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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日早上我被人从梦中推醒，醒来时只见一片白雾缭绕。渐渐从白雾中出现一只电热杯。不过更确切地说是C君的脸。多日不见，那脸愈发地苍茫，眼圈愈发地深黑，下巴愈发地狭窄，眼皮还有些红肿。
我说C君你没翻自个儿眼皮吗？你好像得了猩红热。C君掏出一块手绢，站在地中央就唏嘘起来。她说她回到E城后就盼那位助工打电话来，等了两礼拜，电话总算来了。她说今晚见见面吧或者一块儿吃晚饭，他说不必了就在电话里谈吧，省得走路还省时间。她摔下电话就跑到他单位去找他，他住在单位集体宿舍。正在灯下画图纸，见她进去，放下笔就说，我们还是到楼下去谈，你刚从F城回来恕不奉茶了。实在要握手等我去拿一块消毒皂来，我自己倒没什么，刚离婚儿子星期六要来万一传染不大对得起他娘。就这样没进门没让座没喝水拉手，活活在走廊里站了一个半钟头，谈的全部是关于儿子如何预防甲肝乙肝丙肝丁肝，没有叫我一声心肝，说老实话上次是叫过的我不会听错。我连猪肝都不吃怎么会得肝炎！这该死的肝炎活活拆散一对姻缘，我还没得上他就对我这样，还有什么恋爱好谈，你说呢？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睡眼惺忪。我只记得这流行性甲肝对于C君倒是非常及时。我还想诚诚恳恳安慰她一番。她手绢一拧，抬头望着天花板说，那么难道你不觉得你应该付给我一笔赔偿费吗？是你叫我陪你到F城去的……
我瞠目结舌。我实在没有料到，曾对一切流行的东西深恶痛绝的C君，从F城回来后居然令人刮目相看。看来F城真是不凡的地方。你就是不染上流行病也能染上点儿别的什么。不过，关于赔偿费嘛，我建议她应该去找单位的头儿，毕竟是他让我到F城去出差的。
这不公平。C君像受了天大的委屈，皱着鼻子哼哼。我们在F城担惊受怕，我们是受害者；可回到E城，我们倒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又是个受害者！
这很公平。我慢慢吞吞穿衣服，我相信我已完全清醒。我对C君说，我们在F城受污染，再回E城污染别人；我们在F城傲视别人，回E城后别人又疏远我们，正如人人都恐惧甲肝，又偏偏都参与了传播。
C君无言地走了。我觉得她的洁癖与自尊受到了一次小小的打击与伤害。但我不知道是谁伤害了她。
“这一刻忽然间我感觉好像一只迷途羔羊……”
从F城到E城满城皆是。
越过大洋，越过崇山。从世界的另一极从国土的那一端，如风、如水、如种籽、如羽翼、如光电、如细菌，无边无际、无遮无拦，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它流行、没有什么不可以携带它流行，只要是这个星球上的人们由于乏味、由于厌倦、由于渴望、由于欲念而在一个瞬间一个机遇里偶然地或是处心积虑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玩具，便就这样盲目地疯狂地开始了它的国际大循环。
E城由此变得面目全非
我走遍全城，到处都听见人们在说：洗手去！
洗消净脱销，洗洁净脱销，洗涤灵脱销。洗衣粉洗衣皂洗头粉爽脚粉白猫牌金鱼牌鹿牌船牌舵牌桨牌……E城的自来水流得前所未有的软弱无力。几十年来，我第一次在机关厕所的水龙头下，发现一块肥皂。有人告诉我说那是免费的，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亲眼看见食堂里戴白帽子的大师傅，擤了鼻涕之后，把手放在菜刀下刮了又刮。
E城的人成功地发起了一场自下而上的洗手运动。运动普及到每一只手指，十指连心，可想而知是深入人心。
最意想不到的是有关方面三令五申了多少回的“分餐制”，也在这场洗手运动中，轻而易举地得以实施。过去我是最害怕开会吃圆桌饭的，即便每个人面前有一只空盘子，转台上有公筷公勺，那些具有强烈的共产主义精神的会友们，也决不肯把菜舀到自己盘中用自己筷子来吃的。如果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唾液伸进别人的口腔这顿饭就算没吃。每次我把菜搛进自己的盘子，便再不敢抬头，似乎满桌的眼光都在说：瞧这人，嫌乎我们哪？
