的意见外，有些学者又从“赵佗年寿有问题”出发，坚持墓主赵昧是赵佗之子，进而武断赵佗子曾继任王位。
据《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咤南越列传》，始皇三十三年略定南越，置桂林、南海、象郡，时佗为龙川县令。说明从始皇二十八年时，赵佗一直留居岭南。假定始皇二十八年，赵佗已二十岁，至文帝元年相隔有39年；历文帝、景帝至武帝建元四年，又经43年，实足年寿应是1｝岁。逾百岁者不多见，但是不能因为不多见而否定其存在。所以，我们认为《史记》记佗“至建元四年卒”一语不误。今本《汉书》记文帝元年佗上书自谓“处粤四十九年，。之四十九应是“三十九”之讹。汉代简书“四十”常作“”；“三十”常作“十”或“早”，由此，我们颇疑今本《汉书》的讹误非始自班固，而极可能是后代的误抄。
以上论证墓主赵昧即《史记》、（汉书》中的第二代王赵胡，剩下的就是墓葬的年代了。《史记》、《汉书》对第二代南越王的在位年数没有明确记载，仅知第二代即位于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第三代到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已段，这中间共24年，是为第二代、第三代在位年数的总和。《史记·南越列传》记：“赵佗建元四年卒，佗孙胡为南越王，后十余岁，胡实病甚，太子婴齐请归。胡薨，谥为文王。《汉书》夺“卒”字，余同。出土铜勾翟刻铭“文帝九年乐府工造”，说明《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