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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年夏天起，本来已经负担过重的农村年复一年地无偿交出自己的收获。这引起了农民的暴动，当然也就引起对他们的镇压和新的逮捕。（“人民中最勤劳的部分被铲除殆尽了。”柯罗连科一九二一年八月十日给高尔基的信。）我们知道（不知道……）一九二O年有对“西伯利亚农民协会”的审判，在二O年底，初步镇压了唐波夫省的农民暴动（对它没有进行司法审判）。
但是从唐波夫农村抓人主要是发生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全唐波夫省布满了关押参加暴动的农民家属的集中营。一块块的公地围起了木柱，拉起了带刺的铁丝网。谁家的男人有参加暴动的嫌疑，就把这一家人在那里面关押三个星期。如果三星期之内那家的男人没有出面用脑袋来赎取自己的家属这一家人就会遭到流放。
还要早些，在一九二一年三月，经过彼得保罗要塞的特鲁别茨堡垒，把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水兵，除枪决了的外，都送到了群岛。
一九二一年是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对资产阶级加强镇压”的命令（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开始的。现在国内战争已经结束，但镇压不应削弱，而应加强！这在克里米亚是怎样一种情况，沃洛申在若干诗篇里为我们保存了下来。
一九二一年夏天，那个企图制止俄国面临的空前未有的饥荒的救济饥民委员会遭到了逮捕（古斯科娃、普罗科波维奇、吉施金等）。问题是在于，这些给饭吃的手不是那些可以允许来给饥民饭吃的手。这个委员会的被饶恕了的主席，垂死的柯罗连科，把对委员会的摧毁称作是“最坏的一种政客行为，政府的政客行为”。（一九二一年九月十四日给高尔基的信。）（柯罗连科还使我们注意到一九二一年监狱的一个重要特点“它整个浸透了伤寒病”。当时坐过牢的斯克里普尼科娃及其他人也证实这一点。）
在一九二一年，已经有了以“批评现行制度”（不是当众而是私下谈话时）为罪名逮捕大学生的作法（例如季米里亚泽夫学院E·多雅连科集团）。上述集团是由明仁斯基和雅戈达亲自审讯的，由此看来，当时这类事例还是不多的。
但是也不那么少。一九二一年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学生们突然地英勇罢课，怎能不以逮捕告终呢？从穷凶极恶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年代以来，这个学校就有从本校教授中选举校长的传统。当选的是卡林尼科夫（我们还将在被告席上看到他），革命政权派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工程师来代替他。正逢紧张的考试期间。学生们拒交试卷，在校园里举行了群情沸腾的集会，否决了派来的校长，要求保持学校自治的制度。然后集会全体参加者步行出发去莫霍夫大街，要和莫斯科大学同学联合开会。这倒是个谜：当局怎么办呢？是个谜，但不是对于共产党的。在沙皇时代整个高尚的报界，整个知识界都会沸腾起来：打倒政府，打倒沙皇！而现在记下演说人的名单，让集会者散开，停止考试，在暑假期间把所有要抓的人分别在不同地点一个一个地抓进去。其他的人也因此而没有拿到工程师文凭。
也是在一九二一年，逮捕异党分子的范围扩大了，并进入了常轨。俄国的一切政党，其实，除了胜利的政党外，都已被搞掉了（啊，不要给别人挖坑！）。而要使政党的解体成为不可逆转，还必须使这些政党的成员，使这些政党成员的身体解体。
俄罗斯国家的任何一个公民，某个时候加入过其他政党而不是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就不能逃脱自己的厄运，他是注定了的（如果没有像迈斯基或维辛斯基那样，来得及跨过抢险跳板投奔到共产党人那里）。他可以不是头一批被逮捕，他可以活到（根据自己的危险程度）一九二二年，活到三二年，甚至活到三七年。但名单保存着，排队的长龙在移动，名次一轮到，就把他逮捕，或者客气地把他请来，向他提出唯一的一个问题：他从……到……是否参加过……？（有时也提一些关于他的敌对活动的问题，但第一个问题是决定一切的，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对此已很清楚）。往后就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命运。有的立即落入沙皇的著名中心监狱中的一个（幸好这些中心监狱都很好地保存下来了，而某些社会主义者甚至恰巧坐进他们当年坐过的监室，看守也是他们所熟悉的）。有的则被建议去过流放生活噢，期限不长，住上两三年。甚至还要轻些：只得到个“减号”（即不准在某些城市居住），由自己来给自己选择住地，但往后，就请乖乖地固定住在这个地方，并等待国家政治保卫局任意处理。
