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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巨大成绩，八一厂先后摄制了纪录片《欢呼我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6）、《我国成功的进行了一次新的氢弹试验》（1968）、《我国又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5）。60年代末，苏联在中苏边境挑起争端，新影厂和八一厂是摄影师们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了记录苏联霸权主义暴行的资料，这些资料被编成纪录片《珍宝岛不容侵犯》、《新沙皇的反华暴行》（1969）。在许多危难时刻，都能找到新闻摄影师们的身影。1975年，摄影师陪同中国运动员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长纪录片《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生动再现了这个壮举。1976年，《英雄战震灾》和《军民团结抗震灾》纪录了唐山大地震的情况。
1972年以后，关于体育和文化的纪录片有所增加。体育方面，除了记录登山运动的影片，还有表现乒乓球代表团参加国内外比赛的影片；文化方面，有反映考古工作新发现的《满城汉墓》、《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出土文物》、《考古新发现——马王堆一号汉墓》（1975年又陆续拍摄了马王堆二号、三号汉墓的考古新发现），反映工艺美术新成就的《户县农民画》、《木偶小歌舞》，以及记录杂技、曲艺、驯兽、武术的影片。为了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纪录片工作者还拍过几十部传统京戏的优秀节目，最初的目的是给江青等人观看，但在客观上为一些著名演员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文革中期，综合性的电影厂陆续恢复生产，偶尔拍摄一些纪录片，如：珠江厂拍摄了《扁担精神赞》、《三八妇女带电作业班》、《粤海轻骑》、《红日照宝岛》，西安厂拍摄了《陕西文物》、《宝鸡峡》，新疆厂为向毛主席汇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年的发展历程和建设面貌摄制了大型彩色文献纪录片《光辉的历程》（1975）。60年代初下马的省厂，有的把器材和人员保留下来。文革后期，新成立的湖北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江陵汉墓》。福建电影组拍摄的“四人帮”在福建的爪牙破坏生产、迫害干部、进行武斗的资料，于 1977年被编辑成纪录片《铁证如山——纪录“四人帮”的罪行》，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
70年代初，随着中国外交活动的日益频繁，新影摄制了纪录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日本田中角荣首相访华的影片，而《第二十七届联大会议》（1973）反映了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的情况，《邓小平副总理率我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1974）记录了中国代表团在联大会议上受到的欢迎。还应提到中国纪录片工作者在非洲拍摄的影片，如《中国医疗队在坦桑》。中国政府不仅派出自己的电影工作者记录国际交往，而且邀请外国电影工作者来华拍片，如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和伊文思的《愚公移山》。
文革时期的新闻纪录电影，结束于围绕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纪录片展开的斗争。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各界群众自发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摄影师们在拍摄正式规定的悼念活动的同时，还以悲痛的心情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拍摄了群众悼念的感人场面。影片制作出来后，“四人帮”及其亲信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妄图对影片加以删剪，并一再拖延审查，阻挠出片。因此，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1977）才得以上映。由于此片表达了人民的心愿，忠实纪录了人民和周总理心心相连的感情，上映后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新时期的电影纪录片（1976—1993）
