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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她三十七岁那年，发生了这么一回事。平日，肯定都是她先到家。那天，劳爷都回家很长时间了，她才姗姗蹭进家门。劳爷挺不高兴，倒不是说一定得她先回来伺候晚饭什么的。你可以晚回来，学校里也总会有些意外的事要处理，但你打个电话通报一下总还是可以的吧？不吭不哈，晚回来好几个小时。劳爷打电话到学校去找人，校方说她下午三点多钟就请假走了。去哪儿，不知道。你干嘛呢？下午三点多钟，到这会儿都快九点了，六个小时，你干嘛了？……劳爷憋了一肚子火，通通通通，像发射连珠炮似的，一通宣泄。对方也不吱声，脸色苍白地坐在门口那个小凳上，换了鞋，等劳爷把第一通火发完，勉力站起，歉然地笑笑说，我这就做饭去。但摇摇晃晃走到厨房门口，腿一软，却扑通一下，跪倒在厨房的水泥地上。劳爷忙上前去扶，这才发现，她双手冰凉，额角布满细碎的汗珠，身上发散着一股医院里特有的那种消毒水的气味儿，浑身上下抖个不停。他忙把她抱上床，紧着追问，出什么事了。她只是不说。他返回外屋，去翻她的手包，从那一摞医院出具的账单和化验、手术单据上，他才得知她是去做引产手术了。
这之前，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而像她这样的“高龄孕妇”，怀孕五个月，再去引产，本身风险就大。况且又没有丈夫陪同，术后又自己一人挣扎着回家，看样子，是想“瞒天过海”，明天还要去上班，简直是在玩命。劳爷记得几个月前，有一回过夫妻生活时，他有点性急，就没采取措施，事后，他挺担心，老问，怎么样，没事吧？她总蔫蔫地说，谁知道呢，等等看吧。当月，还来了例假。他松一大口气。后来，他又稀里马哈地凑合过两回，以为也不会有事，却偏偏种上了。得知自己怀上后，她激动万分，但也一直在暗自忐忑。她知道自己应该把怀上孩子的消息告诉他。但她又不敢。她知道，他一旦得知，一定会让自己打胎。她不愿意打掉这个胎儿。她希望留下自己的血脉。她想做一回“母亲”。她渴望有人叫她一声“妈妈”。她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代价。她甚至想过，哪怕日后劳爷知道了要跟她离婚，她也要留下这孩子。时间流逝，胎儿在她腹中一天天长大，她的决心却一天天减弱。权衡来权衡去，她还是没法拿“离婚”做代价来为自己争取一个做“母亲”的权利。
是的，这个世界上，男人千千万，但像劳爷那样，虽然有时候对人挺有点“蛮不讲理”的，但在他身上毕竟始终保持着一种生活的朝气和对事业的追求精神。这样的男人，说实话，也并不好找。结婚这么些年，劳爷很少跟她谈自己的工作。只要一有案子，人就往往没个人样了，经常几十天不回家，即便回来，也是倒头就睡，一睁眼就吃，然后换换衣服，又赶紧走人。案子要上了线索，还好说一些，就怕上不来线索，整个人更像是走了魂儿似的，即便呆在家里，也是傻不愣愣地呆着，看谁谁不顺眼，说啥啥来气儿。现在从上到下都提倡“经济效益”、“物质利益”，但这些刑警，一年破一个案，跟破一百个案，在个人“经济效益”、“物质利益”上几乎没有任何差别。（这两年开始发一点破案奖，但总量也是微不足道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傻哥儿们干吗还要非死磕着去破那些案呢？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她知道这就是“灵魂”在起作用，这就是“精神”在起作用。她看重这些还能让“灵魂”和“精神”在自己身上起作用的男人。看他破不了案时的悲苦和死也不甘心的模样，她真心疼，真感动，真发奋。她向学校大门走去，站在几十个纯洁的孩子们面前时，她真感到自豪。她愿意伺候这样的男人。
你说，一个人，跟另一个人，在一张床上，一个屋顶下过一辈子，图啥？图啥到最后都会发腻。只有图那点心疼，那点感动，那点自豪和那点能让自己不断跟着一起发奋的东西，才会永远勃发新鲜。这道理许多人都不懂。但她却坚持着。一直到昨天，胎儿已经有五个月大了。她知道再不去引产，就晚了，必须下决心了，或者拼一个离婚，保住胎儿，或者就……她最后下了决心，决心独自一人向医院走去……
