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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严重污染，正常的生物链遭到破坏，大量的动物、植物面临灭绝，使得生态与环境领域的科学伦理表现得尤为突出。人类正是从现代的生态环境的危机（包括资源枯竭、人口膨胀、大气和水的严重污染、酸雨、干旱、沙漠化等等）不但给现代人带来灾难，而且会危及后代来探讨环境问题的。探讨环境方面的科技伦理学认为，要制止这种破坏，恢复或重建人类的美好家园，不但要控制人口增长，要植树造林、治理沙漠等等，更要从根本上认识生态环境危机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不但要调整现代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而且要搞好可持续发展，维护子孙后代的利益，给他们留下一个美好的生存空间。
5）工程伦理。主要指工程技术人员在大型工程的设计、实施中的伦理问题。工程对社会和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从而要求工程师对公众和自然切实负起伦理义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一项工程既涉及到工程业主的利益，也涉及到社会公众的利益，还涉及到自然环境的利益，因此工程师也要肩负这3方面的伦理义务。工程伦理有4项道德规范：一是责任规范，包括决策者的责任、设计人员的责任、工程承包者的责任、每个人都应有的责任；二是公平规范，即利益分配应该是公平的；三是安全规范，包括工程设计安全和生态安全；四是风险规范，即充分考虑到工程建设带来的种种风险，并做出相应的防范措施，并强调应把生态伦理的思想贯穿到工程建设中去。
6）宇宙伦理。宇宙伦理涉及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宇航技术应用于人类的和平利益，而不是在这个领域的军事竞赛；空间资源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如何共平等地分配宇航利益；如何妥善处理太空垃圾。
4、科学家与军事研究
军事研究是涉及伦理问题的重要领域。在古代，科学家像普通社会公民一样参与战争，参与战争的动力来源于对民族、对国家的义务和感情。从近代开始，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战争中逐渐取代了宗教和道义的作用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最有力的武器。特别是在一次世界大战化学武器和二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的使用，战争对科学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对峙把军事研究提到了相当的高度。现代科学家参与军事研究多少有些无奈，因为在科学技术高度综合化的今天，要在研究的民用与军事之间划出一道明显的界限，并让科学家安心于民用研究而不越雷池一步，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为重要的是，从基础研究到成果应用的速度特别快，应用的途径特别多，有的时候一个科学家来没有来得及思考他的发现的后果，该发现就已经进入了实际应用中。还有，科学中充满竞争，很多科学家在进行同一项研究，因此某个科学发现已经不能有少数几个科学家控制。1938年哈恩（O。Hahn；1879…1968）、迈特纳（C。Meintner；1878…1968）等人发现核裂变，1939年约里奥·居里夫妇（Irene Joliot…Curie； Frederic Joliot…Curie）发现辐射过程可以产生链式反应，1942年费米（E。Fermi；1901…1954）等建成第一座核反应堆，1945年原子弹爆炸，这样的后果毫无疑问出乎哈恩等人的意外。
从现代军事技术史看，每一个重大的变革无一例外是由科学家做出而后被应用于军事。核武器的发明、战略导弹的改进以及太空向军事化武器化的过渡，无疑不显示出科学家的思想轨迹。实际上这种轨迹与科学通过民用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没有什么两样。科学家一方面以发现和发明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军事和政治控制。
控制论提出者维纳（N。Wiener；1894…1964）是一个极端反对进行军事研究的科学家。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家都应该对自己的活动结果负责。他说：“参加设计原子弹的科学家的经验证明，在这方面任何一种发明都会使无限威力的工具落到科学家们不信任的那些人手里。同样也很清楚，在我们的文明情况下，传播有关武器的情报实际上就意味着促进这种武器的应用。即使我不直接参加去轰炸或毒杀手无寸铁的居民，但我还要和那些从这里得到科学知识的人一样地负全部责任。”＇3＇
