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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无疑是比较廉洁，比较有效能的；他们不需要供养大量的城市人口，因此他们的问题相对他说来比较简单，比较好办；特别是在1944—1945年间，华北日军在数量上大大减少以后，他们使得以在那里扩展地盘。但是比共产党地盘的扩大和武装力量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知识界中的如下信念日益增长：他们认为中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种种弊端，只有通过共产党的胜利才能根治。这可能意味着以暴君代替昏君，但是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的那些厌倦而愤怒的受害者，现在已无心考虑这一点了。
在这些严重的、日益增长的困难面前鼓起中国人的士气这个任务，主要是落在美国的肩上了。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可取的手段，是正式废除中国很早以来一直反对的令人厌恶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因此，美国于1942年10月9 日向中国提议签署一项放弃美国的治外法权的条约。英国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结果，于1943年1月11日签订了中美条约和中英条约，结束了这两个强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城市里的租界权。这两个主要的贸易强国所采取的这个行动，加上大多数其他“条约国”
先前已经放弃了治外法权这一事实，使得战后的中国肯定能够完全从政治上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
此外，应总统的要求，现在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这项法案废除了早先拒绝中国人移居美国的国会法案，从此中国人将被列入每年的移民限额之内，而且通过这条途径进入美国的中国国民有资格加入美国籍。罗斯福总统把他在1943年12月17日签署的这项法案称为“这是我们不仅视中国为进行战争中的伙伴，而且将视中国为和平时期的伙伴的又一明证”。l943年12月1 日的开罗宣言向中国保证，自1894年以来中国丧失于日本的全部领土将归还中国。罗斯福和赫尔虽然不是不意识到中国现存的弱点，但是他们对中国在战后世界上可能起的作用怀着乐观的期望。而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估计却不是如此乐观的。丘吉尔说，还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他在华盛顿的时候，他就“发现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甚至在最上层的美国人心目中占有极不相称的重要地164 位”。他对罗斯福说：“当然，我愿意永远帮助中国人并对他们以礼相待；作为一个民族，我钦佩他们，喜欢他们，也同情他们一直遭受的政治腐败。但是决不能指望我接受一个我认为是完全不真实的价值标准。”斯大林在莫斯科以及在德黑兰会议上，也同样对中国在战时和战后的贡献表示怀疑。
但是什么力量也改变不了罗斯福和赫尔为中国争得一个大国地位的决心，这样，中国将与苏联、美国和英联邦并列为大国，并设想在推翻“三国联盟”后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四警察”之一。上面已经提到，赫尔如何不顾英国和俄国的怀疑而坚持中国应成为1943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发表的“普遍安全宣言”的签字国。结果，中国参加了1944年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而且是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发起国之一。另外，联合国宪章给予中国在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一规定成了以后许多麻烦的一个根源。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人踌躇满志，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中国来说也是不幸的，而且大大破坏了中美关系。因为，中国根本没有能力履行由于它所处的如此崇高地位而应尽的责任。在美国人所希望的中国与实际的中国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因而在华盛顿产生了对中国很不耐烦和恼怒的情绪。
