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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身上又极具叛逆性，身边有这样的亲戚做保护伞真算是幸运！表姐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照顾，而是实实在在地保护了我，我今生忘不了她。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在我小学临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这一级学生简直就是放长假，因为宣布了毕业考试是开卷考，所以没人担心升不了初中，我们只是偶尔到学校一趟，升学要再等一学期，于是大家的主要课堂是在家里。九月九日下午，我正在家里复习功课，突然听到院子里闹哄哄地在议论什么，说是四点多要有特别新闻发布，几位老太太嚷嚷着：“台湾要解放了！”院里的几个孩子坐不住了，李荷花跑过来说：“走，咱们到你爸单位去，那儿有电视，顺便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单位，又有几个同学跑来约我，他们的目的都是冲着那台８寸的宝贝电视。我也激动起来，被几个同学簇拥着往父亲单位跑，我们逢人便喊：“台湾要解放了！，一会儿有特别新闻。”到了父亲单位，我们迫不及待地宣布了这条消息，大人们起初半信半疑，可看到我们态度极认真，便找来一部台式收音机打开，等候那振奋人心的消息的发布。
孩子们是耐不住性子的，在我的带领下到办公楼后边玩起了跳房子，但我们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那个能传出广播声的窗口上。那年月，我们的文化生活太单调，多半内容是随和大人的，我们太渴望热闹了，好多年没看到敲锣打鼓上街游行的队伍了，我最爱看扭秧歌和踩高跷了，那扮作白毛女和吴清华的主角们一停下来休息便摘下假发，惹得围看的人捧腹大笑，原来这些样板戏中的女主角们全是大老爷们装扮的，他们把假发放在彩车上，点起一支香烟抽着，样子滑稽死了，象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女特务卡普兰，孩子们是总忍不住跑过去拨弄那些长长短短的假发，那热闹劲儿比过年还美！
我们在办公楼后玩了一个多小时，突然里面传来一阵哀乐声，有个*部眼睛红肿着从我们面前经过，我忙跑上去问：“阿姨，是什么新闻？”她抽泣着说：“*逝世了！”说完便放声痛哭，扒在一棵树身上泣不成声。我们愣住了，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特大的悲事竟被我们当做大喜报传扬出，大家有点发傻，盯着我让我拿主意，我垂头丧气踢着地面：“走吧，回家。”一路上，大伙谁也没说话，周围不断传来哀乐。
*逝世了，中国的天仿佛塌下来了，大街小巷到处响着哀乐，没人高声说话，空气也变得令人窒息，没人敢笑，街上没有疯玩的孩子，人们见面很少对话，都脚步匆匆地走自己的路。傍晚，我问父亲：“*也会死吗？”父亲纠正道：“对伟人要用逝世。”我又问：“不是说*能活一百五十岁吗？”父亲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低吟了一小段《纪念张思德》：“人固有一死，或轻如鸿毛，或重如泰山。”我不再发问了。第二天一大早便有同学来通知我到校，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我顺路叫了几个男生一同到学校，只见操场东侧的土台子被搭成了灵堂，两边摆满了花圈，正墙上悬挂着巨幅的*像，北侧是四个男生站成了一排，南侧是四个民兵持枪站成了一排，他们在为*守灵，学生们只是远远的看着，没人敢靠近，因为那气氛令人望而生畏。广播里通知让各回各班，小头班长和新班主任抱着一大捧白色绉纹纸和一小把细铁丝放在讲台上，老师为大家示范着先做了一朵小白花然后由组长上台领材料，每人做两朵，一朵自己戴上一朵要在祭奠时插上花圈，过了一会，一位女同学抱回一捆黑纱，每人手里拿着一朵白花静坐在教室里等着。不久，大家便排好队来到操场上，随着时起时伏的哀乐，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依序开始祭奠，大约等到十一点左右轮到了我们班，由工宣队肖主任领着经过灵堂献花，等哀乐一停，默哀三分钟，最后三鞠躬，然后撤离。就见姓肖的还要补上一个过程，他走到*像前，双膝跪下，连磕三个响头，**撅得老高，腰间还露出一截烂糟糟的裤腰带，我差点笑出声来，就这样，祭奠结束了。刚一散队，我便跑到李校长的办公室，告诉他肖某不适合带队祭灵，李校长见是我就说：“又是你，快别惹事了。”我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在前面领队不是抓耳挠腮，就是提裤子、擦鼻涕，还跪到地下磕头搞封建迷信，这是对伟大领袖英灵的不恭！”李校长点头沉思着：“噢，你说的有道理，让我核实一下，你先去吧。”结果，第二天领队换成了教务处主任。
