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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甚至在它们发动联合进军之前，显然英国和自由法国对待近东国家的政治问题的立场和动机都是矛盾的。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严重争论产生于同维希法国的停战谈判，涉及对维希法国采取什么态度。早在6月14日，戴高乐和英国派驻自由法国联络代表团团长斯皮尔斯少将（后为爱德华爵士）就极力主张拒绝当茨可能要提出的把维希部队遣返法国的要求，因为他们希望把那些下级军官和士兵团结到自由法国方面来。6月19日，戴高乐要求英国政府保证给予当茨的文职和军事人员“真正的自由”选择权，让他们在维希和自由法国之间作出选择；他还要求停战谈判应有他的代表出席，并以他和英国双方名义缔结停战协定。英国人制服了维希方面的反对，让自由法国的代表出席停战谈判，但维希的谈判代表德韦尔迪拉将军坚持：维希部队人员在作出投向戴高乐或遣返回国的选择之前，为保持团队传统起见，仍应隶属于其原建制单位并受其原来的长官带领，不得与自由法国有个人接触，那时英国谈判代表感到自由法国已经无可争辩，贾德鲁也终于作了让步。
贾德鲁说他毫不知悉戴高乐向英国政府提出的有关停战谈判的条件。停战协定的最后文本，戴高乐不是在开罗收到的，要是在开罗的话，他倒可以找到两个意见一致的人，就是英国国务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和斯皮尔斯，他们都是不肯让维希军队隔离的，那时他又已返回布拉柴维尔（这是当时他已收复的主要的法国领土的首府）去庆祝7月14日。他的火气是一触即发的，当他获悉他竟没有机会从维希军队中收编数目可观的人员，而停战协定中对于自由法国收回维希方面缴出的重武器和在近东国家募集的大约一万五千人的特种部队，也未作任何规定，不禁勃然大怒。因此他飞回开罗，“决心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7月21日，他交给利特尔顿一份声明，其中说：
在帝国防务委员会主持下由法军和英军协同进行的战役结束时缔结的这一协定和补充议定书＇规定维希部队在维希和自由法国之间作出选择前的地位＇，是同法兰西的军事和政治利益不相容的。……
自由法国＇也就是法国＇认为它自己对于上述协定和补充议定书不承担任何责任，因此保留行动的自由。
……戴高乐将军和帝国防务委员会自1941年7月24日中午起，接收对近东国家的法国军队的完整的和全面的处理权。
第二天，利特尔顿警告戴高乐说，如果他坚持要照着这个最后通牒办理，那就等于是自由法国同英国的彻底决裂，撤销英国的一切援助；当天晚些时候，戴高乐的极端态度有所和缓，他给利特尔顿的信中解释说：
这一安排的动机，我已经对你解释过，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正在取消同中东地区的英军司令部及其部队的合作。相反，我准备同你研究这种合作的种种细节，我认为这种合作是必要的，而且必须建立在我们两国意见一致的基础上，我们是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中的盟国。
因此，自由法国和英国的代表德拉米纳和斯皮尔斯于7月24日达成一项“解释性协议”。利特尔顿写信给戴高乐说：它“在涉及英国当局和自由法国当局双方的一切问题上，都可以替代或取消任何其他的解释”。在重武器和特种部队问题上，协议满足了自由法国的要求，并规定：
停战协定第八条规定，各个人员愿归顺盟国或被遣返回国，应由其本人自由选择。这种自由选择的意义只能是，自由法国当局得向有关人员完整地和自由地说明其观点，程度与维希当局通过其在场的军官和军士同他们的士兵所作说明一样。
在这一点上，可能已经作出而可能同停战协定相抵触的任何安排，绝不能违反停战协定所确定的原则。
第二天，7月25日，利特尔顿和戴高乐签署了一项范围更加广泛的“英国和自由法国当局在中东的合作协定”，贾德鲁是第一个公布协定全文的人。协定规定如下：
中东构成一个单一的战场。盟国在这一战场的进攻和防守行动必须协调起来……（第一条）。
任何需要联合使用英法部队的作战计划，或直接影响近东各国领土的作战计划，必须由英国司令部和法国司令部共同拟订。鉴于目前中东的英国部队的实力大大超过法国部队，因此应由中东战场的英国司令部拟订作战计划，并确定法国部队在联合作战中应担负的任务。英国司令部……将根据戴高乐将军的授权决定此项任务，当中东总司令调派某部队进行与近东各国领土有关的战斗，或必须使用法国部队作战时，上述授权同样适用于该总司令属下的英军司令部的任何部队。同时，如果法国司令部认为所拟订的计划或派给法国部队的任务同它对近东各国所担负的特殊责任有矛盾时，它将向戴高乐将军提出报告。然后这一问题应由英国政府与戴高乐将军取得一致意见作出决定（第二条）。