这种情绪表现在美国专横地指点中国要按照美国人的办法来整顿内部事务。中国人对此当然心怀不满，因为在当时的世界各国中，中国毕竟不是唯一的呈现出政治分裂、武官争吵和大发战争财等可悲景象的一个国家。这种误解为以后共产党抨击“美帝国主义”提供了根据。美国公众自认为自己对中国这一被保护国的用心是善良的，所以这种抨击使美国公众痛心，使他们迷惑不解。
在遭到惨重损失的缅甸战役之后，约有九千名中国士兵设法逃脱了。在驻印度的英国当局合作下，史迪威在印度中部的拉姆加尔为这些士兵建立了一个训练中心。
他还说服蒋介石同意另外空运一批中国部队到印度去接受训练。这样，共计有六万多人派到印度去了。这些部队用美国的武器来装备，由美国军官指导他们使用那些武器；他们吃得非常好，这是他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军饷也是直接发给他们的。这样，一支现代化的中国军队的核心就在印度建立起来了。与此同时，另一支计划扩展到三十个师的兵力的中国军队正在由“租借法”提供装备，这些装备陆续通过“驼峰”运往中国，这支军队也是由美国部队的人员指导他们使用那些现代武器的。
如何使用这些精锐的重新装备过的中国军队呢？这是一个引起争吵的问题，这场争吵主要发生在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但也发生在史迪威与陈纳德之间。史迪威一心想收复缅甸，为在那里遭到的失败雪耻报仇。他还认为这也是开辟一条通道以更有效地援助中国的最好方法。所以他想把拉姆加尔的中国军队同他希望得到的美国增援部队，用来发动一场从阿萨姆进入缅甸北部的进攻。史迪威的计划是：这场进攻应与中国在云南的部队发起的横垮萨尔温江的攻势以及英国从英帕尔进行的攻势同时进行，也许还要和越过孟加拉湾的水陆两栖部队协同进攻。
蒋介石心里是反对史迪威的这一计划的。他不愿意自己这支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在缅甸冒另一次失败的危险；在收复缅甸的任何战役中，他都要英国首当其冲。而且这位中国大元帅担心的是，日本人可能在中国对他发动一场较大的攻势。他希望保存实力以应付这种可能发生的事件。毫无疑问，他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因为如果他失去了最好的部队，他在对手面前，特别是在共产党面前，还有在他自己阵营中的任何有野心的将领面前，必将处于不利地位。所以蒋介石和他的亲信实际上是想按兵不动，直到日本在海上被打败，美国部队在中国登陆，那时他就可调出这些部队，配合作战，击退日军。
蒋介石在反对史迪威的计划时得到了陈纳德将军的支持。陈纳德的计划是在中国东南部仍由国民党部队控制的领土上建立空军基地，从这些基地出发可以袭击在中国海面上的日本运输船只，甚至可以袭击日本本上。陈纳德在他的回忆录里坚持说，他从未希望单凭他的空中力量来守住这样的基地；但是他相信，这些基地可以由得到美国空中支持的中国地面部队来控制，只要这两支部队都能公平地得到“租借法”的物资，而史迪威是控制着“租借法”物资的分配权的。陈纳德反对在缅甸发动任何进攻。他认为，越过“驼峰”的空运线能够增加空运量，能够比沿着崎岖的滇缅公路运输更多的吨位。他的看法是正确的：1944年1 月，有一万四千多吨物资空运到中国；到1945年5 月，一个月的空运总吨位已经增加到七万吨了。
史迪威鄙弃陈纳德的计划，这两个人都从心里讨厌对方。陈纳德认为史迪威是一个看不到空军潜力的蠢步。兵：而史迪威则认为陈纳德是一个不服命令的阴谋家。
加之，陈纳德是蒋介石的有力的支持者，而史迪威则憎恨蒋介石。陈纳德抱怨史迪威给他的空军部队的供应太少，对在中国战线上抗击日军的中国军队也没有提供任何东西，尽管这些中国军队，特别是在薛岳将军指挥下的湖南士兵，是很能打仗的，在长沙战场上就证明了这一点。据陈纳德对史迪威的指控，情况是除了指定向萨尔温江进攻的由史迪威直接统辖的部队外，面对日军大举进攻的中国部队处于装备不良的状态。
这个问题在1943年5 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三叉戟”会议上（史迪威和陈纳德都应召参加了这次会议）经过研究，得到了解决，陈纳德取得了部分胜利。会议决定，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有权从印度空运到中国的物资中优先得到其中一半以上。但是，据陈纳德说，史迪威借口没有得到确切命令，从不按此决定行事。
除了史迪威和陈纳德之间的不睦外，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在盟军取得欧战胜利而扫清道路之前，蒋介石无论如何不愿使用他的部队在缅甸发动较大的攻势，由于英国政府也不愿把它的部队用于类似的行动，蒋介石就更不愿意在缅甸作战了。从丘吉尔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丘吉尔不赞成进攻缅甸的主意，他宁愿绕过缅甸进攻马来亚或苏门答腊。太平洋美国海军总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和马歇尔将军对夺回缅甸的必要性似乎也有不同的意见。这位海军上将认为可以在海上决定性地击败日本，而不需要在亚洲进行广泛的陆地成；但马歇尔和陆军部却不是这样想的。英美方面的这一意见分歧使蒋介石更不愿把他的部队卷入在缅甸的任何大规模进攻中去。
