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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都抱着一线希望，我们同心协力，我们拿出全部的勇气来同病魔作战，我们幻想着会有奇迹发生，会挫退病魔，把娜娜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从病魔手中夺回来。
连续几个月里，阿莲从来没有离开过病房一步，她变得形容枯槁，瘦骨嶙峋。有一天晚上，她靠在我的肩头说，我快要支持不住了，我快要不行了。我好累好累啊，从身体到心灵，都极度疲惫。我轻抚着她的腰背，安慰着她，一转头，突然发现她已经睡着了。
医生说，治疗这种病，需要三个疗程，然而，五个月后，第二个疗程尚未结束，阿莲已经囊空如洗。她的存款，朋友们的捐助和借款，还有出售两套房子的钱，全部送到了医院里。娜娜仍然生命垂危。
娜娜出院是在初秋的一个黄昏，那天刮着很大的风。天气预报说，本年度最大的一场台风要来了。大街小巷都张贴着鲜红色的告示，上面写着关紧门窗提早回家等等注意事项。大街上行人稀少，少有的几个行人也都步履匆匆。树叶纸屑和塑料袋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横冲直撞所向披靡，风吹打在脸上，有一种冷冷的硬硬的痛。
阿莲再也无法支付每日昂贵的医药费，她已经囊空如洗一无所有，她唯一拥有的，就是患病的娜娜。她背着一个布挎包，挎包里是她所有的家当。几件衣服，她的和娜娜的，还有娜娜的课本。我抱着娜娜，她在我的身后默默地走着。
娜娜安静地伏在我的怀中，似乎很累很累，她望着已经陌生了的街道，眼光柔软无力。没有钱，娜娜被迫出院。疗程尚未结束。
我带着阿莲和娜娜回到我租住的单元房里，曾经生活在富裕与奢华中的她们已经无家可归。不知道娜娜的生命是否能够得以延续，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不知道这种无家可归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
许多天后，我还能记得那夜的台风。那夜，台风登陆福州。天地间一片灰暗，只有呼啸的风怒吼着从一条条街道里，从一幢幢楼房间，从一棵棵树梢上掠过，它像一个疯狂的巨人，对着阻挡它的任何东西拳打脚踢，咆哮不已。它把楼顶上的广告牌一脚踢到地上，把一路经过的树枝都扯断，把那些低矮的房屋一脚蹬翻。它跌跌撞撞地一头碰在高耸的大楼上，痛苦地嘶声叫喊，它抱着高楼使劲摇撼，想让它们化为齑粉，然而无法达到目的，它就老羞成怒，把每一家窗户的玻璃都砸碎。然后，余怒未消的它继续在福州的街道上游荡，步履踉跄，喘着粗气，恶狠狠地破坏着一切可以破坏的东西。
风力刚刚减弱，暴雨紧跟着就来了。先是一颗一颗，急速地从天而降，凶狠地砸着地面和楼顶，砸出一片爆豆般的声音。接着，雨点密集，像千军万马纷至沓来，像山洪暴发奔泻而下，像天崩地裂势不可挡。锯齿般的闪电劈开了黑沉沉的天空，将高楼和天宇连为一体，照亮了窗外惨白的雨帘，照亮了在风雨中痛苦挣扎的树木。闪电过后是雷霆万钧，雷声在天空中炸响，一幢幢楼房在恐惧中颤抖着……
我和阿莲坐在房间里，望着窗外惊天动地的风雨，窗和门都关得很紧很紧，我们力图把恐惧关在门外，然而，每一声惊雷都让我们的心缩成一团。借助着闪电，我们看见楼下那棵高大榕树被大风吹得歪歪斜斜。我们担心雷声会惊醒酣睡中的娜娜，走到床边一看，娜娜居然睁大着眼睛，她一直没有睡着。她在想什么？
那天夜晚，在风雨飘摇中的那间房屋里，我们一夜无眠。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怀着沉重的心思，坐等天亮。
天亮后，大街上人声鼎沸，到处都是被狂风刮倒的树木，一棵又一棵，歪倒在昏黄的积水中。上班的人卷起裤管，艰难地涉水而行。空中还在下着蒙蒙细雨。
那场台风一直肆虐了三天，三天过后，云散雾开，而福州已是一片狼藉。
三天过后，阿莲一定要搬走，她说，她不能影响我的生活，她搬到了仓山的一间民房里。而仓山，是福州最贫穷的地方。一间间低矮的简陋的房屋环拱着一幢幢高大的厂房，那些房屋里租住着众多的打工妹。
仓山距离我上班的报社很远很远，那段时间里，我开始参与报社一些重大的策划，经常要出外采访，我们见面的次数便渐渐减少了。
阿莲离婚的消息我是听芳婷说的，倔强的阿莲从不会在我的面前表露出软弱，也从来不会轻易对我说她的痛苦和伤心。
