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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知，盖由识即名而知。”这种“玄之又玄”的说法，离墨经的本旨更远了。
依我们看来，经文的“久”，是指获得这类知识的条件说的；但并不妨
碍“久”这观念本身也属于这类知识的一种。人类在现实生活中，返复了不
知几十万万回的实践，就是使客观实在性概括成为表象的真正基础。只有在
实践中，例如在农业上，人们要屡次耕耘土地，砍倒树木，处置木料的时候，
“地面”这一表象才会在人们中间构成。同样，在行路上，只有用一定步武
行路，或以一定时间行路，行过各式各样的崎岖或平坦的路，返复了千百万
回之后，“一日路程”这一表象才会在人们的脑里构成。中国计量耕地的“亩”
之用“步”做单位，就是很好例子。而“里”的长短，“亩”的宽狭，各地
不同。这也是由于各地地形的差异以及人们体格习惯等等的差异而来。时间
的观念也是这样地形成的。这些都可以作“行修以久”的适切的例证。而由
这样的长久的实践所创获的知识，分析至最后，虽和五官的感觉有关，但是
它们却不是直接由感觉得来的知识。故说，“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而
经说所谓“久，不当以目见，若以火见”云云，也是以譬喻来说明“久”在
创获“不以五路知”的知识中的条件性。不然的话，“不当以目见”的“当”，
就无着落处，就费解了。
这种“不以五路”而获得的知识，在上述三种知识中，最和亲知接近，
但又和亲知的途径不同。所以墨经为之特立一章。
（六）上段说明知识的由来，指出墨家于闻、说、亲三种知识中特别重
视亲知。其实在同章后半，已经明显地把这一意思表现出来。
在墨经中，关于“闻知”，有专章详释，而对于“亲知”、“说知”却
没有立专章。大概因为“亲知”的绝大部分已包含于实践之中，既有释“为”
一章——“为，存，亡，易，荡，治，化。”——详分“求存的为”、“已
（亡）病的为”、“交易的为”、“荡涤的为”、“图治的为”、“变化的
为”六目，而加以解释，故不特立专章（“见，体，尽”章，只说明亲知的
一部分）。至于说知，则经下及小取两篇几乎全部内容都与“说知”有密切
的关系，也没有另设专章的必要。
经上：“闻：传，亲。”
说：“闻，或告之，传也；身观焉，亲也。”
（校注）鲁说：“梁校‘身观’改作‘身亲’，非是。身所观者，即属
亲闻，如读书之所知者，是亲闻也。”
“闻知”有两种：一种是“传”闻，即因人的辗转告语而知的；另一种
是亲闻，即由自身的亲观体察而知的。吕氏春秋说：“夫得言不可以不察，
数传而白为黑。”（慎行论察传篇）本章特把闻知分为传、亲两种，其用意
正在指出“亲闻”较“传闻”更能接近于客观的现实性。
关于“名”、“实”，经说上：“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例如
说这本书是墨经一句话，其中“这本书”是“所谓”；墨经是“所以谓”。
“所谓”有实可指，故谓之“实”；“所以谓”是“以名举实”，故谓之“名”。
经说下：“举彼尧也，是以名视（示）人也；指是臛也，是以实视（示）人
也”，也是同样的意思。如果我们说“墨经是难读的古书”一句话，那末，
墨经就变成“所谓”，“难读的古书”就是“所以谓”了。在上面两例里，
都以“是”字把“所谓”和“所以谓”联系起来，以成一辞（即小取篇所谓
“立辞”）。如果这一联系，恰合于两端即“所谓”与“所以谓”的客观的
实在的关系，那就是“名实耦”，就叫做“合”。所谓“耦”者即是二人并
耕的“耦耕”之“耦”。耦耕者的动作必须协调一致，是参差不得的。所以，
必须名实“耦合”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也就是说，判断才能成立。
但是，问题不在于名实的形成的“耦”，而在于其实在的“耦”。到了
名实在实际上不一致的时候，即实在已不相“耦”的时候，怎样地使之相“耦”
呢？用名去正实呢？还是用实来正名？前者属于唯 心主义，后者属于唯物主
义。因为无论那一家的“名辩”，从来在形式上就没有不主张名实是应该“耦”
的。
墨家重实，所以，采取后者，即“用实正名”的态度。因此，我们就要
来考察墨经中怎样地表现出这种态度。小取篇：“以名举实”。关于“举”
这个术语，经下云：
“举，拟实也。”
说：“举，告以文名，举彼实故也。”
经上接着又说：
“言，出举也。”
说：“言，言也者，诸口能（态）之出名者也。名若画俿（虎）也，谓
言犹石致（致）也。”
（校注）张纯一说：“‘举’即礼记曲礼上‘主人不问，客不先举’之
‘举’，犹概括之词。”栾调甫说：“‘举’即概念。”说文：“拟，度也。”
