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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党纲的第一个稿本已经遗失了。历史上一些久已失传的重要文献一旦被发现，那是令人感到多么喜悦和振奋啊！一九六八年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汉堡国家与大学图书馆手稿部的卷档中，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一大代表、同盟汉堡支部负责人马滕斯的遗物里发现了五份同盟一大的文件，其中就包括《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这份珍贵的文献，这真是可喜的发现！这是一份石印的德文文件，从影印件来看可以判定那是恩格斯的笔迹。有人认为恩格斯就是这个文献的作者，有人认为恩格斯只是作者之一。不管怎样，恩格斯负责执笔起草这个文献或者说这个文献出于恩格斯的手笔，则是可以肯定的。这个文献收入一九六九年汉堡豪斯韦德尔书店出版的贝尔特·安德烈亚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建文献汇编》一书，不久这个文献即被译成俄文、法文、英文等文字。一九七六年中共中央党校外文资料编译室译印了这个文献；一九七七年《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五期发表了王先恒同志的译文。即将出版的中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收入了本文。
把《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这三个党纲稿本（以下简称《信条》、《原理》、《宣言》）对照起来学习和研究，是很有教益、很有意义的。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革命导师为制定严整、精确的纲领真是锲而不舍，呕心沥血，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信条》这个名词包含有宗教的味道，后来改名为《原理》，最后决定用《宣言》作为党纲的名称就最为合适了。
《信条》约有三千五百字，《原理》增加到约一万二千字，而作为“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的《宣言》全文约达三万字。
《信条》分为二十二个问题，《原理》对这些问题作了增删和归并，扩充为二十四个问题。《原理》采用了《信条》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并作了重要的补充；后来《宣言》又作了更详尽的阐述。例如，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当采取的过渡性措施，在《信条》第18个问题中只提出了“使所有儿童享受国家公费教育”等三项；在《原理》中就增加到十二项，其中进而提出了“把教育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②的创见。而在《宣言》中又进一步提炼为十项措施，在教育方面全面概括为“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③
最为难得可贵的是《信条》中保留了《原理》中所缺少的三个问题的答案。《原理》中有三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第九个问题：无产者和手工业者有什么区别？”编者在脚注中写道：“在恩格斯的手稿中，以下是空白，没有第九个问题的答案。”“第二十二个问题：共产主义组织将怎样对待现有的各民族？”“第二十三个问题：共产主义组织将怎样对待现有的各宗教？”对民族和宗教这两个重要的问题，《原理》中仅写着：“保留原案。”原案到底是什么，由于过去没有找到党纲的第一个稿本，所以一直不知究竟。长期以来，广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为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暂付阙如而感到非常遗憾！现在恰好在《信条》中都找到了回答，这就弥补了《原理》中的空白，真是喜出望外！关于无产者和手工业者有什么区别？在《信条》第十二个问题中是这样回答的：“手工业者的目的是为自己挣得资本，并以此来剥削其他工人。”当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时候，“手工业者往往还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当资本主义竞争非常盛行时，“这种前景就消失了，手工业者日益变成无产者。”“因而手工业者获得解放的途径，要么是变成为资产者，或通常说的进入中间阶层，要么是由于竞争变成为无产者（这是现在经常发生的情况）并参加无产阶级的运动，即多少是自觉的共产主义运动。”这就指明了手工业者的过渡性及其成为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可能性。关于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信条》指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随着私有制度的消灭，民族必然融合在一起，宗教要归于消亡。