这项行动拖长了许多年，因为它的主要条件是要干得静悄悄地，不引人注目。’要紧的是把所有非我族类的社会主义者从莫斯科、彼得格勒、各港口城市、各工业中心，然后从一般县城里断然地清除出去。这是一局规模宏大的无声无响的“牌阵”。它的规则是我们现代人完全不能理解的，它的内容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能估量一个大概。这是由一个什么人的有远见的头脑设计出来的。一个什么人的办事认真的手，一眨眼工夫也不错过地，从一摞里抽出呆够了三年的牌，轻轻地摆进另一摞。蹲过了中心监狱转去流放（弄到更远的地方），“减号”期满了也去流放（但要远离属于“减号”的城市），已流放的一再去流放，然后再次关进（另一个）中心监狱。支配着摆牌阵者的思想的是耐心再加耐心。于是异党分子们不吵不闹，不哭不叫地渐渐消声匿迹，同原先了解他们以及他们的革命活动的地方和人们失去任何联系一就是这样，为消灭这些曾在学生集会上叱咤风云、骄傲地戴过沙皇的镣铐的人们，隐蔽而不懈地准备着条件。
（柯罗连科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给高尔基的信中写道：“历史有朝一日将指出，布尔什维克革命使用与沙皇政府相同的手段惩处真诚的革命家和社会党人。”啊，如果仅仅如此那就好了！那些人都会活下来了。）
大多数老政治苦役犯都在这场“大牌阵”行动中被消灭了，因为正是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在沙皇的法庭上得到了最严厉的判决，老苦役流放地的居民正是由他们组成的。
不过消灭的序列倒是公平的：在二十年代曾建议他们签署脱党以及放弃本党思想的书面声明。有的人拒绝，自然落入第一批消灭对象，签了这种声明的人便能多活几年。但他们仍是在劫难逃。到时候仍免不了人头落地。
有时候你能在报上读到一篇小文章，叫你吃惊得头晕目眩。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消息报》报道：希特勒上台一年以后，马克西米利安·豪凯因为是……共产党员（而不是寻常的什么党派）而遭到逮捕。他被消灭了吗？没有。判了两年。过后一定是又判了新的刑期？没有。他被释放了。后来他悄悄地生活、建立地下组织，因而出现了这篇介绍他的无畏精神的文章。
一九二二年春天，刚刚更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肃清反革命与投机非常委员会决定干预宗教事务。还需要进行一次“宗教革命”一撤掉旧的领导，换上仅用一只耳朵朝向上苍而另一只朝向卢宾卡的那样的领导。新生教徒愿意担当这样的角色，但是没有外力的帮助，他们不可能把教会机关拿到手。为此就把吉洪总主教抓了起来，并且举行了两次大张旗鼓的审判，每次都有人被判枪决：在莫斯科是对总主教号召书散发者的审判；在彼得格勒是对文涅明大主教的审判，因为他阻挠将教会权力转移给新生教徒。许多地方的省、县大主教和主教也遭逮捕。每条落网的大鱼后头，必有成群的小鱼如大司祭、僧侣和助祭之类。这些人是不见报的。凡是不向新生教徒革新派压力宣誓效忠的人，都被关进监狱。
每天的捕获量中，神职人员是不可缺的一部分，每一批解送索洛维茨的犯人的队列中都闪现着他们的银白的头发。
从二十年代初期开始，神智学者、神秘论者、招魂术士（帕连伯爵一伙从事扶乱活动）等人的小团体、宗教团体、别尔佳耶夫小组的哲学家也都纷纷落网。“东方天主教派”（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追随者）和A·N·阿勒里科索娃的小集团也被顺手粉碎了，全体成员都关进监狱。连普通的天主教信徒波兰天主教教士们也不知不觉地跟着进去了。
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整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在这个国家里彻底消灭宗教，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采用把东正教信徒本身大批地关押起来的办法。对男女僧众的取缔、关押和放逐进行得十分紧张，先前的俄国生活就是被这些人搞成一团漆黑的。教会的活动分子们也被抓起来判刑。范围越来越大到后来连普通信教的俗人、老年人、特别是妇人也被包括进去。妇女们的信仰尤其顽固，在流放地和劳改营里人们许多年内还把这类妇女称做尼姑。
