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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屋里并排着席地而睡。我彻夜不眠。尽管整日的行军已经让身体并不强健的我早就疲惫不堪，但太多的东西让我无法进入安眠的状态，它们像潮水一样向我涌来：关于这即将“熬”过的一年，关于我即将到来的在北大的生活，关于我今后整个的生活，关于我与世界的联系，关于我在这个时代的位置。这是一间废弃已久的窑洞，其他11位同班的“战友”已经鼾声如雷。
这时，正是因为鼾声让深夜的大山显得更加宁静。在这似乎是永恒的宁静中，我忽然想起了遥远的法兰西，想起了那个最有智慧的法国人——加缪。我所体验到的荒谬与加缪所体验到的荒谬是一致的。加缪所说的荒谬，就是一种在非人性的因素面前产生的不适感，就是一种在我们所见的东西面前所引起的堕落。加缪认为，人一旦在平庸无奇、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提出“为什么”的问题，那就是意识到了荒谬，荒谬就开始了，而人也就清醒了。一方面，人看到了这毫无意义的、杂乱无章的世界，它是希望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人自身中又深含着对幸福与理性的希望，荒谬就产生于“这种对人性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当我认识到纸上的真理的卑鄙无耻的时候，我开始寻找我自己的、从生命中直接生发出来的真理。别人的拐杖支撑不了我的生活，我的生活需要我自己制造的拐杖。这个时刻，真理早已晦暗不明，每个寻找真理的的人尤其要小心。加缪说过：“在这个时刻，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中或违背历史剑拔弩张，为的是重新接受考验并夺得他已经拥有的东西：他田地里微薄的收成，对这块土地的短暂的爱情；在一个人终于诞生的时刻，必须留下时代和它青春的狂想。我对生活的全部爱就在于此：一种对于可能逃避我的东西的激情，一种火焰上的苦味。我静止而紧张，没有力量反抗要把世界放在我手中的巨大激情。”是的，那些屈辱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会把它们像蛛丝一样抹去。我在经过了长久的犹豫之后，坚决地回答了加缪的提问：我能够义无反顾地生活。生活在过去，生活在现在，生活在未来。加缪说得那么好：“如果我确信这种生活只具有荒谬的面貌，如果我体验到它的全部平衡都系于我的意识反抗与这反抗要与之斗争的暧昧之间的对立，如果我承认我的自由只有对被限制的命运而言才有意义的话，那我就应该说，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这一点，我做到了。在一年的军训中，我没有获得什么奖赏，诸如入党、嘉奖之类的。然而，这段岁月成为我一笔巨大的精神资源，它是我生命的暗流，它存在着，时刻在提醒着我保持清醒的头脑——那种企图摧毁我们的力量有多么的强大。
我从他们的世界里走了出来，而许多与我同时进去的同学却没有走出来，而且可能永远也走不出来了。我彻底洞悉了鲁迅先生“闸门”的意象。在阳光与苦难之间，在黎明与黑暗之间，在“他们”与“我”之间，在“我”与“非我”之间，我变得越来越强大。今天，当我在北大图书馆里写作这篇文字时，我拥有了将军的气魄，尽管我依然脆弱，但我不再恐惧。
——1994年冬
1998年5月3日，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的前夜，我与当年军训的“战友”、《南风窗》杂志的编辑翁宝在北大南门外的中关村酒店里彻夜长谈。翁宝是专程回母校来采访校庆的，但我们的话题却与校庆几乎无关，我们谈的最多的还是当年的军训。我们回忆起他们的世界，并思考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世界。
士兵与士兵之间是不同的，正如星星与星星之间的不同。翁宝是一个极其勇敢的“士兵”，他是1992年的北大军训生中唯一被关过禁闭的人。而原因仅仅是与教官的一次口角。他告诉我，当他在黑屋子里时，才算开始了真正意义上上的“生活”。自由只有在被剥夺以后才会觉得可贵。面对他，我感到惭愧，同时吸收到勇气。
那天晚上，许多要人们正在准备着在第二天的“百年庆典”上的发言，当然是慷慨激昂的发言。而我们却在舔着5年以前的伤口。我们以我们的方式迎接校庆的到来。同样是经历过军训的人，像我和翁宝这样依然还有伤痛感的人已经“多乎哉？不多矣！”
一转眼，又是两年过去了。淡漠的更加淡漠，空虚的更加空虚，麻木的更加麻木，卑鄙的更加卑鄙。于是，我更加觉得应当把这篇文字原原本本地发表出来，以纪念我当年度过的一年的青春岁月。这一年的青春不属于我一个人。它们嵌在了长城里。
这究竟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还是为了纪念的“忘却”呢？
——写在后面的话·2000年春
失落的“五四”
