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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真的那么沉重吗？你们错了。他们照样唱他们的戏，程式一点也没有改变。“民国”并不因你们的死亡而成为真正的“民国”，他们有的是子弹，他们的字典里没有“忏悔”这个词。他们还会屠杀，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还会有更残暴的屠杀降临。他们教唆那些病痛者：来，快来，快来蘸人血馒头吃！
而你们的眼睛永远睁着，眸子里定格的是最后一眼看到的蔚蓝的天空。那时候，北京的天还很蓝很蓝，不像今天一样灰蒙蒙乌沉沉的。你们的眸子像钻石，晶莹透明。母亲握着你们冰凉的手，同伴梳理你们凌乱的发丝，暗恋你们的男孩伤心欲绝。你们太爱这个国家，太爱这个世界，这便是你们的报应。你们的裙裾再不能飞扬，你们的乌发再不能编起来。一盏盏的灯熄灭了，一颗颗的星坠落了。
他们又开始开会，围着巨大的圆桌。他们说，没事了，吃蛋糕吧。死者如同尘土，被他们轻轻抹去。他们讨论通辑令的名单，追捕那些还能开口的生者。他们自认为是强者，而你们是弱者。先生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先生不知道，在以后的时代里，我们还将遭遇到更深广、更厚实的黑暗。
七十二年过去了。保存下来的只有文字和图片，我的案头，一片狼藉。我听见了枪声，看见了鲜血，红色的大地与蓝色的天空，黑色的军警制服与白色的学生装，悠宛的鸽哨与短暂的枪声。那一刹那，我已经死过，紧紧地挽着你们的手。那一刹那，我重新复活，在你们的血泊中前行。我知道，你们的眸子注视着我，你们将为我祝福。
（后记）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八日，我在北大中文系会议室听钱理群先生讲鲁迅、讲北大精神、讲王瑶先生。王瑶先生本来身体很好，但是一九八九年夏天之后，他的健康状况便迅速恶化了。心爱的女儿浪迹天涯，有家不能归。有一次，有人要上门来查抄他女儿的物品。系里的老师担心王先生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和刺激，便跟吴组缃先生商量，由吴先生给王先生打电话，请他去做客。这样，王先生就可以避免跟有关人员碰面了。如是，王先生来到吴先生的家中，一进门，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立即抱头痛哭起来。旁边的学生这才明白：原来王先生什么都知道啊！不久，王先生就在上海的学术会议上病倒并迅速去世了，学者死在讲坛上，也算死得其所。然而，王先生直到逝世之前也没有见到女儿一面。
听完钱先生的讲座，我独自一人来到西校门附近的“三·一八”纪念碑。那里，寂静无人，人们都去舞厅跳舞去了。在微弱的月光下，我阅读着墓碑上的文字，想象着她们燃烧的青春。她们跟我一样年轻。她们为这个“老大帝国”而香消玉殒。
我想，有的东西是不能忘却的。忘却了，我们就生活在虚空之中。于是，回到宿舍之后，我连夜写下了这篇文字，献给在“三·一八”惨案中死难的几位女孩——当然，又不仅仅是献给她们。
他们的世界
重新阅读这篇大二时候所写的文字，觉得分外亲切。那时，离我们结束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已经两年了，我有了足够的距离来对自己和自己同龄人的这段历史进行审视、进行观照、进行反思。北京大学1989级、1990级、1991级、1992级和复旦大学1990级、1991级、1991级的学生，一共大约15000人被迫接受了长达一年的所谓“军政训练”，而我恰恰好是北京大学最后的一批军训学生之一。我承受了历史的“后遗症”。当时，我被迫进入“他们的世界”，用他们的方式存在，忍受了巨大的精神上的磨难。我有怨，但我不悔。
1994年所写的这篇文字，今天看起来也许有些幼稚，但是它们如此真实地记载了当时我的情感状态和思想状态，展示了当时我对军训的反思所能达到的深度。我把这篇文字看着自己思想历程中的一篇重要的文字，说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并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是毫不夸张的。很快6年过去了，我在整理这篇稿纸都已发黄的文章时，却觉得宛如是昨天所写的，墨迹刚刚干。
我拒绝遗忘，以我自己的方式。
——写在前面的话·2000年春
其实，那根本算不上苦难。当我看到自己放在箱子底的几套几乎还是崭新的军装时，终于有勇气对自己这样说。军装代表着他们的世界，而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融入他们的世界。即使我自己的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我宁愿处于一无所有的状态之中。