全国开追悼大会那天，举国齐哀，天地悲鸣，连阴雨不断，学校接到指示，市民以新城广场为中心，都到市内参加追悼会，我们学校被划分在解放路口，离广场有半里路，街道两旁人山人海，为了表示对伟大领袖的忠诚，学生们一律着白衬衣、兰裤子，时已入秋，又是连阴雨，天气变得渗凉，寒意有增无减，但我们却不得不脱掉刚刚换上的薄毛衣，重新换上了夏装，有的家长偷偷地给孩子在衬衣底下裹上透明的塑料布，而大多数孩子都完全服从指示，在连续不断的喷涕声中临街等了几个小时，当哀乐响起，高音喇叭里传来*的声音时，我已冻得四肢发麻浑身发抖，在默哀那一刻，一片抽泣声，可我怎么也哭不出来，不断地打着哈欠，只盼着追悼会赶快结束。回到家里，我剥去湿透的衣裤，赤条条钻进被窝蒙头大睡，一睁眼，已是第二天上午九点多，我断定自己发烧了，并模模糊糊记得父亲曾给我穿上衣裤连夜带我到中心医院；好象还挨了一针……我爬起来，头有点晕，床头放着几小包药，二姐见我起来了便给我倒了杯水命我喝药，我试着起来出去玩，可腿发软，二姐笑着责备我：“都这样了还想出去疯？！”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年秋天发一次烧，至少扁桃体要发炎。
漫长的冬天到了，我的小学生活即将结束，我的童年也将随之一去不返，而写完我童年时代最后一页是在次年开春领毕业证时。
九、在春风里告别
一九七七年，举国上下最热门的话题是粉碎“*”**集团，中国人民真正的春天终于到来了，普天同庆，我又一次看到了盼望已久的热闹场面，人们走上街头，敲锣打鼓、扭秧歌、踩高跷，广播里播放的大都是*前的文艺节目，主持人不断推出一代老艺术家的姓名，介绍着一系列在*中遭受迫害的作家的经历及新作，那时我第一次听到了王昆的歌声，第一次欣赏到了艾青的诗作……，只要是在*中遭受迫害的名家都会引起我极大的兴趣，那些被打成“反动”作品的东西似乎一夜之间全都翻了身，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相继面世，被称作“四旧”的古典文学名著也重见天日；我开始朦胧地察觉到，这世界应是多彩的，不单单是红色或黑色，缺少了哪一种颜色都会给世界造成缺憾，我从心底里彻底释放了自己真正偏爱的颜色：黄色，不，是所有明亮的颜色！我敢于正式宣告，我热爱夕阳的余辉，我也同样热爱静谧的夜晚的天空悬挂的那一轮明月，我热爱一切美好的东西！
春天的到来，使我蒙生一种少年的冲动，我兴奋、激动，我爱生活，我爱自己的生命！我将脱去沉重的童年的外壳，轻轻松松地步入少年领地，那将是一片崭新的沃土。我从精神上做着准备，并且，我的生活内容已渐渐变得丰富多彩，收音机里播放的不再是那来回循环的八个样板戏；书店里出现了许许多多中外名著，许多“**”堂而皇之地跃然架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古装戏……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同时也为我们这代人的孤陋寡闻而从内心感到悲哀。我们的单纯并不显得幼稚，而是饱蘸了政治教化的墨色，象一张白纸上只是浸染了血色；又象是受伤的鸽子在翅膀上缠着沉重的胶布，即使痊愈也很难飞起，我们单用红与黑这两种颜色“果断”地肯定或否定着别人与自己，红色曾那么令人向往又显得那么沉重，黑色曾那么令人恐惧却又如每个夜晚天天相伴；我们这代人是时代的漠视对象，烈士的身躯是用鲜血染就的，而我们的灵魂却被极端的红色包裹着。
春天的到来，使绿色铺满了大地，使各色鲜花绽放，人们依旧喜欢红色，少女们喜爱鲜红的外衣，怀春少年则喜欢欣赏身着红衣的少女，红色不再作为界定某种事物的专利，而是以它夺目的亮丽加入到色彩绚丽的行列中成为美的使者；我们的五星红旗，在它庄严的氛围中也增添了几分装饰性，它卸去了某些人曾强加给它的过于偏激的内含，使人们更愿意靠近它、热爱它。
