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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说，艺术家要争取到发言权后，才能搞自己喜欢的东西。新生代导演的历史基本上实践了这句话，他们也只有放弃早期的抗争意识，才有了这两年的全面开花，他们还给影坛吹进了一股低成本独立制片的新风，以至不少媒体开始呼唤业余电影时代的到来。
王小帅 1966年出生于上海，由中央美院附中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89年毕业，分配至福建电影制片厂，工作上的不如意，处于青春期很渺茫的心态，好像一下子和以前的生活隔断了。1993年，王小帅用自筹资金用十万元人民币拍摄了一部反映两个画家在艺术上不被理解和爱的失落的影片《冬春的日子》，打造了一曲稍纵即逝的爱的挽歌。影片不仅在意大利、希腊等国际电影节上获最佳影片和导演奖，而且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并入选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世界电影史百部影片之列，该片被评论家倪震认为是一部“探问画家内心和灵魂状态的电影，是一部真正散发出画家气息和专业素养的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一对画家夫妇的精神状态，他们的自我流放以及无法把握的命运，影片的调子阴郁，这跟主人公的情绪有关，也和王小帅他们当时的处境有关，也和整个时代的气氛有关；拍完《冬春的日子》后，王小帅又到处借钱拍了《极度寒冷》，94年到95年间，行为艺术在中国受到了普遍的质疑，一些走极端的行为也导致了这些人非常艰难的生存处境。一个艺术家试图用自己的生命去实践艺术理想并和庸常的、一成不变的生活对抗；大胆地接触和描述了中国现代年轻人和现代艺术家的生存状态。《扁担·姑娘》（1998），沿袭了他影片中主人公的生活状态，对前途的茫然，对自己生活的难以把握。《梦幻田园》（1999）是一部喜剧片，除了男主人公的被动性以外，没有更多的联系；《十七岁的单车》（2001年），一辆自行车牵扯出了太多的无奈，通过两个年轻人的争执反映了不同生活背景下的人的不同的观念。（谢飞）：《十七岁的单车》还算是比较真切的，但无论如何，它还是看了无数电影反刍后编出来的故事。现在我们的电影碰到的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直面人生的态度，缺的不是漂亮的光线，而是灵魂的东西。
娄烨 1965年出生于上海，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周末情人》（福建电影制片厂1993年出品），在中国大城市里，60年代出生的一批人的生活状态和他们的爱情。在德国获第45届曼海姆－海德堡国际电影节“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最佳导演奖”的授奖辞里，称赞“这位年轻的中国导演逾越了故事叙述的常规界限，他的电影语言不仅是大胆的，并且对本世纪末年轻一代的感性世界的表达创造了一面镜子”（19961020《欧洲时报》）；《危情少女》（上海电影制片厂1995年出品），母亲的突然死亡，使岚岚的精神受到打击，并常常被噩梦和幻觉所缠绕。《苏州河》（1999），影片贯穿在寻找之中，娄烨竭力想摆脱现实的羁绊，从现实层面上飞起来。叙事链中的“我”和美美、马达、河与美人鱼，既互相纠缠着，又互相游离，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非常有意思，他努力寻找着他们之间的某些内部的联系方式，而不是那种显而易见的外在的逻辑，至于最后说的是苏州河，还是永定河，这倒是次要的了。他的影片散发出影像本身的魅力，他对影像的把握游刃有余，有一种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成熟。 《纸蝴蝶》讲述了一个普通人卷到一个他不愿意卷入的杀人事件，而不能自拔的故事。 “第六代”至今还没有出现能够战胜上一代的作品，成功的一代一定是对上一代思想艺术的反叛，而且是成功的反叛，否则不过是年龄上的变化，从“第六代”整体的艺术素质、起点、现在的心态来看，他们也是过渡的一代。
贾樟柯， 1970年出生于山西汾阳，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作家朱文认为，中国导演的水准基本上相当于与文学青年的水准，不过人群中总有人发出异声，而贾樟柯的声音在其中是独特的，事实上，像贾樟柯这样更年轻的导演的出现，使我们有信心对电影本身要求更多。