其实，那仅仅是一段注定了要由我们划上句号的历史。我们充当了这列火车的最后一批乘客，这没有什么幸运与不幸。我们都没有资格抱怨命运。并不是我们缺乏合理的理由，而是因为抱怨本身毫无意义。比起抱怨来，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我的一个生活准则：与其同情自己，不如尊重自己。我有替自己感到无比骄傲的原由——当时，虽然我仅仅是一个不谙人事的少年，但是我坚持下来了，我没有被黑暗所吞没，我没有陷入到卑劣之中。我保持了我之所以为“我”的那些最本质的东西。我让那些试图“惩罚”我们或者“改造”我们的人感到了后悔——拙劣的“惩罚”和“改造”反而使得对象变得更加聪明。我相当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想到此，我早已身在美丽的燕园。而燕园的花开花谢也已经两个轮回了。
一切都需要距离。尤其是回忆。当我身处黑暗之中的时候，整天害怕自己被黑暗所挟裹而去，我是一个脆弱的孩子；当我身处光明之中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也曾经是肩负过闸门的那群人之一，那么，我又是一个勇敢的少年。脆弱和勇敢，集中在我的身上。军训的过程中，在我们中间流行着一句笑话——“哥哥调皮，弟弟挨打”。1989年的时候，我们这届学生都还在上初三，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外面所发生的一切都一无所知。面对这句充满禅宗机锋的幽默，我却没有一丝一毫想笑的意思。这种幽默无法让人笑。从短暂的、特定的时空来看，我们确实是无辜者，因为我们与上一段历史无关，我们是“身家清白”的70年代出生人；但是，从更加长远的、更加阔大的时空来衡量，我们却又并非完完全全的无辜者，自一出生起我们就被镶嵌在历史之中。
我不是受虐狂。我对耻辱比谁都敏感。然而，我又对自己说：既然渴望光明，就得直面黑暗。谁让我选择钻石的命运、而不选择沦落为泥潭呢？既然自命为钻石，就得经受最初的、与黑暗为伍的历程，之后才可能从黑暗中冲杀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黑暗当然不可能赋予钻石以光辉，但是它却能够让钻石的光辉更加耀眼、更加夺目。1992年我参加高考，在填报志愿之前，我就清楚地知道，选择北大对我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到此前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的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一年的“军政训练”。至于“军政训练”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怎样进行的，那却不是一个18岁的、一直就呆学校园里的单单纯纯的少年所能洞悉的了。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一旦选择上北大，就意味着自己将在未来的365个日日夜夜里失去选择的权利。一旦选择进入“他们的世界”，自我将遭到最残酷的压制乃至于消灭。
我不想渲染自己所经历过的苦痛。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它轻如鸿毛。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著名学者张志扬来。他在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时代里身陷牢笼。据张先生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张志扬在仅有四平方米的囚笼中整整呆了8年的时间，一个人。他的手中只有两套书：一套是中文版的马恩全集，另一套是德文版的马恩全集。他用了8年的时间，仅仅依靠这两套全集，使用最原始的中文词语与德文单词对照的办法，居然完全掌握了德文——不会听、说，却能书写自如的德文。正是用这种办法，张志扬才让自己的精神免于崩溃。我在向张志扬先生的意志和毅力表示深深的敬意的同时，自知本人决没有这样的意志和毅力。如果说没有丝毫的痛苦会让人容易喋喋不休，而过度的痛苦却又会让人陷入永久的沉默之中，那么既然我还有想表达的意愿、而且我的表达又不至于冗长，这就说明我所承受的痛苦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当时，18岁的我猛然看到鲜活的绿色之后无边无际的沼泽地时，震惊的心态是可想而知的。