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尚未更正过来时，尽管“*”已被粉碎，但在短期内肃清余毒是不大可能的，*的“两个凡是”又无形中给人们注入了左的血液，那些整贯了人的人们又跳出来搞最后的阶级斗争，昨天的右派**，今天又被他们一笔定为“*”的“黑爪牙”，真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们似乎总是立于不败之地，他们总想致人于死地。我记得*曾经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当错误的被打倒，正确的就应该站起来！听说我父亲快要平反了，程雯的父亲便挑唆一帮人对我父亲进行政治审查，并暗中指使人贴标语，指责我父亲是“*”的黑爪牙，他女儿程雯迫不及待地将内容在院里大声朗诵，我忍不住站了出来，大声反驳：“谁在*时候上台谁才是*的狗腿子！污陷好人的时代过去了，狗急了只会跳墙！”她突然骂起了脏话，遭到了大人们的斥责，李妈说：“你个女孩子家，嘴咋这么不干净？一点家教都没有！”她妈出来拉她回去，她仍疯狂地蹦着吼道：“我家都是红圈圈，你家都是黑点点！”她被强拉回去，院里看热闹的大人都向着我，有人气愤的说：“都啥年月了，还红呀黑呀的给人扣帽子！”我象得胜的勇士双手插腰，大声喊着：“告诉你，我爸马上就要平反了！”父亲回来了，他心平气和地看完我和程雯的争吵，然后叫我回家，我对他的意外举动表示惊讶，以往，不管我和谁吵架他都会当众训我一顿，这次却出乎我的意料。程雯的父亲也低着头站在门前，父亲对着我但声音很大地说：“红不红黑不黑不靠一张嘴，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天傍晚，我到同学家复习功课回家较晚，一进家门，只见饭桌上摆了几样好菜，还有一瓶酒，父亲坐在桌前，脸上挂着我从未见过的开心的笑容，这是我自记事起第一次看到父亲笑得如此自然、舒畅，姐姐们也都回来了，母亲的笑容更加灿烂，她高兴地对我说：“你爸平反了！二十多年的党籍也恢复了。”原来，父亲在我未出世前就已是党员了，后来被打成右派时开除了党籍，在历经了二十多个风雨春秋之后的今天，他终于彻底甩掉了那顶几乎压碎他整个精神世界的“右派”黑帽，又重新冠上中*员的红色光环，这是他数十年坚守的信仰，是他终生不移的信念，这艰辛、这代价只有父亲自己才能说得清楚，可他没有过多的叙述，更无任何抱怨，他只是用真诚的微笑抚平了往昔的创痕，并用这淡淡的微笑默许了这个等了二十多年的结果。此刻，我真想跑到程家门前大声呼喊：我父亲平反了！我父亲是党员！
自从参加了小学毕业考试后，我就不再到学校去了，安心地在家等候通知。次年清明过后，人们已渐渐脱去毛衣，轻松着装，春末的风吹得人身子懒懒的，如大梦初醒，但心中又有一种莫名的潮湿感刺激着神经，使人兴奋不已，从未有过的少年的情怀蒙动着，令人茫然、复杂、矛盾、梦幻般地坐卧不宁。上学时觉得累，总盼着假期，一但休息稍稍长了点，又觉得少了点什么。整整的等了一个学期，再开学就要步入陌生的校门成为中学生，想到这儿，心里又有一丝对小学的依恋之情。终于有一天有位女同学来家通知，让第二天上午到校照毕业照，领中学入学通知，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生怕第二天去晚了，但等到一睁开眼，已经是九点多了，晚了，通知是九点开始照毕业照，我连忙爬起，胡乱整理了一下，拿起了红领巾犹豫了一下又放下了，然后匆匆往学校走去。
我来到操场上，只剩下最后一个班在排队照像，有女同学告诉我：“你们班早都照完了，你快到办公室领通知书去吧！“我匆忙来到办公室，最后一任班主任抱怨道：“你怎么才来？你的通知书让李荷花捎回去了，你们统一升入市八十八中了，以后没事常来看看老师，记住这是你的母校呵！”最后一句话触动了我，五年的时光，我的整个童年几乎都在这里完成，也许我往后记起它只是因为它是我的母校，究竟会因为什么而想起呢？是从那次停课？还是那次审讯？……这里给我留下了不少美好的记忆，更在我曾经幼小的心灵中烙上了永久的伤痕。诚然，只是回忆过去是懦夫，而回忆过去的痛苦却能医治健忘。当一个人发现自己能够一次次地从痛苦、苦恼和艰辛中走出并能坦然的再一次面对它们，你会肯定自己的坚强的；当你成年之后，又会觉得它们曾或多或少地塑造了你的个性，使你敢于面对残酷的现实，不管你出众与否，成功与否，你的经历中都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它绝不平淡和乏味，有时还会令你感激它，因为看到过去，你总想活的一天比一天好。我的童年时代，想起来是那么平淡无奇，正如我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单调、无味，历史也绝不会为它重彩一笔的，我得承认上辈人为我们做的总结：比上不足，比下无余。凭心而论我也绝不希望我的孩子再坠入那种令人发怵的“政治”氛围中，我们的下一代需要正规的学习、严格的纪律约束、科学的思想教化以及向前发展的理想。
