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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二战”结束不过七年，日本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战前。
1955年，以恢复为特征的经济增长阶段结束，经济繁荣的曙光开始出现在列岛上空。
1962年，当时中日两国还未正式恢复邦交关系，只有一些有限的民间贸易活动。经过多方努力，日本工业展第一次在北京展览馆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极有兴致地参观了展览。松下公司的展位中，一部袖珍半导体收音机总是让人们的目光留恋不舍，而刚刚进入日本百姓家庭的洗衣机、黑白电视机，此时在中国还处在科幻作品里……当时有位参观者说，当他走出展厅，看见大厅外上空飘着的太阳旗，他差点掉下眼泪，此种复杂的心情非笔墨所能形容。因战乱遗留在东北的许多日本人内心里也在后悔不迭，他们曾一直不愿回去，在他们所获知的种种信息里，在整个50年代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仍不及中国大陆……
1964年，“二战”结束后不到20年，日本人干了两件让世界眼睛一亮的事情，一是这年夏天在东京如愿举行的奥运会，二是列车造型如子弹头的新干线通车，再加上已经遍布列岛的大小机场，交汇如梭的高速公路，从此除了一些深山里的寺庙，没有交通工具抵达不了的地方。新干线通车迄今40年，从未发生重大事故，时速也由开始的180公里，提升到今日的270公里，只需2个半小时，即可由东京抵达大阪。2004年4月，台湾从日本全套引进了一条新干线，开通后由台北到高雄，纵贯南北300多公里，也就一个多小时。顺便插一句，前两年在国内炒得比较热的磁悬浮列车，其技术在15年前日本人就已研制成熟，因为造价高昂，更重要的是列车行驰时所发出的电磁波对沿线两边各五米内的人会产生身体伤害，结果政府决定予以放弃。
也是在1964年，在最热闹的新宿附近，矗起了直射天际的东京塔，和巴黎的艾菲尔铁塔一样，它也由金属构架而成，但比前者的322米高了11米。日本人似乎以此表明自己的国家不但在“二战”的废墟上站了起来，而且将要在许多领域里立足于世界第一。
中国在七十年代发现了西安兵马俑，当时轰动了世界。日本人从中受到启发，1970年大阪的万国博览会开幕之前，在由公元1532年丰臣秀吉兴建的古大阪城下，一个直径约3米的地洞里，放进了电子表、电饭煲、电冰箱、电视机等产品，还有新干线、东京塔的模型……上面再用孤线型的不锈钢盖子给罩上。旁边的铭牌上写着，他们希望五千年以后的子孙再取出这些东西，以展示祖先们经历了一个多么不平凡的年代。
人们常把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比作一个奇迹。日本经济1960年代超过英国，1970年代超过德国，到1980年代，日本的GDP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直逼世界经济第一大国美国。
当时经济学家们纷纷哀叹美国已经走向没落，预测日本将在二十一世纪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一时间，日本模式、日本经验成为世界经济家们开口必谈的“四字经”。
第五章 相似性
畸形的开放（2）
日本成了能将自己的神道、武士道、空手道、柔道、合气道、剑道、天皇道、茶道、花道、书道、歌道等价值谱系，与西方文化兼容并蓄、融汇一炉的国家。
而且，所谓的日本“特色”，在与西方文明的相汇交融中更显得珠圆玉润，许多东西发展出一套颇为复杂的程式，以料理而言：食物讲究盛放在精致的瓷器和漆器中，器皿有多边形、三角形、方形或叶形、扇形，颜色搭配、碟子的摆法及其某种食物的季节意义，都有讲究，连卖一碗面，都要努力发展出一种“道”来。当今的日本料理，在许多国家都成了最昂贵的食物。
以艺妓而言，不一定年轻貌美，却有万种风情；不一定身材窈窕，却能长袖善舞。有抱负的艺妓必须学习各种传统艺术课程，它们有的并不直接包括在她们作为艺人的工作中，如插花、书法、古典舞蹈或弹三弦琴。试用阶段结束后，还得在由艺妓工会组织、高级会员管理的当地艺妓登记处接受考试。此后艺妓将在工作中继续学习传统艺术。中国人很容易把艺妓理解为怀有才艺的妓女，其实这是误读。艺妓们确实能轻歌曼舞，也陪酒卖笑，但不卖身。如果说某个艺妓卖身，那纯属个人行为。相反，艺妓在日本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职业妇女，受到劳动法规的完全保护，而且因为她们保留了传统艺术与文化一般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在明治皇帝刚即位的一段充满了阴谋与动荡的政坛上，就有包括首相伊藤博文在内的三位阁员是艺妓馆的常客，视这里为自己疲惫身心可以靠岸的一块宁静绿洲，他们后来都娶了各自宠爱的艺妓为妻……
