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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们不分贵贱都开始感兴趣的问题是，英国人在移交手中的政府权力时应该把它交给谁。其中有许多人对此甚至兴奋到了狂热的地步。印度政界把这个问题看得高于一切，以致对其他都视而不见，这是促使印度抱自我中心态度的主要原因，甚至当周围的世界开始在崩溃时也是如此。英国人和印度人都意识到，移交权力的最后阶段即将到来。威斯敏斯特议会经过长期审议以后，曾于1935年通过“印度政府法”。该法规定将在印度各省建立完全责任代议制政府，委托给省督的只有几项专门的保留权力。在各省之上，设有全印联邦议会及联邦政府，在其主管范围内也享有充分职责和自由，但后者不仅要受总督保留权力的约束，而且还因国防和外交事务保留在英国人手里而受到限制。
1937年初，整个英属印度举行了省立法机构的选举。选举权比1919年制宪法案规定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实际上扩大到识字水平以下。在各省众议院的选举中，印度国大党在一千五百八十五个议席中赢得七百一十一席，在十一个省的五个省里国大党独力赢得多数，在另两个省里，国大党在具有同样政治色彩的较小组织帮助下亦可望组成多数；在第八个省即阿萨姆，虽然国大党所得席位不及三分之一，但它是该邦的最大党派，故首先有权组织政府。只是在孟加拉、旁遮普和信德，首先组织政府的权利输给了别的党派。意味探长的是，所有这些省都是穆斯林在人口中占多数的省。除了西北边境省以外，国大党只赢得很少几个保留给穆斯林的席位。西北边境省的政局完全被一位亲国大党的帕坦人领袖阿卜杜勒·加法尔·汗所控制。穆斯林联盟是最大的穆斯林政党，但从1937年的选举中看，它还是一个少数民众的少数派，它在任何一个省里都未能单独组织政府。
国大党对这次省议会的竞选是“绝不同‘印度政府法’合作，而是跟它斗，设法废除它”。所以国大党的竞选获胜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国大党党员是否接受该法规定的公职呢？权力欲战胜了放弃职务的论据。虽然部长级的职位起初是被拒绝的，除非是按照省督不可能接受的条件任命，但经过几个月争论之后，国大党党员终于在十一个省的七个省组成了政府。国大党过去鼓吹的重点是，为了实现祟高的目标——独立，印度各方人士和各行各业必须团结一致，这时它使根据自己竞选胜利的情况来使用这一信条了。它否认穆斯林联盟或其他任何组织有权代表穆斯林；如穆斯林联盟或其他政党不承认国大党有权就重大问题代表全印度发言，它便拒绝同它们在省政府合作；它并且在当时的党主席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精心策动下，掀起了一个要使成百万穆斯林转而归顺国大党的运动。
穆斯林的反应非常强烈，致使这一反应在此后两年多的印度政治历史中成了支配一切的因素，而到了1939年战争爆发时已给印度政治造成了完全新的格局。国大党在政治领域中的无可争辩的至上地位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场争取势力均衡的斗争。要求独立本是支持战争的代价。如果由一个团结的印度提出来，那将是非常难以抗拒的，无奈由于独立引来了内部势力之争，这就削弱了独立要求的力量和效果。
对国大党政策的最初反应是穆斯林的各级人士加强了团结。旁遮普、孟加拉和阿萨姆的穆斯林总理劝说他们的穆斯林支持者参加穆斯林联盟。该联盟第一次把自己组织成为对群众具有号召力的全国性政党。穆罕默德·阿里·真纳不但成了穆斯林联盟的杰出领袖，而且也是一般自信心极强的穆斯林的杰出领袖。1938年，他要求承认穆斯林联盟为代表印度穆斯林的唯一组织，致使国大党和该联盟之间谋求和解的谈判破裂。据称各省国大党政府或其所属机关．都有冒犯穆斯林的事件，其中包括国大党的个别党员或官员，穆斯林联盟公布了这些言之凿凿的报道，使意见分歧又进一步炽热化。大多数对政治稍稍关心的穆斯林都愈来愈认为，国大党本质上是个印度教徒的组织，因此对穆斯林来说，为防止印度教徒的统治而进行的战斗至少必须同为结束英国人统治而进行的战斗置于同等地位。
