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个文学梦吗？什么时候想写小说了，我给你提供素材，不过发了财，可别忘了挖井人。”当时只是戏言，不承想戏言竟然变成了现实。
经过“肖贾大案”炼狱般的心灵洗礼，我通过文学重新找同了自己。当年和能通的戏言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越来越让我寝食难安。我的头脑中不停地构思着《驻京办主任》这部K篇小说，其实从当年与能通戏言开始，我的头脑中就没有停止过对驻京办这个特殊政治平台的思考。终于以昌山市驻京办撤离北京为契机，我的灵感被激发了，我下决心完成《驻京办主任》这部长篇小说。当然我没有忘记丁能通当年对我的承诺（尽管是戏言），要想让这部作品生动起来，丁能通是一口深井，即使他不情愿，我也不能放过他。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能通听了我的想法后，竟将就任驻京办主任以来的日记借给了我，整整三大本，在我看来，这三大本日记不用修改，起名为《驻京办日记》，直按给出版社出版，就会成为中国最火的一本书。丁能通的这份真诚，让我的心灵久久不能平静。我深知，只有写一部对得起自己良知的作品，才不至于辜负能通对我的希望。这也是我之所以将这部长篇小说“献给能通”的主要原因。当然，还暗含着一种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警示、提醒和嘱咐。众所周知，驻京办是个大染缸，有一个别名叫“蛀京办”，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要想做到出污泥差而不染，谈何容易啊！从“肖贾大案”算起，东州市仅副市级以上领导就倒了三批了，这期间东州市驻京办也有两名副主任腐败掉了，这就是钱学礼和黄梦然，我不希望再有第三个，更不希望丁能通重蹈覆辙。毫无疑问，小小的驻京办好比百慕大三角，北京城有很多驻京办，如果每一个都好比百慕大三角，那么北京城就成了一艘闯入百慕大三角的船，说办句心里话，在我心灵深处不情愿将驻京办比做百慕大三角，姑且比做一座座迷宫，驻京办主任都是些身陷迷宫的人，我希望我的这部长篇小说能成为阿里阿德涅线团上的线头，每个驻京办主任手里都牵着这个线头，像忒修斯杀死牛头人身怪物一样，成功走出迷宫。因此，我将这部长篇小说“献给能通”，其实就是献给了所有驻京办主任。
但是我拿到能通给我的日记后，始终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叙述方式，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位东州市监狱局的朋友请我吃饭（当然他也是我的书迷），告诉我原东州市驻京办副主任钱学礼在监狱里一直不安心改任造，始终企图通过申诉为自己减刑，目前在狱中写的申诉材料可以出一本书了，我才突然顿悟，何不以一位刚刚被双规的驻京办主任作为叙述者，通过回忆录的形式写一份自白书。我一直在创作上有一个改造、革新小说形式的抱负，应该以《一位驻京办主任的自白》，也就是《驻京办主任》这部长篇小说为契机，大胆尝试一种新的叙述方式，为此，不惜破坏掉传统的所有模式，正所谓不破不立。好在我是学理的，不受文学固有的思维之狱的限制。
《驻京办主任》写的是腐败分子丁则成在被双规时对犯罪过程的回忆。为了准确把握丁则成的心理，我求监狱局的朋友帮我借阅了钱学礼在狱中的申诉材料，通过阅读，我大受启发，钱学礼的申诉材料就像一面破碎的镜子，充满了含糊性和矛盾性，他申诉的主要理由，就是竭力辩白自己之所以落到今天的地步，完全是由于丁能通的陷害，称自己是“肖贾大案”的受害者，称贪官的罪恶并不是一个或者某一些人的过错，而是整个体制的过错，整个社会的过错，凭什么整个体制和社会的过错要由个人来承受惩罚？同时他又以忏悔的口吻坦言自己的罪行，讲述事情的原委，并细细描述自己贪污受贿的心理，在罪与非罪之问拷问自己的灵魂，使读到这份申诉材料的人感到：钱学礼的罪行虽然违反了党纪国法，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又因为他处在一种逼良为娟的环境中，这种含糊性和矛盾性恰恰反映了官场生态环境的残酷性。