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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城依山面水而筑，历经秦尉任嚣、南越王赵佗和吕嘉的多次扩建加固，池深城高，汉军虽攻城多日，无半点进展。
后来，有谋士献策，需用火攻，方可破城。杨仆从其计，遂号令将士聚集柴木，纵火烧城，大败番禺守军。因番禺守军素闻伏波将军大名，又不知汉军杀来多少人马，就纷纷从城西北而出，这些南越兵卒几乎全部为路博德军所俘获。
路博德见敌军来降，立即遣使者好言招抚，令出逃士卒复入城内进行劝降。至此，守军人心涣散，遂全部投降，番禺只剩一座空城。此时已是元鼎六年十月。
南越王赵建德和吕嘉见汉兵攻之甚急，无力再固守下去，遂率其残部数百人逃出番禺，乘船东去，抵达福建漳浦县之太武山上。在山上仓促深沟高垒，筑城以自守，并与跟随的将士集体盟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与此城共存亡。
汉军追来后，再度攻城，不久城破。无奈中，吕嘉裹挟赵建德率几百入逃亡海上，路博德闻知立即派兵追赶，结果，伏波将军的校尉司马苏弘擒赵建德，原是南越国的郎官孙都俘获了吕嘉。
吕嘉和南越王赵建德被擒后，南越国附属郡县不战而下，诸王侯官吏纷纷向汉朝投降。苍梧王赵光闻汉兵到来立即投降，揭阳县令史定投降，原越将毕取率军投降，桂林郡监居翁劝谕骆越4O万人一起归汉。至此，南越国全部平定。
战争刚一结束，汉军将领便快马将已擒获吕嘉及南越王的消息，飞报长安朝廷。此时，汉武帝刘彻正出行至左邑桐乡，欣闻南越国已破，传诏天下，以左邑桐乡改名为闻喜县。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春，武帝刘彻行至汲新中乡，又闻已得吕嘉首级送人长安，立即传诏，以汲新中乡改名为获嘉县。
汉武帝刘彻为惩罚已被杀的吕嘉，回到长安后，传诏将吕嘉的子孙宗族全部从南越迁至四川，并设置不韦县，以彰其先人吕嘉之恶。
至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历史上存在了5世93年的南越国宣告终结。
第十章
余波不绝
南越王墓发掘报告诞生，对赵胡与赵昧两个名字的解释，学界争论激烈。赵睐到底是谁？是司马迁、班固真的失误，还是后人的附会？赵佗墓到底匿藏何处？最后的秘境，希望的曙光……
令人费解的谜团
随着新华社消息的播发，象岗这个把南越王墓吞人腹心的小山包，迅速成为举世瞩目的岭南考古学的圣地。由于南越王墓历2000多年沧桑而未曾被盗，保存完整，墓中许多随葬器物堪称绝品，在中国汉代考古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广州市政府决定就地筹建南越王墓博物馆，以便更好地保护文物，传播优秀的中国古代文明。
就在南越王墓引起世人瞩目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颇有争议的谜团，其中最大的谜团就是墓主究竟是谁？若按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中的记载，第二代南越王名叫赵胡，而墓中出土的印章却是赵昧，这个名字显然与史书上的记载不符，那么这个赵昧是否就是史书中记载的赵胡？如果不是，那又是谁呢？如果是，究竟是怎样弄错了？是谁将他弄错了。
依据考古学大师夏鼎“尽快写出发掘报告，以向学术界公布南越王墓考古发掘成果”的指示，南越王墓发掘完成之后不久，参加发掘的黄展岳、麦英豪等主要成员很快编写出了《西汉南越下墓发掘初步报告》一文，以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的名义，刊发于《考古》1984年第3期。就在这篇初步报告中，编写者认为“赵昧’，就是“赵胡”，并对两者的关系首次作了这样的公开解释：
……墓主身着玉衣，身上有“文帝行玺”金印，故确定为第二代南越王。《汉书·南粤传》记赵佗惬号为武帝，第三代南越王婴齐去悟号，而“藏其先武帝文帝玺”。今本《史记·南越列传》脱失“文帝”二字。这枚“文帝行玺”的发现，证明《汉书》记载是正确的，第二代南越王曾傍号为“文帝”。史汉本传均谓赵佗传孙胡，但发现的名章作“赵昧”，又有“泰子”印二枚，与史汉皆不合。我们认为，如果单从“赵昧”、“泰子”二印考虑，似可斟酌，但“赵昧”印“文帝”印同出，说明这个赵昧只能是史汉中的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史记》误“昧”为“胡”，或出自司马迁所据档案资料不实，致误；或司马迁并不误，后被班固传抄笔误，后人又据班固误抄改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