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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铮是个大汉族主义者，至少他自己一直这么认为，但自从跟萧芷琼之间有了牵挂，他或多或少有些恍惚，有时候回想起来，那清朝在他的心里虽然有千般不是万般活该，可真要说起来，倒也不是完全的一无是处。
打下中京之后，他便一步步的迫使辽国向自己低头，他心里有个愿望和念想，就是希望能在他的手上，统一出一个至少不比后世“天朝”疆域小的国度。
然而他细细思索辽国和女真存在的意义之后，却突然有一个古怪的念头冒了出来，以前这个念头模糊不清，而现在却愈加清晰。那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少数民族，一直被我们的历代正史边缘化的少数民族——他们是推动中国历史不断前进的动力吗？
云铮承认，作为一个地道的汉族人，他对少数民族的认识还不深入，也对少数民族不可避免地缺少感同身受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很难真正地站到他们的立场和视角去看待中国历史。但作为一个正统观念教育下的汉族人，除了以汉文化为正统的历史观之外，他觉得，我们重新审视历史，思考历史，却不能回避这样一个现实，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是一个个坚实的存在，他们建立的帝国，几乎无一例外大大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甚至在重大的历史关口，左右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不只是建立清朝的满族，原先历史上北宋时还有建立了雄踞北方的金政权，往前看看，还有一大串。其中最为典型也是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几个少数民族政权是：南北朝时期的拓拔氏建立的北魏、宋朝是和南北宋对峙的辽、金政权，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等。
这些起源于中国北方蛮荒之地的“蛮夷之族”，竟然一次次用他们的铁骑，创造出了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强大帝国，竟然一次次扫荡了大半个中华大地，然后又无一例外、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汉文化的怀抱，他们竟然一次次以他们的野心和近乎本能的开疆拓土的强烈意志，把中华帝国的疆域一圈一圈地向外扩大，而后这些强大的帝国又被汉族王朝所取代。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如一阵风烟，但给历史留下了永难抹去的印记。
这些少数民族的出现，往往给纷乱的政局带来一个强有力的结尾，带来政权的统一，也往往把沉寂的封建王朝冲击得七零八落，给漫漫的中国历史注入鲜活而野性十足的动力。他们用自己的铁骑肆意践踏了汉文化，却转眼又付出加倍的努力继续发扬汉族传统文化，做了汉文化责无旁贷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我们反过来在看看汉族王朝在少数民族政权割据和对峙时期的表现，我们就知道了，汉族王朝的防守策略鼓励了少数民族政权的进攻，偏安策略又让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得意巩固壮大，最后在江南的“暖风”中沉醉，在北方少数民族的步步紧逼中山河破碎，在那些少数民族大军的呼啸声中消亡更替。
民族矛盾和阶段的转换更替是少数民族政权和汉族王朝角力中一个非常重要而有趣的现象。少数民族政权往往发端于汉族王朝兴盛时期，兴盛于汉王朝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之时，他们在汉族统治者无暇他顾时，可以取得发展机遇，趁机壮大自己，并利用汉族王朝阶段矛盾激化时挥师南下，逐鹿中原，这时候民族矛盾又常常转化为主要矛盾，汉人在大多数时间都能“兄弟阋墙而外御其侮”，能够一致对外，保卫北方疆土。然而为时已晚，承平日久，军纪懈怠，长期养尊处优的汉族军队哪里是剽悍的游牧民族的对手，军事上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这也可以说，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的暂时胜利，几乎是历史注定的结局。