作为此种双重斗争的必然结果，穆斯林联盟的政策到了1939年便转入一个新的方向。这年3月，联盟工作委员会指定了一个以真纳为主席的小组委员会，研究确保穆斯林在印度独立后的地位的方案。那些注意事态发展的人愈来愈起劲地谈到当时几乎还未为一般公众所知道的一种概念，即巴基斯坦。自1930年以来，在穆斯林知识分子中间就流行着一些要在印度西北部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的设想；1933年，已将它命名为巴基斯坦（Pakistan）或巴克斯坦（Pakstan）。随着此种概念的扎根，范围也就扩大，到后来凡是所有穆斯林占多数或由穆斯林管理的印度地区都被包括在内。但穆斯林联盟并未表态，一些较为负责的穆斯林领导人迄1939年为止所考虑的，仍然是在一个松散的印度联邦结构内建立一个穆斯林单位，而不是建立一个穆斯林民族的主权国家。可是在1939年9月，该联盟的工作委员会宣告，穆斯林印度绝对反对任何“建立联邦的目标”，因为这种联邦势必在民主和代议制政体的伪装下造成一个占多数的教派的统治。这样的政体同这个国家的多民族的精神完全不相适合，因为这个国家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并未构成一个民族国家。
这就为联盟于1940年3月在拉合尔召开的全会所作的关系重大的决定铺平了道路，当时全会决定：任何制宪计划均属无效，除非它所体现的原则是，把穆斯林占多数的各地区均组合成为“独立邦”。
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这两个党代表着英属印度的绝大多数选民。到了1939年，它们出于各自不向的原因，全都毫不含糊地反对促进1935年制宪法案中有关建立联邦这一部分的实现。在国大党看来，这一部分体现了“帝国主义”；在穆斯林联盟看来，这一部分意味着印度教徒的多数，而且可能便是国大党的多数，它是统一的印度的核心。在战争到来的时候，要是有个联邦，那对于实现印度的团结和稳定应是有莫大好处的。但如果在1936年或1937年建立联邦，它究竟能否起作用仍是一个颇费揣测的问题。事实上，由于许多大邦出于各自利害关系而拒绝加入联邦，这就使建立联邦在法律上行不通。结果是，印度依然由根据1919年蒙塔古…切姆斯福德宪法建立起来的一个核心进行治理，只不过由1935年的法案对1919年宪法稍作修改罢了。这就把全部执行权力交给了总督的执行委员会，而未作任何保留，不过总督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否决其委员会多数通过的决议。1941年以后，在印度人拥有该委员会的多数席位的时候，这种组织结构使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了；而在1939年，该委员会的多数还是由既是官员又是英国人的人士组成的。
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并非仅有的两个政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亦非仅有的宗教人士。还有其他政治团体，其中一个是自由党，它在知识分子中颇有号召力，但缺乏民众支持，另外还有一些先前较狭小的选举权体制下残留的组织。有一个印度教的教派政党即印度摩诃萨波，在英属印度的若干小块地区颇有势力。“不可接触者”，或在册种姓的组织也不止一个，但在政治上都无足轻重。社会主义集团在国大党内部和外部都有。有势力的共产党没有出现，不过共产主义者或接近共产主义的个别人物，对国大党的社会主义派系和其他若干左翼集团是有影响的。
当然，还没有出现在政治上活跃、能够代表全国同胞说话的印度人。应征入伍的印度军队的社会等级依然一如其传统。商人是不愿意因民族大义而使自己的买卖不去适应新前景的。人民群众或耕耘土地，或各安其业，对印度首府或世界各大办公厅所进行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
印度各政党就是在此种背景下决定其对日益迫近的战争问题的态度的。国大党多年来所抱的宗旨是：印度不应该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工具，它把西方国家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都贴上这么个标签。1939年3月，国大党主席与国际事务主要权威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国大党的年会正成功地推动了一项决议，宣称“印度的当务之急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由它自己掌握对外政策，以便同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保持距离”。潘迪特·尼赫鲁当时的著作使人想到，他在把英法和法西斯国家等同起来时是有所踌躇的。但这并未动摇他的结论，一般说来，也并未动摇国大党的结论，即印度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不应帮助英国。这一结论同印度本土不会沦为战场的估计是有关系的，其根据是绝对信任英国的海上力量，因为一个世纪来印度就是依靠这支力量的保护而未遭世界战争的灾祸。潘迪特·尼赫鲁于1938年1月写道：