许多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虽然后来在《原理》和《宣言》中作了更充分的论述，但是在《信条》中保存了更精炼的概括，这对于我们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有帮助的。例如，《信条》把共产主义者的目标简明地概括为“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充分自由地发展和发挥其全部才能和力量，但并不因此而损害这个社会的基础。”这就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指明了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关于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信条》是这样表达的：“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有产阶级的暴力镇压，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以暴力促成革命。”这个回答真是言简意赅。
《信条》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文献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概念。它指的是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起到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为止这个时期。大家知道，后来马克思是到一八七五年才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详细论述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与《原理》作比较，有些问题在《信条》中是从不同角度来回答的，这也给我们以新的启发。例如，关于为什么不能一下子就废除私有制这个问题，《原理》是从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才能废除私有制的角度分析的，而《信条》则是从必须提高群众觉悟这个角度着眼的。“群众的发展是不会按照命令行事的。它受到群众所处环境的发展的制约，因而是逐步前进的”（指废除私有制这件事）。这样既从物质条件又从思想条件两方面来理解为什么不能一下子废除私有制问题，岂不是更全面吗？
《信条》中有一些表述不精确之处，后来得到改正。例如，《信条》中有九处提出共产主义者要实现“财产公有”。“财产公有”这原是早期空想共产主义者使用的一个概念，含意相当模糊。“财产”是法律概念，它究竟指的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公有”究竟指的是什么范围？是“社有”、“村有”、“市有”或“国有”？况且“公有”也是有阶级性的。封建地主阶级不是搞过什么祠堂、家族的“公田”吗？资产阶级不是也搞过国有化吗？在《原理》中虽然还使用过一次“财产公有”，但同时又提出由社会“共同使用全部生产资料”的明确要求。在《宣言》中进一步的提法是“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在一八五○年马克思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更明确地概括为“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的简明公式。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这是“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这样，这里就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和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④这个提法的变化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随着实践逐步精确完善、不断丰富发展的。