诚然，当时认为，抓他们和审他们并不是为了他们的信仰本身，而是因为他们公然说出自己的信仰以及用这种精神来教育子女。正如丹尼哑·霍德凯维奇所写的：
“你可以自由地祈祷，
但是……只能让上帝独自听到。”（因为这首诗她得到了十年刑期）一个相信自己握有精神真理的人，必须把它隐瞒起来，不使……自己的子女知道！！对子女进行宗教教育在二十年代开始按刑法典第五十八条10项，即反革命宣传论罪！诚然，在法庭上还会给你一个宣布脱离宗教的机会。这种情形不常见，但是有过：一个家庭，父亲脱离了宗教，留下来抚养子女，而母亲却上了索洛维茨（在这几十年中间，妇女在信仰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坚忍性）。所有宗教犯的刑期一概是十年当时的最高刑期。
（与此同时，特别在一九二七年，为迎接纯洁的社会的到来而对各大城市进行净化时，妓女们也同“尼姑们”混在一起被送到索洛维茨。对孽海之花们的惩戒，刑律轻，刑期只有三年。押送途中、递解站以及索洛维茨本身的环境都不能妨碍她们继续以其风流职业在长官们身上、在押解队士兵身上挣钱。三年一过，她们拎着沉甸甸的箱子回到出发的地点。而宗教犯们却永远断绝了重返家园与子女团聚的前途。）
在二十年代早期就已经出现了纯民族的水流对各自的边疆区说来，尤其是用俄国的尺度来衡量，暂时还不算大：阿塞拜疆的平等党党员、亚美尼亚的达什纳克党人、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和反抗在中亚细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土库曼巴斯马赤（中亚境内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里面俄国人占的比重极大，被人说成是俄国人的政权）。犹太复国主义的“盖哈鲁茨协会”，因为赶不上风靡一时的国际主义的浪头，全体成员都在一九二六年被关进了牢狱。
关于二十年代，后来的许多人心里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概念，认为那是一个毫无拘束的自由放任的时代。在这本书里我们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对二十年代的体会是另一样的。在那时候，大学生们还是一些无党派人士，他们力争“高校自治”、集会权、反对用政治常识充斥教学大纲。得到的回答就是逮捕。每逢节日（例如一九二四年五一前夕）就大抓一次。一九二五年列宁格勒大学生（约一百来人）因为阅读《社会主义通报广，钻研普列汉诺夫著作，被判了三年的政治隔离（普列汉诺夫本人青年时代在喀山大教堂旁边做过的那次反政府演说，付出的代价要便宜得多）。一九二五年已经开始把第一批（年轻的）托洛茨基分子投入监狱（两名天真的红军战士记起了俄国的传统，着手为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募款也得到了政治隔离）。
不消说，剥削阶级也没有逃脱打击。对尚存的旧军官的耗磨工作，在整个二十年代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其中有白军军官（在国内战争时期没有犯该枪毙的罪行的）；有在两边都打过仗的白军一红军军官，有仅在红军中服务过一段时间或者中途有间断而无证明材料的前沙皇军官。说“耗磨”是因为对他们不是一下子判给刑期了事，他们要经过（也是一种牌阵！）无穷无尽的审查，工作受限制，居住地受限制，抓进去，放出来，又抓进去只是经过了这些步骤他们才一去不返地被送进劳改营。
然而，把军官们送往群岛，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告终，而只是开始：因为军官们的母亲、妻子和儿女都在外面。运用绝对正确的社会分析方法，很容易预见到这些人在一家之主被捕后有什么样的情绪。这就等于是他们自己逼着当局把他们也关起来。于是，又多冒出了一股水流。
在二十年代，对参加国内战争的哥萨克宣布了大赦。许多人从利姆诺斯岛返回了库班，得到了土地。后来他们都被关进了监牢。