1943年1 月在卡萨布兰卡召开的英美会议上，双方同意应该设法在当年春季占领若开港，作为在缅甸对日军发动一场总攻势的序幕，这场总攻势暂定在1943年11月开始。但是，英国对若开的进攻彻底失败了。同时，蒋介石认为盟国置中国战场于不顾，对此非常不满，他暗示，如果不给他更多的援助，他可能与日本单独媾和。日本人对宜昌发动了一场进攻，蒋介石觉得这是不吉之兆，因此更不愿意在缅甸采取任何攻势了。1943年8 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各带参谋人员参加了在魁北克召开的“象限”会议，双方同意建立一个东南亚统帅部，以海军上将蒙巴顿勋爵为首脑。
但是关于在缅甸进行怎样的军事行动，没有达成协议。丘吉尔要从阿萨姆的利多修一条公路到云南境内，为了扫清障碍，愿意对在缅甸北部进行有限目标的作战给予配合；但是他反对两栖作战进攻缅甸海岸。他喜欢采用他的“重炮作战”计划，进攻苏门答腊。
但是，随后于1943年11月在开罗召开的“六分仪”会议上（蒋介石出席了这次会议），罗斯福坚持两栖作战进攻缅甸海岸，首先是直接进攻安达曼群岛。他告诉蒋介石，这个作战计划就要实行了。然而，丘吉尔仍然顽固地表示反对。一星期后，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一方面答应苏联最终将提供援助以击败日本，但另一方面坚持要把向法国进军（“霸王”计划）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斯大林的这一意见使丘吉尔更有根据反对进攻安达曼群岛的计划了，虽然在1943年12月2 日英美在开罗继续会谈时，罗斯福对进攻安达曼群岛讨计划仍然坚持了一下。最后使罗斯福放弃这一计划的决定性考虑是，蒙巴顿估计进行这样的进攻需要五万兵力。运送这样一支部队需要的船只和登陆艇将会对“霸王”计划起不利的作用。因此，在12月5日，罗斯福同意放弃两栖作战计划。蒋介石在开罗会议第一次会议后就回重庆去了，罗斯福把这一决定通知了蒋介石，并告诉他，他是否出兵缅甸北部作战，由他自己决定。l2月18日，蒋介石同意由在拉姆加尔受过训练的中国部队在史迪威亲自指挥下，发动一次进攻。史迪威以两个师从阿萨姆进军，后来增加了一个师，同该地区的唯一的但是勇敢而顽强的日本师团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作战，一路打到密支那。
对这次进攻，蒋介石起先拒绝使用他在云南的部队，但最后还是同意了。5 月，中国的四个师越过了萨尔温江上游，与该地区的日本师团接触，阻止它调动兵力进攻史迪威的部队。史迪威还得到了梅里尔将军部下的一个美国旅的配合，并间接地得到了温盖特将军的“钦迪”军的配合。温盖特将军的“钦迪”军大部分是由空中运来袭击日军从密支那到曼德勒的运输线的。5 月，梅里尔将军占领了密支那机场，这个日本师团的残部一直在城里进行顽抗，直到8 月被彻底消灭为止。同时，缅甸的主要战斗一直在日军和英国第十四军之间激烈地进行着。1944年2 月，日本在阿拉于沿海地区的反攻被击败。接着在3 月，日本人发动了主要攻势。这次进攻的目的是深入到阿萨姆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孤立史迪威，占领阿萨姆机场（这样就切断了通过“驼峰”对中国的供应），为入侵印度铺平道路。但是，日本在科希马一英帕尔地区经过长期的拼死战斗后，终于被击败，并在6 月溃退下来。
史迪威对他自己的成功感到骄傲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已证明，如果中国士兵得到良好的训练和适当的装备，是很能打仗的。但是他的这次战役和在萨尔温江战线上的战役都是比较小的军事行动，而花费的代价却都是很大的。史迪威的战功使利多公路得以完工；但这条公路的运输量并不大。占领密支那机场，使盟军便于将物资空运中国，也许对同盟国的事业好处更大。
与此同时，在中国本土，日本人对中国东南部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是蒋介石和陈纳德一直担心的，但显然，史迪威却一直不肯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日本人的目标有两个：一是摧毁美国空军基地，一是进行陆地连续运输，先运到印度支那，再从印度支那运到暹罗和马来亚，以便减轻他们那业已衰竭的海上运输力量的负担。