为此我在《驻京办主任》中设计了一个美若天仙的杨妮儿，表面上她是替父报仇的侠女，通过美人计一步一步逼丁则成掉进了桃色陷阱，但更深层次的隐喻是，杨妮儿犹如现实当中的机制充满了诱惑，杨妮儿恰恰是运用机制上的缺陷诱惑丁则成掉进桃色陷阱的，丁则成实际上是一个颇有警觉性的驻京办主任，但是人性在强大的机制面前是十分弱小的，丁则成的就范不是他个人的就范，而是官场人在体制面前的集体就范，我恰恰想通过《驻京办主任》这部长篇小说揭示官场人面临的整体困境。旧的机制正如美丽的杨妮儿一样，诱惑着官场人，一个一个地掉进陷阱。尽管有对机制深刻的思考，但是我并未使小说陷入粗俗的色情和传统的道德说教之中，而是始终向灵魂付出美感，我一向认为使文学作品不朽的不是其社会重要意义，而是其艺术，也只能是艺术。正因为如此，我力图使《驻京办主任》成为一部探讨艺术和审美的小说。丁则成在自白中对犯罪心理普鲁斯特式的剖析，充满了碎片和梦幻。驻京办的现实是残酷的，但丁则成的头脑中却是迷幻的，正因为如此，小说中的人物都像章鱼一样生机勃勃。
从这个意义上讲，《驻京办主任》这部作品大大超出了自传体的范畴，而成为一个浩渺的、诗意的存在。这部小说全篇采用了典型的倒叙，但在叙述中间不时插入丁则成在“双规”中的情况。这种叙述方式完全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思维之狱，在表现悲剧冲突时没有渲染毁灭和悲情，而是突出了与传统悲剧不符的戏剧性效果和荒诞风格。《驻京办主任》描写的是丁则成自作自受的悲剧，却极富戏剧色彩，充满了黑色幽默的魅力。本来丁则成迷恋杨妮儿的美貌，费尽心机想把杨妮儿搞到手，杨妮儿却将计就计诱惑了丁则成，以至于丁则成向专案组领导喊冤：“在驻京办主任的岗位上，我一干就是十年，直到我遇上杨妮儿，这个勾人魂魄的小婊子。请原谅，专案组领导，每个人都有愤怒的时候，我的的确确是被桃色陷阱陷害的，我是冤枉的。”之所以这么写，就是想造成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艺术效果。但是在哭笑不得之后，人们不得不绕到小说的背后，去寻找更加深刻的存在，这就是我的写作意意图。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陷害与反陷害的故事，实际上是对现实的滑稽与模仿，目的是想告诉读者，小说的荒诞完全是由于现实生活的荒诞使然。
顾怀远
二○○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十六时整于沈阳
·20·
尾声：恍如一梦
王晓方一向认为，顾怀远的小说是一面镜子，凡是镜子都有点可怕，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然而王晓方有个习惯，他喜欢在睡觉前躲在床上读几页书。近来他读顾怀远的《驻京办主任》，发现他了解的顾怀远不止一个，起码有两个，甚至几个。正如他在《驻京办主任》中读到了不止一个丁则成，而是一批丁则成一样。通过读这本书，王晓方判定他脑海中的顾怀远与现实当中的顾怀远不是一个人。之所以有这种判断，是因为这本新出版的《驻京办主任》与顾怀远以前创作的其它作品截然不同，如果不是“顾怀远著”几个字赫然封面，王晓方几乎猜不到这是顾怀远的作品，不光王晓方猜不到，估计顾怀远的书迷也无人能猜得到。王晓方记得博尔赫斯曾经讲过：“我想尝试写一本非常好的书，谁都猜不到会是我写的。那就是我的目标。”或许是记忆出现了偏差，恍如在梦中顾怀远也对王晓方说过，以至于让王晓方混淆了回忆与幻想之间的界限。
在《驻京办丰任》中，丁则成的自白采用了回忆录的形式，难道回忆中就没有幻想？或许整部小说都是顾怀远幻想的结果亦未可知，但是细节太真实，以至于又让王晓方模糊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驻京办主任》读起来明明是一部悲剧，却常常让人忍俊不禁，像是一部喜剧，看上去顾怀远像是在与读者开玩笑，但是掩卷之后，才发现玩笑原来是梦魇。这种写法是王晓方最近刚想尝试的，却被顾怀远抢了先。
在文学创作上，王晓方发现自己总是步顾怀远的后尘，他始终没弄明白其中的原因，但是当他读了顾怀远刚刚出版的这部《驻京办主任》后，他恍然大悟：自己太喜欢顾怀远了，以至于一直都在模仿他。他记得齐白石曾经对自己的学生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当时他的学生模仿齐白石的对虾，画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外人一般不能分辨真假，为此他的学生飘飘然了。王晓方忽然意识到，自己犯了和齐白石的学生一样的毛病。正如齐白石的学生想成为齐白石一样，作为顾怀远的崇拜者，王晓方很想成为顾怀远。