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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这次展览比较突出的成绩，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一般化的老框框——如“四人帮”时只许用红不许用黑之类的形而上学和清规戒律，有所冲击有所突破，显示出敢于创新的生气；一是凡较好的书面装帧都开始注意到整体设计，即不但有好看的封面，还要设计好书脊，而不是一上了书架就都成为一排白纸黑字，还有翻开封面封底的环衬，前面的扉页，插页，里面的版式编排，字型大小，以及插图、题头花，如果是精装本还要有硬纸书套（函）、护封或腰带，所有这些设计都应为体现书的内容成为和谐统一的整体。
在展出的精装书中，比较完美的设计都照顾到了以上各方面。如《英汉计算技术辞典》（人民邮电出版社，王卓倩设计）护封用深淡接近的乳黄色条纹作底，中腰压上黑、金两条带，里面是米色布面，形成庄重堂皇而又明快的设计。另一本红色布面上长方块黑底题头烫金字，淡黄加宽金带的护封，用作《资本论》（特装本，人民出版社，张慈中设计）的设计是恰到好处的。《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钱月华设计）也是构思巧妙简洁完整的设计，副题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在整个封面白底上用“之”字形红线勾出曲折道路伸向远方的简单图案，中间是朱德同志骑在马上的剪影照片铜版，黑色题字，封底也是白底红色“之”字形曲线，只用两套颜色解决了立意、造型、设色的全部需要；翻开封面封底的环衬用的是黄镇同志《长征画册》中的一幅画翻制阴文版（好就好在翻成阴文版），既给人以回忆革命道路的气氛，又有装饰效果。此外如《新中国出土文物》（外文出版社，李士设计）、《中国历代绘画》（人民美术出版社，曹辛之、曹洁设计）、《敦煌彩塑》（文物出版社，仇德虎设计）、《红楼梦》（外文出版社，吴寿松设计）等等都是在装帧设计和印刷装订上达到一定水平的。
上面提到的科技方面的书本来是最难搞出什么名堂的，一般不是搞成繁琐的图解就是光板一条字。这次展览中一走进科技书馆，就有好多本书跳出来吸引我的注意。《示波器原理与检修》是在一块方的黑底上用红、绿、紫三色组成示波器原理的图案，上面是红黑两色的题头和出版单位，无论字型、大小、位置都运筹合度，虽是薄薄的三十二开平装本，也使人觉得富丽可观。《微波通讯》用微波天线的发射原理组成扇形和弓形图案。较大开本的《LC滤波器和螺旋滤波器的设计》则是选取国家规定的滤波器符号和滤波器频率特性曲线来组成图案，并用对比而又谐和的三种中间色重复三组交借叠印，形成节奏韵律感，它就不仅是科学内容的说明，而且是优美的装饰艺术。（以上三本都是人民邮电出版社王卓倩设计）又如《稀土》（冶金工业出版社，王耀忠设计）把十七种原素的缩写字母放在十七个小方格里，用不同的色彩组成图案，还要考虑到书名题头和这十七个小方块的编排、构图位置和虚实关系，技术上还要解决用少数套版经过叠印形成多种色彩效果的问题，是难度较大而又达到较好效果的设计。还有一本不能不提到的小书《邮票设计印刷工艺》只用棕色边和棕黑两色的标记图案
形成简单朴素、大方美观的封面设计，里面的版式编排也是考究的。
所有这些好的设计都不是轻易能达到的，都经过设计者的艰苦构思，学习和理解书的大致内容，广泛的搜集表现资料，以及反复试稿的过程。而且完成了设计稿以后，要实现出来印成一本书，还要经过不怕麻烦的劳动。以上所举几本书的卓越的设计者我虽并不相识，但听说他们就是这样工作的，为每一本书都要亲自下厂，和工人同志一起研究切磋，配色配料，排版校对，才做出这样的成绩。
文学书和儿童读物中也有不少好的设计，如《外国文艺》（上海译文出版社，任意设计）丛书的封面是很巧妙的利用“外国”和“文艺”两词的第一个拉丁字母“W”组成上下相连的一组图案，每期变换不同的颜色。如果求全还可指出小小缺点，就是“外国文艺”四个中文字型如果用方体，就和整个图案和拉丁字数目字体更谐和统一了。目前许多文艺刊物每年都换封面，我希望象这样能抓住这个刊物特点的好设计永远不要改换，保持它的作为标记性的风格。此外如《黑潮》、《寥寥集》、《北方》、《艺海拾贝》、《姑苏春》，连环画册《三打白骨精》、《小灵通漫游未来》等都是较好的。但总的说来文艺书应更容易发挥设计的艺术效果，就这次展览的成绩比较起来，无论在质量或数量方面，在大胆创新和民族特色方面，文艺书都不算是很突出的。
说到民族特色，顺便一提，除开一些古籍的再版纯粹用中国线装形式外，有些企图体现民族形式的新书也常用画出来的线装或古锦之类的设计，当然其中也可能有好的，但有些设计者比较狭隘的理解民族形式，其实现代的民族风格可以广泛地吸取传统艺术的精华和中国现代生活中的素材，这里就不详论了。