所有以前的国家官吏都躲了起来，也必须加以搜捕。他们巧妙地伪装自己，他们利用当时在共和国里既没有身份证制度，又没有统一的劳动手册，混进了苏维埃机关。偶尔的失言、偶然被认出、邻居的告密……不，不是告密，而是战争情报，全都帮助了对他们的揭发。（有时纯属偶然的机遇。有一个叫做莫瓦的人，出于对秩序的单纯的爱好，在家里保存了一份过去的司法官员名单。一九二五年偶然在他那里发现了这份东西统统被抓，统统被枪毙。）
这样，“因隐瞒社会出身”、因“原社会地位”的水流便一股一股地流起来了。这类罪名可以做很广泛的解释。在被抓之列的有作为社会阶层的贵族，有他们的家属。最后还不甚了然地抓过所谓个人贵族，其实就是以前的大学毕业生。一旦抓了，便是有来无回，泼水难收。革命的哨兵是不会有错的。
（不然，回来的路毕竟还是存在的！这是一些细弱的回流但它们有时能够穿透石壁。这里我们略谈一下其中第一股。贵族和军官的妻女中不乏人品出众、姿色动人的女子。她们之中的一些人得以作为一股小小的对流返回地面。这些人记得，生命只有一次，最可贵的莫过于我们的生命。他们自荐于肃反委员会一国家政治保卫局，愿意充当情报员、工作人员或随便什么人，被看中者便被接纳。这些人是情报员当中最有成效的分子！她们给国家政治保卫局帮了大忙，因为“过去的人们”很相信她们。这类人中有最后一位公爵夫人维亚塞姆斯卡哑，她是革命后最著名的“眼线”［她的公子在索洛维茨也是一名“眼线”〕；有康考尔吉娅·尼古拉耶夫娜·约塞一看来是一位具有非凡素质的女人：她的丈夫，一个军官，当着她的面被枪杀，她自己也被遣送到索洛维茨，但是她竟能获准返回原籍，并在卢宾卡附近开设了一间理发厅，这座大楼里的大头儿们都成了她的常客。只是在一九三七年她才跟她的雅果达顾客们一起再度被关进监狱。）
说来可笑，但由于荒唐的传统，从旧俄保存下来了一个政治红十字会。它有三个分会：莫斯科分会（E·彼什科娃一维纳魏尔），哈尔科夫分会（桑多米尔斯卡娅）和彼得格勒分会。莫斯科分会很守规矩一因而在一九三七年前没有被取缔。彼得格勒分会（老民粹派舍夫佐夫、瘸子加特曼、科切罗夫斯基）则表现得颇为讨厌和狂妄，立卷进政治事件，寻求施吕瑟尔堡要塞老囚犯们（诺沃鲁斯基，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同案人）的支持，不仅帮助社会主义者，而且还接济反革命分子。它于一九二六年被查封，它的活动家们被流放。
岁月在流逝，过去的事情不再重温便会在记忆中销蚀。我们今天看那蒙胧远方的一九二七年，觉得它是新经济政策还没有被砍掉手足以前的一个无忧无虑丰衣足食的年头。而实际上它是很紧张的一年，时常被报纸上的爆炸性新闻引起震荡的一年。当时在我国产生的感觉和制造的印象是我们正处在世界革命战争的前夜。苏联驻华沙政治代表的遇害占据了六月份报纸的大量版面，马雅可夫斯基为此写了四首惊雷般的诗作。
但事不凑巧：波兰道了歉，暗杀沃伊柯夫的唯一的凶手在当地被捕获诗人号召如何执行和对谁执行呢：
“用团结，
用建设，
用自制
和惩治，
把放出来的一群恶狗
拧下脖子！”
惩治难呢？拧下谁的脖子呢？于是就开始了“沃伊柯夫招生”。向来如此，在发生任何骚动和紧张情况时，就把“过去的人们关起来，把无政府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关起来，而且不需什么特别理由还把知识分子关起来。实际也是这样在城市里该把谁关起来呢？总不能是工人阶级吧！“近立宪民主党”知识界从一九一九年起就已经给折腾够了。那么是否到了动动那些貌似进步的知识界的时候了呢？对大学生必须进行清理。这时马雅可夫斯基又得心应手了：
“日日月月
要想着
共青团！
自己的
队伍
瞧得锐利些。
是否全部
共青团员
真正是团员
或者
只是
假装成共青团员？”
方便的世界观也就产生方便的法律术语：社会预防。它施行了，它被接受了，它立即为大家所理解（不久以后，白波运河建设工程的一个长官拉扎尔·柯甘就会说：“我相信，你本人是完全无辜的。但你是有教养的人，应当理解，这是在实行广泛的社会预防！”）真的，这些不可靠的同路人，整个这堆知识分子破烂货，如果不是在世界革命战争前夕把他们关起来，那什么时候关起来呢？大战一开始就晚了。
于是，在莫斯科就一个街区接一个街区进行有计划的掏挖。到处都有什么人应当抓起来。口号是：“我们要一拳头砸在桌子上，叫全世界都吓得发抖！”“乌鸦车”、小汽车、有篷卡车、敞篷马车甚至在大白天都纷纷向卢宾卡、向布蒂尔卡奔驶。大门口发生堵塞，院子里发生堵塞。对于抓来的人连卸车和登记都忙不过来（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城市里。在顿河罗斯托夫，三十三号大楼的地下室里，这些日子连地上都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