总之，《信条》的发现，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都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珍贵的文献值得我们认真深入地学习。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2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0页。
③ 同上书，第27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3—594页。
高放
《中国哲学》创刊
新创刊的学术集刊《中国哲学》将在三联书店出版。《中国哲学》发表的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它还探讨方法论的问题，刊布有关资料和回忆录。文章不限长短，不拘形式；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
《中国哲学》第一辑首次发表一九三八年毛主席给艾思奇的一封信和读艾著《哲学与生活》的摘录。这珍贵的文献说明毛主席对哲学研究的重视和我们党的自由讨论的优良传统。这一辑还刊载了郭化若回忆延安时期毛主席关心哲学问题的文章。
这一辑的论著有范文澜遗著《中国经学史的演变》、顾颉刚的《“圣”“贤”观念和字义的演变》、方克立的《“知之非艰，行之唯艰”——中国古代朴素的知行观》、张岱年的《论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童书业遗著《韩非子思想研 究》、庞朴的《名教与自然之辩的辩证发展》、楼宇烈的《郭象哲学思想剖析》、邓艾民的《论朱熹形而上学的“格物”说》、包遵信的《陆九渊哲学思想批判》、巩绍英遗著《从唐朝中叶以前的反佛教斗争谈到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道路》、金春峰的《中国无神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以及陈金生的《的编纂和刊印》、崔文印的《今传真伪考》。
在资料方面，这一辑有：王阳明给周冲的信五封、胡适钱玄同论学的信十二封、梁漱溟的《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杨天石的《“社会主义讲习会”资料》和李其驹、陶德麟等的《李达一九四九年前理论活动和著作编年》。
译余偶拾
川剧《拉郎配》的故事来源
川剧《拉郎配》是一个大家都熟知的有趣故事，故事讲过去有皇帝要选一些宫女，弄得有待嫁的女儿的人家都非常紧张，只好临时拉夫，免得女儿被皇帝的使臣抓走。这好象是一个民间文人杜撰的讽刺故事；实际上这个故事实有所本；虽来源于民间传说，但是看来倒是根据历史事实的。田艺蘅的《留青日札》卷二有这样一段记载：“隆庆二年正月初八九日，民间讹言朝廷点选秀女。一富家偶雇一锡工在家造器，至夜半，有女不得其配，又不敢出门择人，乃呼锡工曰：‘急起，急起，可成亲也’。锡工睡梦中茫然无知，及起而摹搓两眼，则堂前灯烛辉煌，主翁之女已艳妆待聘矣。”这里把事情发生的时间说得如此清楚，是公元一五六八年明穆宗隆庆二年初，可见并非望壁虚构。《拉郎配》的故事当即根据这一个民间传说编写的。
含羞草是何时进入中国的
清嘉庆年间胡敬所撰写的《国朝院画录》里，在关于郎世宁一条下，引了“乾隆癸酉御题知时草诗序”，原文如下：“西洋有草，名僧见底斡，译汉音为知时也，其贡使携种以至，历夏秋而荣，在京西洋诸臣因以进焉。以手抚之则眠，逾刻而起，花叶皆然，其眠起之候，在午前为时五分，午后为时十分，辄以成诗，用备群芳一种。”
这里所说的“僧见底斡”当然是意大利文sensitivo的音译，所谓“知时草”也就是今天我们知道的含羞草。看来含羞草被带进中国是在十八世纪中叶，因为乾隆御题诗是在公元一七五三年，含羞草进入我国也应该是前此不久的事。乾隆虽是个封建皇帝，但还有些科学头脑，观察事物也很仔细；含羞草早晚眠起时间不同，“在午前为时五分，午后为时十分”，这方面他都注意到的。
乾隆甲午御咏额摩鸟诗
《国朝院画录》又提到乾隆所写有关额摩鸟的一首诗后的按语，原文详细描写了这种鸟的形状，观察十分细致，因原文太长，这里只引前面一段：“西洋人所记额摩鸟图说云，额摩鸟古今图籍未载，西洋旧无此种，于其国一千五百九十七年，当明万历二十五年丁酉，红毛国人始得自嘎拉巴海岛，携来西洋，云即彼国亦罕觏也，后六年，红毛国人复于嘎拉巴得二鸟，皆不能蓄。当朝康熙十年辛亥，有胜老楞佐海岛头目，自印度国估舶购得，献之佛朗机亚国王，畜之四年死，国王命工详图其状……”下面在描写这种鸟的形状后，又说，“此鸟在嘎拉巴名额摩，在佛朗机名格素尔”，这所描写的当然就是产于印度洋一带的食火鸡（casuaris）。这段记载说明是在公元一五九七年荷兰人才从印尼的苏拉威西岛得到这种鸟。苏拉威西岛原名Celebes或Kalabat，这里的嘎拉巴即其译音。后来到了康熙十年即一六七一年，又有马达加斯加岛人买到这种鸟，送给欧洲人。这里的胜老楞佐海岛是San Laurenzo的译音，这也就是马达加斯加的旧名。这段记载详细地说明了印度洋的食火鸡是怎样从东方传到欧洲去的。
明代记载中的罗马史诗传说