我虽然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世界”，但我能够坚执说：我不属于“他们的世界”。我从小就恐惧“井”。在外婆家，有一口深深的老井，我老是担心掉进去。如今，我能否跨过这口“井”呢？这是在我生命历程中，第一次，爱、尊严、希望和怜悯被恨、冷漠、绝望和苛刻所取代，真、善良、坦率和友好被假、恶毒、虚伪和敌视所压抑。石家庄陆军学院这所号称“中国西点”的军营，与我想象中的太不一样了。我的梦破灭了，我追问——人与人之间难道应当这样？应当是一种施加恐惧与承担恐惧的关系？我从小就厌倦甚至厌恶有关军队、有关武器、有关战争的一切。在情感上，我是一个胆怯的、懦弱的孩子，天生如此。自从出生以来，我就与暴力无缘。一个凶恶的眼神就能够让我恐惧半天，更何况粗暴的语言和行为呢？这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是不“正常”的。与我同龄的男孩子，一般都喜爱军队、喜爱武器、喜爱战争，以勇猛、以粗犷、以凶狠为美。就连女孩子也“不爱红妆爱武装”呢。于是，我自然而然地成了一棵在荒漠中固执地生长着的小树。1992年9月8日，我到石家庄陆军学院报到的那一天，18岁突然离我而去，虽然我还没有完全学会如何变得坚强，但我学会了如何保护脆弱。我知道，生命中有一份重荷是属于我的、一定要我来承担的。
小时候，我是一个喜欢做白日梦的孩子。在军训的时候，我找到的许多做白日梦的机会。军训的全称是“军政训练”，一半是“军事”，另一半是“政治”。所谓的“政治”，对我来说无非是考试时背一条条的条文罢了，这难不倒有记忆天赋的我。于是，当教官在讲台上热情澎湃地宣讲他自己以为正确的或者连他自己也认为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我便倾听窗外白杨树在风中的沙沙的声音。我们的教室在四楼，但高高的白杨树远远比四楼还高，它们才不管什么规矩呢，一个劲地往天上长。树干上的斑痕就像是一双双的眼睛，它们注视着我。我也注视着它们，同时开始做自己的白日梦了。我羡慕白杨树的自由，虽然被种植的时候，它们也是不自由的，但是它们却自由地生长着，向着无穷无尽的天野。每一丛树枝都是一只伸开的手臂，每一丛树枝都是一颗敞开的心灵。我在梦中变成了一棵白杨树。直到猛然醒来，才发觉教官已经讲到《毛选》第三卷了。现在，我在北大的校园里读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其中有这样的几句话：“视通万里，思接千载。观古今于一瞬，抚四海于须臾。”回想起当日的白日梦，简直与书中的描述一模一样。吟咏着这几句话，顿有隔世之感。当时，做白日梦是解放自己的唯一办法——在一个没有一分钟私人的时间、也没有一厘米私人的空间的环境里，难道还有解放自己的其他办法吗？古代有哲人说过：“思想是不说话的言语。”然而，有些愚昧的人，总是以为不让人说话就能够断绝思想和扼杀思想。在那最艰难的环境里，我依然与这一邪恶的理念对抗着。有了白日梦，看上去一点自由也没有的我，却拥有了真正的心灵的自由；而那些企图剥夺他人自由的家伙，却沦落到最缺乏自由的境地——他们连因和果都分不清。在历史的链条上，我们是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他们最多是上面的尘埃罢了。他们以为自己是主人，把我们当作奴隶来驱使，殊不知我们才是主人——他们连奴隶也不配。
白天，规范与命令淹没了我们的生活。已经有多久没有追问过“为什么”了呢？他们要我们绝对服从，要我们放弃思考的权利，他们说我们没有权利思考，也没有必要思考。他们说这里是他们的世界，他们已经制定了严格的规矩，这些规矩是屡试不爽的，你们只需要执行就行了。夜晚，等他们用手电筒查完铺，我才自由地开始思考。这时，空虚像闪电一样击中我的心灵。真正的痛苦是没有沟通和交流的痛苦。然而，既然我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空虚，已然不是病入膏肓的空虚。病入膏肓的空虚是没有反省的。空虚的极致是麻木。某些肩头星星挤星星的人正是如此，某些与我一同来到这里的同学、已经被诱惑或者征服的同学也是如此。我为自己还有那么多值得执迷和眷恋的而骄傲、而自豪。我尊重自己，虽然这是一个不尊重人的世界。我信任自己，虽然这是一个不信任人的世界。敝帚自珍是此时此刻最宝贵的品质。
没有人身处黑暗之外。因此，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对黑暗有自己的态度。鲁迅先生说，肩起黑暗的闸门，让孩子们跑到光明的地方去。同时，他对肩着闸门的人是否会被黑暗所吞没有着深深的忧虑。南京的民谣：“找人找不到，自己顶石坟”，成了先生的自况。但先生却没有想到，他去世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的闸门要让孩子们来顶，我就是孩子中的一员。你能否顶得起是一回事，别人要你顶又是另一回事。先生早料到他之后的时代会更加恶劣。
