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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公斤 105 397 201 279
煤公斤 7573；4293；3135；165
水泥公斤 321 561 73 154
棉布平方米16 58 …… 60
鞋类双 12。 61。 12。 2
但五年计划的具体效果要比当时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愿意承认的规模大得多。
人们将会看到，虽然到1937年目标尚未完全达到，但已取得了巨大进步。俄国的经济生产也许还不是高效率的，但至少是有成效的；而且在四年之后就要经受战争的考验，就要（在美国和英国的重大帮助之下）装备并供应最大的军队投入战场。
五年计划的总产量
产品单位1932年1937年
计划 实际完成 完成的百分比 计划 实际完成 完成的百分比
全部工业10亿卢布 43。 243。 3100。 2102。 795。 592。 9
煤100万吨 75。 064。 085。 3152。 5127。 183。 3
石油和天然气100万吨21。722。3102。947。530。579。0
电力10亿千瓦22。013。460。938。036。495。8
生铁100万吨10。06。262。018。014。580。5
棉布100万米4；7002；72057。96；2503；45035。2
这种全国性的巨大努力不单纯是经济方面的；它同时也是一个为战争作准备的庞大的重整军备方案。苏联政府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执政以后。这种努力出之于真正的爱国主义，也是出之于苏维埃政府中央权力机构的堪称明智的指挥，而那是用可怕的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武器武装的；早期还有一批重要的外国专家（主要是美国人和德国人）协助其事，它是由一支庞大的、形形色色的、不熟练的劳动大军贯彻的，对他们半付酬、半强迫、食宿都极差。据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俄国的钢城”——工作过几年的一位美国人约翰·斯科特说：
这就是1933年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二十五万人，其中有共产党员、富农、外国人、鞑靼人、判了刑的破坏分子和一大批蓝眼睛的俄国农民，在荒芜的乌拉尔大平原中部建立着欧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金钱象流水似的哗啦哗啦地花，人们挨冻、受饿、吃苦，但建设工作却不顾个人死活地往前赶，历史上很少有过象这样无与伦比的群众英雄主义。
再引一段斯科特的话：
工业单位的董事和经理通常都是党员。党在工人中威信很高。……党是推动工作前进的主动力和干劲的源泉。党有时也出差错，而且往往由于它搞了不必要的阴谋和搜寻异端而弄出乱子来，但总的说来，如果没有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是不会建设得那样快或那样好的。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以后的十年期间，这场对人民的战争发生了列宁肯定没有预见到而斯大林可能也没有预见到的转折。它开始于放逐富农，其时恰恰是人口稀少地区——或者甚至可以说自由人不愿意居住的地区——的基本建设企业迫切需要不熟练劳动力的时候。于是只好使用被放逐者：五年计划极端需要干粗活的劳动力。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找到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办法。于是便从已够悲惨但远未大规模肇端的早期的布尔什维克劳役营中产生了庞大的强迫劳动制度，而且广为流行，很快就成了苏联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被放逐者愈多，使用强迫劳动力的地区愈广；使用强迫劳动力的地区愈广，对被放逐者的需要就愈大——首先是国家政治保安局，然后是内务部，都懂得怎样来满足此种需要。除这一制度外，还有各种叠床架屋的批准手续以限制普通自由工人的流动（俄国人为了谋求较好的生活环境是多么不愿意定居在一地）。所以到了伟大的新无产阶级产生，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专政的时候，它的摄政者，亦即政治局，即使有这样的愿望，却还是不能把位子禅让给它。在“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胜利”的血红的旗帜招展之下，伟大的防卫基地确实已经建立起来了，但建立这个基地所要保卫的理想，却被埋葬在钢骨水泥之下。