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里关于吕宋（菲律宾）部分有一段关于西班牙人如何侵占该地的记载：“有佛朗机者，自称干系蜡国，从大西来，亦与吕宋互市，酋私相语曰，彼可取而代也，因上黄金，为吕宋王寿，乞地如牛皮大，盖屋，王信而许之，佛朗机乃取牛皮，翦而相续之，以为四围，乞地称是，王难之，然重失信远夷，竟予地，月征税如所部法，佛朗机既得地，筑城营室，列铳置刀盾甚具，久之，围吕宋，杀其王，逐其民入山，而吕宋遂为佛朗机有矣。”这一段里关于西班牙人如何施展巧计，先说要一张牛皮大的一块小地，然后把一张牛皮剪成细条，围起一大片地方，在那里筑起城堡的这个故事是很有趣的。这个故事首先出现在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ius）的史诗《埃尼阿纪（Aeneid）》里；这部史诗共十二卷，叙述从特罗（Troy）城逃出的英雄埃尼阿（Aene－as）如何到了意大利，重建城邦（Lavinium），这就是后日罗马的起源。手头没有原书，只记得这个用牛皮围地的故事是在史诗的后半，即在埃尼阿与当地英雄突尔努斯（Turnus）发生冲突之时。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熟悉这段古罗马史诗里的故事是不足为奇的，维吉尔也是家喻户晓的古代诗人；也许西班牙殖民者初来菲律宾时，确实重复使用了这个计策来骗当地人，但更可能是并无此事，他们不过在后来的当地传说里引用了维吉尔的史诗里的故事而已。
明代记载中的西班牙斗牛风俗
在张燮的《东西洋考》里同一条下，还提到在吕宋的西班牙人的斗牛风俗，也有些趣味：“先是吕宋国王兄弟，勇甚，既为佛朗机所戕，辄祟于国，国人每值死日，夷僧为牛厌之，牛者，栅木为场，置牛数十头于中，环射之，牛叫掷死，以此逐鬼云。”我们知道斗牛的风俗起源很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就有人斗牛的表演。在西班牙斗牛的风俗至少可以远到十一世纪，所以这里所说，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斗牛是因为他们杀了吕宋国王兄弟，才用斗牛方式来驱鬼，显然是弄错了。这里所说的，把几十头牛放 在一起杀掉，也与真正斗牛做法不同，不过虽然传闻在细节上有误，当时西班牙人把斗牛的习俗带到了菲律宾，这一点还是很可能的。
欧洲十四行诗的起源问题
西方有不少学者研究十四行诗的起源问题，结论都是说弄不清楚；一般定论都说最早的欧洲十四行诗发现在意大利。公元十三世纪有一位西西里岛的诗人披埃洛·德勒·维奈（Piero delleVigne），他死在公元一二四九年；他写的十四行诗是至今所知欧洲最早的；此后又有意大利的诗人阿瑞索（Arezzo）的贵同尼（Gui－ttone），他死在公元一二九四年，才定下规矩，即每首诗必须由一个八行诗组（octave）和一个六行诗组（sestet）合成，前面的八行又可分为两个四行诗组（quatrain），但在前八行和后六行之间，音乐上一般要有个顿挫。十四行诗后来传到法国和英国等地；英国后来流行的十四行诗是一个变体，每首诗由三个四行诗组和末尾同韵的两行合成；这些在这里就不必细说了。这里有趣的是，为什么十四行诗这种诗体要首先在十三世纪的意大利出现？当时西欧文化还远比近东一带文化落后，很多东西都是从近东的东罗马和大食文化传过去的。十四行诗这种诗体在希腊诗里找不到，会不会是从大食即阿拉伯人那里传过去的呢？当时大食势力在地中海非常强大，西西里岛就曾经在大食人统制之下，所以如果意大利诗人是从大食人留下的歌谣学到这种诗体，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反问：为什么正在受到近东文化影响的意大利诗人自己不能创造一种新诗体呢？而且在古代阿拉伯诗歌中不是至今也还没有人发现十四行诗这种歌谣形式吗？这个反驳是有力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大食帝国的另一边，就是说在东方的中国，我们也发现了更早的十四行诗，那样这件事又如何解释呢？
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所写的一首诗《花间一壶酒》，我们是很熟习的；这首诗就是一首很完整的十四行诗：开头是一个八行诗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用的是一个韵。然后是一个间隔，下面是一个六行诗组：“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用的是另一个尾韵。前面的八行诗组又可以分为两个四行诗组。这和意大利的十四行诗规律都是完全符合的。当然李白的诗集里还有别的十四行诗，如古风里嘲鲁儒和秦始皇的那两首，但《花间一壶酒》是最典型的一首。
李白的时代比起十三世纪的意大利诗人要早好几百年，但这整个时代都是大食帝国兴盛的时代；大食人所建立的庞大帝国和共同文化在东方与唐帝国接壤，在西方则靠近地中海的西欧国家，尤其是意大利。我们当然不能肯定十四行诗这种歌谣形式是从我国经过阿拉伯人传到西方去的，但是至少这是一个有趣的假设。今天世界上研究中古时代大食人文学诗歌的学者还不多，许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