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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报纸放到腿上，以防我老婆突然进来，发现我在出神儿。如果她发现我出神儿，就会厉声问我，在想什么。我从没告诉过她我在想什么，但这并不妨碍她问我。有一次我回答说：
“我想什么跟你有关系吗？”
她听了，摔门走了。临出门，她说了一句我没听清楚的话。后来又有一次，她想跟我谈谈，事先为了让我重视，也为了强调她的痛苦心境，她又对我说了一遍这句话。她说，如果你对我不那么冷漠，我是不会那么说话的。
当我们终于谈起来的时候，她还保留着一股恶毒的情绪，她竟然小声说，希望我出一起致残的车祸。
她接着又解释说，那样她就会一辈子伺候我，绝不会像别的女人那样无情地离开我。
据我所知，有和我老婆一样爱情观的女人非常多。
当然，听了她这样的坦白之后，我就不跟她谈了，心里堵得慌。现在看来，坦白从严是有道理的，恶行在坦白之后只是更加昭彰。
引起别人注意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咳嗽，咳得别有用心和连续不断地咳都行。我老婆在卧室传来的咳嗽属于后一种。它不仅引起了我的注意，也牵动了我的心。那咳声让我担心她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气管儿。我连忙冲到卧室，也许是我在报纸上读过太多的这类抢救事件，我甚至想马上拨120。
她微笑地看着我，当我出现在卧室门口的时候，她脸色平常，刚才剧烈的咳嗽居然没在她脸上留下半点红色。她说是喝水呛了，可没人能像她这样安然地刹住由于喝水呛而引起的咳嗽。如果她不解释一下我都怀疑我刚才是幻听。我很难过，因为她的微笑让我浑身发冷，这笑容经常被那些比较傻的姑娘挤在脸上，现在出现在已经好多年没有微笑的妇女脸上（至少这么多年我没见过她微笑），我既不感到亲切也不感到温暖，也属人之常情吧。
“你干吗呢？”她问我
我抖抖随手带着的报纸，没有回答。
她没有像往常那样半躺在床上织毛衣，而是坐在一把新藤椅里。我敢保证昨天我来卧室睡觉的时候还没这把椅子呢！藤椅旁边还有一盏乳白色灯伞的落地灯，在那柔和的灯光下最不能让我相信的是她居然在看二十元一本的《时尚》杂志。尽管我不相信这会是真的，但我不能说我亲眼看见的这一切不是真的。
“你想现在就睡觉吗？”她又问我。
我含混地摇摇头。
“今晚我想晚点睡，你要是觉得灯光打扰你，你就在你那屋的沙发上睡吧。”她说着又用手做作地推了一下头发。这时，我看见她脑袋上挂满了个头很大的卷发用的那东西，蓬蓬松松的，看上去像是一个顶着无数个弹簧的大沙发。
如果我稍微善良一点儿，我就会对她新添置的东西和她的新发型说上哪怕一句话。可我转身就走了，心里希望，不是每天晚上都上演这样的恐怖剧。
我老婆不觉得在我面前如此忸怩，是什么残酷的事。许多残酷的事情都没受阻挠就发生了，可能就是因为，看的人觉得残酷，做的人不觉得残酷。
我也不觉得自己对她的态度有什么残酷，我受不了她这个样子，尽管对她的老样子我也不满意。坦白地说，跟她的老样子我还能过下去。
我回到书房看了一会儿书，就坐在藤椅里睡着了。等我醒来回到卧室时，借着墙角的地灯，我看见她背对我躺着。我脱衣躺下，不想再看书，觉得马上就能入睡。这时，她的一只手放到了我的身上。我转过身，她仰面躺着，闭着眼睛，还顶着那一脑袋大弹簧。我没说什么，继续看着她。她朝我侧过身来，看我一眼，也没说什么。我抱住她，心情复杂得不得了。我脱下她的睡衣，她也抱住了我。
我激动起来，我们毕竟好长时间没有过这事，但这激动不是别样的，不是所谓的久别胜新婚的激动。当然，我不会在这会儿多想的。我进去，发现她闭上了眼睛。我控制着自己，尽量不马上就出来。她突然发出那样的一种声音，我先是被这突然吓了一跳，她做这事，从来都是没声的。接着就觉得这声音不对劲，好像什么把她弄疼了，又好像不是；好像奄奄一息了，又好像不是；好像女人在性高潮时发出的声音，频率又过于均匀，声调也太低沉和缓。
“我弄疼你了？”我必须得问她了。
她闭着眼睛，晃晃头，但声音没有停止。我试试不去听，就像我试试不去看她头上的“弹簧”一样。可惜我失败了。我和一切属于我的都撑不住了，我无言地从她身上滑下来，她也停止了那恐怖的声音，但是晚了点儿。
“你怎么了？”她有权这么问我，我们虽然少有性生活，但每次还是能够进行到底的。她说着用被子把自己盖起来。我没说话，无话可说。
