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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对当茨不断恶化：英国和自由法国军队已逼近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在中部，迈尔杰…乌荣这个战略据点已告陷落；机动化纵队正从伊拉克穿越沙漠前进。当茨报告说，“在这种情况下，立即由斯蒂卡式轰炸机以叙利亚为基地插手干涉，首先对陆上目标，其次对海上舰队进行袭击，将起决定性作用。拉恩宣称，一俟战役结束，游客就立即离开。”据此，维希空军部长贝尔热雷将军于6月17日飞到近东；但在此期间，维希军队了解到盟军力量薄弱，已顺利地对库奈特腊和迈尔杰…乌荣发动了反攻；当茨感到军事形势已不再需要他求助于德国的支援。因此，他又临时发了一份电报给维希：“技术上有困难；而且不急需。”贝尔热雷返回维希后，收到一份较长的电报，其内容是他和詹尼凯因都已同意了的：
赛达的困难局势，主要是英国炮兵和舰队的行动造成的。指挥近东海军特遣舰队的司令认为斯蒂卡式轰炸机的支援将起决定性作用，但根据下列理由我已拒绝了这项建议。
（一）军需物资、汽油和炸弹的库存量，不容许我们向德国空军编队提供协助和防务，而这些是他们接受邀请来此时势必会要求的。
（二）我认为法国在道义上所处的总形势，使叙利亚的法国军队有责任独自作战，而不需外国军队进入叙利亚协助。
（三）所要求的支援，用以对付敌人的军舰或许有效，但对地面战斗的结局不会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它将严重损害我们的声誉而得不偿失。
还是让我们单独拼到底，比拉别人下水好。 6月22日，维希政府终于决定不再请求德国空军支援，并电复詹尼凯因：“坚持你的立场，这完全符合政府的决定。”
6月20日，正当印度第五旅和自由法国军队在向大马士革进逼时，当茨曾有电报给维希：“近东的命运现在取决于立即投入突击部队。他们必须用大型运输机运送。德军司令准备提供所需的飞机，条件是由你提出请求”；但当茨把军事形势的严重性给他的政府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之后，却又于当天央请美国总领事探询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达成停战，并于21日得到了答复说，英国政府打算给予当茨本人和所有法国文武官员以战败者的恩典。21日，大马士革失守，巴尔米拉受到了从伊拉克穿越沙漠前进的英军纵队的威胁。因此，当茨于6月26日派遣两名参谋去维希说明战斗已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下去。根据其中一名军官的作证，虽然贝当于28日同意有停战的必要，但是达尔朗却主张尽可能打下去。维希政府政务院副主席的国务秘书雅克·伯努瓦…梅香于6月25日到7月2日访问了安卡拉，力图说服土耳其政府准许法国军队和军需物资通过土耳其进入叙利亚，但没有得到答复。一艘辅助舰“圣迪迪埃”号，载有约二百六十名维希士兵以及坦克、武器和弹药，试图从萨洛尼卡驶往叙利亚时靠近土耳其海岸航行，以免遭到截击，但它在7月4…5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港内被英国飞机炸沉。7月8日，当茨最后受权谈判停战，这时，沿海公路上掩护贝鲁特的最后阵地达穆尔已濒于陷落。他乃再次求助于美国总领事的调停，后者于次日给他带回了英方的条件。
这些条件提到了战事开始时贾德鲁对近东国家的独立所作的保证，英国政府对此也曾给予支持，还补充说，今后将由自由法国当局确保法国在近东的代表权。凡与最近这次战役有关的维希当局和军队，同盟国准备立即全部实行大赦。戴高乐也无意苛侍那些奉命同他打仗的人。在叙利亚的法国官兵，必须给予参加同盟国军队的充分自由（尽量按他们的资历录用），并且必须为他们提供便利，使他们充分了解形势和摆在他们面前可作的抉择。至于同盟国方面，将会给每个人以自由选择的机会，那些不愿参加他们队伍的人，如情况许可，将连同他们的家属一道遣送回国。军需物资必须缴出，以防日后用来反对同盟国。军舰必须完整无损地交出，听候扣留；它们将于战后交还给统一的法国，或作价补偿。所有铁路、港口、交通运输、无线电台和石油装置等等，均不得损坏或毁坏，而必须移交同盟国使用。所有被羁押的英国国民必须予以释放，所有在近东的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必须一律交付拘留。对近东国家的封锁将予解除，这些国家将立即置于英镑集团范围之内。7月11日，维希政府答复如下：