日本人的这些目标是达到了，但是为时已晚，对日本的帮助不大。在日本进攻者面前，中国军队垮了。到1944年秋天，日本人已占领了长沙、衡阳和桂林，并长驱直入，一直打到印度支那边界上的镇南关。史迪威把这次惨败归咎于中国将领的无能，归咎于蒋介石的拙劣的干涉（因为他力图远在重庆指挥作战），还归咎于受虐待的中国士兵的士气不振。而陈纳德则把失败归咎于武器和其他物资被挪用到史迪威在缅甸和云南的战役上去了，以致影响了正在抵抗日军进攻的中国陆军，也影响了正在尽力支持中国地面部队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这两个人的话可能都是很有道理的。
中国的军事危机引起了中美关系的危机。对这次失败，史迪威提出的补救办法是：他应被任命为陆军上将并给予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的权力。他将在名义上是蒋介石的下属，而实际上完全可以自己作主。处于这种地位，他就能把“租借法”供给的武器，拿出一部分给中国共产党；
他对中国共产党越来越热情，正如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态度越来越怀敌意一样。他说：“我是根据看到的情况来判断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国民党是：腐败、失职、混乱、经济困窘、苛捐杂税、空话连篇、〔？没有〕行动、囤积、黑市、与敌通商。共产党的纲领是：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参与政治；说到做到。”即使史迪威知道的共产党人的事比他实际上看到的还多，他这样无节制地赞扬共产党和指责国民党，到头来是会自打嘴巴的。
如果他不得不和共产党人一起工作，他将会发现这些人对于他们所反对的任何建议都要固执己见并加以阻挠的，就象后来赫尔利和马歇尔所发现的那样。在那种情况下，毫无疑问，共产党人也将得到史迪威加在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头上的那一大堆骂人话。
史迪威及其部下的外交官员都认为，同“反动、腐败的”国民党相反，共产党是一支“有生气的、进步的”力量。
因此，他们要美国坚持国共联合和改组国民党，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的话，就要美国支持共产党。他们的看法是，在那种情况下，共产党很可能不依赖莫斯科，而有利于美国。中国共产党当然支持美国人的这些看法，莫洛托夫和斯大林也是如此。
史迪威得到马歇尔和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支持。罗斯福虽然更了解史迪威的弱点，但是他暂时也支持了史迪威。1944年7 月7 日，罗斯福对蒋介石说：“我认为目前的危急形势要求把权力委托给一个人，让他组织所有在中国的同盟国军事力量，包括共产党部队在内。“他建议蒋介石立即任命即将被提升为陆军上将的史迪威担任此职。
蒋介石全然不愿这样做。但是，由于他依靠着美国的帮助，他不敢公开对抗罗斯福，所以他在原则上表示同意，但是要求华盛顿指派一位高级军官来商讨这个问题。
罗斯福同意了、并指派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和唐纳德·纳尔逊将军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同时他一再敦促这位不情愿的中国大元帅任命史迪威指挥所有的中国军队。
9 月初，赫尔利和纳尔逊到达重庆。他们发现，如果非同意不可的话，蒋介石是准备同意让史迪威指挥全军的，包括共产党部队在内，不过以保障不损及他自己的权力为条件。蒋介石还坚持他本人必须有全权按自己的意愿分配根据美国“租借法”运到中国的物资。史迪威坚决反对蒋的这一要求。他认为蒋决不会分配任何东西给共产党或史迪威自己在缅甸和萨尔温江的部队。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有同样的理由不相信史迪威，因为史迪威毫不掩饰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偏爱。蒋介石以威信为理由，坚持这样的态度；他指出，英国政府和苏联政府都有权按照它们自己的意旨自由分配“租借法”的物资。而如果他处于另一种地位，这将有损于他在部队中和整个中国人民中的威信。
这确实是一种离奇的现象。一方面，美国总统不顾伦敦和莫斯科有很多人抱怀疑态度而坚持必须把中国当作强国和“四大国”之一来对待；而另一方面，他却竭力要安置一名美国指挥官作为中国政务和军务的真正主宰者。这实际上不仅是要使中国成为美国的卫星国，而且几乎是要使中国成为美国的附属国。如果蒋介石继续执政的话，他将象幼儿一样受管教，让别人指挥如何管理政府。而罗斯福总统关于事情该怎样做的概念，是以片面的、经过渲染的情报为基础而形成的。
然而，在9 月中旬，看来赫尔利和纳尔逊即将同蒋介石达成一个能满足史迪威大部分要求的协议。但是9 月19日，罗斯福致蒋介石的另一电文到达，指令史迪威亲自送给蒋介石。电文要求蒋介石增加在萨尔温江的中国兵力，加强那里的攻势；否则，蒋本人要承担坐失重新打通从缅甸到中国的运输线的大好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