估计今天在东京有3500到5000名艺妓，全日本则约有3。5万名。
无疑日本当今是一个很西方化的国家，但只要你在这个国家呆上一段，你很容易就会发现，如东山魁夷的风景画，川端康成的冰雪文字，因热爱自然、欣赏自然并愿与自然融为一体，日本文化表现出强烈的东方性，它有很多与印度的佛教、中国的禅宗及王维等人的田园诗、泰戈尔的《飞鸟集》相通相近的东西。正是在这一点上，可能使许多到过日本的中国人都有个共同的感受，即在心里的某一处总在惴惴不安或者要惕惧些什么的同时，心里的另一处却有流苏般的水草在碧绿的春江里荡漾的暖意……
“和魂洋才”是明治时代政治家们提出的口号，它反映了设计者试图把日本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结合起来的期许。从一定程度上说，亦反映了日本现代化模式的部分特征。
能够做到“和魂洋才”固然很好，这便意味着鱼，我欲要也；熊掌，我欲要也。对个人来说，“和魂洋才”意味着既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同时又保持一颗日本人的心灵；对整个社会来说则意味着，在经济、科技、政治乃至制度方面吸收西方的成果，而在精神文化以及当局者认为不宜引进的其他方面保持日本自身固有的传统，在现代化的路径中，最大限度地利用日本文化固有的“资源”。
鱼和熊掌兼得，却常常如一件工艺品。远处看，不无雅致，水流云在，浑然一体；近处看了，却软伤硬疵多有跳出，刺人眼目。
或者说，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它就那么放着，衬一方锦缎，颇有高贵之态，暖玉之光，俨然是一个中国宋代官窑的瓷瓶；但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它就耐不住那份素雅与寂静，它会飒飒作响，继而摇晃自旋，最后如冬枝在寒风里断开一样，随“叭叭”的声响，整个瓶子顿然有了大面积的裂缝，好像只是个还未到窑火里走一遭的泥胎……
日本人对自己所属集团的内外分得很清楚，对本国人和外国人分得很清楚。前面已经提到日语中将外国人写为异人，日常称呼中日本人和非日本人也有区别，前者称为“仲间”，后者称为“他家”。日本人在集团内部、对熟悉的人通常讲“和”，讲克制，礼仪周全，替他人着想，表现得克制、谦和而彬彬有礼，而一旦超出了集团，或者在没有熟人在场时，个人的行为通常不受约束而变得胆大和无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人在中国和亚洲等地的暴行，到海外旅游的一些日本人的放荡行为，以及影视里常常可见的酒醉后日本人的种种失态行为，与平时集团内的日本人的行为简直判若两人。
如果面对的是“异人”“他家”，所谓日本的开放性，常常变异为极端的封闭性。
在日本的众多媒体里，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诸如地震海啸，飞机失事，火车出轨等事故发生，他们总是在第一时间就报道了，但他们最关心的是这场灾难中有没有日本人。如果死伤者当中有日本人，肯定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报道日本死伤者的情况，同一起事故的非日本人好像不存在似的，甚至连一个镜头都没有。如果这场灾难里没有日本人，那么，所有的日本人都松了一口大气：好在没有日本人啊。接下来扭头而去，各人该干嘛干嘛。
最让在日本的“异人”们郁闷的是有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杯足球赛或排球锦标赛等国际体育盛事的时候，所有的电视台除了开幕、闭幕式全程转播外，比赛期间，只能看到有日本运动员出场的项目，电视上只有日本人拿奖的镜头。作为慢镜头一次次宣扬的，就是日本运动员踢进去的某个球。其他没有日本运动员参加的比赛，当时不播，以后更不会播。如果“异人”实在想看，可自己掏钱看卫星转播电视。如果你只看公共电视，瞧着太阳旗一次次升起，你会以为奥林匹克的奖牌都被日本人包圆了。其实有时候恰恰相反，电视上看到的日本排球女队不断得分的镜头，以为日本赢了，中国输了，但最后再看结果，哦，原来是中国赢了。
