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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又累的营长怎么也不相信他，并把他送到护土那里去服药片等等——突然新的情况发生了：
“解手去！手背起来！”——一个完全可以拖动一百二十二毫米大炮架尾的愣头愣脑的准尉从打开了的门外朝里叫唤。
农家院落四周布置了一圈持自动步枪的士兵，警戒着我们要去的绕向草棚后面的小道。我气炸了，一个粗野的准尉竟胆敢命令我们军官“手背起来”，但坦克手们把手背了起来，于是我也就跟着走了。
草棚后面有一圈面积不大的畜栏，覆盖着还没有融化的踩实了的积雪——它被一堆堆的人粪弄得肮脏不堪，那么乱七八糟地、密密麻麻地拉在全部场地上，以至要找到可以放两只脚和蹲下的地方便成了一项不易解决的任务。但我们还是找到了，于是五人一起在不同的地方蹲了下来。两名自动步枪手面色阴沉地端着枪对准了蹲在地上的我们。还没有过一分钟，准尉就厉声说：
“喂，赶紧点儿！在我们这里解手要快！”
离我不远蹲着一个坦克手，罗斯托夫人，身材魁梧的总是板着脸的上尉。他的脸被金属粉尘或烟炱熏染得漆黑，但一条穿过脸颊的红色大伤疤却清晰可见。
“你们这里指的是什么地方？”他轻声地问道，没有显示出愿意赶紧回到那散发着煤油气息的禁闭室的意思。
“反间谍机关‘死灭尔施’！”准尉用骄傲的过分响亮的嗓门粗声粗气地回答（反间谍人员很喜欢这个用“死亡”和“间谍”两个字趣味低劣地揉成的“死灭尔施””，认为它是很吓人的）。
“在我们那里是慢的。”上尉若有所思地回答。他的软盔挪到了脑后，头上露出还没有被剃掉的头发，他在火线上磨出腿子的屁股正迎着令人舒适的冷冷的微风。
“你们那里指的是什么地方？”准尉超过实际需要地大声吠叫。
“红军。”上尉从蹲着的地方站起来，用眼光扫射了一下这个未成事实的火炮架尾拖拉手，非常心平气和地回答。
这就是我呼吸到的最初几口的监狱气息。
第二章 我国下水管道的历史
现在一写个人迷信的胡作非为，老是再三地钉住那个如鲠在喉的三七三八年不放。给人的脑子里留下个印象，好像无论在它以前或以后都没有关过人，一切全是在三七三八年。
我手头没有任何统计资料，但不怕错说一句：三七三八年的水流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可能只是曾经涨满过我们监狱下水系统阴暗恶臭的管道的三股最大水流中的一股。
在此以前有二九三O年的水流，浩如鄂毕河，把一千五百万上下（说不定还要多）的庄稼人塞入冻土带和泰加林。但庄稼人是沉默寡言、不识字的人，他们既没有写申诉书，也没有写回忆录。对于他们，侦查员无须成夜成夜地埋头苦干，也不必花费时间作笔录只要树苏维埃的一纸决议就够了。这股水流溢进、渗入了永久冻土带，今天连最热心肠的人士也差不多没有谁回忆这件事。好像它并没有使俄罗斯的良心受到损伤。然而斯大林（也是你我）所犯下的罪行，没有比这件事更重的了。
以后是四四四六年的水流，浩如叶尼塞河：顺着污水管道，把整个整个的民族和几百万几百万当了俘虏（那是为了我们！）。被赶到德国而后来返回祖国的人驱逐了（这是斯大林采取的烧灼伤口好使它赶快结痂的疗法，免得整个人民的身体都需要休息、喘气、休整）。但在这股水流中，多数也是普通人，也没有写回忆录。
而三七年的水流，把有地位的人、有党内资历的人、受过教
育的人，也卷进去了，也把他们带到群岛，他们周围有许多受到株连的人留在城市里，而且有多少笔杆子呀！他们现在一起写呀，说呀，回忆呀：三七年！人民苦难的伏尔加河！
可是你对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加尔梅克人、或者车臣人说：“三七年”他们只会耸耸肩膀。对于列宁格勒说来，以前已经有过三五年，三七年又算得了什么？而对“二进宫”的人或波罗的海沿岸人，四八四九年不更艰难吗？如果热心于文体和地理学的人们责备我，说我还忽略了俄国的另外一些大河，那么请稍候一下，因为各股水流我还没有说完呢，容我在下面细说。有了水流就不愁不汇成其他的大河。
大家都知道，任何器官不进行练习是要衰亡的。
因此，如果我们知道，那个被歌颂的并高置于全体活人之上的机关（他们自己用这个难听的词来称呼自己）的一根触须也没有衰亡，相反长得愈来愈长，筋肉愈来愈壮一那就很容易猜到，他们是经常在进行练习的。