芳婷说，就在阿莲和娜娜搬迁到仓山后的一个月，她的老公陈林峰从日本回来了，他是回来办离婚手续的。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个矮小的日本女人，那个日本女人四十多岁，脸上却涂抹了一层厚厚的脂粉，但厚厚的脂粉也难以掩盖她的庸俗和老态。那女人浑身珠光宝气趾高气扬，看人时总是偏着头斜着眼睛，一副怒气冲冲的模样。他们手挽着手在街巷中走来走去，唧唧呱呱旁若无人地用日语交谈着，丝毫也不顾及旁边人们的侧目鄙夷。听说那女人是日本北海道一家财团董事长的女儿，她比陈林峰要大二十多岁。
陈林峰提出和阿莲离婚，就在阿莲租住的那间民房里。那个日本女人站在屋外的阳光下，斜着眼睛看着阿莲居住的陈旧低矮的房屋，脸上带着嘲弄不屑的神情。陈林峰没有坐，事实上那间房屋里连一张凳子也没有，要坐也只能坐在咯吱吱乱叫的床上。陈林峰用蹩脚的汉语对阿莲说着，还时不时地夹杂几句日语。他说，他不说汉语已经很久了，他已经忘记了汉语。
阿莲神色平静，她一直在望着陈林峰，用那种空洞的眼神，没有喜悦没有悲愤。她好像在听陈林峰说着别人的故事，她好像不认识陈林峰。陈林峰异常惊惧，他不敢与阿莲的眼神对接，他望着屋顶，用盛气凌人掩盖着自己内心的恐慌。娜娜睡在床上，她已经骨瘦如柴。
陈林峰说，我什么都不要，房子存款都给你。
二十九 阿莲一言不发。
陈林峰说，女儿也归你。
阿莲还是一言不发。
陈林峰尴尬地笑了笑，说，你只要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就行了。
阿莲依旧一言不发。
陈林峰拿出一沓钱，放在床上，说，我知道你以后生活辛苦，这些钱留给你吧。
阿莲突然拿起钱，扔在陈林峰的脸上，她说，钱拿走，字我签。
阿莲就这样离婚了，几年的婚姻留给阿莲的只有一个病残的孩子。婚姻是一场赌博，在这场赌博中，阿莲输光了自己的所有。
那些日子里，由于工作繁忙，我和阿莲都是用电话联系。我很少去她租住在仓山的家。每次去看到这一对患难中的母女，我都暗自落泪。娜娜越来越消瘦，由于以前的化疗，她的头发落光了，她的皮肤苍白得几乎透明。每次去她都缠着我，要我讲故事，她坐在门前的小凳子上，膝盖支着下巴，眼睛亮晶晶的。然而，她听了不到几分钟，就睡着了。我把她抱放到床上，悄悄地擦去眼泪。
阿莲很少说话，她脸颊塌陷，头发干枯，神情木然。二十五岁的她看起来像五十二岁一样苍老而疲惫。
每次去，我都会偷偷地揭开锅盖，看看这一对母女在吃什么，她们除了青菜就是土豆，连豆腐都没有。我把身上所有的钱偷偷放在娜娜枕下，然后离去……
有一天，我一如既往地躺在床上想心思，突然接到报社电话，一位本地女子通过和一名台湾男子假结婚，想私渡去台湾，被边防派出所抓获。我不想去采访，我在随时等待着机会离开。可是，他们说，这种稿件只有我做才最合适，因为里面有情感的成分。推辞不过，我只好去了。
在派出所，我见到了破获此案的民警，他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他说，那个男子是台湾高雄人，在福州一家外企做工程师，已经五十多岁了，台湾有妻子。而那个女子是福州本地人，二十五岁。
我说，带那个女子进来，让我见见，我想采访，为什么这些年轻女子都喜欢去外面？
门外想起拖沓而冗长的脚步声，那名女子进来了。我没有想到，她竟是阿莲。
阿莲说，台湾男子就是经常去她家的那个皮肤黝黑的人。他很好，人很善良。她并不想和他结婚，他有家庭，她不想破坏他的家庭。她只是想让他把她带到台湾。她没有文凭，在福州找不到工作，她想去台湾打工，台湾工资高。娜娜患病期间，她借了别人好多钱，她要去台湾打工赚钱。
我问，娜娜呢？
阿莲迟疑了一下，说，死了。就在上个月。
看着满脸愁苦的阿莲，我一句话也说不出。
阿莲走出去后，我悄悄地问民警，阿莲会受到怎样的处罚？
民警说，最少要判半年劳教。
在我第一次离开福州前，我曾经专门去福州所有的劳教农场找过她，警察们都告诉我说，没有叫林凤莲这个名字的人。
从她的朋友那里，我也没有得到她的任何消息。
我不知道她是否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
京榕的故事
在我认识的众多留守女人中，京榕不像媚娘和阿莲她们那样美艳逼人，但她的真诚，她的纯净，她身上流溢的一种清洁的学生气质，仍然让人一见难忘。她总像孩子一样大声说话，大声欢笑，她的眼睛总像孩子一样明亮清纯，清澈见底。
然而，没有人了解那双明亮的眼睛背后，潜藏的深深忧伤。