在许多“战友”都抛弃爱、尊严、希望和怜悯，抛弃真、善良、坦率和友好的时候，我依然抱着它们不放。在军训结束前进行的野营拉练中，我们走过太行山深处一个又一个的村庄。这些村庄破败的让我触目惊心。我来自富庶的成都平原，我第一次深入到贫瘠的北方的乡村。我发现村庄的土墙上用白色涂料写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标语依然清晰可见。一个被军官们誉为“太行明珠”的村庄，是陆军学院拉练时长期的“结对”村庄，他们派出了上百个小孩在村头迎接我们。然而，我却发现孩子们穿着破破烂烂的，眼睛中是一片茫然与困惑。在孩子们的眼中，我们仿佛是奇异的外星人。在休息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小男孩，大约七、八岁的样子，他对我说：“我想念书！”眼睛眨巴眨巴的，却空空洞洞、没有一点点这个年龄应该有的灵气。原来，他没有上学！后来，我了解到，这个村子建起了一所“希望小学”，而真正能够入学的孩子却少得可怜。“希望”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成其为希望。当时，我躲避着孩子的眼睛，无言以对，唯有泪落黄土地——仿佛我也参与了罪恶。肩头的闸门顿时显得如此沉重，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有多少同胞在这样像蚂蚁一样卑微的生存着啊。
在村子里，军官们与当地的官员们组织了大会。大会让，让村支书讲述农民的生活如何如何幸福。这是他们安排好的节目，一年一度的节目。村支书已经相当娴熟了。他们把我们当作一群城里来看热闹的孩子。他精确地背诵出一连串的数字，以证明他说的话是真的。也许，按照支书的想法，这群学生娃娃只会读书，所以多讲些数据，就会让他们信以为真。然而，他们过低地估计了这群年轻人的眼睛和心灵，他们以为这些年轻人是由他们摆布的白痴。他们不知道，青年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欺骗的人。他们以为这是又一个“洗脑”的机会，没想到却让我们更加清醒了。
拉练的队伍在宿营地用晚餐。补给车上有充足的食品，老实说，质量确实不错。用完晚饭后，吃剩的馒头、油条都扔到了大桶里。人很多，桶很快就满扔了。这时，一个苍老的农夫肩着两只桶来搜罗这些东西了。而就在同一时间，又有一个中年妇女肩着同样的两只桶来了。他们互不相让，激烈地争执起来，而一名教官笑呵呵地在一旁调解，他的调解让两人的争执更加剧烈了。他大概有意如此，与其说是调解，不如说是挑拨。这样，自己好做一个不花钱的观众，开心地观看一场“好戏”。我知道，这名教官是农民的儿子。不久以前，他还在家里跟可怜的父母亲一起过着同样的生活。他是士兵出身，因为表现良好才被推荐上了军校，毕业后留校。为什么他这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村子、忘记了自己的父母、忘记了自己的昨天？他是有意要这样做的，他要奋不顾身地脱离他过去的生活状态。我愤怒地扭过头去。我至今还为自己当时没有当面谴责那名教官而感到耻辱。我匆匆地走开了。面对千年沉默的大山，我痛苦地想，大山里有多少人像一棵棵的草一样生生死死。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理解他们的痛苦？而在他们的眼中，我又是一个怎样的“我”呢？
拉练的另一个宿营地是著名的“圣地”西柏坡。这里曾经居住过一大群领袖。领袖们的故居被耗费巨资精心整修过，而村庄里依然缺水，村民们吃水要到几里外的水库去挑。又是一个夜晚，星光如水，只有在山里才有如此美丽的星光。我们在村边的宿营地上放映电影，电影是《蒋筑英》，当然是教官们精心安排的。但是，我却发现他们与蒋筑英并非一类人，人人都在从蒋筑英的悲剧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让自己变得聪明一些。他们都不当蒋筑英，为什么要我们当呢？他们躲在一边，粗俗地嘲笑着电影里那个迂腐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最瞧不起知识分子的，而我们却恰恰是“准知识分子”。他们不喜欢看这样的电影，但他们知道这样的电影可以用来教育我们。对此，我当然是一清二楚的。但是，这部电影确实让我很感动。晚上，到了睡觉的时间，我们一个班12个人睡一个窑洞，12个人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并排着席地而睡。我彻夜不眠。尽管整日的行军已经让身体并不强健的我早就疲惫不堪，但太多的东西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