……我们很遗憾地注意到第一款所列的政治条件，是同我们对于受托照管居民所具有的权利和特权不相容的。法国始终认为它的委任统治权赋予它的任务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要尽早解放叙利亚和黎巴嫩，并使它们成为自由国家。它不打算背弃这些义务。但是，关于选择独立的时间和决定独立的程序，是它自己的责任。在这方面，其他国家都不能有效地代替法国。
因此，英国政府自称为正在解放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这项声明，只能是无效的。
此外，法国政府也不能在任何借口下，参与同那些背叛他们祖国的法国人象戴高乐和贾德鲁之流进行谈判。
法国政府不能接受英国政府在第二款中所用的“全部大赦”这一词语。服从本国政府的法国军人是无需大赦的。
法国政府不能签订这样一项企图把如此违反它的利益和尊严的条款强加于它的停战协定。
法国政府授权当茨将军，如果英国政府不惜违反人道，延长这场首先是它挑起的冲突，可由他采取适合他将面临的这种实际局势的措施。
同盟国军队继续向前挺进。英国与维希法国最后达成一项协定，并于7月14日在阿克（圣贞德）签字。其中最重要的几项新内容如下：
行政官员、技术部门官员以及谍报部官员，为了保证这个国家的行政管理工作不致中断，要留守在岗位上，直到有人前来接替他们时为止。那时，如果他们愿意，可予遣送回国。如果他们的工作或态度不能令人满意，可以解除他们的职务（第九款）。
法国的文化机构，包括医院、学校、传教团体等等的权利将被保证受到尊重。这些机构的权利不得与同盟国的军事利益相抵触（第十二款）。
总之，很明显，维希法国允许德国人渗入近东国家的主要动机（同盟国报纸曾往往加以夸大），是希望在对法国本上的停战条件上得到从宽发落。自由法国在巴勒斯坦的存在，对于决定当茨5月间的态度以及6月8日以后维希军队对盟军的顽强抵抗，充其量不过是次要因素。戴高乐对近东各国愿意向他投效的军队，在人数上大大地欺骗了自己并迷惑了英国人；但是，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他的痴心妄想，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想不惜任何代价为自由法国争取到近东各国，就不清楚了。看来很可能大多数维希的法国军官对德国人的渗入是深为不满的，他们视德国人与英国人为一丘之貉。如果说他们因为英国人（他们认为英国人把法国拖入了这场战争，但又没有给它支援，随后还在迈尔斯…卡比尔和达喀尔犯下了“暴行”）终于就要得到报应而有点儿感到满意，那末这种心情大概也已被另一种感情抵消了，那就是德国人正在法国的另一个属地上取得一个立足点，要把他们从那里撵出去是困难的；冯·亨蒂希和罗塞尔为鼓励叙利亚民族主义者而进行的活动，必然也已使这些法国人大有反感。据当茨在其辩护词中的表白，他在6月12日和15日要德国空军前来支援抵抗盟军进攻的请求中，曾故意提出了一些他明知不会被维希政府接受的条件，但他的这个论证没有使法官信服，他被判处死刑，虽然后来得到了缓刑。
第五章 英法在近东国家中的关系
1941…1942年随着盟国对近东国家的占领，一连串新的问题相继出现，英国人在这些国家中同自由法国当局的关系，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问题在此后四年内占主要地位。作为英法关系在纯军事性质事务之外的首次经受的考验，近东国家所提供的是一个特别困难的环境。首先，自由法国人同他们的维希同胞刚在那里打过一场小规模的内战，在近东停战后，后者对那些取代他们的人尽情流露出厌恶蔑视之情。自由法国人士怀着一片诚心，对维护战败后的法兰西的威望和权威的重任，有舍我其谁之感。德国和维希的宣传喋喋不休地斥责自由法国人士，说他们所干的是把法兰西帝国拱手让给英国的勾当，他们岂甘蒙此诟辱，因此，也就非要表明他们要把法国的主权和利益在一切地方都维护得完整无损的决心和能力不可。在这种情况下，要他们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终于要获得主权独立的地位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自然有特殊的困难，然而这却是两国的民族主义者所要求而为英国政府所同情的；这些要求无论如何是同法国人对他们在这个地区或在北非的“使命”的主导思想背道而驰的。