正因为如此，他脑海中也有一个丁则成，正当他构思过程中，顾怀远的《驻京办主任》出版了，王晓方发现他想写的丁则成恰恰是和顾怀远描述的一模一样，为什么会如此巧合？王晓方陷入痛苦的思索之中，他发现自己的脑海仿佛是一个中了魔的花园，丁则成不是个游园者，而是牛头人身怪。他太喜欢自己设计的丁则成这个人物了，但是被顾怀远占了先机，写进了《驻京办主任》中，自己怎么办？自己设计的丁则成就因为与顾怀远书中的主人公重复而放弃吗？绝不能，经过苦苦思考，他决定将自己的书名定为《驻京办》，《驻京办》与《驻京办主任》完全是两本书，根本不重复，就像《吉诃德》与《堂·吉诃德》完全是两本书一样，没有任何舆论认为《吉诃德》是《堂·吉诃德》的跟风书，当然就更不存在重复和模仿了。
其实，走进书店，只要稍加留心，就会发现《堂·吉诃德》只有一本，而《吉诃僖》却是丰富多彩的。无论是出版社，还是书店，无不靠丰富多彩的《吉诃德》支撑着，如果出版社只出版《堂·吉诃德》这种书，书店只卖《堂·吉诃德》这种书，那么出版社、书店都无法生存。这么一想，王晓方甚至有些沾沾自喜。看来无论是出版社还是书店并不是靠《驻京办主任》这种书生存，读者真正喜欢的应该是《驻京办》这种书，不然为什么书店到处是《吉诃德》这类作品？
为了写好《驻京办》，王晓方反复阅读顾怀远的《驻京办主任》，为了使两部书迥然不同，王晓方想放弃《一位驻京办主任的自白》这种同忆录式的写法，他想尝试在形式或心理上的变体，但是他很快放弃了这种伤脑筋的想法，他觉得既然现在的长篇小说在叙述模式上很大程度上，是对以往长篇小说的抄袭，那么模仿就是一种高明的创造。何况他囿于《驻京办主任》的原文而只好放弃变体。原文太精彩了，他情不自禁地身陷其中，不能自拔。王晓方坚信克隆是最前沿的科学，他对超越顾恍怀远信心十足。甚至不止一次地梦到《驻京办》出版了，评论家好评如潮，他们的共同结论是《驻京办》丰富多彩的程度几乎让《驻京办主任》望尘莫及。
其实他梦想超越顾怀远的梦从来就没有醒过。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顽强地用笔写，连手指都磨出了茧子。他之所以坚持用笔写，而不用电脑打，是因为他坚信像《驻京办》这种匠心独运的现实主义力作，必须要留下手稿，应该说文学界已经闹手稿荒了，作家们都热衷于在电脑前敲键盘，却忽略了手稿是任何一位有价值的作家留给后人的最珍贵的财富。王晓方窃喜，顾怀远一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由于坚持用笔写，他的手稿越来越多。即使废弃的草稿，他也坚持不让妻子塞进碎纸机。终于大功告成的那一天，他将厚厚的《驻京办》手稿得意地放在妻子面前，希望妻子多提宝贵意见。多年以来，妻子一直是他的第一位读者。一个星期以后，妻子读完了王晓方的手稿。王晓方兴奋地问妻子，读了《驻京办》以后感觉怎么样？妻子未加评价，只是意味深长地说：“老公，我在一本书上看过一个故事，在日本青少年书法展上，有一位九岁的天才小书法家，四幅作品全部被收藏家高价买下收藏，但是二十年过后，一些默默无名的人脱颖而出，而这位天才小书法家却销声匿迹了，你知道为什么吗？”王晓方不知道妻子想说什么，懵懵懂懂地摇了摇头。妻子接着说：“因为这位小神童临摹王羲之的书帖成瘾，二十年下来，他把自己的书法个性磨得一点都没有了。尽管他的字与王羲之的字比较起来几乎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但是在艺术家眼里，他的作品只能算是仿制品，没有任何鉴赏价值。老公，重复和模仿无异于抄袭。”
妻子的话让王晓方沉默良久，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拥有两套思维方式，一套是自己的，另一套是顾怀远的，自己的思维方式一直被顾怀远的思维方式牵着，可能是顾怀远的书读多了，也可能自己太想超越顾怀远了，以至于无时无刻不在琢磨他，揣摩他的思维方式，就像那个日本小孩揣摩王羲之一样，久而久之，几乎忘记了自己的思维方式。
王晓方拥有了顾怀远的思维方式，却丢掉了自己的思维方式，这让他内心世界非常窘迫。人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加法，拥有两个人的思维方式之后，王晓方不知道思考着的人是自己还是顾怀远，连做梦都分不清是谁在做梦，这让王晓方很惶恐。妻子提示他，解铃还需系铃人。他又想起了齐白石老先生告诫学生的话：“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看来自己只能效仿齐白石老先生的学生“寻门而入，破门而出”了。