谁会侵略印度呢？任何欧洲国家是不大可能进行如此鲁莽的冒险的，因为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害怕它的欧洲邻国。苏维埃俄国肯定不会，它是不会侵略别国的。……而日本，只有当中国被彻底打垮，美国、苏联和英国也确实都被制伏，这时才谈得上真实地入侵印度。这又谈何容易。
在战争全面深入，日本业已侵入印度东北部以后，潘迪特·尼赫鲁（1944年夏天）追怀往事，写下了战前形势：
世界形势看来是在走向大规模冲突，欧洲国家集团是以英法为首，苏联则联合了若干东方国家。美国对这两个集团都保持距离。……印度舆论则不可避免地站在苏俄和东方国家一边。这并不意味着印度人已普遍赞同共产主义，尽管社会主义思想吸引了日益增多的人。中国革命的胜利受到热烈的欢呼，被视为这是印度的自由行将实现、欧洲对亚洲的侵略即将消灭的征兆。我们对荷属东印度、印度支那、西亚国家和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深感关注。新加坡之变成巨大的海军基地，锡兰的亭可马里海港之兴建，看来都是为即将发生的战争进行普遍准备的组成部分，英国将试图在战争中巩固并加强它的帝国主义地位，粉碎苏俄和东方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
这虽然是尼赫鲁个人的看法，但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国大党知识界的代表性意见，而国大党是印度最大的和最全面的政党。许多国大党党员甚至对即将发生的世界冲突抱着更消极的态度，他们采纳甘地提倡的“非暴力”主义。甘地这时以非官方身份在印度政治幕后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但必须记住，绝大多数印度人是文盲，又加上十分贫穷，对这类事情是毫不关心的，除了自身经历外，对世界大事实在一无所知，甚至受过教育的少数人，对国际事务也远不如对印度国内问题那么重视。
很能说明国大党态度的特点的是，它强烈反对帝国议会于1939年4月提出的一项修正1935年宪法的法案，因为在紧急情况下中央政府得按该法案将共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置于诸省之上。此项措施被认为对印度在大战时的防务是必要的（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却认为无法容忍，因为这将使“将省政府不由自主地成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1939年春天和夏天，印度部队被派往亚丁、新加坡和埃及，国大党对此也抗议说这是“违背印度人民公开宣布的意志”，尽管认真研究过这类事务的人都懂得，印度的防务只有在印度洋周围地区方能支持住，而不能株守在自己的海岸上。这次出兵海外导致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号召中央立法议会的国大党议员拒绝出席下届全会，并警告各省国大党政府“不得帮助英国政府的备战工作”。
穆斯林联盟的正式态度比较克制。迟至1939年8月28日，它的工作委员会才宣布，“决定世界大战爆发时穆斯林的态度尚属为时过早”。此种审慎态度似是出于几种动机。由于联盟的政策和力量主要来源于感情上的反印度教和反国大党，而不是反帝国主义——尽管在印度当时的政治活动中，原则上是不能把反帝的调子唱得低于国大党的——其领导人时刻准备着投入他们等待着的真正战斗。幸而联盟对于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并没有象国大党那样一心一意地接受它，而是半推半就的，所以不受约束。联盟主席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已预先显示了他后来高度成功的领导策略，他认识到联盟“最高指挥部”同旁遮普和孟加拉政府——这两省很可能在战事爆发时支持令中央政府——之间的分裂对联盟的团结和实力是致命伤，并且认识到从策略上考虑，有利的方针是利用国大党可能犯下的错误和可能出现的分裂。所以穆斯林联盟对战争的正式态度始终是模棱两可的。这是又一个确实的例子，说明了印度政界对即将面临的世界大灾难的看法，都是按照自己的国内问题而反映出来的。