何况，近东历来是英法之间的一个角逐场所；虽然自从法国获得了委任统治权之后，英国政府已经把近东各国的命运置之度外，但是，几乎所有在这一地区的法国人以及在法国本土的许多人，继续对英国抱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怀疑心理，怀疑英国人图谋把他们从这一地区撵走。最后，维希当局被撵走之后，近东各国的行政和经济的改组出现了很大困难，尤其是在战争的这一阶段，对盟国在占领区相互合作的行政管理，还没有取得经验，工作程序也未制订出来（编写本书时，已出版的大量原始资料都是法国方面的，因此，估计法国行动的动机比较容易；但来自英国方面的材料很少，所以，要详尽地估计英国的动机，就得更多地依靠猜测）。
在1941年春天的那种形势下，能够作出入侵近东各国的决定的，只有英国政府。这一决定的根据，纯属军事性质，即维希政府正让德国武装部队利用法国委任统治下的领土向英国在中东的军事阵地发动进攻。但自由法国“帝国防务委员会”的成员在1941年3月3日就已接到了如下通知：
戴高乐将军希望知道防务委员会各位委员对于下列问题的意见，即一旦英国和土耳其为了保证对德国作战行动中的运输路线的安全和持续，以至于用武力占领法国在近东的委任统治地之全部或一部分时，自由法国应采取什么态度。我们是否应该提出抗议，谴责这样一种行动？我们是否应该保持默从，只限于提出书面意见，保留法国对这些领土的权利？还是应该以法兰西的名义参与这一行动为好？就我们而言，参加进去可以达到三个目的：（1）在法兰西帝国的一个部分重新创造必要的条件，以便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继续作战；（2）以我们的存在来保障我们的权利；（3）协助我们的盟国。
防务委员会的委员们意见不一，戴高乐向英国人提出要求，自由法国在中东的所有部队，都应集结在埃及，他主张一旦在叙利亚的维希部队对德国的入侵进行抵抗的话，他希望这些部队可以立即用于叙利亚。戴高乐在中东的代表贾德鲁将军于4月17日曾制定一项自由法国人协同英国人对近东各国作战的总体计划。当时仍在布拉柴维尔的戴高乐于4月25日催促贾德鲁迫使英国人接受这项计划，并提供必要的军需物资。但是韦维尔已经把他的资源几乎罄其所有地都投入到另外四个战役中去，所以也就没有多余的运输工具或武器可以让给自由法国。关于近东国家和法属索马里兰的“英国政府和统帅部的单方面决定”激怒了戴高乐，他于5月10日从布拉柴维尔通知韦维尔，他想把自由法国的实际可以作战的部队集结在法属赤道非洲，表面上是出于战略原因，实则借此使这些部队从英国对中东的防务中摆脱出来。两天之后，戴高乐命令贾德鲁尽速离开他在开罗的工作岗位，因为他认为“盟国对我们在中东的利益采取否定的政策”，因此，在开罗保留象贾德鲁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充任代表法兰西＇原文如此＇的高级专员，已无必要。但在第二天，英国防务委员会告诉他说：
自由法国部队要不要进入叙利亚，完全由该战区的法军司令官作出决定。英军不能增援法军，因为可供调遣的部队都已派往伊拉克。
贾德鲁也就在开罗留了下来。5月18日韦维尔接到他的通知说，他已确悉，在叙利亚的法国人正把其全部军队撤至黎巴嫩，而把剩下来的叙利亚交给德国人。他宣称，通往大马士革的公路畅通无阻，趁此机会立即派遣一支部队进入叙利亚，实为当务之急。他极力坚持要我当场立即照此发布命令。以往的经验教训过我，对待自由法国方面提供的来自叙利亚的情报，要小心谨慎，我从其他来源所得到的情报，不能证实贾德鲁将军所讲的情况。我坚持要对自由法国的情报进行核实，然后再采取行动。
我把贾德鲁将军的要求报告了参谋长委员会，他们再次催促我在叙利亚立即采取行动，并说如果我不能提供一支部队，就让自由法国人单独进入叙利亚。我指出，自由法国人没有运输工具，就不能行动，而我又无法提供运输工具，况且，如果没有一些英国的炮兵支援，他们也不愿意出动。我提出我的意见……试图用一支象自由法国分遣队那样装备不好的小部队去发动战斗，是极不明智的。
韦维尔还说，如果参谋长委员会采纳自由法国人的建议而不采纳他的建议，他宁愿被解除指挥权。因此，丘吉尔于21日电告韦维尔：
当前叙利亚的事务决不可妨碍我们在克里特岛战役或西部沙漠取得胜利。……
正如你所清楚表明的，你没有可供发动一次正规的军事行动的实力。……目前所能做到的只能是为参谋长委员会20日的电报中所说的那种武装政治入侵提供最好的机会。