管道里的水流有脉动，压力有时高于设计标准，有时低于设计标准，但监狱下水道从来也没有空过。我们被压榨出的血、汗和尿，经常拍击着管壁。这个下水管道的历史，是连续不断的吞进和流走的历史，只是汛期和平水期不时交替。水流一会儿较大，一会地较小，还有一些涓涓山溪、沟槽泄水以及被收拢的单独水滴，从四面八方汇合到这里。
往下按时间顺序列举的事实，既包括千百万被捕者所构成的水流，也将涉及普通的不显眼的几十人构成的小溪。但这还很不完全，还很贫乏，还受我洞察历史的能力所限。这方面需要由活着的知情人来作许多补充。
在列数史实的时候，最难的是开端。因为追溯的年代越远，留下来的证人就越少，传闻湮灭了，模糊了，而编年史却没有，或者已经成为禁书。同时，把特别残酷无情的年代（国内战争）同本可发发善心的最初的和平年代相提并论，也是不怎么公平的。
但是，在爆发国内战争以前，早已看得出来，像现在这样的俄国，有着这样的居民成分，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自然都是行不通的。这个国家当时就已经被弄得一团糟了。专政的最初一个打击落在立宪民主党人头上（在沙皇制度下，它是极端的革命传染病，在无产阶级政权下极端的反动传染病）。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底，在未开成的首届立宪会议预定会期内，立宪民主党就被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了对其党人的逮捕。大约同一时期，对“立宪会议同盟”、“士兵大学”系统实行了抓捕关押n
根据革命的意志和精神很容易猜想到，在这数月里，“克列斯特”、“布蒂尔卡”及许多同一类的外省监狱，塞满了大富豪、社会知名人士、将军和军官，以及各部和整个国家机关的那些不执行新政权命令的官员。契卡的最初一项行动，就是逮捕全俄职员协会罢工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的最初一个通令指出：“鉴于官吏们的怠工……各地应发挥最大的主动性，不放弃没收、强制和逮捕等手段”。
虽然弗·伊·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底为了建立“最严格的革命秩序”，要求“无情地粉碎醉鬼、流氓、反革命分子及其他人等制造无政府状态的一切企图”就是说，他预料十月革命的主要危险将是来自醉鬼，而反革命分子仅仅聚集在第三排的某个地方。但是他对任务也有比较广泛的提法。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一九一八年一月七、十日），弗·伊·列宁宣布了一个普遍性的统一目标“肃清俄国土地上的一切害虫”。而且，他把害虫理解为不仅是阶级异己分子，并且还有“逃避工作的工人”，例如彼得堡党印刷所的排字工人（这是很久以前所发生的事。我们现在甚至难于理解，工人们刚成了专政者，怎么会逃避为他们自己干活）。还有：“……在大城市的哪一个街区，在哪一个工厂，在哪一个村子……没有……咱称为知识分子的怠工分子？”诚然，肃清害虫的形式，列宁在这篇文章中预见到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地方坐牢；有的地方叫他们去打扫厕所；有的地方“一当监禁期满就发给他们一张黄色卡片”；有的地方把寄生虫枪决，这里可供选择的是：监牢“或者受到最劳累的强迫劳动的处分”。虽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规定并提示了惩罚的基本方向，但还建议把找寻最好的肃清办法作为“公社和村社”竞赛的对象。
谁被包括在这个广泛的害虫定义中，我们现在已无法作详尽无遗的研究：俄国的居民成分太不划一了，其中可以遇到一些孤立的、完全不需要的、而现在已被遗忘了的小集团。地方自治工作者当然是害虫。合作社创办人也是害虫。房产主都是害虫。在文科中学的教员中有不少害虫。教会的教区理事会满是害虫，教会合唱团里害虫在嗡嗡叫。所有的神甫都是害虫，所有男女僧侣就更不用说了。而且连那些托尔斯泰主义者，当他们去参加苏维埃工作，譬如说参加铁路工作时，没有书面起誓保证拿着武器去保卫苏维埃政权，也暴露出自己是害虫（我们还将看到对他们进行审判的事例）。话既然说到铁路就说说铁路吧有很多害虫躲在铁路制服下，必须把他们揪出来，对某些还要拍打拍打。还有报务人员，这些不知为什么大量地是不同情苏维埃的不可救药的害虫。关于铁路员工全俄执行委员会以及其他的工会，也说不出什么好话，那里往往充满了敌视工人阶级的害虫。