她一边平静地流着泪，一边苦笑着向劳爷讲述了这一切。劳爷被深深打动了，被深深震撼了。在这样的女人面前，他终于看到了自己的“自私”和“偏执”。等她说完，他没吱声，继续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上街去买了一只乌鸡，两斤红枣，三斤桂圆，四个猪蹄，五瓶蜂皇浆，六盒黑芝麻糊，等等等等……每回端着炖好的鸡汤送到床前时，妻子总是慌不迭地折起身，要说一声：“谢谢。”听到她一次又一次由衷地“感谢”，他感到心酸。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酸。睡到半夜，他总是听到她在偷偷地抽泣。他知道她依然还在为自己“早逝”的孩子伤心。可是每当他伸手过去，安抚她搂过她时，她会立即止住了那抽泣，一动也不动地躺着，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他在家里待了三天。第三天晚上，他对她说，明天我得去支队看看了。她忙说，没事的，你早就该正常上班了。他说，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她挺紧张地抬起头打量他，迟疑地问，啥事么，整得那么严重？他沉吟了一会儿，说，好好补养身子，等你把身子补得差不多了，咱们就把那件事办了。妻子心里一怔，格愣地问，办……办啥事？他说，咱们要个孩子吧。猛然间，妻子没听明白，又问，要……要啥孩子？他说，要个咱俩的孩子。妻子像是被什么巨物击中了似的，瞪大了眼问，咱……咱俩的？咱俩的孩子？他的脸微微一红，低声答道，是啊。你不是挺想要个自己的孩子吗？咱俩就要一个吧。你还不到四十，还能赶一趟末班车。妻子一听，完全愣住了，脸色先是大红，而后青白，泪水一下泉涌般滚出眼眶，咬紧牙关，止不住地战栗和抽泣起来。先是小声抽泣，不一会儿便倒在床上，绝望般地大声号啕起来。妻子最后告诉他，没指望了，这次做引产手术时，为了一了百了，为了今后永远不再给他添烦恼，她已经让大夫把她两侧的输卵管全结扎起来，彻底地绝育了。
三 瞒天过海
不知是因为劳爷这家伙特别爱好喝黑咖啡，还是这个“精英会所”原先就有这么一个待客项目，他俩在二楼幽暗的茶座式小厅里坐了没多大一会儿，那位女领班又给他俩每人送了一杯黑咖啡过来。黑咖啡喝着虽苦，但闻着，的的确确挺香。而莫名出处的背景音乐在深棕色的方木柱和大棵的桶栽凤尾竹之间悉心游巡。其间不时出现的钢琴独奏段落，让人跳出这幢空空荡荡，略嫌清寂的会所大屋，去体会一种清新和悠远，仿佛那半亩阴暗的山涧池塘中忽然游出两三尾金色的鲤鱼，又忽然间飘洒过一阵青豆般的雨点。
落座后，劳爷好长一段时间都低垂着脑袋，不开口。其实，昨天下午，或更早一点的时间，内部有人已经从省城打电话来告诉他，省厅这一两天里可能会派一个叫邵长水的人来找他“说事儿”。应该说，他对邵长水的到来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也应该说，接到邵长水到达后打给他的第一个电话时，他所做的那种显得过于生分的反应，其实是一种故意的做作。他觉得对待“说客”，不管他是谁，一般情况下，一开始都不能表现得过于热情。而今天临近中午时分，也是这个“内线”又打电话来告诉他，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暂缓对祝磊执行死刑判决。正是这个电话，使他改变了中午原定和邵长水“共进午餐”的约定。这个消息当然会给劳爷相当的震撼。也让他感到高兴，感到宽慰。首先，这说明相当高的一级组织已经意识到祝磊这案子并非是孤立的命案。暂时不处决这个开枪杀人的副市长，绝对有助于进一步搞清案子背后的谜团。而这个决定，同样也有助于劳爷完成自己的那个“使命”。当初他的确从某人那里领受了这样一个“任务”，要查一查代省长顾立源在陶里根任职期间的问题，查一查祝磊的犯案跟这位顾代省长到底有何种关系。即便不可能“彻底查清”，也要查出个基本情况来，给人以这样一个回话：顾在陶里根任职期间到底有没有问题。顾和祝磊的出事到底有没有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最高院的这个最新决定是有助于他完成任务的。