新一代的布尔什维克对这一点是比较不在乎的，并不象人们可能设想的那样。比起参加和完成十月革命的较老一辈布尔什维克来，他们在思想上更接近马克思和列宁的精神。他们业已走上了有进无退的道路，对俄国、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对他们自己说来，唯一的希望就是不顾一切并尽可能快地拼命去干。凡抱着人道主义原则而同所选定的这条道路相冲突的人，只有离开了事。新独裁政权面临的课题是，怎样保持步伐一致而又不引起人民普遍的消极反抗，并在机械化农业的基础上以工业经济取代业已消失的口粮经济，所有各种手段和目标都得服从于这一崇高目的——不借任何代价避免踯躅不前的现象（踯躅不前会导致涣散而趋于无政府状态）。从个人角度说，问题甚至更为简单：只要在一台需要铁腕就能掌握的机器旁不停地操作着就是。连看一下和想一下的时间都会放慢速度。但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知道他们在走向何方，或者他们认为他们是知道的。他们是在乘着历史的浪潮前进，历史却不是人类的尊重者。他们从马克思和列宁的教导中学到了一种危险的对正常人性的蔑视，此种蔑视又因他们掌握了绝对权力而增强了；其结果之一便是使他们低估了人民的力量，而对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所揭橥的目的的欺诈性和专一性则又估计过高。与此同时，这种结果又有助于他们对纳粹的了解，因为布尔什维克之所以正视纳粹威胁，那是由于他们对纳粹动机有着客观理解，同样也由于这一事实，即他们自己也熟谙独裁政权和极权主义的各种问题。
眼前的政策虽出于俄国传统的神秘色彩而暖昧不明，由于俄国传统的笨拙而被歪曲，又由于俄国传统的密码式信号而使人迷惑不解，其实是再简单也没有了。用马克斯·贝洛夫的话来说，当前俄国的政策就是：
谋求同有助于苏联经济建设的国家进行友好交往；防止出现由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结成的反苏大集团，扩大同苏联邻国所达成的安全体系，以增强阻止发生新干涉战争的力量。
这一政策是和残酷地推行国家工业化运动齐头并进的。工业化运动不只是为了要提高俄国国内的生活水平，也是为了要给共产主义建立一个强大的防御基地，到一定时候，苏联领导人将在这个基地上主持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的解体工作。但一般认为，此种解体并不是由苏联方面的直接行动促成的，而是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引起的未来经济衰退、战争和当地革命运动的结果。由于此种战争而削弱战争中所使用的军队，这显然是有利于苏联的，因为共产国际可以作为多样化的第五纵队而存在。苏联对外政策所包含的主要矛盾十分明显的是，而且不止一次的是，既需要同各国建立并维持友好交往，又需要同时致力于破坏各国政府的主权以及它们协调一致的反共倾向。
共产国际自己对德国共产党人的错误领导促成了希特勒政权的绝对性和长期性，又因华盛顿国务院决心要创立自由世界市场而获得了证实，苏共政治局只是在看到这一点以后，才给自己制定了一条目标专一并压倒一切的鲜明路线，而且从纳粹主义中它又懂得了怎样去履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另一方面的预言，即求助于国联，把它作为搞垮希特勒政权的工具。这并不是说政治局对国联本身怀有什么信心。在这以前，它一直抱着暗自得意而又十分恼火的复杂心情注视着国联面对一个到那时为止最直接影响到苏联的威胁——日本的威胁——而无能为力。然而国联至少提供了一个集会地点，政治局可以披着最冠冕堂皇的外衣，在那里针对英法的自我利益慷慨陈词。不管李维诺夫对集体安全有怎样的想法，对较持现实主义的政治局委员来说，即使严守自己的原来立场，也仍然只能有一个想法：推迟将把苏联卷入的任何战争，哪怕是稍稍推迟也好，只要等它强大得足以从中取利（且不说在战争中求得生存），并且要确保在战争终于到来时（一定会到来的），整个欧洲将乱作一团而四分五裂，苏联则不致遭受重大破坏。
1933年，当李维诺夫将一份计划草案提交日内瓦裁军会议而将集体安全的主张推向第一个高潮时，苏联刚刚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在远东方面，它对日本继续实行绥靖，同时一有机会便炫示自己在那里日益增长的力量。在西方，它仍然对外敞开，竭力劝说其他国家同它一起抑制希特勒。1935年，共产国际宣告成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时同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互助条约（当然没有同波兰签订）。有迹象表明，苏联终于正在成为一支需要加以认真考虑的力量。接着，在1936年，俄国发生了举国震荡的大清洗。政治局企图通过大清洗使自己的地位最后巩固下来，并保证全国高层领导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绝对一致。清洗持续到1938年，把李维诺夫早先为使西方相信苏联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努力大半化为乌有。因此，当李维诺夫于1938年3月企图召开一次将德、日、意排除在外的大国会议时，他的努力徒劳了。募尼黑协定便是在六个月以后签订的。希特勒已到达了他将于翌年3月15日以之为起点而向前推进的所在了。