畸形的开放（5）
今天这样忠贞不渝的信仰者在哪里？人们屡屡看到的是把理想剁成肉馅做了包子去街上卖，没被查获，举家外带二奶去了加州的灿烂阳光下，那砖块般随意砸出去的美元，让多少洋人目瞪口呆；一旦遭查获，在法庭上便有了娓娓动听的忏悔：我出身于穷苦的劳动人民家庭……我辜负了党的培养，愧对人民的期望……
理想退潮了，应该还有道德，道德是维持世道人心的最后一条底线。有目共睹的是，近些年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上出现的却是道德上的大面积滑坡。
非常时代本需要非常文化，这应该是一种有着博大视野、包容中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一切美好的东西、一切良好的设计的崭新文化。
但现实是文化的严重缺失，中国似乎有两张脸，一张满面红光，另一张则苍白如纸。
上届奥运会闭幕式上，当国际奥委会要求中国以8分钟的歌舞来展示自己的文化时，号称国内“第一大导”的张艺谋拿出来的则是——刺激的粉腿肉体，夸张的小红袄与大红灯笼，上半身的故作典雅和下半身急不可耐的放浪……
十几个姑娘像一个没有文字历史的部落，在某个民俗村内蹦蹦跳跳。在这8分钟内，怎么也看不出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怎么也看不出中国本该有的厚德载物的大国气度。
同在闭幕式的演出里，一个希腊女孩，仅仅一个人，在吹熄火炬前对火炬的静静凝视，如海洋与天空的对望；其身后是丰收的大地和人们享受劳动的意象，也让人心潮澎湃，体验着生活的真义。
此刻几十亿电视观众都在期待着的中华与希腊两大文明的对话，竟是这样的令人唏嘘失望。对比着希腊人的力度与深遂，是张艺谋的苍白。不过，早有学者的睿眼看出：“也许，这样的场面展现的就是我们自己。老谋子其实没有错，他如果非要搞出一台中国没有、在中国不是主流的超越性作品，岂不是又要被骂成‘玩深沉’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张导只是我们社会中早已扎根的病态现象的形象代言人而已。文化、道德、精神空洞就在我们身边扩张，本来无一物，张导如何做巧妇？张导的问题，正是我们国人自己的问题。”
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最热衷的是器物技术层面的开放。
在精神文化层面，大凡不涉及具有人类普世价值的东西，诸如民主、自由、人权、人性解放，亦可以引进，但尤其欢迎那些快餐式、粗鄙式却又艳帜高张的流行文化。
在制度层面，世界上似乎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耗费了几代人的时间与精力，付出国家濒临崩溃边缘的代价，不倦地探索着一条治国安邦的道路。道路是曲折的，风险是巨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及其后来在实践上的被否定，便是一个坚挺地例证。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比起日本来更为复杂，其阻力也似乎更大。
但看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视角——即在应对外来文化与厘清本土文化之间，如何真正实现文化的现代化，这是事关两国前途的难点与焦点。
两岸的皇帝们（2）
明治天皇葬礼那天，曾由前者任命的日俄战争的英雄，也是裕仁等一帮皇族和宫廷贵族孩子的老师——乃木希典大将和他的妻子，在家里关上了二楼起居室的房门。他们向明治天皇和战死于日俄战争的两个儿子的肖像深深鞠躬，当葬礼钟声响起的时候，按照传统仪式，乃木夫人先自杀，但刺入喉部的匕首，是丈夫帮助推进去的，然后乃木自己用剑剖腹自杀。这位末路英雄，在办公室的案头上留下了10封遗书和谢世的和歌一首。
大正时代维持了14年。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去世，25岁的裕仁皇太子立即登上了皇位，成为日本第124代天皇。
按照明治维新以来的惯例，枢密院马上召开会议，根据新天皇的即位制定了历法。他的统治和将来追封的名号为“昭和”，12月28日正式予以宣布。“昭和”的意思是“光明与和谐”，然而，后来他的时代恰与之成了反讽。