他应该为此感到高兴和宽慰。但这时他却高兴不起来。在陶里根的这数月，他内心发生了一种让他自己也感到“可怕”的变化。他说不清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变化。惟一清楚的是，自己在变。惟一清楚的是，一直以来以为这一把年纪和阅历的自己，不会再改变什么了，但事实上，却还在变，而且还发生了相当重大的变化。现在，“老辣”而“狡黠”的他，从最高院的这个最新决定中，品味出的反倒是一股“火药”气息。也就是说，最高院的这个最新决定，有可能使他，也有可能使那个“副市长”祝磊面临一个更加危险复杂的局势。他知道有人希望尽快处决这个祝磊。这样就可以一笔抹去许多尚未得到揭露的内幕。
拿到死刑判决后，祝磊一直声称绝不上诉，诚心诚意接受党和人民对自己最严厉的惩罚；从此以后便再不开口说话，一直沉默了六天，一直盘腿坐在市局看守所的死刑犯囚室里，一动不动。几天时间，头发便全花白了。到第七天，他开始躁动，打颤，开始坐不住了。他常常仰头呆望囚室上方那个小小的铁窗。他会突然回过头来征询般看着那几个被派来监督守候他的“难友”。（犯罪分子被判死刑后，看守所方面都会派一些表现较好的轻刑犯进驻同一监室，去执行“监护”任务。除了监督，从思想上帮着做些疏导工作外，也确有从人道的角度出发，在生活上给予恰当的帮助的意思。因为被判死刑后，一直到被执行前为止，人犯都得戴着手铐和脚镣，生活上确会感到有所不便。）深夜他会突然大汗淋漓地惊起，嘴里嘟嘟囔囔地不知在念叨些什么。他急剧地消瘦，不肯吃东西。
有一天，他躺了一整天。不吃。不喝。不动。一直闭着眼睛，流着虚汗，喘着粗气。把那几个监护他的“难友”吓得够呛，也担心得够呛。一直到傍晚时分，仍不见有啥缓转，他们不得不向管教报告。当管教带着狱医和两名“队长”赶来时，他却已经坐了起来，突然间变得无比地镇静和平和。头脑也变得很清醒。他说，第一，他决定要上诉了。第二，他需要一些纸和笔，要写一份重要的材料。材料写得很长，也写得很快，显然是早就“烂熟于胸”。写完后，密封好了，他说他一定要亲自当面交给省委书记本人。看守所方面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事。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你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副市长”了。你现在要严格遵守监规。你可以写任何你想写的交代、揭发材料。但任何材料必须经看守所方面转交。“如果谁想见谁就见谁，这还叫看守所吗？这点道理，还用我多说？这一段时间以来，你对我们的工作，一直都配合得挺好的，表现得挺有风度，挺有水准。这一回，咋的了？”“我知道我现在是死刑犯，不能提这样的要求……”
“那不就得了？把材料给我们。你还信不过我们？”“我这材料里涉及党内重大机密。”“你不是已经密封了吗？”“对不起。我必须当面交给省委书记本人。”“我说你这人啊，你不想想，你当副市长那会儿，一张嘴就能见到省委书记本人吗？不能吧？那时候都不能，这会儿怎么就能了呢？摔了这么大个跟头，怎么还没明白点事理儿？得了得了，快把材料交出来吧。别添乱了。”但不管看守所领导怎么劝说，这位前“副市长”都不肯把材料让他们转交。看守所的人其实也没太把这档子事当一回事。有的领导还认为：“嗨，啥材料，啥重大机密嘛。还不是为了多活几天，编出来的借口呗。这手法，小儿科，早先好些个死刑犯都跟我们耍过！”更多的人则是嘲笑这位“副市长”死到临头还“书生气”十足，“他想见省委书记？真是做梦娶媳妇，尽在想好事。我还想见总书记哩。见得着吗？嗤！”事情暂时就这么搁下了。但这件事不知怎么搞的，明里暗里地给透出去了。几天后，两个中年男人，带着省政府办公厅的介绍信，由检察院的一个同志陪同，到看守所里来提审这个“副市长”，让他交出这份“涉及党内重大机密”的材料。“副市长”那天却一改往常的态度，矢口否认写过这样的材料。这两个中年男人带人上监室搜了个底儿朝天，也一无所获，甚至还把“副市长”带到一个空屋子里，悄悄地对他动用了一点刑讯手段，想逼迫他说出材料所在，结果仍一无所获。