周末去大讲堂看电影《精武英雄》。依然是李连杰精美绝伦的武打动作，这次的打击对象成了蜂拥而上的日本武士。当大群大群的日本人倒在英姿勃发的李连杰脚下时，电影院里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这掌声是真诚而热烈的。正因为它的真诚和热烈，正因为它在北大响起，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在一阵接一阵的掌声中，我突然感到一种透骨的悲凉。作为中国最精明一群的北大人，在一种浪漫的民族主义情绪中鼓掌，掌声之外，还有些什么呢？
于是，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五四”，很自然地下了这样一个悲观的结论：“五四”的内核已经在我们手里失落了。今年“五四”，报纸上又是老调重谈“弘扬五四爱国主义传统”。其实，这种弘扬是一种遮蔽。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中写道：“二十年代中叶以后，两大党团本身也逐渐被少数领导所控制和操纵，各自依照自己的影子、思想模式和本身的利益来解释‘五四’运动，以便于夺取政权，支持和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和权威。于是‘五四’运动对自由、民主、科学、人权的热烈号召，对权威压迫的强烈抗议精神，就逐步给掩盖抹杀了。”我身处“五四”发源地的北大，亦有这种痛切的感觉。“五四”已经退却成一道遥远的背景，我们谈论“五四”，惮憬“五四”，却并不知道“五四”为何物。
胡适的老师、美国学者杜威恰好在“五四”高潮时来到中国，他几乎目睹了“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作为一名在民主社会生活的自由主义学者，杜威看“五四”反倒比许多当事人来得真切。他很少这样热情地称赞一个异国的学生运动：“他们要以学生的身份独立采取行动。想想我们国内十四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清除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而且使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在沸腾的学运及一系列戏剧性事件背后，杜威还发现当时学生撰写的文章中已有了某些新的特质：“第一个特点是有很多问号；其次要求完全自由地回答这些问题。在一个思想信仰一度被正统约束成教条和自满自足的国家里，这种讨论问题的狂热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预兆。”当许多当事者尚不清楚“五四”的历史地位时，杜威已经明晰地看到了“五四”是现代中国变革的关键，它为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各方面，都提供了或认同了许多新的因素。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周策纵先生认为：“‘五四’的真精神不仅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而是基于民意至上，民权至上和思想觉醒和信念。”在“五四”时期，这两种精神是水乳交融，互为因果的状态。然而，二十年代之后，随着现实政治斗争的白热化，两者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裂隙，政治集团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往往需要高张“爱国主义”的旗帜，诱惑深受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传统浸染的知识者参与其中。在整合社会思想的同时，“德先生”自然是眼中钉、肉中刺。“爱国主义”对这个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是个极其神圣的字眼，谁敢对它发生疑问，谁就与“五四”中举国声讨的曹、章、陆三个卖国贼无异。因此，“爱国主义”使一切不合理都变得合理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白鲁询就尖锐地批评说，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就是伪“爱国主义”，在其名义下盲从家长，崇拜权威，思想有许多条条框框，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此尖刻的批评，我们不得不承认是事实。
胡适晚年曾说，“五四”运动偏离了新文化运动的初衷。他这里所指的“五四”，正是从被改写的“五四”的意义上来说的。新文化运动及其高潮的“五四”运动里，新兴知识不仅公开主张需要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法律及政治制度，而且也宣称，中国的伦理观念、哲学、自然科学、社会学说和社会制度，都应该彻底重估，参考西方的这些部门，重新创造。这已经完全不同于前些时候鼓吹的那种有心无意的改革，或者局部改良，它是一种广泛的热烈的企图，要推翻那个停滞不前的旧传统的基本因素，而以一种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有一番精彩的论述：“所谓文明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独使用它某一部门的科学文明。例如为了要采用西方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建设生产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而为了能够有效地发挥造船厂和兵工厂的技术，又必须使构成其基础的经济活动顺利开展。于是，这便同以追求利润为不道德的儒家伦理发生了矛盾。因此，要拥有军舰就不能不使该国的文化深受影响。”可见，甲午之败，中国败不在军事，败在文化。可惜的是，直至今天，我们还自欺欺人地要以畸形的新加坡为样板，不得不令人啼笑皆非。