于是，政权对峙出现了，之后，少数民族政权一鼓作气，统一了中国。他们一开始总是励精图治，天下承平，民族融合得越快，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接受越彻底，则民族矛盾弱化得越快。就像反清复明的斗争一样，在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实行满汉融合政策之后，这些昔日此起彼伏的反清斗争，已经再也成不了气候了，人心所向的，已经是大清君王了。再之后，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实质上还是汉文化的统治，他们已经彻底融入了汉民族，汉族人为主的统治集团成了他们的左膀右臂，股肱之臣。于是，又是阶级矛盾的积累和激化，又一轮的王朝更替。
可以说，汉族王朝的阶级矛盾激化给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良机，那些多年发展羽翼丰满的政权抓住了这个良机，就可以实现问鼎中原的大业，而能抓住这些历史机遇的并完成大业的，都是能左右历史航向的一代英豪。但他们能成就帝王之业，能励精图治建立一个强大的王朝，却未必能保证自己的子孙在盛世之下一样能战战兢兢地匡扶祖业，未必能保证跳出汉王朝更替的历史循环。
武打江山，文治天下。少数民族政权在入住中原之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放弃“马上治天下”的思路，下马入宫，任用汉族人才为官，依靠汉族官僚集团来维护政权稳固。同时，他们也无一例外地放弃了本民族的游牧文化，基本上是毫无保留地接受先进的汉族文化，甚至连生活习俗也一并改掉，魏孝文帝甚至连自己的姓氏也改为汉姓。汉文化是维系中国社会延续的共同价值理念，也是统治集团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严密体系，没有了这个，少数民族政权无法取得统治和合法性，也无法解决统治天下的“技术”问题。因此，只能接受，而且还要无保留的接受，接受得越彻底，其统治就越有力——对比元和清，这一点尤为明显。
只是，在接受的同时，他们也就注定了自己被汉文化同化的命运，接收了若干年后阶级矛盾的激化，接收了中国历史朝代更替的宿命。汉文化——不知道是他们的幸运符，还是他们覆灭的谶符？
有人说，清朝其实是反对满汉融合的。不错，云铮也同意这个看法。然而他同时还了解到一点，就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在于其民族特有文化，那满族再怎么在血缘上不愿意与汉族融合，可实际上早已经被汉族融合得没了根了。
其实，北方少数民族一次一次的进入中原，从客观上加强了民族融合，从而一步一步形成了新的汉文化。这个“新”汉文化的“新”字很重要，后世很多人总是喜欢强调汉族的纯净性，其实这个问题老祖宗们就解释过，就是本书前文所提到过的“何为中华”的问题，云铮的态度是，只要积极接受汉民族文化，而且融入了汉民族当中，那就是真正的中华民族。
要知道，汉族也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也不是纯净无比的，也是在远古经过黄帝和炎帝的部落合并，商周和周围的夷，狄，蛮，胡融合，春秋和北方的林胡等少数民族合并从而一步步形成了汉民族。简单一点说，这个民族的血统从来就没有“纯”过。各位，这不是养马养狗，血统纯正有什么用？重要的是文化内涵。
关于汉族，云铮自然不是民族史专家，但稍有些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汉族从来就不是单一纯粹的民族，汉族是世界上包容能力同化能力最强的民族，汉民族的伟大恰恰在于它海纳百川，不拒溪流，它张开胸怀吸纳包容了很多少数民族（大多被传统史家称为蛮夷的民族），与他们融合、通婚，最后变得毫无二致，不分彼此，成为一家。如果汉族一开始就拒绝接纳其他民族，汉文化拒绝其他落后的游牧文化和边缘文明，那么很可能到今天，汉族还是一个囿于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的民族，中国的疆域还是局限在中原地区。
民族自豪感决不能和狭隘民族主义等同。如果我们没有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不以自己的民族为荣，不去维护它、发展它，那么我们无法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如果我们囿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将一切外族都视为“异种”、“异族”，不顾历史和现实，盲目排斥与我们融为一家的兄弟，那么我们不仅自毁长城，兄弟阋墙，而且，还会为将来的民族国家分裂制造思想上的根源，那才是最严重的后果。