可是不知不觉，悄没声儿，如今就从厨房里端出来了有四个不规则凹槽的不锈钢菜盘，盛上了荤素搭配的四种小菜，每人一份。有一次宴会，居然换了十二次盘子……
有记者让我谈谈对分餐制的感想，尤其是改变那千百年来的民族痼疾的动力是什么，我不知怎么就脱口而出：恐惧。
你能不能谈得再具体点儿？记者引导说。
恐惧是一种人性因素。所以它切中要害。比如说流行歌曲。总之流行起来就能冲垮一切……我语无伦次，不能自圆其说。我没心思同他啰嗦。我已经想到应该立即向发明那种四菜一汤的盘子的厂家大量订货，然后到全国各地去推销这种东西。要不了几个月，天上地下都将流行这亮晶晶的盘子。我给它起名为恐惧牌文明餐具。
我心里有一种恶狠狠的痛快之感，我觉得这流行性甲肝实有很有必要。
“现在时兴住房宾馆化。壁纸时兴贴到顶、不用画线，天花板也要贴讲究—点，重新做过，旋出花纹来，顶时兴的是护墙板，刷奶油色，现在就是流行这种式样，吊灯吸顶灯也不时兴了。要镶嵌到天花板里去，只见光不见灯……说句实在话，你去做这个生意，包你赚一笔。F城现在刚刚开始流行，马上就会流到E城来……”
“你也去走，我也去走，今天别错过。”
从F城到E城，满城皆是。
终于有一天我想起了C君，我发现自从那天，她来向我索取赔偿费之后，已有许多天没看见她了。单位的人说她一直没有来上班。我有点心慌，也有点心虚。我担心，由于主编拒付赔偿费她一时想不开走上绝路，也担心出于助工的无情无义使她从此一蹶不振。我总得劝她去验一次血才好，必要时她可以把化验单给那位助工去看看嘛。实际上，到今天为止，我还没听说E城有一个人得上甲肝呢！
我抽了个空，专门到她家去了一次。我隐隐听说过，她妈是在药店里工作的，我想说不定弄好了可以问她妈接上个关系留作以后使用。
她家房门紧闭，敲了足有五分钟，才算开了条缝，缝上横挂一根铁链条，看来人是进不去的。我说我找C君，来给她送奖金。里面一个苍老沙哑的声音说，C君进了传染病医院了。
我脑子轰然炸响。C君那样一天洗一百九十八次手的人也会进传染病院么？她传染什么了？
里面的声音不耐烦地说，反正是流行病。发烧呕吐，确诊不了还在观察，不是流行性脑膜炎就是流行性感冒，也说不定是流行性腮腺炎，还说不定是……我说那我得上医院去看看她。我同她一块儿上F城，她生了病我很不安……
那扇门哗地打开。—张愤怒而黄瘦的长脸立在我眼前。她说，好哇！原来你同C君一块儿去的F城。那怎么她流行了你没流行？你搞的什么鬼你存的什么心你送些脏拉巴叽的钞票来还想流行我？你说明白C君到底怎么流行上的，她可是从来不唱流行歌曲……
我看着自己的鞋尖。我想解释说自己大概平时大咧咧不在乎就有了免疫力，我想说大概是C君的电热杯抵抗力不够，我想说我吃毛蚶时喝了两斤白葡萄酒，现在流行“雷司令”，司令总还是管用的……结果，我却笑笑说，哎，我没流行上大概是因为有一个潜伏期。我的潜伏期比C君长。你知道潜伏期吗？
门砰地关上了。从门缝里挤出更加嘶哑的声音：你可千万不能去医院看她。免得C君真的染上流行性甲肝！
我慢慢走下楼去。
C君就这样同我无声无息地断了联系。我不知道她究竟在哪里，究竟流行上了什么没有。其实真的要流行，莫不如得甲肝。甲肝毕竟是自愈型疾病，又没有后遗症。
过了几天才想起来，那日竟忘了同C君她妈洽谈药的生意。我莫不如不同她提什么潜伏期不潜伏期了。一个人身体里潜伏着什么病毒，自己是不会知道的。那个馄饨摊的黄人事先肯定不认为自己会变成黄人。比如说现征，我就吃不准自己到底潜伏了什么没有。这防不胜防、流来流去的家伙，也许还没等它发作出来，已经被另一种新玩艺儿代替了。所以，对于流行病我其实并不害怕，我真正担心的是那些沉淀于骨髓，无声地销蚀着人的东西。但我不知它们在哪里。
我得设法找到C君。
锲而不舍的搜寻
28年后，杜仲才第一次回国，那已经是世纪末的最后几天了。回到故乡的那个城市后，他发现自己几乎不认识什么人，也几乎没有人认识他了。他在H城陌生的街道上到处游逛，茫然四顾地站在十字路口，必须不停地问路，才能去往下一个并不确定的目的地。他觉得这种感觉有点像以往很多次在世界各地旅行——那些擦肩而过的面孔中，既没有朋友，也不再有仇人。
没有朋友的日子，杜仲曾经历了许多年。那种感觉对他来说，就像俄罗斯的冬天一样漫长而熟悉。但没有仇人的感觉，却使他感到失望与空落。他觉得自己像一片被风刮掉的树叶，偶尔飘落到这里，不会有人对他多看一眼。杜仲第一次发觉，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如果既没有朋友也没有仇人，就像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找不到地方坐下来。