我们已经看到，为了建设重工业和一支装备精良的庞大军队，多年来一直是将俄国人民的当前福利作为牺牲的。一旦完成之后，这一宏伟而艰巨的工程确将成为一台规模惊人的战争机器。但是它并未完成，事态的发展证明，甚至到了1941年它也没有最后完成。红军与德军截然不同，它依靠士兵大众远过于依靠干部。它不是一台精密的机器，不会一台又一台各自充分地、无故障始终地发挥作用，最后也不会连成一套高度衔接的强大的超级机器，其强度又不能比各组成部分的总合力量更大。它是同苏联的整体结构相一致的，是根据一个高度集中的有机整体现念建立的。它还由于俄国未能协调生产而蒙受不利，这就是说，装备几乎接近齐全的师，往往因全军缺乏一个小小配件而动弹不得。
比这更为重要的是军官的情况。苏联长期来缺乏各种领导人材，各级军职几乎都找不到适合的人选，而恰恰当希特勒初显身手的时候，全苏联正慑服在政治保安局的大清洗威力之下，崩溃几隐约可见，因为被清洗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军官达十分之一以上。直到那时，俄国国内外的许多人都有一种想法，以为俄国人在新红军的组织方面是可以引以自豪的。可是，这支新红军突然被摧残得四分五裂，一些年轻、聪颖、富有进取心的指挥官被大量消灭。至于这些清洗背后所有的纠纷，这里就毋需论述，作为本文的目的，只要认识这一点就够了，即此种骇人听闻的疯狂自戕行为并不是轻率决定的，而且政治局对指定执行其旨意的最驯服组织是否绝对服从其意志产生怀疑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总之，在慕尼黑会议的时候，红军正在干船坞里为准备一次大规模战争进行检修。此外，最有能力对抗德国指挥官的红军指挥官，即那些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人，则已经不在部队里了。图哈切夫斯基本人不在了。接替他们位置的是一些重新服役的超龄军官——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以及一批老式兵团的指挥官，他们的军事思想还停留在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的确，只是到了1942年，老同志被清洗掉了，从现代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新一代指挥官才得崭露头角。
到了1939年3月，这台军事机器的各个组成部分，或者说大部分，才算千辛万苦地制造出来了，但最后的装配尚未完成，仍然还有缺口要弥补。跳伞表演尽管给人的印象颇深，俄国人却几乎没有自己的战略空军，只有一支极不象样的战术空军。他们还是老一套，把所有的金钱和精力统统花费在大炮上。他们有世界上最可怕的大炮。但是希特勒无意打一场大炮战。俄国人也致力于制造坦克，那种型号的坦克又坚实又庞大，但速度很慢。俄国人没有经过高度机动化训练的步兵为其坦克的后盾，单凭这一点，他们就无法以古德利安的方式使用他们的坦克，这是显然的。机动化运输几乎可以说没有——确实是这样，要到好些年以后美国租借法案开始实行时才有机动化运输。这一切都意味着红军的进度很慢。莫斯科统帅部很可能对德军计划的作战速度有很好的理性估计。但无疑也可以这样说，兵团司令员至少要有一年的战地过硬经验，从实践和理论的区别中，才能懂得——似可说是确信——德国装甲师的行动到底有多快，尤其是伪装成防空部队的携有重型反坦克炮的后续步兵的行动到底有多快。
对于苏联军事机器的状况，希特勒比大多数外国观察家都了解得更清楚。他除了可以从苏联的外部表现对其内部状况作出推断外，还有许多确凿的事实可作依据。德国人不同于英国人和法国人，甚至也不同于捷克人，长期以来就有许多机会从内部观察苏联的战争潜力：主张修订凡尔赛条约的国家的军事参谋们在很早时期就相聚一堂了。德国人对发展苏联潜力提供的帮助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特别是他们帮助训练并装备了红军。他们知道，红军迟早会成为令人担忧的力量，但是这个时候尚未到来。可以有把据地假定，希特勒在1939年3月是看到了俄国的那些弱点的，只是到了当年冬季的芬兰战争时这些弱点才首次暴露于世，后来在1941年德国入侵时又一次暴露。