“你有别的女人了？”她又问我。
在她这么问我之前，我脑袋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果她这么问我，我就一脚把她踢到床下去。现在，她像我预想的那样，公然地问了，我却没有了踢她的愿望。
“少说废话。”我说完朝看不见她的方向侧身，准备睡觉。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左眼写着“分”，右眼写着“房”
在来研究所之前，我所做的接任的准备都是和文化艺术有关的。虽然庸俗文化泛滥，所谓的艺术也处在低迷状态，我还是想做点什么，不是为了政绩，真的不是。关于艺术，我一直有些想法，可能我想当一把内行的艺术领导人。
但是，自从我接任以后，还没摸到艺术的边儿，就扎进了分房。分房，分房，除了分房还是分房，分房已经以它独特的方式走进了每个人的心中，走进了研究所的每一个角落，每一缕空气。有时，我看见人们的左眼写着“分”字，右眼写着“房”字。要房的人死死地盯着房子，感谢老天爷，房子是不能吞下去的，不然他们现在已经把它嚼烂而且消化了。那些不要房的人死死地盯着要房的人，看他们如何丢脸，同时又是那么理解他们，好像轮到他们，他们也会竭尽全力。
公布分房名单后，有一天傍晚，刘托云走进我的办公室，看见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顺手就把门上的暗锁锁上了。她再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对她笑笑，提醒她这很不正常，她对我笑笑，告诉我：
“不会太久。”说完朝我走过来。我紧张了一下，看见她坐到我对面的沙发上，我又放松了，然后又为自己刚才表现的幼稚懊恼。
“喝茶吗？”她问得很亲切。
我以为她要喝茶，就起身给她倒茶。她摆摆手，示意我坐下。
“我不想喝茶，就是问问你喝不喝茶。”她解释说。
“啊。”我点点头，表示明白了，也表示我喝茶。
“咖啡呢？”她又问。
“爱喝，就是喝完了睡不着觉。”
“是这样。”她意味深长地说。
“有什么问题吗？”我感兴趣地问。
“你将跟女人发生麻烦。”她拿出女巫一样的口气。
“是嘛！”我强调的口气，好像在说，太好了，我很愿意啊！
“我刚才跟你说的是国外最可靠的心理测试，茶代表你的婚姻生活，咖啡代表情人。你对咖啡的态度就是你对待情人的态度。一测一个准儿。”
“有意思。”我真的开始感兴趣。
“知道这方法是谁引进的？”她又问我。
我摇摇头。
“贾平凹，认识吗？”
“听说过，是不是专门写狼的那个作家？”
“也写过人。”
“写人的那些我都没看过。”
“不看也罢，他写人或者写猪什么的，都写得太黄。只有写狼他才能写得崇高一点，就像那个布老虎编辑部倡导的那样，崇高崇高，再崇高一点。”
听她这样议论文学，我笑了。同时也在心里承认，这是一个懂文学的女人。
“你用这个方法测试了多少人？”我问她。
“多了。”她说。
“结果呢？”
“千奇百怪。”她说，“有人说，爱喝咖啡，但是咖啡太贵买不起，这种人收入有限，明白吗？有人说，白天喝茶晚上喝咖啡，这种是怕老婆的，晚上喝咖啡，表示情人都是暗的。有人说，喝茶，偶尔喝咖啡，这种人的婚姻跟鸡肋差不多，离不值得，不离又觉得缺点什么，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婚姻。有人说，有啥喝啥，这种人一般是青春期的时候苦得狠了点儿，生活好转了还是矜持不起来，饥不择食渐渐地变成了天性。”
“那你呢？”我问。
“都喝，但不跟你们玩儿。”她超然地说，好像自己是仙女一个。
“自己玩儿有意思吗？”
“至少可以保持水平。”她说。
我怀疑那些说她有精神病的人都是别有用心，她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
“我提醒你提防女人。”她指指我，好像我的命运正好写在我背后的墙上。
“那我就从你做起了。”我开玩笑说。
“应该，”她说，“虽然我像男人一样精瘦，但是，这年头骨感的女人又有市场了。”
“可还是没房分给你。”我说。
她停了停，想了想，然后说：
“谢谢你跟我说实话，你比那些嘴上说考虑考虑，心里已经决定不给的领导好一些。”
“张道福是什么样的领导？”我无心地问了一句，没想到刘托云慌乱了一下。在她接下来看我的眼神里，我相信她和张道福的关系肯定不一般。但是她却对我说了另外一句话：