京榕是霞浦人。霞浦是福建东部毗邻大海的一个小县，那里同样土壤贫瘠生活苦寒。那里人们的全部收入都依靠渔业，然而近海一带由于几十年来毫无节制地滥捕和没有约束的污染，早就没有鱼虾可以捕捞，无奈，他们只好把小舢板划到东南亚一带，一路饱受风浪颠簸。他们冒着死亡的威胁来到东南亚，却遭到当地军方的驱逐和追杀，他们刚刚撒下渔网又惶惶收起，在隆隆的炮声中吱呀呀地拼命划着小舢板向家园的方向逃窜，能够捡回一条命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霞浦没有出国的传统。生活难以为继的人们只好来到内地更大的城市打工。许多渔民转行从事着建筑业、搬运工这样的重体力劳动；而女人也同样走出家门，到别人的城市里讨生活。
霞浦很贫穷，然而这样贫穷的地方偏偏盛产美女。
京榕曾经给我说过，她的父亲是北京人，母亲是福州人—福州还有一个很美丽的别称叫榕城—榕树是福州特有的树种，所以她才会有这样一个个性显著的名字。然而，她为什么会出生在偏远落后的霞浦，京榕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过。京榕说，她从来没有见到过爸爸，而妈妈也在她十几岁时去世了。记忆中的妈妈总是满面愁容落落寡合，让人恐惧而难以接近。
我永远都无法忘记第一次和京榕见面的情景。那是在福安，一个和霞浦同属于闽东地区的小城市。
记忆中那是2003年的冬天，正有一种叫做“标会”的民间集资形式，像瘟疫一样在福安这个狭小的城市里蔓延。几个甚至几十个人聚集在一起，每人每月拿出一定量的资金，交给其中的一个人做生意，其余的人坐地分“赃”，而等到下一个月，相同的聚集而来的资金又交给下一个人，让他去做生意。那些日子里，福安的大街小巷人们三五成群，窃窃私语着与“标会”有关的一切话题。福安的经济呈现出畸形的泡沫般的繁荣，大街上游走着操持着各种外地口音的人群，奔驰着各种豪华高档车子。然而，短短的几个月后，这种昙花一现的经济就宣告崩裂，由“标会”构筑的虚拟繁荣瞬间化为乌有。于是，携款外逃者有之，跳楼自杀者有之，精神失常者有之。福安像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一部分人铤而走险抢劫杀人，一部分人神经失常滑入了崩溃的边缘和深渊。
而我是为了采访“标会”才第一次来到闽东小城福安的。此前，对这种欺诈性质昭然若揭的“标会”，我早有耳闻，然而，报社却是直到《中国青年报》率先报道后，才派我前来采访。
为了安全，那天夜晚我扮作一名渔夫，操持着媚娘和阿莲教会我的方言，居住在一家破败狭小的旅店里。
那晚旅店的每个房间每张床位都住满了，因为收费低廉，那些卖鱼的卖菜的扮作瘸子行乞的扮作瞎子算命的都住在了这里。登记房间时，我见到了登记室里靠墙坐着的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姑娘，她面容白净皮肤细腻，短发垂肩精明干练，身上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很清纯的意味，迥然不同于这些满身汗臭面容黧黑的住客。一个十几岁的半大男孩为我办理了登记手续，而她一句话也没有说，一直在低头织着手中的棉线拖鞋，我不知道她的身份，但直觉告诉我，她和他们不一样，她有心思，她有故事。
三十 午夜时分，喧嚣了一天的福安渐渐宁静，小旅店也关门了，而我睡不着，我担心会被盯梢。我悄悄地爬起来，站在窗口，看到登记室的灯光还亮着，那个姑娘一个人坐在房间里，还在忙着手中的活路。突然，一个驼背出现在登记室的门口，他轻轻地扣响了房门，姑娘打开房门，驼背艰难地走进去，房间的灯光熄灭了。
我诧异万分，我想，姑娘一定会尖声惊叫的，如果叫声响起，我就会冲过去一脚踹开房门，把那个肮脏的驼背拎起来扔出去。但是房间里很平静，连一丝挣扎的声音也没有。我意想中的求救声没有想起，却响起了床板的咯吱声。接着，另外一个男人的身影出现在登记室的门口等候着，他点燃了一支香烟，火光照亮了他一张爬满皱纹的老气横秋的脸。
我突然明白了，那个很清纯的女孩子，原来是依托旅舍卖淫的小姐。
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女孩卖淫，而且是这样一个模样很纯洁的女孩子，我感到心痛不已。一种极大的失落和痛苦攫住了我，好多天后，那种感觉还一直萦绕在心头。那样一个单纯美丽的女孩子，为什么就甘愿忍受那些浑身散发着恶臭的男人的肆意蹂躏。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