在同一战区作战的英法部队的指挥权，在正常情况下由一名英国军官或一名法国军官行使，根据该战区英国部队和法国部队的实力以何方居于优势而定……（第三条）。
不论英国部队和法国部队的比例和任务如何，领土管制权（对公用事业、社会治安、宪兵、警察、地方资源开发等的军事管制或监督）属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法国当局。可能要在叙利亚和黎巴嫩领土上作战的英国部队……可以自行确保其战术上的安全，并利用他们所必需的一切资源。对此，领土管制当局应该给于一切可能的援助……（第四条）。
补充协定： 戴高乐将军承认，在近东地区的英国最高统帅部有权采取一切它认为对抵抗共同敌人有必要的防御措施。 若遇任何上述措施显得与法国在近东地区的利益相抵触时，应将问题报告英国政府和戴高乐将军（第一条）。
……英国军事保安局将派出一个小组，附设于近东各国的保安总部，目的在于保证与英国司令部和毗邻国家的保安机构保持联系，并与法国机构协调贯彻英国司令部可能认为必要的一般措施（第三条）。
在送出协定文本时，利特尔顿写信给戴高乐说：
我愿借此机会向你保证，英国方面承认法国在近东国家的历史性的利益。大不列颠除了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之外，在叙利亚或黎巴嫩别无他求。我们不想以任何方式侵犯法国的地位，自由法国和大不列颠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作了保证。当我们采取了这一重要步骤之后，在不损害这一步骤的前提下，我们自愿承认，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法国应在近东国家占有优越的特权地位。……
7月27日，戴高乐从贝鲁特复函说：
我高兴地注意到，你如此贤明地向我保证大不列颠对叙利亚和黎巴嫩都不怀私心，以及大不列颠预先承认这一事实，即在这两个国家成为独立国家时法国在近东国家中的优越的和特权的地位。
他把协定文本发送给贾德鲁时，还附有一封说明情况的信件，其中提到“大不列颠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在政治上完全不抱私心”，这样就（象他回答利特尔顿时那样）抹煞了英国所强调的把独立作为一个“重要步骤”。读者将会注意到，戴高乐对英国承认法国的特权地位这句话，擅自插入了“预先”一词，而利特尔顿在其备忘录中却毫不含糊地把承认独立作为这种保证的先决条件：“当我们采取了这一重要步骤之后，在不损害这一步骤的前提下……”。因此，情况并不象贾德鲁所说的那样简单：既然英国在近东国家的唯一目的是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他们就只能以进行军事行动为限，而不去侵犯法国同近东各国的政治关系。但在战时，“取得战争的胜利”和政治之间不可能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且只要近东国家的政治对英国同邻近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而对于英国在中东战役中赢得胜利（或者不如说避免失败）的机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它就不可能是法国的“独占特权”。象希腊或捷克斯洛伐克的流亡政府一样，自由法国目前完全依靠英国；他们能得重返近东，完全仰仗英国的照顾；他们也不能把处理如此关系重大的一个地区的事务当作是与更加广泛的英国的利益无关的一种“独占特权”，犹如战后的英国在处理巴勒斯坦（也是一个委任统治地）事务时无视美国的愿望一样，凡此种种事实，自由法国均未予以正视。战前法国人在近东各国之不得人心；1940…1941年法国的威望扫地；自由法国运动未能把德国占领区以外的大多数法国人团结到自己一边；以及英国出于战略上的需要而不让近东国家中受到挫折的民族主义酿成第二次伊拉克危机——这些都是严峻的、不容回避的事实。但是贾德鲁也好，别的法国人也好，他们都受到一种欲望的支配，要“用‘法国的方式’去发现指导原则的推理方式”，从这些事实中虚构出这样一种未经证实的假设：为了把法国人从近东国家撵走，英国故意制订了一项政策，在叙利亚与黎巴嫩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法国人之间煽动不和：