《小武》（1997）的诞生，不但让我们发现了一部电影，更发现了一个作者，他的电影已经呈现出中国电影中普遍缺乏的质地，对世界有比较完整的看法，以前中国导演对世界的看法基本上是不完整的，支离破碎的，《小武》更具哲学上的提炼，它也更具长远的意义。
小武是另一种视线中的小偷，他就像是李慧泉的弟弟，都是被这个时代抛弃的人，或者一开始他们就生活在边缘，但是他们同样有生存的权利，因为关注那些卑微的生灵，影片自始至终呈现出人道主义的色彩。
波兰导演基斯洛斯基认为，只有描述过一件事情之后，才能对它进行思考。现在很多导演一边冠冕堂皇地谈论着发展中国电影“真正的写实传统”，一边却不断炮制远离真实世界、远离人民生活的东西，已经看不到一个电影人的责任和立场，“关注现实”仅仅是挂在他们嘴边的姿态，因为长期对问题熟视无睹、装聋作哑，有些搞电影的人已经丧失了对底层情感落入实处的关注的能力，对光明和黑暗并存的现实完全麻木，那种中国电影传统中非常珍贵的民间立场，已经开始丢失了，而导演李翰祥认为，艺术应该是一盏灯，照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无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何迅猛，生存状态的改变并不能取代对生存本身的忧患和焦虑，而生存本身的意义在极端的生存状态下才能体现。
百年中国电影的历史，真正把目光落在民间的土地上、以平民之态写平民之事的电影并不多，在我们的电影中，感受不到我们自己的疼痛。我们的一些导演经常被人讥为在进行没有良知和灵魂的创作？就是因为我们太缺乏对生活中弱者的关注与体恤，太缺乏对他们生命深处的精神状态进行真切的展示，看不到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到了90年代，影像的缺失是令人非常焦灼的现象。这其中的原因有中国电影传统的惯性，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制约。
在柏林电影节上，德国电影史家格雷戈尔看了一位中国年轻导演的作品后，认为：“法国电影中失落的精神，在中国电影里看到了，如何将一个社会性的话题用美学的方式表达出来，它是对那种唯美的电影的反叛，从前人们认为和社会接触会降低电影的美学含量，但其实有一种方法就可以通过美学的方法来谈论社会这个话题。” 当艺术家注重小人物的日常琐碎生活，表现他们生存的艰难，个人的孤独无助，并采用一种“还原”生活的“客观”的叙述方式，这透露了他们的创作企图：不做主观预设地呈现生活“原始”状态，这些艺术家的写实观和创作态度，使他们的创作切入过去“写实”电影的盲区，“但也会产生对现实把握的片段化和零散化。”（11）
《小武》里表现出来的才华在《站台》（2000），里得到再一次展现，同样是一部否定的电影。影片长达193分钟，写了1980年到1990年十年的历史，既铺张又出奇地简洁。80年代是个充满激情的年代，同时也是动荡的年代，因为各种信息目不暇接，很多人和事都处于迅速的变化之中，电影里除了四个年轻人的成长经历以外，他们漂泊的青春，既忧郁但又不滥情，非常节制，描述了他对青春的理解，还有特殊时期的文化变迁，留存了一个时代的记忆，或者说复活了很多人身上关于80年代的记忆，不再注重事件之间的关联，而是关注人事变迁后果。《站台》的结局就是《小武》的开始。静止镜头内人物的从容调度，以及演员细腻自然的表演，表现出一个年轻导演的控制能力，充满张力的戏剧架构以及文化景观的有机结合。
电影除了希望还需要很多东西，我们不能否定，有时绝望对于电影的意义甚至要超过希望，但是，我还是想谨慎地说，伯格曼在黑暗中寻找一线光明，正是这一线光明使他的作品真实可信，是不是也应该试着…… 《站台》的调子比《小武》要明亮一点，人性的黑暗里有一块存在着温暖、善意，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会存在着那么一块温暖湿润的角落，多寡有别，这是圣人和凡人的区别，好人和坏人的区别，我们所能做的，是自我完善，把人心里的明亮的，在阴沉的背景下，多呈现一点，情感都表达出来。影片的亮色主要体现在崔明亮和表弟三明的关系上，弟弟在矿上打工，500元抚恤金，离开时让崔明亮带五元钱给弟弟，让他好好读书，一定不要回来，而崔明亮在餐馆请他们吃饭，他给的是十元，很微妙的细节，不渲染，不煽情，淡淡然的，这也是一种强调，比那些“撒狗血”似的处理要高明得多，又酸楚、又让人周身感受到热烘烘的，节奏处理一点都不拖沓，一场一场很精练，恰到好处。第一次分手的时候，三明对拖拉机上崔明亮说，你上车吧，我山路上走更近，镜头一直跟着他上山坡，没拍拖拉机，拖拉机的声音在画外一直响着，镜头就固定在三明身上，确切说是盯着一个渺小的背影，然后是一声画外音：开车了！拖拉机一开，浓浓的汽油烟冒出来，就这样开走了，整场戏的处理没有一点娇情。