“房子我肯定要。”她说完走了出去，在开暗锁时，她费了一点劲，弄出了很大的响动。当她又把我的门关好时，我想，要是我手里多有几套房，我愿意给这个女人一套，因为什么我还说不清楚。
一声无边无际的叹息
每到星期三，研究所全体聚会的这天，只要抬头看看，就能发现空气在颤抖。研究所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心里都装着事。经常有人把我办公室的门推开一道小缝，发现里面已经坐着一个嘴角都是白沫的说者，只得小心地再把门关上。谁都想跟我单独谈谈，渐渐地我开始烦。
有人敲门，让我好奇地朝门口看了看。我想黑丽的看法是对的，研究所的人不喜欢敲门，当然也不是粗暴地一下子把门撞开。他们小心地抬着门（我猜测是轻抬着门，不然怎么会不发出声音），把门开一条小缝儿，稍稍探一点头进来，发现没有另一个人坐在我对面，就一闪身进来，迅速回身关上门。
现在，这个敲门的人，很可能不属于研究所，也许还跟艺术没关系。
“进来。”我声音嘹亮地邀请这个人。
进来的是我过去认识的老冷，老编辑，一个跟研究所毫无关系的人，但却是一直鼓励我写这篇小说的人。
“哎，你怎么这么闲？”我忙忙叨叨地请他落座，一边给他倒茶，一边询问，稍稍过分的热情，就像业余作者面对专业编辑常常表现出来的那样，真不是有什么具体的目的，就是喜欢和他们保持交往，得到他们的指点，尽管背后偶尔也觉得他们并不聪明。
“别忙了，我去文化厅办事，路过这里，顺便看看你。”
文化厅离我们这里有一公里的路程，他说顺便，还是让我心里挺热的。
“你最近忙什么？”他喝上第一口茶之后问我。
“嗨，瞎忙。”
“你说要写的那个小说怎么样了？”他鼓励我写这个小说至少有一年半载了。
“不好意思，刚过来，就忙着分房。我倒是一直在想这事，就是没大块时间动笔。”
“你写官僚题材的，再加上分房，更好了，一点不矛盾啊。”
“是啊。”我敷衍着，虽然听他说很容易，但心里明白，做起来会很难，尤其对我这个新手来说。
“刘震云写的那个鸡毛，你瞧，在全国红成什么样啊？”他又喝茶，“你跟我说过的那个想法，不比他的鸡毛差。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我哪能跟人家比，我这个能发表就不错了。”
“发表的事，你根本不用操心，有我呢。我担心的是，你不能升华上去。”说着，他吱喽吱喽连喝了几口茶，我怀疑他是口渴了才到我这儿来的。“你知道，能让小说升华上去的最好办法就是写梦。前一段，我听一个作家说，哪个作家我给忘了，他说，梦对他的创作太重要了，有时候，他半夜起来记梦。”
“是啊，做梦很奇怪的，有时候从梦里醒了，以为能记住刚做的梦，可起床后就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你最近做什么梦了？”
“我……”
“说说，我可以帮你把它跟小说串起来。”他喝茶。
他的真诚打动了我，我也想起了最近做的一个奇怪的梦。因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说说这个梦，就把这个梦压在心底了。可我知道，我是忘不了这个梦的，就像现在常常被提起的那个词，预感，我总觉得，这个梦想暗示我点什么。
“这个梦是我前一段时间做的。”我这么说好像在问，过期的梦他是不是也要听。
“说说。”
“我梦见我老婆抓我的这缕头发。”说着，我对他低一下头，让他看清楚我的发型。
他点点头，小声说了一句：
“我知道，就是那种‘秃顶遮’。”
我差点儿笑出来。“秃顶遮”，这是一个杀了我我也想不出来的词儿。
“接着说。”他催我。
“我警告她，不许抓我的头发。她全然不听，还试图打我。我又警告她说，打我可以，不许抓我的头发，尤其是那缕头发。她还是不听，我开始打她。我还非常狂暴地踢她，她就是不放手。她越是不放手我越是狂暴狂暴狂暴……”
“最后她被送医院去了，我记不清是谁把她送到医院去的。一个男医生告诉我，她的肾被踢坏了，不能排尿。那是一个空空的病房，非常大，只放了一张床。出去进来的只有一个男医生，我也没见过别的病人。我站在她的病床边，她依然仰面躺着。我有些居高临下有些傲慢地对闭着眼睛的老婆说：
“如果你不抓我的头发，我是不会这样对你的。我从不首先这样做。可你抓我的头发，我警告过你也没用，我这才动手……”
“可能是因为她一直都闭着眼睛，我才把这话反复说了几遍。我心里觉得说得太多了，但是停不下来，就是不停地对她重复这句话。”
过一会儿，那个出去了又进来的男医生走到我跟前，笑眯眯地看着我，突然一拳打在我的脸上。我用手去摸满手都是血。