就要告别母校了，我最想见的是刘汉老师，我想再和他说说心里话，但可惜的是他回老家探亲去了，我颇感失望地往回走，当我走出校门没多远时，身后响起了锣鼓声，几位老师带着学生在校门口站成两排，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呼着口号：“热烈欢送工宣队！热烈欢送民兵小分队！”就见更多的学生和老师簇拥着整好装、拿着行李的工宣队和民兵小分队成员走出了校门，李校长和唐队长边握着手边往前走，后面跟着那位曾“领导”过我们的肖主任。我被人流拥挤到了路旁的小土堆上，身旁是一棵枝新叶绿的小白杨树，晚春的和风把口号声挥洒的满天都是，我身旁的小树也似乎被这热烈的气氛所感染，它迎风起舞挥动着枝叶，我腹视着由北向南的人流，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我曾对班里的同学说过：“民兵小分队早晚要离校！”眼前这一切是早呢还是晚？也许是上天的安排，我的目光再一次和肖某的目光相撞，这个曾“审讯”过我的“老师”竟用恶狠狠的目光瞪着我，仿佛是我把他赶出学校的，这种目光我见多了，也从未被吓倒过，我一反常态地随着师生们一起振臂高呼欢送口号，并把最灿烂的微笑投给肖某，直到他无奈地转过头去。工宣队和民兵小分队的队伍终于消失在他们来时的方向，我坚信，他们再也不会回来，正如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
盛顺丰
一九九七年六月初稿于西安西门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稿于西安同地
二００四年二月三稿于西安市内二００五年四月四稿于西安市内
注：（约２６２００字）
别了，我的费厄泼赖——即兴给曾整我的贪官及其喽啰
别了，我的费厄泼赖
——即兴给曾整我的贪官及其喽啰
他不喜穿鞋
你甘做拖把
他随地大便
你便做痰盂
他做搭桥手术
你便犯心绞痛
他恨我从不惧怕威胁
你又来碰壁自讨没趣
你呀
你这肮脏的病猫！
抓不了老鼠却想咬人
今天剃掉你的髭须
剪掉你的病爪！
别了，我的费厄泼赖
（即兴于西安市区盛顺丰）
好友京海（旧篇整理）
好友京海（旧篇整理）
【注：京海，在本人另一篇小说《鬼在哪里？》中，是一个较多出现的人物，因为，他是真实存在的……】
京海，是我儿时的朋友，一个比我还顽皮的农村男孩，他比我大一岁。起初，他不太乐意和我玩，因为我是“城里人”，但姑妈是他的干娘，“母命”难为，便“被迫”接受我这个朋友，况且我总是哥不离口，相处几天后，二人已是形影不离了，因为彼此顽皮相当，可谓“臭味相投”。不久，村里人见了我们都摇头：“又多了个活宝！”
如今，我们都已是四十出头的人了，失去联络也有二十多年了，惟有的，便是在我记忆中封存的儿时那无忧无虑的日子。
最后一次相处，是我小学毕业后的那个暑假。那天下午，二人牵着自家的小羊，赤脚来到一片荒草坡地，插好羊橛，斜坡而坐，背对夕阳，二人的情绪一直都很低落，坐了好久他才开口：“你恐怕以后不会来了吧？”我说：“会来，只要一放暑假”。他摇着头说：“你就要上中学了，恐怕没时间来了”结果，被他言中了，我再也没去，正如我的童年，再也没有回来。
认识我之前，他是村里有名的小坏蛋，人见人躲；认识我不久，他变得有礼貌了，见人主动打招呼，曾一度获得村人的“好评”；但后来，村里人“认识”了我，头摇得比先前更厉害了，二娘对姑妈说：“你家这个城里娃，比京海还野，简直是个活阎王！”于是，村里的恶作剧变本加厉，“内容”也更加“丰富”了。无奈中，慈爱的姑父不得不板起脸给我上了一堂严肃的“政治”课，因为他每天上工时，总在田头接受村人对我的诉状，而且状状不同，姑父曾是个军人，当年曾是威风凛凛的骑兵团长，为了家乡这一亩三分地才舍官丢业返乡种田，由于有文化且人品极好，便被村里人推举为会计，他打得一手好算盘，记工分、分粮从不出差错，所以威信极高，村里人从不说他个不字，也正是因为如此，村里人才碍于面子从不当面“收拾”我。受到团长严厉的批评后，我便收敛了许多，白天村里安宁多了，鸡不飞、狗不跳，四哥家的猫又敢出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