组织过曼哈顿工程的奥本海默（J。R。Oppenheimer ）认为，我们可以设想原子弹作为军事力量的三种不同的、与时间由某种关联的方式。第一种是用来摧毁工厂和杀戮平民的工具，这是战略武器的极端形式；第二种是把原子弹用于军事目标，它能否被使用取决于战略的考虑。第三种是成为战争的威慑力量，导致没有战争的局面。但是究竟这三种用法哪一种会发生，都不完全取决于科学家，而且也不仅仅是原子弹问题，还涉及到国家问题、公众问题＇4＇。
还有，在道义上，很多科学家认为军事研究如果从防卫的角度出发则是必要的，而且是符合道德的，也就是说科学家相信“防卫就是正义”。科学家向其他人一样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和平的环境里，因此对武器防卫持普遍赞成的态度，尤其是当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即使是潜在的或者由政治家宣称的）需要维护时。当然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战争战略中的进攻与防御和战争性质的罪恶与正义并不完全等同，防卫与进攻是相对的，当防卫的力量增大到一定限度时就变成了进攻的力量。爱因斯坦、西拉德敦促美国政府进行原子弹制造的出发点就是防卫，最后却用于日本，而当时政府已经知道了日本尚没有能力制造核武器。而且，在和平时代，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军事科学研究都是在防卫的口号下进行的，这可能掩盖了政府用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的实质。
5、两个典型案例：哈伯的毒气与米勒的DDT
1）极端的爱国精神驱使的哈伯。
德国犹太科学家哈伯（F。Haber；1868…1934）一生从事化学研究，曾在1906年发明了氨的合成法，1908年又发明了合成氨的催化剂，为工业化生产奠定了基础，使人类摆脱了农业肥料只能使用天然氮肥的困难局面。哈伯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誉。
1906年哈伯成为卡尔斯鲁厄大学的化学教授， 1911年改任在柏林近郊的威廉物理化学及电化学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柏林大学教授。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民族沙文主义所煽起的盲目的爱国热情将哈伯深深地卷入故争的漩涡。他所领导的实验室成了为战争服务的重要军事机构：哈伯承担了战争所需的材料的供应和研制工作，特别在研制战争毒气方面。他曾错误地认为，毒气进攻乃是一种结束战争、缩短战争时间的好办法，从而担任了大战中德国施行毒气战的科学负责人。哈伯明知他的研究结果已经被直接用于战争，但一种偏狭的爱国热情战胜了科学家的道德良知，在遭到妻子等多人的斥责后仍然不遗余力地潜心研究威力更大的新型毒气弹，他的妻子因为对丈夫行为的负罪感而自杀。
根据哈伯的建议， 1915年1月德军把装有氯气的钢瓶放在阵地前沿施放，借助风力把氯气吹向敌阵。第一次野外试验获得成功。该年4月22日在德军发动的伊普雷战役中，在6公里宽的前沿阵地上，在5分钟内德军施放了180吨氯气，约一人高的黄绿色毒气借着风势沿地面冲向英法阵地，进入战壕并滞留下来。这股毒浪使英法军队感到鼻腔、咽喉的疼痛，随后有些人窒息而死。这样英法士兵被吓得惊慌失措，四散奔逃。据估计，英法军队约有15000人中毒。这是军事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使用杀伤性毒剂的现代化学战的开始。此后，交战的双方都使用毒气，而且毒气的品种有了新的发展。毒气所造成的伤亡，连德国当局都没有估计到。使用毒气进行化学战，在欧洲各国遭到人民的一致谴责。科学家们更是指责这种不人道的行径。一战结束后，哈伯曾一度被列入战争罪犯的名单中，1918年哈伯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更是引起了英法等国的强烈抗议。哈伯也因此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震动，战争结束不久，他害怕被当作战犯而逃到乡下约半年。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失败而告终。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哈伯曾设计了一种从海水中提取黄金的方案，希望能借此来支付协约国要求的战争赔款。此后，通过对战争的反省，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科学研究中。1933年哈伯因为希特勒上台后的反对犹太科学家的纳粹政策而离开了德国，1934年在瑞士逝世。
2）未能预测到后果的米勒。
20世纪40年代之前，当大面积虫害困扰农业生产时，人们曾经几乎束手无策，蝗虫、螟虫等已成为农业生产的大敌。瑞士化学家米勒（P。H。Muller；1899…1965）于1939年首次将DDT制成用以防治棉铃虫、蚊、蝇等的杀虫剂，并申请了专利。1942年正式投放市场。这种杀虫剂能够独死活者扑灭危害作物、果树、树木、仓储和环境中的昆虫等。