栾又说：“拟实，谓比拟其实状。即易系辞‘拟诸形容象其物宜’之义。”
梁说：“模拟其实相也。”“举彼实故也”旧倒作“也故”，依曹校改。鲁
说：“‘能’即‘态’之假借。”“名”旧作“民”，依孙校改。“俿”，
“虎”字异文。张纯一说：“‘致’通‘緻’。言如石之坚实致密，不可夺
也。”
由这两章看来，可见墨家对于名实的态度，明显地是以“实”为主导，
即凡名必须副实，不能副实之名即无意义，能副实才算是确切的名。经上：
“言，口之利也。”经说上：“声出口，俱有名。”声发而为言，故说，“言
也者，诸口态之出名者也”。“名”之用在于“举实”“见意”（即“执所
言而意得见。”）。“告”则为“举”。所以，“举”之用也在于“拟实”
“见意”。经上又说：“实，荣也。”说：“实，其志气之见也。”尔雅释
草说：“木谓之华，草谓之荣。”所以，名对于实，也像荣为实的“志气之
表见”那样，模拟着“实”的真相及其所以然之故，以“告”诸人。因名为
实之荣也，故说“文名”，故又说“告以文名，举彼实故也”。而世所以有
“名”，是由于有“实”，是由于必需有以辨别诸“实”。经说上：“有实，
必待文名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因
为名是实，实是主，所以名之用在于“貌物”以“举实”。故说：“名若画
虎也。”倩人画虎，若其技艺拙劣，画虎而反类犬，则惟有另请高明，从新
再画；必不能反去责虎令其类犬，以肖所画！如果像画虎类虎那样，“拟实”
如实，则名称其实，言便正确。这样的言，便可颠扑不破，牢靠如石，故说：
“谓言犹石致也。”贵义篇说：“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更也）
思者，是犹舍获而攈（拾也）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尽
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这可说是“谓言犹石致也”的确诂，
也证明墨家自墨子始，“立辞”怎样不苟，对于自宗的立言怎样自信！
由此可见，墨家之所谓“名实耦”，是“以名举实”的“耦”，不是“强
实从名”的“耦”。这样的耦，才能得到事物的客观的联系的保证。见之明，
故信之笃，故有根据可以说“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而非
漫然的自夸。
（七）最后说“为”——墨经把“为”放在“知、闻、说、亲；名、实、
合、为”章的末尾，其用意是在表明重视实践。这里包含两种意义：一为求
知的目的在于联系实际的致用；一为知识的正确与否须靠实践的检证。所以，
墨子说：“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兼爱下篇）
这种联系实际的致用的精神，像一根红线似地贯串于墨经全部，使它放出科
学的异彩。
经说：“志，行为也。”经上：“行，为也。”鲁注说：“人类之动作，
能有自觉之目的，且有助于意志之主持者，是谓‘行为’。行为具有动机与
效果二者而兼之，不可因其动机之善或不善而断其效果也。盖有正当之志愿，
非徒感情冲动之欲望也。故曰：‘志，行为也。’”颇得其解。墨子对于“行
为”的估计，虽重效果（上引“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可见其一斑。）
但也未尝忽视动机。例如耕柱篇说：“巫马子谓子墨子曰：‘子兼爱天下，
未云利也；我不爱天下，未云贼也（广雅释诂：“云，有也。”张说：“此
两‘云’字，均当训有。”）功皆未至，子何独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
‘今有燎者（说文：“燎，放火也”。）于此，一人奉水将灌之，一人掺火
（毕校：“‘掺’即‘操’之异文。”）将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贵于二人？’
巫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掺火者之意。’子墨子曰：‘吾亦
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这段对话，可作墨子未尝忽视动机的证明。这
种见解，在鲁问篇表现得更具体而明显。鲁君问立太子于墨子，墨子的答语
有“未可知也，或所为赏与（孙读‘与’为‘誉’，是。）为是也。魡（钓）
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
“志”即“志，行为”的“志”，即指意志方面的动机；“功”即效果，墨