1976年10月，中国的历史并未随着“四人帮”的倒台立即进入新时期，而是经历了两年的徘徊阶段。在此期间，虽然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顺利召开，但是文革时期和以往的党内错误并未得到彻底清理。直到1978年12月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才进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时期。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共中央决定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时期回荡在中国大地上空的最响亮的口号是“改革”与“开放”：改革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向国际社会开放封闭已久的中国。
新时期中国纪录片领域发生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新闻片与纪录片分离，以及纪录片观念的演进。电视新闻的迅速发展迫使电影新闻片淡出银幕，新闻片与纪录片的分离促使电影工作者和电视工作者共同探讨纪录片的观念。电影工作者在摆脱新闻片的影响以及尝试纪录片的创新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电视工作者通过自身的努力以及与国外合作拍片的方式也进行了宝贵的探索。然而，对于长期以来习惯于将新闻片与纪录片混为一体的电影和电视工作者来说，新闻片与纪录片的分离以及纪录片观念的转变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直到90年代初期才基本实现与国际流行的纪录片观念的对接。
新时期中国纪录片领域发生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电影纪录片逐渐衰落和电视纪录片迅速崛起。电影纪录片走向衰落，既有内在原因也有外在原因。内在原因，主要是以往那种高台说教式的纪录片已经难以满足观众的多层次需求，尤其是在实施改革和开放政策后，观众的审美趣味发生了很大变化；外在原因，主要是电视纪录片的迅速兴起夺去了许多电影纪录片观众。然而，任何新兴媒体的出现都不可能完全取代原有媒体，而是利用原有媒体的优势和历史积累，电影纪录片与电视纪录片之间既存在矛盾又相互依存。电影纪录片在走向衰落之前，依然创造了辉煌的作品。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经历了几年的拨乱反正阶段。平反文革遗留下来的大量冤假错案，处理建国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步骤，电影工作者为此摄制了一系列影片。1979年，新影厂编辑了为天安门四五事件平反的《扬眉剑出鞘》，制作了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生平的《周总理和我们在一起》、《朱德委员长活在我们心里》、《刘少奇同志永垂不朽》等。198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60周年摄制的《先驱者之歌》讲述了革命战争年代普通战士的事迹。1982年，八一厂摄制了反映老一辈军事将领历史功勋的《光辉业绩》。1983年，新影摄制的《毛泽东》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阐释了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精神。
在一些电影工作者关注历史的同时，更多电影工作者将目光转向现实，拍摄了反映各种现实问题的影片，如：反映普通人家得到平反的《金凤凰飞进光棍堂》（1979），纪录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奋起还击》（1979）和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钢铁长城》（1981），激励青年人奋发图强的《莫让年华付水流》（1981），反映人民群众新的生活需求的“美”的三部曲（《美的旋律》，1978；《美的心愿》1979；《美的呼唤》，1982），反映新时期体育事业突飞猛进的“力”的三部曲（记录第四届全运会的《新起点》，1979；记录第九届亚运会的《夺标》；1983；回顾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国际比赛历史的《零的突破》，1984）和记录中国女排夺取世界冠军的《拼搏》（1982），展现中国科学家探险的《南极，我们来了》（1985），反映祖国统一心愿的《海峡情思》（1983）、《香港一百天》（1984）、《澳门沧桑》（1986）等，以及大量报道改革开放进程、四化建设成就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影片。
虽然早在50年代一些纪录电影工作者就曾指出，纪录片不仅应该是“报纸的兄弟”而且应该是“艺术的姐妹”，但是只有到了新时期他们的艺术创造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个时期，由老中青三代纪录电影工作者组成的创作队伍都奉献出了精美的作品，中年纪录片工作者的作品尤其引人瞩目，除了上面提到的陈光忠的两个三部曲，还可以例举其他一些编导和摄影创作的影片，如：《滇藏路纪行》（1978），《潜海姑娘》（1978），《竹》（l979），《三江秋色》（1979），《蓝天抒情》（1979），《奇妙的画廊》（1980），飞毽（1981），《老北京的叙说》（1984），《九寨沟梦幻曲》（1984），《“一”的启示》（1987），等等。