“我从没见过自己出这么多的血，给吓醒了。”
听了我的梦，编辑老冷什么也没说，他那样地看着我， m好像我真的那样打了我的老婆。他走了以后，我有种说漏嘴那样的悔恨，但一想不管怎样，我再也不能把这个梦捡回来，塞进我的心里，多少也就坦然些。我想起邻居的一个小姑娘，她总是高高兴兴的。有一天，她告诉我她已经十岁了，又有一天，她妈妈告诉我另一个故事。
英语老师讲解“秘密”这个词儿。她说，每个小朋友都有一个小秘密，对不对？
小姑娘举手说，老师，我没有。
我得控制自己在这里不用感叹句来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我真的很羡慕这个小姑娘。一个没有秘密的人，应该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不管我多大，十个月，十岁，还是一百岁，我都不会成为小姑娘这样的人。我也没有什么秘密装在心里，但我永远也不能举手声明，我没有秘密。熟人或者陌生人，谁看我都会觉得我一肚子秘密，即使事实完全相反。世界上有很多误解，其中之一就是，你不爱主动说话，别人就会认为你有秘密。
由此，我想到了命运。
我永远也成不了小姑娘那样的人，命运？
即使我发表很多作品，也只能是一个偶尔在杂志上露面的小作者，命运？
那个冲进办公室开枪打死同事，然后开枪自杀的美国疯子，命运？
士兵踩上地雷，命运？
男人找小姐，命运？
我不能再这样想下去了，太不唯物了，太不像话了。我是想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命运，想到这儿，我开始瞧不起自己，我要么太傻，要么太软弱。我必须马上切断这样的思路，命令自己立即离开办公室。
临锁门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平静下来了。我知道，我对命运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每次遇到麻烦，我这么想，都能让我安静。
下班半小时后还亮灯的办公室是多年机关生活中最吸引我的一件事，那是一个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时刻。门虚掩着的时候，我撞见过一个很丑的女会计独自对着镜子发出差不多是我见过的最妩媚的笑容，以至于让我在瞬间里忘了她的长相。
一个行业报纸的副主编在女编辑伸手从高处取东西的时候，把手放到了她的屁股上，这是他亲口向我描述的。同样是发生在下班以后。他说，他等待着她抽自己一个耳光，没有继续行动。可是没有耳光扇过来。他说，原来你是同意的，我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这时，女编辑把耳光抽到了他的脸上。此后，他总是对女人下这样的结论：全是他妈的疯子。
还有那些有实权的领导，也爱在这段时间里暗示他已经观察多时的部下，他将提升他……
我在走廊里看见黑丽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于是敲门。得到里面的允许后，我走进去，发现黑丽和一个男人面对面地站着，两个人怒目而视，我想立刻退出来。
“嗨，所长，你别走。”黑丽气呼呼地对我说。
黑丽给我们做了介绍，她说我是她的所长，他是她的男朋友。
在我看来，他是一个长得很不错的小伙子，美中不足的是小伙子的眼神不太柔和，有点发直。我想起张道福对黑丽男朋友的评价，他说，黑丽这姑娘不错，就是找的男朋友都有问题。于是，我就多跟他聊了几句。
“你做什么工作？”我问。
“地铁司机。”他说。
“开地铁挺轻松的，没什么行人需要注意。”
“是。”
“是不是有时候都能闭着眼睛开？”
“我都是睁着眼睛开。”他认真地说。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
“那你不用想着往哪儿开吧？反正往前开就是了。”“怎么不用想，我都是想着的。”
“想着往哪儿开？”我好奇了。
“往下一站。”
“对啊，肯定是往下一站开，不过前面总是黑乎乎的一片，怎么想都无所谓吧？”
“打开灯就不黑了。”他说。
“你这个想法很好。”
“什么想法，你是说打灯？”
“不是，我是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