从40年代以来，全世界都广泛使用DDT。首先，这项发明贝立即用于战争，为预防昆虫传播的虫媒传染疾病尤其是用于控制疟疾和伤寒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千万参战的军人免受了疾病的侵扰。接着，DDT被广泛用于农业。因为消除了病虫害，农业大幅度增收，50年代末全世界大约有500万人因此免于饿死。
米勒因为第一个合成了高效有机杀虫剂DDT，并广泛用于农业、畜牧业、林业和卫生保健事业，获得了194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令米勒始料未及的是，DDT的危害也逐渐显露出来。首先，昆虫体内产生了强大的耐药性，导致用量大幅度增加；第二，稳定高效曾被认为是优秀杀虫剂的一个特征，而正是这种特征导致农药残留，残留的农药进入生物体内逐渐富集后浓度增加产生毒性，结果是包括人在内的食物链动植物又受到了污染，大量动植物以及人类本身因此而死亡。
1973年1月1日，美国正式禁止使用DDT，中国也于1983年正式禁止使用。
5、科技伦理的理想原则：五个统一
从以上讨论可以得出，现代科学家对于因科技成果应用而引起的社会伦理问题不应该回避而且也不可能回避，而应该采取积极影响和干预的态度，以保证科学成果的应用。
实际上，伦理行为包括手段和目的的“利己”与“害己”或者“利他”与“害他”的选择＇5＇。对科学而言，所谓“利己”就是有利于科学、科学共同体的生存发展，所谓“利他”就是有利于科学以外的自然、国家政权、经济或者文化以及或它们关联的人类的发展。对科学家而，所谓“利己”就是有利于科学家自身及其研究课题、研究领域的生存和发展，所谓“利他”有利于科学家自身之外的科学领域、科学共同体以及相关联的社会环境的发展。
无论从手段还是目的来看，科学和科学家都应该坚持“利己”和“利他”的和谐统一。因此，我们设想一个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应该遵循以下科技伦理的5项理想原则，尽管坚持这些原则是非常困难的。
1）利益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利益主义原则要求科学研究首先是为人类谋福利的，把人类的利益作为评价和选择科技活动的准则。而这里的利益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利益，而是全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人道主义原则要求任何科学研究要尊重、维护人的健康和生命，至少不危及和损害人类的生存、健康和安全。当利益主义与人道主义发生冲突时，科学家的选择是坚持不伤害原则：对明显的危及人道的科学问题不参与，对隐含的伦理问题提出警示。
2）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人本主义要求科学研究首先以人为中心进行，人类是自然界的主人，人类生存的目的主要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自然主义原则要求科学研究把自然界的生物和人类等同对待，把人类的“善”、“尊重”和“公正”等基本伦理原则扩大到生物界，主张重新确定人在自然界的位置。当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发生冲突时，科学家必须坚持适度和谐原则：在保证人类生存的前提下，科学家必须提出相应的技术措施，尽量减少对自然界的生物的破坏，对遭受破坏的生物进行及时的保护。
3）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国籍的。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是一国科学家的基本素质。爱国主义原则要求科学研究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国际主义原则要求科学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当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一致时，科学家能够坦然从事科学研究。当二者发生冲突时，科学家必须做出选择：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利益为代价，尤其是发达国家不能以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强国不能以牺牲弱国的利益为代价。
4）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的统一。科技伦理要正确反映和体现个体与集体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一方面要承认个体的意义与价值，充分尊重个体的利益和权利，特别是个体生命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必须肯定集体的意义与价值，坚决维护集体的利益和权利。要因时因地地估量各种具体情况，调节它们之间的关系，尽量使二者能够兼顾。科技伦理强调和坚持的是为最大多数人服务的原则，既包括在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一致时的多数人，也包括当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少数服从多数的那些多数人。