凡此一切，都使希特勒在策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时需要考虑的问题不难找到答案。这些问题是：俄国人既然如此被故意地冷落，竟还要劝说英法发表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安全的联合宣言，其真实用意何在？苏联在受到英法冷遇之后，是否准备单独作战？如果眼下不会，那末什么时候它才会？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它才会单独作战？
希特勒一定盘算过，苏联是不会进行一场不能从波兰手里收复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战争的。但波兰是法国安全体系的一部分，这同捷克斯洛伐克也被认为是该体系的一部分是一样的，而除此之外，波兰又是德国的潜在敌人。如果苏联同法国结盟（更不用说同英国结盟），它能希望从波兰手里捞到什么呢？那是一个具有魅力的局面，充满了各种纠纷的种子。俄国和西欧强国结成同盟是为了捷克斯洛伐克而同德国打仗，那便是一个主张修订凡尔赛和约的国家同另一个主张修订凡尔赛和约的国家打仗，而其争斗的目的却是为了保持俄国所全力反对的一般既成现状。总之，波兰会为了支持捷克人而同正在觊觎其某些土地的所谓盟邦的俄国一起打仗吗？甚至波兰会允许俄国人自由假道它的领土吗？这些就是俄国人在投入战斗以前所必须要加以考虑的问题。
而且，在1939年3月那个时候，即使俄国确也想采取反希持勒的统一立场，是否可以设想法国和俄国，更不用说同英国了，会在事实上走到一起而及时地采取一致行动呢？可是得记住，希特勒从这时起就会小心翼翼地设法抢先一步，使他的潜在敌手们老是在那儿讨论如何能最有效地防止已发生过的事情再度发生。这就是说，除非希特勒另作考虑，或者西欧强国立即发出最后通牒，这时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希特勒占领布拉格了，那样的机会已在慕尼黑被抛弃了。而且，即使俄国人确实受到目睹纳粹在布拉格出现的刺激，感到有必要采取即便是为时已晚的行动，然而正是纳粹已在布拉格这一事实这时已成了一种强大的威慑因素。红军如果不涌进波兰，它在强行穿过喀尔巴阡山的途中，就会失去机动作战的自由，等到他们能够采取行动的时候，希特勒已把捷克斯洛伐克的相当大的部分抓到手里了，而要穿过波兰调度兵力的任何企图都会遭到波兰人的疯狂反对。里加条约的结果为他们保留了无限的可能性。而且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一种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叫纳粹高兴的混乱局面，英法彷徨地在一旁莫知所措，希特勒则可以从中捞到最大的好处。
第二章 日本及其侵略范围
1939年初，印度专心埋头于国内事务。此种内向特性的根源埋藏甚深。印度是个次大陆，面积一百五十多万平方英里，人口将近四亿，四周有高山大海的坚固边疆，其自然环境把印度人民的思想引向了注意内部。印度人大多数信奉印度教，这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宗教，它体现一种严格的内部通婚的社会制度，不吸收教外人士，也不接受教外思想。古老的不跨越“黑水”的禁令，以及处身国外时在饮食上和行动上都难以按宗教戒律和规定办理，这就使得许多较高等级出身的印度教徒不能出国旅行。但是印度政治思想的内向性，伊斯兰教徒几乎同样有之。印度穆斯林中间经常存在着泛穆斯林倾向，同他们的信仰一致的宗教社团从西北非一直伸展到东南亚。印度的穆斯林领袖经常为维护其他伊斯兰国家和人民的兄弟般利益讲话，1939年，他们尤其为同情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而提出抗议。但自1914…1918年战后为恢复哈里发王权的“基拉法”运动瓦解以来，此种国际伊斯兰精神在决定印度伊斯兰思想的倾向方面只是次要的了。确实有许多观察家认为，此种精神之所以被提倡，与其说是因深有感受而发自内心，还不如说是因为要用以作为打击英国统治的棍子。
印度政治上的内向性和自我中心主义事实上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的而非宗教的原因。历史上，在英国统治这一时期以前，印度不存在一般的民主传统，在莫卧儿人统治下，一如在其先前的印度教徒统治下，以及在随着莫卧儿政权的削弱而发展起来的由印度教徒接管的诸邦统治下，治理国家是统治阶级的专门职业。在英国统治下，人民大多数还是文盲，他们并不感到自己对国家有责任，所以对国家在其国际活动历程中的命运，也同样不觉得有什么责任。官方政策视外交和国防为英国统治者的专职或特权，因此当然不会鼓励印度人民产生国际责任感。甚至在印度人日益掌管国内事务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