为了如此伟大的思想，云铮所提出的和约，是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
“一，双方立即停战。
二，双方就目前军事实际控制区划分疆域。
三，停战之后一个月内，北疆总督府恢复对大辽帝国的经济援助。
四，停战之后一个月内，北疆总督府再次开辟三大边境贸易集散地，以供日益扩大的贸易活动进行。
五，停战之后三个月内，北疆总督府派出专人在大辽帝国领土内建立若干大型学堂，学堂内将免费教授儒家经典。另，凡在学堂内每日考试中获得合格的学生，将得到最少三两，最多一斤的粮食奖励，该奖励可折价给予大魏铜钱。
六，双方停战之后，大魏北疆总督府将明确与伪金国的贸易额度，尽量避免影响战争胜负的物资进入伪金国领土以供其作为反辽战争之用。
七，为确保双方睦邻友好，大辽帝国将下嫁琼花公主萧芷琼于北疆少帅云铮，双方完婚时间待定。
八，辽国应当提供先进、优秀之马种给予睦邻友好的北疆总督府；同样，北疆总督府有义务优先、低价地提供先进盔甲、武器给大辽帝国。
九，双方所签订大定条约附件同时有效……
卷五 千军万马避白袍 第24章 似乎，要变天了
在中国的版图上，只有两座城市能以“京”字作为地名，一是北京，另一个则是南京。北京，现在叫燕京；南京，现在叫江宁。千年后的中国，它们隔江相望，各自作为中国北方和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分享了这一绝无仅有的政治礼遇。如果你有幸来到南京，或惊异于孝陵的浑雄巍峨，或流连于城南的平常巷陌，或徜徉于秦淮的桨声灯影。在这座城市中游走，就如同与历史对话，在那逶迤绵延的城墙之上镌刻着多少六朝遗痕，在那白墙灰瓦之间掩藏着多少风流韵史，在它的空气中则弥漫着淡淡墨香，挥之不去。如果一定要给南京添加一个注脚，那么因该是首推历史，人文次之。
南京自吴、越建城，至今不过两千年，却被称为“六朝古都”，后世又增南唐、明初、太平天国和**谓之“十朝”。而南京地名的更迭过程，本身就是一段历史的缩影。
长江对于中国的历史来说，绝非一条横贯东西的天堑那么简单，由于天然的阻隔导致了诸多割据政权都是划江而治，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南北对峙的分裂历史。而这种分裂局面的结果往往都以北方政权挥师南下、一统华夏而告终。于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分离的格局，北方的强势政权在炫耀武力和王权的同时，南方的文明与富庶也在闪动着璀璨的光辉。
城市的气质与其历史息息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南京无疑是中国南方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几乎所有的北方政权都以攻取南京作为南下的战略跳板，因而使得这座城市饱受战乱蹂躏。而南逃的士族后裔们却在这里挥霍着他们最后的奢靡时光，同时也将文士的风度推向了一种极致。此间诞生的多是旷世逸才，他们乐山水，善诗文，喜饮酒，好隐逸，就是无意于政治。这于国家当然无益，却成为后世文人们的无限向往，也为南京这座城市的性格注入了阴柔的特质。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在诗中所提“乌衣巷”，就在南京秦淮河畔。东晋时期，此地为达官显贵的聚居之地，而他们平时出入都是黑衣高履，因此得名。所谓“王谢”，实指王导和谢安两家，均系东晋名门。王导因辅佐司马睿称帝，被称为“仲父”，世袭公侯。其侄王羲之也长于乌衣巷，是为“书圣”。后赴任会稽，附近有兰亭，他率一干文士在此“曲水流觞”，众人沿河散坐，置杯酒于盘中，以水流之，每遇一人，此人则要饮酒做诗。事毕，众人汇诗成集，推选王羲之为之序，其借助酒兴，一气呵成，是为《兰亭集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而谢家与王氏一族交厚，亦是名士辈出。淝水之战时，谢安有“静奕克敌”的风范，其侄谢玄为东晋名将。后人中谢灵运则长于山水诗，自成一派，而谢眺更是备受李白赞誉，所谓“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但是南京，或者说金陵、江宁……是座哀都。
春秋末期，楚威王在现清凉山一带设金陵邑，这就是南京古称“金陵”的由来。同时，他还命人在城东北埋“紫金”以镇王气，古人称铜为金，所谓紫金即紫铜，亦即青铜，所埋之地则谓“紫金山”。后始皇东巡至此，见其有“都邑之气”，故命人凿沟壑引水入城，以泻金陵王气，并改“金陵”为“秣陵”，意即牧马之所，由王气集聚之地变为牧场，南京作为短命王都的历史即发端于此。