5）现实主义和未来主义的统一。 现实主义者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以人类目前的现状出发，首先是解决现实问题，未来主义要求科学研究要照顾到未来。现实主者义把人类目前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认为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未来主义则强调这一代人应当关注下一代人的可持续发展，不能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当现实主义和未来主义发生冲突时，科学家应该要坚持及时后补救原则：以现实的人类生存为第一要义，同时对破坏未来的种种后果提出预先的警示，并及时提供采取补救措施的技术路线。
注：
1、除特别注明书名外，各章的篇头语都转引自宋建林主编的《智慧的灵光—世界科学名家传世精品》一书，改革出版社，1999年。
2、例如，伦理涉及到人和自然，而道德只是涉及到人，也就是说伦理是一个包含道德、先于道德而存在的大概念，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态伦理、太空伦理，但不能说生态道德、太空道德。
3、转引自罗伯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原子科学家的故事》，原子能出版社，1991年。P199。
4、奥本海默着，胡新和译，《真知灼见——奥本海默自述》，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p179。
5、王海明在《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一书中把人的伦理行为根据手段和目的的利己、利他、害己、害他划分为16大类型：完全利己、为己利他、害己以利他、损人利己、为他利己、完全利他、自我牺牲、害他以利己、利己以害己、利他以害己、害人以害己、利己以害他、利他以害他、害己以害他、完全害他。
自牛顿以来的科学家
第一篇 科学与科学活动的运行
第7章 国家科技政策与科技体制
我认为阻挡科学进步的最大障碍是社会的，可分为两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在经济方面，贫穷往往是个障碍。但近年来愈来愈清楚，富裕也会成为障碍：钞票太多的结果是思想太少。在这样的逆境中虽然也有进步，但科学精神却陷入危机。“大科学”可能毁掉伟大科学，刊物激增可能扼杀思想：宝贵的思想反而被这种洪水淹没了。在意识形态障碍中人们看得最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偏执或宗教偏执，一般都带有武断而缺乏想象。 ——波普尔
过去的科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和国家的利益和社会环境结合起来，个体科学家的无偿的、自由的探索正在让位于国家、企业或者社会资助的项目研究，依靠简陋设备和仪器进行的低成本的研究正在让位于更复杂、更昂贵的大科学研究，单个科学家的独立研究正在让位于网络化、全球化的协作研究。因此，一个科学家必然要关注国家的科技政策和科技体制，以便能够争取到更多的课题经费，并在适宜的体制下创造出科研成果。
1、国家与科学家的互动关系
索林根（Etel Solingen）通过结构分析和实证描述，给出了关于国家与科学家的互动关系4种典型模型＇1＇。从模型1到模型4，科学家的自治程度与他们承担的义务性责任的比值逐渐减少。每一个模型中，科学的精神与政治体制的精神存在着不同尺度的张力。
模型1为“幸福的融合”（happy convergence），假定国家结构与科学家的兴趣和动机达到高度的一致。科学家不仅被提供了探索的内在的自由，也有通过激励系统（公共性质的和私人性质的）和知识产权认可而流动的自由。尽管这种模型会给基础研究带来一些弊端，但这种弊端能够通过制度化的渠道解决。科学家的互动关系发生在有竞争性基金组织、斗争性政治团体存在的多元化的、分散的环境。高度的开放带来科学的相互关联：国内、国际、私人与科学家共同投资也共同分享科学研究。这一模型的典型是美国、法国、德国等。
模型2 反映了国家与科学家之间的潜在的张力，这种张力产生于国内控制系统或者国际互动约束方面的中等程度的不满意，科学共同体用“被动的抵触”（passive resistance）来回应这种张力。与政府部门尤其是军事部门签订的科学合同条款减低了科学的自治和与国际同行交流的自由，不过从科学探索的观点来看，这种程度是科学家能够承受的。国家控制和资助大部分科学研究，主要用于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军事研究，而不是为促进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研究。由于科研经费的到了保证，科学家不用到处筹措经费，特别是与企业打交道。科学共同体在一个相对自治的环境下工作，使得他们对军事研究并不特别反感。这一模型的典型是原苏联的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