威尔逊＇将军＇在杰齐拉地区和德鲁兹山区的策略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制订的；也就是在这一基础上，斯皮尔斯将军树立了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大体上也是自拿破仑时期以来英国历届政府所奉行的政策。
甚至还在1941年7月里的时候，利特尔顿…戴高乐协议就经受了第一次考验：利特尔顿写信给贾德鲁，“恳切要求”允许斯皮尔斯出席准备讨论关于与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缔结条约的谈判的会议。贾德鲁认为，这是英国以第三方的仲裁人的身分，企图对纯属法国和其委任统治国家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进行干预。在他表示拒绝的时候，他还向利特尔顿抱怨英国人不尊重法国在德鲁兹山区、沙漠地区、代尔祖尔以及阿勒颇的利益和特权。利特尔顿同戴高乐8月7日在贝鲁特再次会晤时，利特尔顿（根据自由法国的会谈记录）承认，他对英国军事当局执行利特尔顿…戴高乐协议的情况感到不满：向最高统帅部递送协议文本延误时间，还有贯彻协议方面的其他拖延，对此他表示歉意。但是戴高乐在5日已经通知贾德鲁说：“我感到英国人正准备对我们施加一次决定性的压力，迫使我们听任他们实际上在近东国家行使权力”；于是他告诉利特尔顿说，正常执行他们协议的阻力，主要在于“某些少数人”对协议表示敌意。当利特尔顿建议把威尔逊将军召至贝鲁特以澄清分歧时，戴高乐认为，在自由法国同威尔逊最近有过交往之后，他对威尔逊是否还能博得自由法国人的信任，不得不有所保留；他尤其没有忘记，据说威尔逊曾威胁要宣布军事管制法来篡夺法国的主权；法国人还未能行使领土管制的权利；在杰齐拉地区发生那样的事件之后，他看不到怎样能在一种相互信任的气氛中讨论这一问题。这一次不惬人意的会晤在按照7月25日和27日信件的模棱两可的调子再度交换信件之后，就告结束。英国同法国的立场根本互不相容，而且哪一方也不准备公开有所让步。但是“这种危机的严峻阶段，……曾一度把我们推到决裂的边缘，现在已告结束。”
这样的局面给英国和自由法国双方领导人之间造成了如此之多的产生误解的机会，那就必然会在负责执行他们“协议”的下属之间引起种种麻烦。显然，英国停战委员会觉得，对付即将离开的维希分子要比对付敏感的自由法国人容易些，尽管贾德鲁笔下留情，对此未作详细叙述。英国人对待战败的敌人，犹如在一场足球赛后胜队对待负队那样，英国人的这种固有习性，不能指望自由法国人能够理解；断定英国政治机关已经决定要把法国从近东地区撵走却是比较简单的。自由法国人数较少，而物质上又完全依赖英国，因此他们不可能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完全独立地把领土管制权接收过来。由于需要把近东国家与中东防御体系融成一体，英国人在那里建立了海、陆、空三军的编制，而它们的参谋机构有一个习以为常的倾向，在获准进入一个新的活动领域时，就要扩散开来。斯皮尔斯联络代表团、英国安全代表团和战地安全部不久便有一大批进行政治和安全工作的军官和军士散布到全国各地；其中有些人自然是由于他们有阿拉伯世界的阅历而入选的，这一事实只能证明法国人所怀疑的“殖民部和情报部的阴谋诡计”。
自由法国对这帮可憎的英国佬也好，对他们自己那些缺乏经验的行政管理人员也好，都是耿耿于怀的，以致对那些准备继续留任原职的前维希文官和商人，一律表示欢迎，也不要求他们宣布效忠于自由法国运动。这些前维希人员被人私下里起了个绰号，叫做为了饭碗而归顺的人们（lesrallies
alimentaires），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近东地区是他们全部物质利益的所在，他们的一生大半都是在那里度过的。这类人对英国人在法国委任统治地上的存在，对英国人声明的目的，说要“不断增加叙利亚人在行政机构中的比例”，不等战争结束就产生“一个独立的叙利亚政府或几个政府”，自然抱着非同一般的怀疑态度，视为对他们的生活来源的一种威胁。1942年春，英国发觉，有必要设法获得不大情愿的自由法国人同意，把那些先前支持维希的人员中的一些恶劣透顶的捣乱分子清除出这个国家。
威尔逊写道：“人们随时都感觉得到，法国人和叙利亚人之间的恶劣关系，比同黎巴嫩人的关系更加不好，因此我们有必要告诫我们的军官，不要受人利用，给人家做探子”；一位特派记者后来曾有评论说，英国人倾向于“对法国人中间的颟预无能，有时甚至营私舞弊，表示屈尊俯就的不耐烦”。贾德鲁宣布叙利亚正式独立时，《泰晤士报》在一篇社论中（1941年9月20日）再次强调5月29日艾登在伦敦市长官邸讲话的言外之意，这种做法不太策略：