为了适应新时期国内传播和国际交流需要，有关机构适当调整了拍片策略。比如，新影自1978年起将《新闻简报》改版为《祖国新貌》，在选材内容和表现形式上也有所改变，不仅有叙事性的报道，也有短小精悍的特写、散文、报告文学。中国需要走向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新影厂与其他电影厂有计划地拍摄了对外宣传片，对外发行的杂志片《今日中国》也进行了改版，每期反映的内容更概括更集中更凝练。从1977年到1984年新影共摄制了长纪录片120部758 本，短纪录片1036部1975本，期刊片446本，总计3179本，每年约400本。80年代中期以后，新影拍摄的纪录片逐渐减少，至90年代初每年只拍摄两三部长片和200本左右的短片，其他电影厂拍摄的纪录片更少。
电影纪录片逐渐衰落，电视纪录片迅速兴起。1978年5月1日，成立于1958年的北京电视台改称“中央电视台”。一年之后，北京市成立北京电视台，全国的省级电视台也全部成立，形成了覆盖广泛的电视网，而且电视机的数量迅速增长。1979年全国只有485万电视机，但是此后这个数字以每年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台的幅度疾速增长。1983年，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制订的“四级办电视”的政策更是促进了全国电视业的大发展。电视观众的激增带来了对于包括纪录片在内的各种电视节目的需求，从前依赖播放电影节目的状况亟待改变，电视人必须拍摄自己的纪录片。
中央电视台1978年开办的《祖国各地》播出过不少纪录片，在当时的电视纪录片栏目中独树一帜。进入80年代，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系列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1980）、《话说长江》（1983）《话说运河》（1986）等曾经引起强烈的凡响。此后，宣传改革的政论片《迎接挑战》（1986），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而制作的《长征，生命的歌》（1986），为纪念建军50周年而制作的文献纪录片《让历史告诉未来》（1987），都在当时产生了轰动的社会效益。地方电视台也拍摄了许多优秀电视纪录片，这些影片大多在中央电视台1989年初创办的《地方台50分钟》（后改为《地方台30分钟》）栏目中播出。这个栏目的整体水平很高，以至于1990—1992年的电视文艺节目“星光奖”将大多数优秀纪录片和艺术片奖颁发给了曾经在这个栏目中展示的作品。此外，人类学纪录片的拍摄也获得了很大发展，而且电视台在拍摄人类学纪录片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1991年，中央电视台制作和播出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望长城》，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史上的一部里程碑之作。影片以摄制组的活动为线索，动态地表现了长城两侧人民的生存状态。影片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自始至终的同期声、主持人的积极参与、长镜头的广泛运用、追踪拍摄事件的进程，所有这些手法都在当时的中国电视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争鸣。这部影片带动了一大批同类风格的电视纪录片的出现，如《远在北京的家》、《大三峡》等。此后，电视纪录片迅速成为电视节目的新时尚。
走向多元化的纪录片（1993—2005）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是中国纪录片走向多元化的时期，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影视合流（电影纪录片与电视纪录片合流），内外接轨（国内纪录片与国外纪录片接轨），官民互补（官方纪录片与民间纪录片互补），新老并存（传统纪录片与当代纪录片并存），这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产生的必然结果。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1993年对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年份，这是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之后的第一年，改革开放的局势发展迅速，市场经济浪潮冲击着一切不适应形势发展的事物。