一年后举行了裕仁天皇的登基仪式和庆典。1928年11月至12月，登基大典达到高潮。全国几十万人参加了庆宴和受赏仪式，上百万小学生打着旗帜提着灯笼参加了庆祝活动。为了显示天皇的仁爱，到年底，花费在授封爵位勋章和赈济穷人上，就达几百万日元。十三、十四世纪至十九世纪效忠天皇的一些人物也从历史的烟尘里被搜拣出来，追授了勋章和爵位。从道府县到市区村的各级政府搞了一系列的献忠工程，在殖民地萨哈林（今库页岛），庆祝活动结束后，殖民地政府马上着手开工的工程有公园、试验农场、青年会馆、天皇像供奉所、忠魂碑、市政厅……项目多达500多个，为此几乎近30万的全部人口都被动员起来。
即位礼中最重要的仪式是“大尝祭”。“大尝祭”从晚上开始，持续到次日清晨。首先是官员宾客入座，与此同时仪仗兵就位。然后，身着白丝绸祭祀服的昭和天皇在宫廷女官和典籍官的陪同下，进入以三座木建筑为中心的社殿。在社殿最深处的房间里，摆着神座、御座和床。神座被认为代表了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神灵。天皇裹着被子卷曲身子躺在床上，便与天照大神的神灵结合在一起了，这象征着与祖先神性的“结婚”。之后，他坐上御座，向天照大神及其他祖先的神灵供奉食物。至此，裕仁的神格化，即“现人神”的过程得以完成。
在登基大典的一系列活动进行期间，宫内省向全国的大中小学校“下赐”新天皇和皇后的标准像。像片上裕仁身着大元帅新制服，胸前佩带勋章，皇后站在他身边，身穿西式长礼服，腰系装饰带。这意味着裕仁既是日本最高的活着的神，又是最高的军事统帅。
昭和统治前20年里，天皇有过几次出巡。对于内务省和地方官员来说，他的巡视是极其重大的事情，所有的力量都被动员起来，每次都需要最精心的事先准备，排练时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不会放过。裕仁要走的地方铺上了红地毯，车队要经过的道路进行了清扫和装饰，他乘坐的轿车，有轨电车和皇室列车，乃至他抵达的车站，都要进行彻底地消毒，必须做到无菌化。有时，他经过的路线的铁轨，人们都要去擦得锃亮。他徒步巡视时，路两边的国民得长跪而坐，规定所有人不准抬头，目光必须向下，但人们努力向上的余光中还是能够看到他。曾经发生大阪市长由于在裕仁面前站立得太随意而被迫辞职的事件，从1936年以后，警察对于任何未经允许胆敢看天皇一眼的人都予以逮捕。
侵华战争一开始，必须在国民面前定义日本发动战争的动机问题。作为活着的神的裕仁，轻易地为这个动机披上了神圣的光环。
按照官方神学和陆军省的阐释：作为神国的日本是道德和正义的化身。而中国与西方列强则是日本的敌对势力，妄图孤立日本，阻止“大和民族”实现其“保卫东方和平”的神圣目标。因此，这场战斗是不可避免的，自然也是绝对公正的，丝毫不等同于侵略战争。日本在中国建立“皇道”的努力，即使被迫使用“深怀慈悲的杀害”手段——即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存杀掉少数有问题的人，使那里的人们处于天皇仁慈的关照下，这是被占领国民众的幸事，当然，对于那些不理解为幸事而硬要作抵抗的人，必须使他们醒悟过来。但是从形式上讲，在满州，在中国，没有“战争”，只是一个“事变”。
从战争初期，日本政府就反复将“支那事变”称为神圣的战斗，即“圣战”，它表现着以昭和天皇和天照大神的威光普照世界的国家使命。日后人们发现，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拖得越久，日本政府就越是坚持用“圣战”这个词。
这场战争中，出征前每个士兵都会喝上一口酒，这酒被军部强调是一种“皇恩”。军部还经常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送到各个战区。过天长节时，将领们率领部下遥向东方三拜，高呼“万岁”。每当天皇有“军人敕谕”下达，将领便和官兵一起早晚奉诵“圣旨”，喊到直至沙哑的声音在异国的土地上回荡。袭击珍珠港的神风队员自杀式的攻击，自当是报答皇恩。为守卫太平洋上一些岛屿而全部“玉碎”，也被视作是在报答浩荡无际的皇恩。
战争中，裕仁自己在做什么呢？
裕仁位于指挥系统的顶部，在最初阶段，即使指挥系统有缺陷，也很难使他对高层或者中层的决策不知情。他密切关注着日本军队的每一个行动，浏览外电，每天阅读报纸，并经常就他在报纸中发现的问题询问近臣。作为批准夺取和占领南京的最高司令，作为国家的精神领袖——赋予“惩戒”中国以合法性的人，无论是宪法上的责任还是最低限的道义上的责任，他都有关注军纪的义务，哪怕是非公开的。然而他似乎从未这样做过。
两岸的皇帝们（3）
但是没有关于天皇下令调查南京事件的文件性纪录。相反，却有裕仁对于皇军的犯罪行为保持沉默的事实记录。
整个中国战争期间，毒气武器处于裕仁、大本营和统帅部严密而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