阿拉伯联盟是中东许多阿拉伯人长期梦寐以求的理想。不管这种理想在不久的未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但地中海东岸阿拉伯各国在1919年实行的划分，无论就阿拉伯人的感情，就其历史传统，或者就其是否切实可行来说，显然都不合理。当时英法之间的这种利益或势力范围的划分，已证明对一切有关国家都有害而无益。……既然叙利亚在英国和自由法国部队的共同努力下，已从轴心国的阴谋中解放了出来，巴勒斯坦也已安全无虞，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在它们之间永久保持一种纯属人为的区别。
事实正如格拉布帕夏公开评论的那样：
两国派往当地的代表时常受到批评指责，说他们居心不良，妒忌猜疑，心胸狭隘。这样的指责并不一定公正合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思想结构不同，当一个问题同时提交双方时，他们极少作出同样的答案。因此法国和英国对阿拉伯人的政策，即使不是截然相反，也有根本的分歧。他们采取各不相同的一套办法，并不是出于相互怀有敌意，而是因为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同。每个政府都认为，只有它自己的政策是明智而合乎逻辑的。
当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戴高乐显然就已希望能够同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有代表性的团体达成一种政治协定。6月14日，自由法国驻伦敦政治部得悉，戴高乐打算在战斗停止时就召集叙利亚和黎巴嫩议会，而且已经内定贾米勒·马丹为未来的叙利亚政府的首脑，此人曾在1936…1938年流产了的条约谈判期间，同法国进行过谈判。6月24日，戴高乐任命贾德鲁为总代表时，写道：
你的任务是：不论何时，只要有可能，就须建立充分代表全体人民的国民议会，并组成为这些议会所信任的政府。……
尽管由于法国军队的暂时失利造成了混乱，破坏了秩序，尽管进犯我国的侵略者施展阴谋诡计，我们必须把1923年由国际联盟批准的法国委任统治执行下去，直到时机成熟，委任统治可以有效地终止之时，法国的工作必须继续下去。
因此你要以1936年同近东各国订立的联盟条约作为同他们谈判的起点。你要向近东各国政府提出，为了适应在这次战争中共同防御的需要，必须共同采取一些临时措施，这些措施也将是为此目的而达成特别协议的目标。
我负责在适当的时候通知国际联盟：在近东以新的政权代替委任统治政权，它将努力实现委任统治建立时所要实现的目标。
贾德鲁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要取得“独立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对法国的特权地位的承认，并认为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认为叙利亚民族集团的“不妥协的民族主义”的影响已趋衰落，因此遵循戴高乐的意见，首先借助于1939年7月辞职的前总统哈希姆·阿塔西，想把法国人在同年同月暂时停止的宪法和议会恢复起来。然而，通过四次会议，关于“未来政府的组成及其纲领，所要订立的条约的内容及其批准程序以及在战争期间法叙关系的总的概念和具体细节”，他都未能从阿塔西那里得到他所要求的“明确答复”。这位谨慎的叙利亚人却声言，他必须同其他的政界人士磋商；于是贾德鲁决心去依靠一个临时政府，它无需召开议会而可行使权力。他要物色一个人做它的首脑，此人须是意志坚强，行动果断，能够顶得住民族主义分子，还要有一定程度的公众支持，并且还得是经过充分考验的、真正的法国的朋友，以订立法国所希望的条约来报答法国恩赐给它的独立。他找到了谢赫·塔杰丁·哈萨尼这么一个人物，在他的笔下，此人颇得大马士革保守的中产阶级和温和派的支持，在下层阶级中深受爱戴，同时还得到阿拉维和德鲁兹首领们的信任，他们都希望摆脱大马士革的中央统治。
总之，如果从叙利亚公众舆论的观点来看，塔杰丁远远不能享有阿塔西总统所能享有的那种全国一致的支持；但如果塔杰丁遇到富有战斗性的民族主义派的反对时……却具有阿塔西所缺少的素质：大胆果敢，政治敏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