影视纪录片合流的标志性事件，是1993年10月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整建制地并入中央电视台。不久，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也划归中央电视台，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并入上海东方电视台，八一电影制片厂将新闻纪录片的摄制任务移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电视制作宣传中心。影视合流的积极影响是优势互补：电影厂的创作人员开始用摄像机拍摄作品，电视台的创作人员获得了拍电影纪录片的机会；电影厂为电视台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电视台为电影纪录片提供了广阔的播映空间。电影纪录片的传统得到电视纪录片工作者的继承，电视纪录片的创作观念对电影纪录片工作者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这个时期的电影纪录片虽然数量不多，但是产生的社会影响却很大。1995年，八一厂摄制的回顾抗美援朝历史的文献纪录片《较量》放映了1500多场，票房收入在当年国产片中名列前茅，后来的《东方巨响》（1999）、《挥师三江》（1999，与新影厂合拍）也产生了很大反响。1997年，新影厂制作的文献纪录片《周恩来外交风云》成为当年国产片票房的佼佼者，后来拍摄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1998）、《丰碑》（1998）、《世纪大典》（1998）、《中国1949》（1999）、《走近毛泽东》（2002）、《灾难时刻》（2004）等表现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山梁》（1997）、《钢琴梦》（2003）等具有清新独特的风格。其他一些电影制片厂也拍摄了一些电影纪录片，如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文化名人纪录片《鲁迅之路》（1999），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的《复活的军团》（2004），等等。
电影纪录片走向市场，电视纪录片采取了栏目化的生存方式。1993年2月，上海电视台开辟了全国第一家以纪录片为主题的电视栏目《纪录片编辑室》，而且是在主频道晚8点的黄金时段播出。该栏目播出的《摩梭人》、《德兴坊》、《毛毛告状》、《远去的村庄》、《大动迁》，由于反映了普通百姓的命运与情感而受到广泛欢迎。继上海台之后，新成立的上海电视东方台和上海有线电视台也相继开辟了纪录片栏目。1993年5月，中央电视台开播的《东方时空》栏目更是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在这个栏目的四个版块中，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为广告语、以纪录片形态呈现的《生活空间》力图帮助人们改善生活品质，提高文化教养，以反映普通人生存状态的方法，在平凡中见惊奇，激发人们热爱生活和创造生活的热情。此后，全国各地的电视台都掀起了创立纪录片栏目的热潮。
国内纪录片与外国纪录片接轨，首先表现在纪录片观念及其名称变化上。电影方面，长期以来新闻片与纪录片并无明确的界限，电视方面，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沿用电影新闻纪录片的模式。中央电视台在建台之初，曾经把专题节目与新闻节目、文艺节目并立，建台第三年才设立社教部，并把大多数专题节目归入社教部，纪录片主要是由新闻部制作的。那时，人们把专门就某一方面内容或对象而设立的节目叫做专题栏目，而把较长的、较深入的新闻报道叫做专题片，同时又学习新影厂的经验，把经过精雕细刻摄制的报道性节目称为纪录片，两者都是用胶片拍的，在名称使用上也比较随意，并无严格区分。1976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电视工作会议上，一些代表强调要突出电视的特点，摆脱电影的影响，走自己的路，与其叫电视纪录片，不如叫专题片。此次会议最显著的结果，是中央电视台把社教部的名称改称专题部，而电视专题片的名称也由此流传开来。专题部可能是中央电视台下设机构中名称变更最频繁的一个部门，据不完全统计，自1958年以来这个部门的名称至少变更了7次。
1994 年底，中央台在原专题部纪录片组的基础上组建纪录片创作室。1998年，纪录片创作室和社教中心地方组合并成立纪录片部。总之，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和一批有影响的风格各异的纪录片的出现，“专题片”的说法渐渐淡出，而被人们普遍认同和接受的“纪录片”取代。
与名称相比，国内外纪录片接轨更重要的表现是，越来越多的中国纪录片参加了国际影视节，并且获得了承认。在这方面，电视纪录片发挥了积极作用。进入90年代，在国际上获大奖的纪录片大多数是电视台摄制的作品。1992年，宁夏电视台和辽宁电视台合拍的《沙与海》获亚广联电视大奖，这是中国电视纪录片第一部获得这个奖项。1993年，中央电视台选送的纪录片《最后的山神》（孙曾田）再获亚广联电视大奖，这是中央电视台首次获此殊荣。1997年，法国的真实电影节将大奖颁给了中国电视纪录片《八廓南街16号》（段锦川）。这些影片的共同特点是，影片制作者花费很长时间与拍摄对象相互交流，深入观察和体验他们的生活，然后才开始影片的拍摄工作，他们继承的是纪录电影鼻祖罗伯特·弗拉哈迪的传统。这些影片还具有人类学纪录片的特征，而长期以来专门从事人类学纪录片拍摄的影视工作者（如杨光海、范志平、郝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