经所谓“志，行为也”，大取篇所谓“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都
是推衍着墨子的这种思想。
墨家在行为上注重联系实际的效用，因而他们在认识论上注重实践。贵
义篇说：“子墨子曰：‘今瞽曰，皑者白也（“皑”旧作钜，依前校改。），
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
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
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
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经下：
“知其所不知。说在以名取。”
这即是推衍着墨子的这种思想。故本章说：
“知，杂所知与所不知而问之，则必曰，是‘是所知也’，是‘所不知
也’。取去俱能之，是两知也。”
（校注）说文“知”，旧并讹作“智”，据鲁校改。
说文所谓“取去俱能之”的“取、去”，即是选择的“行为”，也即是
实践。对于知识本身说，也就是“致用”。由墨家看来，一切知识，必须名
实悉辨，取去俱能，才算能致用，才可谓为真知识。不然的话，就不算知识，
就等于“瞽不知白黑”，所以说“天下之君子不知仁”。
其次，知识之正确与否以及其正确的程度，尤须从实践中得到证明。墨
子立论，已经有所谓“三表法”。从逻辑的观点说，三表法自然远较墨经的
方法素朴，但它已经充分地包含着以实践为认识真理的检证的尺度。
三表法，推其究竟，前两表仍然是以实际的经验为基础的。所谓“本之
于古者圣王之事”，即是根据古时圣王实践所得的经验，所谓“原察百姓耳
目之实”，即是参酌当时百姓在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至于第三表，所谓“发
以为刑政，见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是要在实践中去检证理论是否适
合于实际，换句话说，就是以实践来做真理的规准。墨经在认识论上，继承
了墨子这种见解，更作出了理论的阐扬。
经上：“法，所若而然也。”
说：“法，意、规、员，三也（者）俱，可以为法。”（校注）毕校：
“‘若’，顺也。”梁校：“‘若’，顺也，似也，肖也。说文法字下说，
‘法，刑也。’刑字下说，‘刑，从井；井，法也。’型字下说，‘型，铸
器之法也。’模字下说，‘模，法也。’范字下说，‘范，法也。’足证法
之本义为模型或模范。”张纯一校：“然，如是也，礼记大传‘其义然也’
注。”“员”同“圆”。“也”同“者”。
“法”即模型或模范。“所若而然”，就是说，顺着这模型制作一种物
件，而产生出来的物件就和原模一样。例如由一个钱笵铸出来的钱，其形状
花纹，都和钱笵相同；同时，其钱也彼此相同。拿“圆”来做例子吧，脑子
里所意（臆）察的圆形的观念、画圆的工具的圆规与画出来的圆形，三者俱
备，就可以为作圆的模范。故说：“意、规、圆，三也（者）俱，可以为法。”
法是模范，引申起来，就是“法则”的“法”。我们要得出一抽象的法则，
第一，必须有“方案”（“意”）；其次，又须有可以实现这一理论的工具
——方术（“规”）；最后，还须能够把这一方案实现为事实（“圆”）。
经过这样的实践的检证，然后才能够成为真理，成为法则。这就是墨经着重
实践检验的明证，也就是墨经作者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见解。这较墨子
的三表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因为它已不仅从政治理论的观点立论，而是从
法则本身的性质上，从认识的理论上，来阐扬这种见解。
这里，依照次序要从墨经的知识论转到逻辑学了。
墨经讲思维过程尚未形成概念时，叫做“虑”，例如经上：“虑，求也。”
说：“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现在我们先研究概念
（名）。墨经把“名”分为三类：
经上：“名，达、类、私。”
说：“名，‘物’达也，有实必得之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
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
这里讲的是大共名、类名、专有名。何谓实？上面说过，“所谓”即实，
在思维中即是判断的对象；依据“所谓”的判断给以名，即为概念，故说“所
以谓，名也。”
墨经中所讲的“实”，指主词，所讲的“名”，指叙词，故又说：“名
实耦，合也。”合即成了“辞”，所谓命题。
墨经所讲的命题，皆指事物之外部关联，这是形式逻辑的特点。