有人认为目前纸张印刷都还紧张，只要能把书印出来就行，装帧设计差也照样有人买，这种说法对改进出版工作是十分有害的。书籍装帧不但反映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也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艺术水平。现代化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书籍装帧也应是实现四化的具体项目之一。我们不能等到完全实现四化以后有了充分的好纸和现代化的印刷装订才讲究设计，实际上是，就现有的物质技术条件在一般不重视这方面的书刊设计上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发挥。展览会展出的一些已大量发行的优秀设计的书，就是我们现有物质技术条件可能达到的水平的最好证明。
自然我们不需要过多的精装书。虽然精贵材料会有较好效果，但并非好的设计都需要精贵材料。相反，一本普通纸张两套颜色的平装书可以成为完美的设计，而不适当的用过多繁琐装饰五六套颜色还加上亮晃晃的电化铝烫金（甚至一本书上同时又用金又用银）却是很失败的设计。目前确实流行用金过多，有人挖苦的说，不适当的用金就象四十年前的纨子弟为了显示豪华而镶上大金牙一样，用金过多只能说明设计者的技穷和领导思想的盲目追求豪华而已。有些普及的书设计并不坏，却也多余的用一套金，反而难看。又如有一本《二七罢工斗争史话》封面，靠书脊的左边是红黑两色的一把火炬，靠下边横排一行书题字，这行字如果是黑色的就正好轻重平衡，成为很好的设计，但偏偏却用了金色，在白纸上既不显著，又使边边上的火炬孤立地失去呼应的平衡，还白白浪费多印一套颜色。
这次展览的主办单位国家出版局和中国美协还根据广大观众投票意见和专家意见举办评奖，评奖的结果不止是对优秀设计者的表扬，也体现了提倡什么，发展什么。这次展览和评奖无疑对书籍装帧工作是有效的促进，因此说展览会的举行是非常及时非常成功的。
四月六日
郁风
关于读书种种（一）
漫画
华君武
漫话三十年代书籍广告
我国的现代出版事业，在三十年代可说达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阶段。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虽有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文化围剿，但是进步文化蓬勃发展，其威力之大，使一切反动文化为之黯然失色。特别在上海，形成了进步文化的中心，出版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鼓吹抗日救国的书刊。出版社、书店为了争取读者，扩大影响和销路，都很注意利用广告这个宣传工具，因此书籍广告，也呈现一派兴旺景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界的斗争。
那时，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总店设在南京，上海的分店门面也很大，但出的书反动落后、腐朽陈旧，很少有人问津。它虽然在《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几个大报上，登有定期的新书广告，但广告文字拙劣，编排单调，很少引人注目。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以它们的历史悠久和资力雄厚，而名噪于出版界。它们不论在编辑、印制和发行各方面，都有一整套传统办法和丰富经验。它们有时虽也显得行动笨重，老气横秋，但也不时振作一番，有所创新，使人刮目相看。
商务的“每日一书”，尽管所出的书，质量高低好坏不一，却也是出版史上很有气派的创举。它在几个大报上，每天都有固定的广告地位。格式是一个长栏，上面三分之一地位是“每日一书”，有内容介绍，文字简练；下面三分之二地位则是每周重版书书目，没有文字介绍。“每日一书”在一定时间内发售特价，这也是招徕读者购买的一个方法。
有些以做生意赚钱为目的的小书店，为了牟取暴利，也在广告上大做文章，耸人视听。它们的书籍广告，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如有一个卿云图书公司，有一次忽然在所有大报的头版，以显著地位由某某“大律师”代表登出启事，声明将要出版所谓“真本金瓶梅”，发售预约；并写明倘若有人指出这不是“真本”，或加以翻印，就要由这位“大律师”代表提出诉讼云云。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删节本，骗骗人罢了，可是不明真相的读者见它说得煞有介事，就容易上当了。这和上海滩上“卖假药”的勾当是同一个性质，象这类骗人的书籍广告，为数还是不少的。