于是，杜仲无聊地行走在这座城市喧嚣的街市上。少年时代曾经居住过的老房子，那个秋天时飘着桂花香的大院子，那栋褐色的尖顶英式小楼，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昔日幽静的小巷，已被拓宽成一条六车道的马路，汽车如两股湍急的河水，朝着相反的方向流逝。他像一只小小的黑蚂蚁，围着一座蓝色玻璃幕墙的大厦转了好几圈，判断出大厦底座的范围，应该恰好是30年前旧居的位置。它犹如一座拔地而起的大山，沉沉地压在了当年绿茵如毡的草坪上；在傍晚灰蓝色的暮霭中，大厦更像是一座巨大而豪华的坟墓，把他少年时代所有的生活都埋葬了。他不知道当年那些曾经鞭打过他父母的人、那些逼着他交出红色袖章的人，如今都躲藏在这座城市的哪个角落。城市脱下了旧时破烂的衣衫，换上了世界的流行样式，看上去那么崭新光鲜。过去已不复存在，眼前的城市像一个无辜的婴儿，没有思维也没有记忆。所有的人都好像搬了家，旧日的地址已毫无用处。但杜仲知道那些人就苟活在街道的缝隙里，或是隐匿在楼房灯光的暗处。他找不到他们也不想找到他们。既然大多数朋友都已经失散或是音讯全无，对于他来说，没有仇人同没有朋友相比，终是一样地无趣。
杜仲漫不经心地走着，极力把自己想像成一个与这座城市了无干系的观赏者。他在这个城市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像在他身上也没有留下这座城市的任何痕迹一样。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几天下来，当令人困倦而眩晕的时差过去之后，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其实正置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之中：他从那个遥远的F国，并非仅仅携带了自己的双眼回来，同时回来的还有他整个完整的身体——除了腿脚双臂五脏六腑，还有他的鼻子和耳朵。
他似乎闻到了一种异常的气味，如同幽灵一般，无形无色、似有似无地飘散在空气中。有点类似花香，比如春天的含笑花，或是百雀灵牌子的雪花膏，带着一丝人体的汗味儿，然后渐渐变得苦涩，混杂着街巷里油炸臭豆腐或是煎带鱼的气味，落在他的衣袖和领口上，拂之不去。那些气味好像留有时间的刻度，它们跟踪或是跟随着他，在这个城市里走来走去，他在那些气味中闻到了很久以前的自己。
他开始听见了一些极其细微而又杂乱的声音，搓擦着他的耳膜。那些声音在夜深人静时，会突然数倍地放大，就像台风袭来的夏季，巨大的香樟树在风中摇撼，树叶拍打着屋顶发出的哗响。那个雨夜，粗壮的树干上绑着一个瘦弱的男人，他的哀嚎在雨声中传来，像一个冤屈的鬼魂。天亮的时候，雨声与哭叫嘎然而止，那个男人死了。但他的泣诉却留在了这个城市的上空，使得杜仲总是觉得外面淅淅沥沥地在下雨……
这些气味与声音，此刻竟然都和杜仲一起回来了。杜仲不由得感到毛骨悚然。
还有，他的心脏也好像出了问题。有一种隐约的疼痛会冷不防地窜出来，在他的胸口短暂停留而后迅速消遁。就像一把钝刀，无声无息地磨砺着，却又不见流血。一阵阵的疼痛如同毫无规律的偷袭，弄得他疲惫不堪。
他相信自己无论走遍天下，都可以扮演一个路人的角色，但惟独在这座他出生长大的城市，他已丧失了作为一个观光客的资格。
去国28年，算得上一个人的半生了。回来时，父母早已相继过世，只留下一个妹妹。从机场出来时，他朝着那个举着名字牌的中年妇女走去，他拥抱她，两个人都是涕泪满面。尽管他和妹妹已通了好几年信，也多次交换了照片，但他在眼前这个女人身上仍然找不到小妹当年的一丝踪影。她对他说了许多有关父母平反以后的事情，还有父母临终前，对他这个失踪多年的儿子死不瞑目的牵挂。杜仲回到H城的第二天就去为父母扫墓，他在父母的墓前长跪不起失声痛哭，然后与妹妹在父母墓前补种了两棵柏树。树根入土之时，他忽然想到，自己在H城的所谓根，从今以后便是以这样的方式存在了。
杜仲在F国经过好几年锲而不舍的搜寻，几经周折，总算通过江苏老家的亲戚，找到了妹妹这个惟一的亲人，已属十分侥幸。亲人是一根剪不断的脐带，连接着他的来历与去处。但小妹并非是他真正想要找的人。这么多天来他一直住在H城的妹妹家里，暗自希望着，通过妹妹的社会关系，也许能找到当年的一些同学和朋友的联络方式。有些事情应该在这个世纪内做完，杜仲正是为此而下决心回来的。