那晚，我一夜未眠。
天亮后，我走进了登记室，那个女孩刚刚起床，她头发蓬乱衣衫不整，我痛心地望着一脸潦草的她，像望着被洪水冲刷过的田地；她狐疑地望着一脸肃穆的我，像望着洪水过后依然站立在田地边的树木。
我说，我是记者，想和你好好谈谈。
她不说话，有些胆怯地坐在床边，拿起了昨夜没有织完的棉线拖鞋。
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你不觉得可惜了自己吗？
她依然不说话，一针一针挑织着棉线，手指被刺破了，流出殷红的鲜血。
我看得出来，她有难言之隐。
我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转身带门走出，心中一片惆怅。
许多天后，当我在福州再次见到她时，她才告诉我说，她的名字叫京榕。丈夫出国打工，却总是找不到工作。为了丈夫出国，她借贷了20万元，那还是偷渡到国外的最便宜的价格。债主日日上门讨要，没有办法，她变卖了家中财产，来到福安加入“标会”，幻想着能够依托更多的资金做点生意，没有想到，“标会”领头人卷走了全部的钱款，她走投无路，才选择了做小姐。
我相信每一个女孩子都不愿意做小姐，每一个女孩子都盼望找一个爱自己也让自己喜爱的男子，每一个女孩子都做过被白马王子迎娶的梦，然而，生活并不能事事让人如愿，生活中有着太多的陷阱和忧伤，而每一个做小姐的女孩子都遭遇过这样的陷阱和忧伤，都有着一段难以言说的心酸往事。
那天，从福安回到福州后，我一直在想着那个年轻而单纯的小姐。我一直等待着她的电话，然而，没有。我不知道她的命运怎么样了，不知道她是否还在那家肮脏的旅舍继续操持着肮脏的“工作”。我想联系她，可惜她没有电话。
和我经常采访并见到的那些小姐不一样，她身材单薄，有着一种让人怜悯的孱弱；她头发是黑色的，短短的，不像众多的小姐那样留得长长的染成张扬的黄色或者绯红的头发；她衣服破旧，也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小姐那样穿着性感和招摇；走在大街上，没有人会把她当成小姐，她身上没有小姐身上的那种妖气，她更像一名刚走进校门的有些胆怯的大一学生。她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小姐。在我遇到她的那次，她一句话也没有说，总是在忙忙碌碌地织着拖鞋，而会这种手艺的女子在今天早就属于凤毛麟角，人们花几元钱就可以买到一双棉拖鞋而没有人愿意再去费时费力地织造。
她那么忙忙碌碌地，织那么多拖鞋干什么？
她不一样，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和我们想象中的小姐不一样。
后来，在和她的多次接触中，我才知道，她非常善良非常纯洁，她改变了我对小姐一贯厌恶和鄙夷的看法。在她的面前，我有时候都觉得自己肮脏和龌龊。
我的反映福安“标会”的稿件见报后，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天亮后，报童手持登载着我的稿件的报纸，在熙熙攘攘赶着上早班的人群中大声叫卖，许多人停下脚步翻阅购买，交通因之堵塞。下午，从福安方面传到报社的消息是，那一期报纸在中午十二点就被卖光了，更有一些人买了好几份来赠送亲戚朋友。
然后，我就接到了来自福安方面的不认识的人的电话，威胁我说，如果我再来福安，就要让我好看。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但我对这种恐吓置之一笑毫不在意，《中国青年报》和中央电视台都曝光了，我只是跟进报道，他们的罪行早已经天下共知神人共怒，他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后来听说福建省纪委和公安厅进驻福安，整顿福安混乱得不能再混乱的秩序，抓获了一帮打砸抢的黑恶分子，福安的老百姓才回复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
福安警方也曾专门来到报社，向我当面道谢，他们说我的稿件为他们了解“标会”的内幕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他们在这次抓捕行动中荣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