三十年代的出版界，真正把书籍广告当作一件严肃的工作来做，成为沟通读者与书籍之间的桥梁，那是以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即今天三联书店的前身）为代表的进步出版业。
这三个出版社，一般都在本社出版的各种杂志和书籍上刊登广告。杂志上的广告，大抵放在里封、底封，以及前后的衬页；书籍上的广告，大抵放在底封的衬页。每种广告大都由同类性质的书籍，合成一组，这样既可以加强读者对同类出版物的印象，也可以便于读者综合选购。这些广告的特点是：内容严肃，文字生动，形式活泼。每种广告，可以看出无不经过精心设计，大小搭配，重点突出，美观醒目，雅俗共赏，有的还配以适当插图，使得图文并茂，本身就足以成为一件艺术作品。这些广告的作者和设计者，虽是无名英雄，但却是杰出的书籍广告专业人才，开创了一代的书籍广告新风，应该向他们致敬。
这里试举几个例子。
先看《青年自学丛书》的广告。这套丛书的广告，采用两种编排形式：初出版时用综合的形式，主要是介绍丛书的出版宗旨和一、二辑的书目。以后每逢丛书中的新书出版，则用重点介绍的形式，下面开列已出各书目录。如有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禁售的书，书名仍然照开，但在书名下用小号字标出“禁售”二字。比如有一次这套丛书的广告就是这样设计的：上面是两种新书（钱亦石《产业革命讲话》、胡仲持《关于报纸的基本知识》），下面是已出各书目录，但在钱亦石《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钱俊瑞《怎样研究中国经济》、汉夫《政治常识讲话》和平心《社会科学研究法》四本书名下，印上了“禁售”字样。读者一看就清楚，国民党反动统治是如何害怕真理的传播，实施法西斯文化专制。这种形式的广告，事实上是在向国民党反动派提抗议，，然而表面上又是服从你国民党政府的“禁令”，使它无所借口；但是通过这样的广告安排，这些书在读者中的声誉就更高了。在这种场合，广告也成了战斗的武器。
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广告的编写与设计，也是极见匠心的。整个广告的版面，左上角是全书缩印，右侧是通栏锌版书名，书名上是一条横题“现代中国的总面目”，下面是“茅盾主编”四个黑体字。版面的中心是内容介绍，又分成三种字体与形式，用长仿宋体四条：“这里有富有者的荒淫与享乐，饥饿线上挣扎的大众，献身民族革命的志士，女性的被压迫与摧残。”用方仿宋体的也是四条：“落后阶层的麻木，宗教迷信的猖獗，公务人员的腐化，土豪劣绅的横暴。”最下面是用六号老宋体的一小方块说明：“从本书十八编中所收的五百篇文章里面，可以看出现中国一日的或不仅限于此一日的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成的一个总面目”。这篇广告的文字，确实是做到了精练有力，深刻地概括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面的旧中国的面貌。这也证明当时进步出版界的书籍广告，不单纯为了“做生意”（当然这也是需要的），而是配合进步书籍的出版，起到了战斗的作用。
书籍广告，不仅内容文字要写得好，还必须讲究编排设计的新颖活泼。有些人认为这种技巧问题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开列一篇书目，顶多加点介绍就行了，谁都能做。这完全错了。看看三十年代的书籍广告，就知道当时是多么重视编排设计的技巧。有一套《妇女生活丛书》，出了四本书，登了两次广告，设计就各有不同。一次是以《新妇女论》和《妇女社会科学常识读本》为重点，版面上端用了一幅插图：一个精疲力竭的妇女拖着沉重的铁链，链端是三个大铁球，铁球上分别写着“无权利”、“厨房”、“迷信”的字样；妇女身边还有一个瘦小赤脚的孩子。另一次是以《在德国女牢中》为重点，书名上端就改用了一个青年妇女关在铁窗中的插图。同样的四本书，而广告却采用了不同的形式，选配的插图也各具特点，鲜明地表达了妇女所遭遇的苦难和迫害。技巧也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