“既然我对顾怀远这么熟悉，何不就用小说创造一个顾怀远。”想到这儿，王晓方有些激动。他想起博尔赫斯借他小说中的人物奎恩之口说过的话：“在文学所能提供的各种幸福感中间，最高级的是创新。由于不是人人都能得到这种幸福感，许多人只能满足于模仿。”一个人什么都可以模仿，但幸福感却无法模仿。为了不再重复和模仿，王晓方决心一定要见一见顾怀远。
刚好王晓方的《蜘蛛》由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后，反响还不错，出版社决定在北京为《蜘蛛》这部长篇小说开一个研讨会，王晓方心想，研讨会上一定会邀请许多评论家、作家，说不定就有顾怀远的朋友，到时候就能打听到顾怀远的联系方式。
王晓方是迫不及待地乘飞机赶到北京的，他入住的酒店离出版社不远，当他从出版社专门接他的面包车上下来时，发现 自己即将入住的酒店挂了一条横幅：“热烈欢迎著名作家顾怀远下榻本酒店”。王晓方欣喜若狂，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与顾怀远住一家酒店，他急三火四走进酒店大堂，来到总台问顾怀远住的房间号，服务小姐笑着说：“顾老师刚刚退房，去王府井书店签售了。”王晓方连忙问：“知道顾老师签售活动结束后去哪儿吗？”服务小姐微笑着摇摇头。王晓方心想，决不能和顾怀远擦肩而过，应该立即去王府井书店。想到这儿，他快步走出酒店，一头钻进了面包车……
·21·
后记：透过心灵极目远眺
当代西班牙著名画家米罗说：“我需要一个引发点，不管它是一粒尘埃，还是一线阳光，都能给我许多生生不已的东西。”有一个引发点是所有艺术创作的前提。我说过，我不属于创作，我属于创造，因此我的引发点只能是思想的火花。我喜欢感受思想的力量美，为了获得这种美的享受，我必须透过心灵极目远眺。
小说是一种思想游戏，所谓游戏就是一种心灵历险，这恰恰是创造的巨大魅力。小说创新不仅是小说家创作心理上的一次大的探险，也是读者阅读心理上的一次大历险。优秀的小说家首先是个思想家，当然他的思想一定潜藏于作品之中，通过小说中人物的言行、心理得以表现，这种开掘与阐释的过程是阅读的价值所在。
正是由于人类透过心灵极目远眺，才发现了与现实并存的艺术世界。人类对世界与人自身的认知永远也不可能穷尽，因此艺术的创造就永无止境。创造并不是否定，或许是在否定基础上对继承的再认识。通过再认识，发现美、研究美，在捕捉美的过程中实现创新。
作为一名坚持寻找小说文体特性的作家，我一直试图突破和超越自己，《驻京办主任四》是一次新的心灵历险。
从小说艺术问世以来，小说的形式和内容就一直是一对矛盾。但仅就创新而言，相对于小说的题材和内容而言，小说的形式被赋予更加重要的意义。因为每一次形式试验，其实都是对人性、对政治、对哲学、对社会、对心灵的提问。小说的意义不在于“写”本身，而在于“如何写”。正因为如此，小说的形式往往会揭示小说的内容。
我强调小说家首先要是个思想家，并不是想在小说中解决所谓哲学问题，哲学是阐释实现了的美，而小说是发现未发现的美，两者是互相质疑或互相补充的关系。有了这种关系，我们就可以用小说的形式讲述哲学家们用哲学形而上的方法提出的问题。我无意成为哲学家，我痴迷的是如何开拓小说创新的无限可能性，创新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更是文学的灵魂。这个灵魂的内核恰恰是思想。
改革需要解放思想，文学创作更需要解放思想，但是人们的思维定式一旦形成，很难冲破思维之狱。从这个角度说，《驻京办主任四》无疑是一次大胆的突围。创新是化腐朽为神奇，是置于死地而后生，是勇敢、果断地走进现实，走进生命本体，并以突破思维之狱的勇气和胆识将自己拥抱的现实与生命本体转化为诗意的形式。艺术直觉告诉我，《驻京办主任四》是一次文体的冒险，是一次思想的游戏，是一次语言的探析，是一次审美的体验。
一
叙事视角在小说叙事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决定了小说的叙事结构。一般一部小说只有一个固定的叙事视角，要么是第一人称，要么是第三人称，很少有以第二人称作为叙事视角的。我在《驻京办主任四》中充分运用了叙事视角，融合了三种人称叙事的优点，使小说同时具有了第一人称的主体性，第二人称的对话性和第三人称的全知性。三种人称视角综合运用、巧妙切换，构建出一个独特的叙事结构。《驻京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