爱国主义古已有之，并非“五四”独创；“五四”独创的乃是思想多元、政治民主、表达自由、全盘西化等现代理论。统治者很害怕后者。因此便巧妙地将“五四”改头换面，装饰成舞台上一个浓妆艳抹的角色，照样能吸引观众好奇的眼光。北大电影院里掌声响起时，除了情绪，另无他物，情绪之外，是思想的空壳。不要忘了，这部电影产自市场经济发达的香港，渲染民族主义的目的不过是投合我们迷狂的“爱国心”，多赚几个钱而已。时下，有诸多学者谈“超越五四”、“走出五四”，口号倒是很响亮，依我看，“超越”、“走出”还远远谈不上，现在是老老实实地坐下来“认识五四”的时候了。
“勇敢者”游戏
——与克林顿对话的北大学生
1998年6月29日上午，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到刚刚结束百年校庆的北京大学。
克林顿首先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发表长篇演讲。演讲以后，有7名北大学生对克林顿总统提问。早在6月25日，北大副校长迟惠生先生就对中外新闻界说，北大将采用抽签的办法决定参加聆听克林顿总统讲演的学生名单。然而，许多北大学生并没有获得参加抽签的机会，他们纷纷表示根本就不知入场券分配的内情。
据1998年8月号的《华声》月刊报道说，400多张“珍贵”的学生入场券，以3种方式发放下去：一是直接进入班级，由学生民主抽签，运气好的自然“登堂有门”；二是流入学生团体，由平时就喜好参加此类活动的积极分子获得；三是系里支配，主要“照顾”对象，是那些口才好、思维敏捷的“优秀学生”。通过第一种途经分发的票数量最少。后来，进入礼堂的学生大部分是学生党员、学生干部和有向这两方面发展的“积极分子”。这些学生能够代表北大吗？尤其是那7名学生所提的问题，真的就是北大学生的水准吗？
当时在会场外面，就有一家香港电视台采访场外的北大学生。有几名学生就很不客气地说：“他们不配！真正的北大人不在里面。”里面与外面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分野。
那天北大学生所提的问题，大多数确实非常尖锐，有的甚至有挑衅的味道。事实上，北大校方在提问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暗示学生：要注意友好气氛，毕竟克林顿是10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和访问北大的美国总统。但是，提问的学生依然要表示他们的勇敢和爱国，他们的“勇敢”使整个提问过程充满了火药味。他们的情绪普遍都激动，仿佛美国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似的，仿佛被压迫已久的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出气筒。克林顿在会后坦率地表示，“当天批评的成分多了一些”。这些学生也许因此而满意了——他们在提问中表现出了自己以及自己所代表的国家的“勇气”和“信念”。
在苏联斯大林时代，有一个笑话说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见面了，两人谈论谁的国家更民主，美国人说：“当然是我们美国了，我们能够到白宫门口去张着标语骂罗斯福。”而苏联人说：“那算什么，你们充其量只能到白宫外面，而我们却能够到克里姆林宫里面去，当作斯大林的面大骂罗斯福。”相同的道理，在北大的礼堂里，无论怎样尖刻地质问克林顿都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相反还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这样有利可图的游戏，谁不愿意玩呢？今天，一本万利的好事也许就只剩下这么一桩了。
持续半个小时的“辩论”，由CNN向全球直播。世界各国的观众，很大程度上从这7个学生的身上捕捉北大的形象。这所大学，是中国最进步的力量的集结地。这所大学，是世界关注中国的一扇窗口。然而，这次北大的形象却在克林顿访问的过程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人们由此对北大产生了彻头彻尾的失望。北大不仅没有把握住一次站起来的机会，反而再次重重地跌了下去。