为文学作品做广告，要有文学意味和文学笔调，不能只是一般的内容介绍。鲁迅为《海上述林》、《铁流》、《死魂灵》和《八月的乡村》等书所写的广告，是大家都知道的，一看就知出自大家手笔，因此脍炙人口，传诵一时。《世界文库》出了不少文学名著译本，广告也做得很精彩，例如《俄国短篇小说集》的广告：“这里有不可挽救的精神的忏悔，有为残酷的生活所鞭挞的沉痛的哀诉；这里，可以使人领味到一种悱恻的诗意，同时也可以使人在深沉的愁郁中，感到要推破这黑暗世界的冲动。总之，这是一本把革命前俄国各阶层的人们的生活、心情、幻灭和希望，都充分地表现出来了的杰作选集。”又如《小鬼》的广告：“梭罗古勃是一个诗人，他的小说也是充满了诗的趣味的。《小鬼》对于他那时代是描写得如何的深刻呵。他虽不多写长篇，而这一个长篇却是不朽的；格调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杜斯退夫斯基们不同，而其精神却依旧是彻头彻尾的俄国的。”应该说，这些已经不是广告，而是出色的文学短论了。在三十年代写得这样好的广告文字，还可以举出许多来，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三十年代的书籍广告，是丰富多彩的，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对当时读者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许多广告至今使人印象犹深。今天出版界的同志们，不少是三十年代的过来人，但是更多的是解放后参加出版工作的，三十年代的书籍广告对他们来说，也还可以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如果作为出版史料或文献，集印出来，是很有意义的一件工作。
辛雨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稿本
《共产党宣言》可以说是第一部十分完备的、百读不厌的、千古不朽的、武装了亿万革命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起草这个文献时，马克思是二十九岁、恩格斯是二十七岁，当时他们是风华正茂、志同道合的革命青年。他们在参加阶级斗争、工人运动和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于一八四三—— 一八四四年不约而同地开始提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新世界观。从这时起，他们就力图创建共产主义政党，以便把革命理论与西欧的工人运动实际相结合，用以指导革命实践。一八四七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一八四八年二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就是这个党的纲领。这个纲领是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精心构思、反复磋商、千锤百炼、三稿定本的。
党纲的第一个稿本是在一八四七年六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这次大会于六月二日至九日在伦敦召开。马克思因经济拮据，未能到会。恩格斯作为巴黎支部的代表亲自出席。大会的任务就是制定共产主义政党的纲领和章程，选举中央委员会，正式宣告党的建立。恩格斯受大会的委托，负责党纲和党章的起草工作。党纲的第一个稿本名为《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经大会通过后连同党章草案一起分发各个支部征求意见，准备提交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根据各地提出的意见，恩格斯于一八四七年十月底至十一月初又写了党纲的第二个稿本，即《共产主义原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0—217页）。这两个稿本都是采用当时在欧洲工人革命团体中流行的问答体写成的。恩格斯虽然受大会的委托起草了这个文件，但是他自己对于这种一问一答的形式不大满意，认为这样很难充分表达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他在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谈到，“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①主张以正式宣言的形式来起草党纲。马克思非常赞同这个意见。在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八日于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捍卫了无产阶级政党纲领的科学基础和革命原则。大会委托他们两个人以宣言形式拟定纲领。一八四八年二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在写作过程中曾经吸取了并且进一步发挥了《共产主义信条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