……我们的看法是：如果德国人能运用小小的空军力量、游客和地方叛变而取得叙利亚和伊拉克，那末，我们就决不可畏缩不前，不敢去冒同样的小规模的军事危险，不敢去对付由于失败而可能出现的更加严重的政治危险。
但在这个阶段，贾德鲁于5月20日黄昏时在外约旦…叙利亚边境上的马弗拉克附近会见了叙利亚南线的彻尔克斯骑兵司令科利特中校，从他那里得知自由法国的情报是不正确的，维希在南线的集结并无变化。会见结束时，贾德鲁说：“因此，我必须放弃单独向大马士革进军的想法。我没有英国部队的支援不行。”贾德鲁回到韦维尔那里时发觉，近东战役早已决定了，韦维尔总算能够在25日把他可以实际投入战斗的兵力告知陆军部。
当贾德鲁预定在6月8日盟军从巴勒斯坦越过边界时代表戴高乐宣布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的文告草稿送到英国外交部后。艾登通知贾德鲁，英国政府建议把他们的保证加进法国的宣言里去，他还建议这项保证应该在文告本文内出现。然而，戴高乐回答说，英国政府可以采用任何它认为恰当的方式宣布他们的保证，但他不明白，自由法国承认法国委任统治下的两个国家独立的诺言，为什么需要得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保证。可是拉希德·阿里的叛乱尖锐地提醒英国政府，至少有必要取得阿拉伯各国中有政治头脑的各级人员的消极默许；6月6日丘吉尔给戴高乐的电报中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
我们正在竭尽全力支援自由法国的武装力量，我希望你对此感到满意。我相信你一定会同意，这次行动，乃至我们今后在中东的整个政策，必须体现我们双方和衷共济、同心协力的精神。我们对阿拉伯人的政策必须并行不悖。你知道，我们不想在法兰西帝国中寻求特殊利益，也无意利用法国的悲惨处境从中渔利。
……我同意，我们在解决叙利亚问题时，决不可危及中东局势的稳定。但是在此前提下，我们双方必须尽一切可能满足阿拉伯人的愿望和感情。我确信，你一定会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牢记在心。
……我不得不在这一局势严重的时刻向你请求，不要坚持宣布贾德鲁为叙利亚的高级专员。 戴高乐的答话部分地透露出他们之间意见和看法的分歧： 我将任命贾德鲁为全权总代表。 我们将宣布并尊重近东国家的独立，条件是同它们签订一个庄严地保证法国的权利和特殊利益的条约。 从法国的观点来看，任何可能损害这些权利和利益的政策，都是不好的，也是危险的。
在局势对我们双方都是同样严重的这个时刻，我认真地请你注意这一点，因为这个问题似乎始终没有被充分理解。
你对维希打击越狠，你必须越要表现出对法国的权利和情感的尊重。 贾德鲁的文告也相应地宣布： 我现在宣布废除委任统治，并宣布你们享有自由和独立。因此，你们从此以后就是享有主权和独立的人民。你们的主权和独立地位将由一项条约来保证，这项条约也将规定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但后面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将不允许把法国在近东积几世纪之久的利益交给敌人。”英国人的看法是，这样一种文告，在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的眼中，其本身并无多大价值：一年前法国就已惨遭失败；自由法国运动的人数很少，也不是一个政府；“自由法国”在他们自己的心目中才等同于法兰西；入侵部队的大多数，是英国人指挥下的英国部队。因此英国驻埃及大使受命发表了一个支持贾德鲁文告的声明；为了消除自由法国的疑虑，6月10日丘吉尔声明：
我们对叙利亚或法国领土中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领土企图。我们在这次战争中不为自己谋求殖民地和任何私利。但愿我们的法国朋友中没有一个人会受到德国和维希的无耻宣传的欺骗。恰恰相反，我们将竭尽全力以恢复法兰西的自由、独立和权利。
戴高乐也就设法要抓住这一番话来使它十足兑现，他在6月19日的备忘录中，把它解释为“英国的一项保证，法兰西在近东将保持其权利和利益”。贾德鲁在6月24日被任命为驻近东的总代表和总司令时所接到的戴高乐的指示，反映了他的意图，凡是关系到法国主权的问题，任何英国的干涉都不能容忍。贾德鲁的行动要“不受英国的任何控制”。
因此，甚至在它们发动联合进军之前，显然英国和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