这份“涉及党内重大机密”的材料就这样突然地失踪了，在众多看守人员和监护人员的眼皮底下，失踪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它去哪了？有人甚至怀疑他到底写过这样一份材料没有……
但根据同监室那几个“轻刑犯”的“揭发”，他的确写过一份很长很长的材料。负责这几个监号的管教也亲眼见到过那个装着这材料的厚厚的牛皮纸信袋。那，这材料哪去了？“死刑犯”在最后被执行前，或被改判前，是不可能见到任何外人的。他的活动天地也就在监室这小小十几平米的方寸之内。况且二十四小时都有人跟他生活在一起。即便这些监候者有打盹疏忽的时候，监室内还安得有监视摄像头，二十四小时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可以说是众目睽睽。众目睽睽之下，这材料怎么可能就此不见了？即便烟消云散，那也总得留下一点烟迹和云踪啊。但是，偏偏踪迹全无，完全彻底地蒸发了。这也让人太匪夷所思了。
一天多后，同室的轻刑犯在帮“副市长”擦澡时，发现他两臂内侧临近腋窝处，出现两个乌黑的淤血块，好像是有人用金属般坚硬的东西，在此处用力夹击过。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老人还是小孩，此处的肌肤最娇嫩，神经元也比较集中。他们悄悄地惊问他，这是谁整的，下手这么狠？！他却只是笑笑，摇摇头说，没事，没事，是我自己一不留神磕的。
如果材料不见了，人再被处决了，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天下因此也就“太平”了。现在人将被推迟处决，一切遗留问题都将重新摆到相关人士面前。命运之火将重新煎熬某些人。为了保存自己，他们绝不会放过一切在这关键时刻蓄意要跟他们作对的人的。其中当然也会包括他，劳东林。
他知道自己这段时间来在陶里根所干的一切，最终是瞒不过这些人的。他们最终是要跟他“摊牌算账”的。到底会在什么时候跟他摊牌、采取什么方式摊牌，他现在当然还不清楚。但是，最高院方面的最新决定必将促使这人加快跟他摊牌的步伐。这一点，他是充分估计到了的。
怎么办？
这时刻，他需要一点时间，冷静下来考虑一下。
一定要冷静。千万要冷静。
……风轻轻掠过会所后头那片柞树林，这使得傍晚时分的这座精英会所显得越发的寂静。邵长水面前的这杯黑咖啡只象征性地喝了一两口，而劳爷跟前的那一杯，却已经续过两回了。续过两回，他俩还一句话都没说哩。邵长水没开口，是自从进了这大屋子以后，他立刻觉出劳爷除了疲惫，还显得有些神不守舍，有些心烦意乱。在没有搞清劳爷如此烦躁的原因前，他不想贸然开口，怕按错了哪个“按钮”，一下惹爆了这个颇有些个性的老家伙，反而把事搞砸了。前不久，曾发生过这么一档子事，当时省厅办公室的新任主任，带手下两个工作人员，也上陶里根来找过劳爷。当时，那位主任是奉命来向劳爷索要一批文字资料的。“老家伙”干几十年刑警，有一个难得的长处：天天记日记。记“破案日记”。
坚持二十多年，这些文字的价值就不得了了！无论从它的文献价值，还是对当前刑侦工作的实际指导意义上来看，都可以说是极其珍贵的，无法替代的。正因为如此，省公安厅和省刑侦总队的领导一直在动员说服“老人家”能把这些“日记”交出来。他们也一再向“老人家”保证，日记里但凡涉及他个人生活隐私的，组织上一定加以妥善处理，或删，或改，怎么删，怎么改，都由他自己决定；甚至还答应付给他一笔相应的“资料费”或“教材费”做补偿。需要的话，还可以从政治部宣传处调一名“笔杆子”来帮他做文字方面的整理工作，等时机成熟，再由组织出面，上外头找一家可靠的出版社，帮他正式出版这本“日记”。（当然不以日记的形式和名义出。至于到底以什么名义和形式出版，到那时候再说。）按说，这么做，于公于私，都是件双赢的好事。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这件事情上，“老家伙”却一直跟领导虚与委蛇地对付着，周旋着，既不说自己真有这么个“日记”，也不说没有；既不说把它提供出来，也不说不提供。那天，那位办公室主任等一行三人，长途驱车数百公里，从省里赶到陶里根，把老人约到江边一家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