锡兰在走向自治的时候所面临的社区问题和印度很不相同，而且幸运的是，程度要温和得多。锡兰人口约七百万，其中僧伽罗人占三分之二左右。僧伽罗人大多数信仰佛教，但也有少数信仰基督教而且占有重要地位。泰米尔人（为印度教徒，但也有少数人信基督教）一百五十万，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古代入侵者的后裔，其余三分之二是新近来自印度南部的移民，大部分是临时性的。其他比较重要的少数民族有来自马拉巴尔海岸的马拉亚兰人、“摩尔人”（阿拉伯商人的后裔）和“自治市的自由民”（荷兰人的后裔）。
早先宪法中规定的社区选举根据1931年新宪法已予废止，代之以地区代表制，成年人均有选举权。1931年宪法和通常一样，也是以提出报告作为制定宪法依据的委员会主席多诺莫尔伯爵的名字命名的。虽然政府是由一个以总督任主席并有七名锡兰人任部长组成的委员会领导，但行政责任分给若干官员和国务会议的七个“执行委员会”负责。每个委员会自选其主席，当选主席即为各该部部长。
多诺莫尔宪法成了来自两个主要方面的攻击目标——来自大体上说是要求完全自治并废除委员会制的多数派和要求社区代表制的少数派。1938年11月，总督安德鲁·考尔德科特爵士应殖民大臣之请就锡兰的宪法地位问题提出了一份报告。他认为，社区登记和社区选举区的要求应予抵制，应以内阁制政体代替原设委员会的方案。战争爆发时制宪争议正发展到这一阶段。宣传鼓动是温和的，除几个小团体外，都没有超过在下一阶段给予锡兰以“自治领地位”的要求，甚至可能同意附带一些限制条件。
一个特殊困难是由于锡兰有那么多的印度种植园工人而产生的。锡兰当地人希望将他们排除在选举之外，除非他们永久全家定居锡兰。而这些在种植园劳动的印度人则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强烈要求“在权利的一切方面均享有平等权利”。锡兰政府和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摩擦于1939年已经到了严重地步。
自从1886年以来，缅甸全境均为英属印度所统治，按印度的模式治理。缅甸与其说是被并入英帝国，毋宁说是被并入印度帝国。在当地任职的英国官员寥寥无几，他们带来了印度部队和印度僚属，缅甸人经常要与之打交道的就是这些印度人，加以国门敞开，后来印度移民大批拥入，致使在同日本交战的前几年，印度人已在缅甸总人口一千七百万中占有一百万。
缅甸的孤立状态打破以后，经济上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在十九世纪后期的二、三十年中，大米种植迅速扩大，直到缅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国。扩大种植的资金多半由印度人提供，因此到了对日作战前，缅甸的许多稻田已通过取消抵押品赎回权而转入印度地主之手。许多印度劳动力也都用于谷物的种植。大米出口贸易几乎全部掌握在英国人手里。柚木出口增加了，石油和其他矿物资源也得到了开发，但是从事于这些工业的虽然大部分是缅甸人，资本和经营管理却几乎全在外国人手里。
由于废黜了王室，世袭地方官或部落酋长也被一批多半是由缅甸人构成的职业文官所取代，缅甸古老的社会结构被破坏了。于是出现了一种由缅甸政府官员组成的新贵族，他们在英国人办的中学和大学里受过西方式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忠于英国人和英国思想，往往同英国官员还有着私人友谊而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知识阶层中那些未能跻身于新贵之列的人多半趋向律师界，并由此进入新的政治生活，那是随着西方式的民主政体的发展而形成的。此种人往往带着受压抑的情绪开始其生涯，接着便发现，发泄牢骚并把一切委过于英国人，乃是最容易博得公众支持的捷径。
僧侣阶层表面上还是变化不大，但僧侣们内心并不满意，而且纪律松弛。这是因为他们的影响缩小了，他们的教育职能移交给职业教师了，英国还放弃（在不干涉宗教事务的幌子下）对纪律的管理，先前这本是缅甸国王的一项特权。这一阶层有愈来愈多的人对政治发生兴趣，他们通常利用他们的影响来支持心怀不满的民族主义政客并反对政府。
印度势力在缅甸国民经济中的扩展，是同印度人渗入缅甸大部分主要服务行业分不开的。在日本发动战争以前，缅甸的码头劳动力、港口管理、铁路交通、内河运输、邮政电信、医药和公共卫生服务（除护士外）、大部分零售业以及占相当比例的警察人员，好多年来几乎完全依靠印度人。
在英国人统治下，缅甸经济财富的发展大大地提高了缅甸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一想到外国的经营管理和外国的资本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