杜仲不知道妹妹是用什么办法，为他找到了孟迪。他对妹妹提起孟迪的时候，似乎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他担心那个叫孟迪的男人，也许早就不记得曾有过杜仲这个人。但这些年中，杜仲却从来没有忘记过孟迪这个名字。他记住孟迪并不是由于孟迪本人，而是另一个叫楚小溪的女孩。那个寒冷的冬夜，他去万山农场的一个连队看望楚小溪，分手时楚小溪把他领到了男生宿舍，让他和那个叫孟迪的男生合睡一个被窝。他猜想孟迪和楚小溪的关系应该很不一般。既然在今天的H城，楚小溪已经消失得杳无踪影，通往小溪的路径，就只有孟迪一个人了。
与其生不如死
他和孟迪约在一个名叫“柳荫”的茶室见面。从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孟迪对他会面的请求，答应得十分勉强，并且毫无热情。
从孟迪平静的叙述中，杜仲才第一次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这个“后来”，指的是1971年冬天，他离开万山农场之后的情况。第二天早晨他在男生宿舍醒来时，孟迪和楚小溪都已经出工去刨粪了，他独自一人走上公路，搭一辆运粮的“热特”到了火车站，火车再转汽车，回到呼玛他插队的那个村子，然后按照事先早已周密设计好的路线，在一个风雪之夜越过黑龙江边境，到达苏联境内。“后来”的那一切，都是他当初绝然无法预料的，28年之中，他对此一无所知。
杜仲已经很多年没在H城过冬了。他觉得有一股彻骨的寒气，侵入脊背，令他一阵阵颤栗。手边的茶杯没有一丝热气，就像抱着一个冰坨，十指顿时冻得麻木了。他听完了孟迪的讲述，过了很久，才说：
孟迪，如果那时我能想到，一个越境者离开之前接触过的人，会成为一个危险的同谋犯，我是一定不会去万山农场看望楚小溪的。
孟迪喝了一口茶，说：看来你已经不会讲H城话了，你还是讲普通话好了。
杜仲改用普通话说：可在当时，我无法对楚小溪说出我去看望她的真正原因，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同她告别。对于她，我不能不辞而别的。
孟迪冷冷地笑了笑。
杜仲把杯子放在桌上，茶杯抖了一下，茶水晃出来。他觉得自己的普通话也说得同样难听，混杂着俄语、法语和英语的尾音，像一杯蹩脚的鸡尾酒。他一边用纸巾吸水，一边问：你是说，在我走后，楚小溪被作为同案犯隔离审查了好几个月，撤销了她预备党员的资格和其他所有的职务，以至于断送了她的前程。可是我仍然不明白，在我插队的地方，有谁会知道，我在离境之前曾经到过万山农场、见过楚小溪呢？
孟迪说：这个问题，恐怕得问你自己。也许你无意中告诉过别人？也许在你走前扔下的东西里头，留下了什么蛛丝马迹？再说，那个时候，到处都是密探。
孟迪嚼着嘴里的茶叶，面无表情地接着说：你在临走之前，难道真的不知道过江那种事情，即便侥幸成功了，也会牵连很多人，造成严重后果的么？
我……我当时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怎样才能过江……
杜仲喃喃说着，颓然垂下头去。他觉得脑子里有一粒炮弹正在爆炸，身体迸裂成无数的碎片，血肉横飞地弹开去了。
只有经历过1971年隆冬的那个漆黑的风雪之夜，才会知道世上的地狱究竟在哪里。但20岁的杜仲已经懂得，比地狱更恐怖的地方是人间。他知道自己的面前，只剩下地狱那一条通道了，他惟有从地狱中穿过去，前方才会有一丝亮光。若是在地狱里坠落，只是坠落在地狱的深处，他看不出来地狱与地狱深处有什么区别。
那天半夜，杜仲临出发前，抱定了从容赴死的决心。与其生不如死，死亡何惧之有？他甚至希望在穿越那片茫茫雪原的无人地带时，能挨上一粒不知何方射来的枪弹，使他的生命在瞬间结束，也将他的全部痛苦彻底终止。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对痛苦过于敏感的人，所以他才会无法忍受眼前的生活。而选择这样的方式去死，正符合他内心对于自由与尊严的渴望。那种凛然与高傲的性格植根于他的少年时代，更准确地说，来自于他所读过的十八九世纪的欧洲文学作品。遗憾的是，决斗只能确定一个对手，而在他面前，似乎人人都是对手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