战国时的辩者把命题中的个别和一般做了论争的中心。墨家的“坚白楹
（盈）”，在命题上统一了个别与一般，而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之论，即
分离了个别与一般。
小取篇说的“以辞抒意”，指的就是命题，“以说出故”，指的就是推
理。何谓“故”？何谓“说”？
说即“经说”之说，说其故也。前人以“说，所以明”的“说”释此句
之说，不确。“故”，即理由或前提。这在上面已经有详细的解释，不再重
复说明了。
然而真理却不简单，因为认识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地改正，才能不断地发
展出更高的理论。墨子有“合志功而观”和“言足以举行者常之”之说。墨
经有“志，行为也”；大取篇有“志功不相从也”之说。然而只有这一些贫
乏的概念，还没有高级的认识，这是古代哲人的局限。经下有“以名取”之
说，发展了墨子所谓“非以其名也，而以其取”之论，但这些也仅是简单的
命题，而没有事物的发展、联结的说明。这也是他们的局限。
经下：“知其所以不知，说在以名取。”说：“我有若视曰知。杂所知
与所不知而问之，则必曰，‘是所知也’，‘是所不知也’。去取俱能之，
是两知之也。”
“去取”虽有分析与综合的成分，也有选择的实践意义，但其公式却是
抽象的。故墨学的推理，又重视形式逻辑的演绎法。
大取篇有“语经”之称，语经必注意推理方法，故小取篇详言思辩的七
法：（一）演绎法的绝对前提，谓之“效”。（二）举他事以明此事之比较
法，谓之“辟”。（三）比较两个同一命题的平行法，谓之“侔”。（四）
援例拟事的类推法，谓之“援”。（五）盖然判断，谓之“或”。（六）假
设命题，谓之“假”。（七）以类取而以类予之归纳法，谓之“推”。（详
见原文，不具引）
后期墨家和各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特别在认识论和逻辑学上对当时的
各派思想给了有力的批判。所以经说下说：
“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常（当）者胜也。”
小取篇说：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
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
这是因了和各派斗争而得出的总论。其关于明是非、审治乱、察名实三
者，上面已有详述，今就其特别提出的“明同异之处”约述于下，因为这是
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思想。墨子所争论的“兼”与“别”二义，以“兼”反
对儒家之“别”（儒家主张的族类）。庄子在兼别二者之间发为“两行”论。
诡辩学派把兼别纳入于命题的同异（个别和一般）。后期墨家在形式逻辑上
承认了墨子的传统，得出了归纳法的同异论。这个方法论的优点是，否定先
验的类别，而依据客观对象的类别，分析事物的规律，这是墨子理论的发展。
此一学术的价值，前人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小取篇说：
“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他者同也，
吾岂谓他者异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辞（命题）之侔也，有所至而
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
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辞，行而异，
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
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
此段后期墨家最珍贵的推理论是墨学理论的综合。大取、小取、经与说
之中的举例，多沿用当时庄子的“有无”与“是非”，诡辩者的“坚白”与
“马”“石”，但在经上讲“同异交得”的经说中，所举的例子就丰富了。
如拿有无的概念讲家族，拿故的概念讲姓氏，拿贵贱的概念讲商业。今就墨
子的中心思想，把上面小取篇的推理形式在理论上返原一下。
例如墨子的阶级论，对于贵贱贫富展开了一系列的说明（参看尚贤诸
篇）。他指出了一般人只知道富贵贫贱是“其然也”，而不知道为什么其然
即“所以然也”。一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