当一个艺术家像费里尼一样对集市保持精神信仰的时候，它同样需要像李安一样具有挑战地心引力的勇气和抱负，可以说，电影的进步，就蕴藏在艺术家对传统的每一次挑战中。
第七节：其他重要作品及导演
章明，1961年出生于四川，1982年毕业于西南师大美术系，1991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获硕士学位，毕业后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
《巫山云雨》（1996）根据作家朱文的小说改编，表现人的处境和普遍的精神状态。故事发生在因为长江山峡水利工程即将消失在长江边的巫山县城里，在平易质朴的面貌下发生了一些非常现实的奇怪事情。本片的英文名字叫《在期待之中》，确实主人公的大部分时间是处于期待状态，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和《绿光》一样在最后一分钟在实现。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期待着什么，这是“一部关于期待的电影。身处巨大空白状态之中，期待爱、激情、奇遇以及无休无止的生命的责任，让人再次对生命感到尊重。”（《第一百零一朵花》）。
东京电影节连续三年邀请该片参展，但都被主管部门以该片“艺术质量差，风格晦涩，调子灰暗”为由谢绝。《巫山云雨》在当代中国电影中缺乏可资比较的参照物，从影片中可以看出导演的美学抱负和人文关怀，它轻易地颠覆了中国传统的电影情节结构。在1995年前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这种多段式的结构，马其顿导演曼切斯特的《暴雨将至》，王家卫的《重庆森林》等，电影形态出现了一些变化，艺术家不是专注于一个点，社会的发展在影视作品中的投影，多元化的社会格局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关注。在第一个段落中，信号工麦强的朋友突然带来了一个妓女，麦强无所适从，第二个段落里，旅馆的寡妇被一件强奸案纠缠，第三个段落里，通过调查此案的小警察把两个生活在绝望中的人奇迹般地联系在一起。
一位著名导演把章明这位电影学院的年轻教师称为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继谢飞之后树起的又一面大旗。《巫山云雨》注定是“百花齐放”以外的第101朵花，该片的可敬在此，可悲也在此。可惜现在这些导演要么不拍片了，要么拍出来的片子有很多磨难，无形中消耗了创作生命。《巫山云雨》是和中国人当下的心灵贴合得很紧密的一部电影，《巫山云雨》是写实的，摄影造成一种糙的感觉，用的是高感光的胶片，对灯光的依赖性很小，追求一种生活的质感，或叫“毛边感”，来表现生活的模糊性。
1996年获得蒙特利尔电影节“评委会奖”的《巫山云雨》是典型的个例。“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这种生命的状态，这唯一是我们强调的。影片以近乎无情的纪实，以山峡搬迁的‘灾难’性隐喻为背景，叙述了三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结的生活片段，叙述了以‘性’为核心的几个普通男女的生存状态，没有人为的浪漫，也没有矫情的伤感，更没有戏剧化的动作和奇观性的场面，几乎非职业演员用几乎无表演的表演，说着一口‘川味’普通话，试图再现生存本身的平凡和单调，定点摄影、实景拍摄、长镜头等，似乎想还原出生活本身的复杂和丰富，它在一种日常状态下，写出了人生的光明和阴暗，写出了生命的艰辛和愉快，写出了生存环境的窘迫和压抑。像《巫山云雨》这些书写日常生活的电影被国际影坛认可，这不是一种时尚，而是人对有质感的生活的深切渴望，是人类共同的情感。生活如流水，不舍昼夜，生活最基本的状态还是日常性，当下的民间生活虽然稍纵即逝，却蕴涵着某种永恒性，导演他所有的努力就是想想找回一种气息，或者说，想重归冲刷过自己身体的那条河流。
在《秘语十柒小时》的剧本几经改动，终于把点落实到以爱情为线索，描述现实与想象冲突的悬疑片。在《秘语十柒小时》 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现实，一方面在物质上中国人跟西方人越来越相似，而另一方面，又生活在巨大惯性的传统之中，大家信守的还是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路学长1964年出生，北京人，毕业于中央美院附中，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1990年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