三国时期，东吴孙权据城西清凉山的天然峭壁扩建为石头城，即现今鬼脸城。孙权以山为城，以河为池，控扼长江天险，以求北御曹魏。他还改“秣陵”为“建业”，大有建立帝王伟业之抱负，并邀诸葛亮登石头城鸟瞰，后者也不禁感怀“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也”，现清凉山仍有武侯驻马坡为佐。可惜时不假年，孙权帝业未竟，即长眠于现东郊梅花山。后东晋偏安东南一隅，南逃的北方士族汇于南京，决意在此建都，并改“建业”为“建康”。此后，南朝宋、齐、梁、陈皆在此建都，朝代更替之频繁令人目不暇接。再后，在云铮这个世界里面未曾出现的南唐、明初、太平天国和**也曾在此短暂建都，但均未超过百年。
光阴荏苒，铅华洗尽。江宁这座名副其实的“哀都”，历经六朝，无数枭雄豪强逐鹿于城下，折戟沉沙，就如城砖上的斑驳印记，在岁月的洗刷之下，已然模糊，而文人*客的佳作遗篇也只能为这座城市平添几分阴郁。
阴郁，是的，无边的阴郁。整个江宁城已经陷入无边的阴郁之中。
兵部尚书曹睿曹大人、曹元帅此刻正面色阴郁地呆坐在江宁。浙匪日渐逼近，战局形势已经失控，曹睿的集中兵力一举击破贼军的计划其实一个月前就已经宣告失败，现在大魏虽然在江宁城中尚有大军十多万，可曹睿这个钦差大臣，讨贼大元帅却已经完全失去了取胜的信心。
在浙匪大兵压境的形势下，江宁大营内部矛盾重重，要求分兵进击的将来和要求大军云集的将领各占一半，争论不休。虽然钦差大臣曹睿屡次命令各地中央军入卫江宁，终因浙匪军全面进攻，江西东部、江苏南部和整个浙江战场的中央军自顾不暇，而两淮中央军则被北山的浙匪军阻隔无法渡江赴援，只有湖北一部、江西一部两支人数不多的援军和浙江、福建部分临时征招的军兵到达江宁守卫。但这些小规模增援根本无法扭转整个战争局面。因为浙匪的人数增长速度实在太过夸张。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浙匪的总兵力竟然已达到五十多万，接近六十万，对外更是号称大军百万！而反观中央军，却是越打越少，现在整个苏皖浙三省战场的中央军总兵力已经只剩二十万左右。然而在这么危急的时刻，中央朝廷居然还在一整天一整天的争论究竟要不要将老军户重新征召入伍而南下平叛，好容易定下来征召了，又在花多少钱来征召上斗了个不亦乐乎，结果两个月过去，所谓的征召老兵南下还是句空话，一个人都没征召起来。
曹睿无法，只能命主张分兵进击的激进派张峻率军出击浙匪军外围防线，但没能打通。几天之后，又命淮北的江松等人率兵从扬州出兵打通援救江宁的通道，两军在扬子桥激战，大魏中央军死伤万余人，江松只带数骑逃回扬州。为确保江宁外围不失，曹睿组织焦山之战。张峻约江宁都指挥使张和率兵出镇江，以图控制长江南岸，扬州江松再次出兵瓜洲，从江北配合，自己率水师陈兵镇江以东的焦山江面，约定三路俱进，与浙匪军决战。
但扬州的中央军江松部没有按时赶到，镇江的张和干脆拒不发兵，使张峻孤军深入。浙匪军大将、原青龙教青龙**隐龙以及朱雀、玄武两**在内的三大**在石公山居高临下指挥战斗，命麾下勇将沿长江北岸绕至中央军军背后，又有两军从焦山左右两边进击，青龙教大令赵广直冲魏军中央军大阵。浙匪军乘风放火箭，魏军船只纷纷起火，阵势顿时大乱，此战魏师全军覆没，损失战舰700余艘。焦山之败，大魏江宁外围主力军队损失殆尽，江宁已然成为一座孤城，若无援军抵达，破城指日可待了。
又过半月，青龙教主欧阳睿见时机已到，最后下定攻破江宁之决心，命其子少教主欧阳错率领浙匪军主力直逼江宁。
欧阳错受命后，召集进攻将领部署方略，确定了分诸军为三道，会于江宁的作战部署。是月，欧阳错分兵三路会攻江宁，西路由左使领兵，率领一部分浙匪军主力出杭州，向溧阳、独松关进军；东路由青龙**隐龙率水师沿江入海，向海盐、澉浦进军；中路欧阳错自领诸军，率水陆两军出苏州，向常州、镇江进军。
西路军主帅一路西进，直趋溧阳，遭到大魏中央军守军的抵抗，结果大魏军损兵折将，残部西撤。浙匪军乘胜追击，在溧阳西南银林东坝再次打败大魏军。浙匪军在追击途中受到大魏湖北赶来的援军的阻击，双方展开激战，后来浙匪军派青龙教死士冲杀，大魏军抵挡不住，突围北逃。
溧阳之战，大魏军损失将校110余人，士卒近四万人，伤亡惨重。西路军于当月下旬逼进通往江宁的要隘独松关，大魏守将张敢率兵南下阻击浙匪军，与浙匪军骑兵交战。大魏军虽是精兵强将，但只有一个卫五千六百人，而且都是步兵，虽然奋勇冲杀，但却难以阻挡人数众多而且有着青龙教弟子组成精干力量的浙匪军主力，终于被击溃，主将张敢被杀，士兵死伤3000余人，其余溃散，浙匪控制了江宁的南大门。
中路军欧阳错率兵进攻常州，常州是拱卫江宁的前阵，是浙匪军整个攻取江宁计划的关键，欧阳错派兵击溃大魏增援部队后，亲自指挥攻城。浙匪军在城南筑高台，把土炮放在台上向城内猛轰，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