那么，让我们再一次走进“勇敢者”们的游戏，让我们静下心来思考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不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我们无能为力，但是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寻找一条条的线索，那让我们羞愧的一切之所以发生的线索。找到了这些线索，复杂的疑团也许就迎刃而解了。这次北大学生的表现，是若干年以来北大疾病的一次大发作，是一次原形毕露——丑陋虽然丑陋，但丑陋明明白白地昭示于天下，对北大自身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不用遮遮掩掩的了，疮长到了脸上，怎么办呢？
从《华声》杂志上，我们发现了提问的学生的名字，以及他们各自在会后的想法。于是，结合会场的一问一答，让我们返过头去，对这一特殊的、意味深长的事件作一次有趣的解读。
克林顿的演讲十分精彩。鉴于今年正值北大百年校庆，演讲中，克林顿以中文“恭喜，北大”开始，引起全场长时间的掌声。在演讲中，他从历史和思想层面展开，着重谈了中国的转型、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人权问题。克林顿强调人天生的基本权利的普遍性，认为个人自由是人类创造性的来源，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他说：“我们相信，并且我们的亲身经历也证实了，自由可以加强国家的稳定并推动它的变革。”他也反复恭维北大，大概他的智囊班子深知北大人爱听恭维话的习惯。他说：“北大正领导着中国迈向未来。”“我们来这里是想同你们——中国的下一代领导者们——交流一下有关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美中关系的极端重要性。”
第一个提问的是北大艺术系学生梁山鹰。他的问题是：“总统先生，很荣幸第一个提问。一如您在演讲中提到的，中美两国人民应向前迈进，而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增加交流。我个人认为，自从中国开放改革以来，我们对美国的文化、历史、文学已有很多了解，对美国总统也知道得很多。我们还看了电影《泰坦尼克号》。但美国人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却似乎没有那么多。也许他们只通过一些描写文化大革命或农村生活的电影来看中国。所以我的问题是，身为十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阁下计划怎样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真正了解和尊重？”
有趣的是，这个学生后来表示，当时所提的问题只是大家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却并非自己认为最感兴趣的问题。他坦白说，自己是一个音乐爱好者，熟悉美国许多摇滚乐队，如同熟悉他的广告专业术语。“如果有时间，我倒希望像朋友一样，问问克林顿，他最喜欢的摇滚乐队是哪一支？”
这是一种深刻的人格的分裂。你自己心里想问什么就问什么，为什么要言不由衷呢？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就在于，说自己想说的话。如果在外部的压力之下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这样的人是最不自由的；如果自己主动放弃说自己心里话的自由，这样的人是最可耻的人。
梁山鹰同学有什么样的理由认为他在大会上所提的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呢？他经过怎样的统计和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即使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但是自己并不关心，为什么就不能问自己的问题呢？老想充当大众的代表和代言人，这样的思路是有问题的。一个连自己也代表不了的人，又能够代表谁呢？这种“代表”是虚幻的代表。
接着我们来分析梁山鹰所提问题本身的矛盾和混乱。首先，中国是否很深入地了解了美国的文化、历史和文学？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的文化在中国社会一直仅仅是游离体，像油浮在水面一样，并没有被中国真正地吸收。对于美国的清教主义、对于美国的人权理念、对于美国的法律制度，即使是自称精英的北大学生和教授，又有多少的了解？梁山鹰同学用《泰坦尼克号》来作为自己了解美国的例子，显得十分荒唐。这部电影能够代表美国文化的精华吗？这样的自信还是少一点的好。在这样自以为是地发言之前，应该好好泡在图书馆里，读读杰斐逊、富兰克林、爱默生等美国第一流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著作，了解究竟什么是美国和美国的精神。凭空而来的自信是空中楼阁。作为北大学生，举一部娱乐电影来证明自己了解美国的文化，未免有点太掉价了。为什么不说惠特曼、梭罗、马克·吐温、福克纳呢？克林顿总统在演讲中频频引用胡适的名言，与对方相比，倒是显出自己不了解美国了。
其次，强迫别人了解自己本身就是一种可笑的行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