1995年拍摄的、由第五代导演田壮壮监制的影片《长大成人》，历经三年，耗资三百万人民币，前后多大十余次的改动，终于在1997年底公映，男孩周青为了躲避父亲为他剃头，逃到街上，拣到了小人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此后，地震、“四人帮”垮台，历次重大的事件都在主人公的心头留下了烙印，伴随着内心的壮大，主人公也慢慢成长。《长大成人》这部电影在电影史上是有位置的。它的公演，意味着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以后，中国的新生代导演从地下浮出地表，本片被称为是第六代导演对第五代发起的最具威胁的挑战，在此以前，张元等新生代导演经历了相当长的挣扎期或试炼期，这是新生代导演一次意义非凡的突围，它的成功不仅建立在制作方的妥协上，也反映了政府尺度的有限度宽让。
《非常夏日》1999年根据一则真实的强奸案改编，两个毫不相识的搭车人不期而遇，光天化日之下，女孩在男孩的眼皮底下被粗暴地强奸，而他并没有足够的勇气站从来，和歹徒搏斗，事后很长一段时间，男孩面临了这样一个困境：他遭受到的心灵刺激与冲击甚至超过了被害者本身。
何建军1992年曾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进修了一年。他用极少的资金拍摄了黑白、无对白实验片《世纪末的对话》，接着他完成了黑白故事片《悬恋》，影片获1994年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95年拍摄的影片《邮差》被美国极具权威的影评人收入150部未在美国公开发行的世界优秀影片之一。影片的主人公是一个邮差，孤独、内向、被动，拆读陌生人的信件成了他和这个世界交往的唯一通道，导演没有简单地对主人公的行为进行道德批判或谴责，他关注的是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导演用有力的电影语言深入到了一个“偷窥者”的内心世界，把艺术还给人，把人还给内心，何建军通过他个人活跃的内心生活成为人的内心世界的发现者。影片的调子阴冷、沉郁，恰恰体现了这个人和这个社会的关系，邮差是通过他的工作，让人体会到交流、沟通的愉快及必要，但恰恰是他给别人带来欢愉的时候，却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人的无力感在影片中体现得非常充分。
何建军和他的同学用自己的方式和行动证明了拍电影是每个人的权力，使后面的人看到了电影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新的可能性。
霍建起的《那山那人那狗》获得“金鸡奖”最佳影片，描写了两代邮差的生活和热爱的自然，平静和朴素，把人和自然的亲和力充分地传达了出来。再看看代表中国影片最高水准的《那山 那人 那狗》，像在意大利影片《邮差》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见一个心灵对另一个心灵的影响和启发。
管虎1969年出生于北京，1991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分配至北京电影制片厂。他用80万人民碧拍慑了影片《头发乱了》（内蒙古电影制片厂1994年出品）、
张扬：1967年出生于北京，198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后转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1997执导影片《爱情麻辣汤》，1998执导影片《洗澡》，基于儒教的影响，中国人历来很注重家庭关系，但中国的电影（台湾外）里极少有把家庭关系描写得丝丝入扣的片子，一直到张扬的《洗澡》从稍有改观，导演在题材的选择上，看得出受李安电影的启发，李安的《推手》、《喜宴》、《饮食男女》告诉了内地的影人，你们有个家，就像十几年前陈凯歌、张艺谋提醒中国人别忘了黄土地一样。在此以前，中国电影里出现的家庭，要么是巴金描绘的封建和反封建斗争的地方，要么是意识形态的角斗场，何时真正出现过父子、母子、兄弟演绎的人间真情。究其原因，除了电影人浮躁外，还有胆怯，他们的激情远远不足以让自己产生赢得投资、征服观众、征服票房的欲望，所以他们对爱情的想象力只流于“安红，哦想你”的干嚎和黄河边上对坦泰尼克的拙劣模仿。
王超：1964年出生于南京，1994年毕业于电影学院，热爱诗歌，2001年拍成他的第一部作品《安阳婴儿》，他用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