仅仅我们所列举的这些集团．就已经是一个极大的数字足够几年的清除工作了。
而各种各样的可恶的知识分子、不安生的学生、各种怪人、真理寻求者和苦行者又有多少呀？彼得一世就曾竭力从罗斯身上清除掉这些人，因为他们总是妨碍严整的政制。
如果利用过时了的诉讼形式和法律规范，而且还是在战争的条件下，要进行这项卫生大扫除是不可能的。但是，采取了一种崭新的形式；非司法的制裁，全俄肃反委员会把跟踪、逮捕、侦查、检察、审判和决定的执行集中于一身的革命哨兵，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惩罚机关，就担负起了这项不高尚的工作。
在一九一八年，为了使革命在文化方面也得到更快的胜利，开始掏空和撒净圣徒的遗骸，拿走教堂用具。为了捍卫遭到破产的教会和寺院，爆发了人民骚动。到处敲起了警钟，东正教徒们跑来了，有的还拿着棍棒。当然，有的必须就地开销，有的要抓起来。
现在对一九一八一九二O年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难题：那些还没有送进牢房就已经崩了的人算不算进监狱流量中去？所有被贫农委员会在村苏维埃办公室旁边或院子后面收拾掉的人，列入哪一栏？每省都揭开了成嘟噜的阴谋（梁赞两起、科斯特罗马一起、维西汉沃格茨克一起、魏里日一起、基辅几起、莫斯科几起、萨拉托夫一起、契尔尼科夫一起、阿斯特拉罕一起、雪里格尔斯克一起、斯摩棱斯克一起、波勃鲁依斯克一起、唐波夫一起、卡伐克利斯克一起、契姆巴尔斯克、魏里戈鲁克、姆斯季斯拉夫里一起，及其他）。它们的参加者哪怕是来得及一只脚踏上了群岛的土地？或者因为没有来得及，就不必列入我们研究的对象了？除了一些著名的暴乱（雅罗斯拉夫尔、穆罗姆斯克、雷宾斯克、阿尔扎马斯）被镇压外，我们对某些事件光是知道一个名称例如一九一八年六月科尔宾斯克枪杀事件这是怎么回事？枪杀了谁？……往哪里写呢？
解决下列的问题也有不少困难：是否应把好几万的人质算在这里，或者应列入国内战争的资产负债表？这是一些本人并没有被控犯什么罪甚至没有用铅笔登录过姓名的和平居民，他们被抓来消灭掉是为了恐吓和报复军事上的敌人或暴动起来的群众。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以后，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各地发出指示“立即逮捕一切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资产阶级和军官阶层中则应取得大量人质”。（好吧，譬如说在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一组人谋杀未遂后，不光是把这批人逮捕，而且把俄国所有的大学生及大量地方自治工作者都抓起来，那又如何呢？）国防委员会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作出决议显然是在列宁的主持下建议契卡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清除铁路积雪工作“进行得不完全令人满意”的地区的农民取作人质，“如果以后不完成清除积雪工作，他们将被枪决”。人民委员会一九二0年底的决议允许把社会民主党人也取作人质。
然而，在仅限于考察普通逮捕的同时，我们就应当指出，多年间滔滔不绝的“背叛革命的”社会党人的水流早自一九一八年春天就开始流淌了。所有这些政党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人民社会党人，几十年来只是假装成革命家，只是戴上了假面具他们为此也曾去服苦役，那全是装模作样。只是在革命的急速进程中，才立即暴露出这些社会叛徒们的资产阶级本质。那自然就应当把他们抓起来！在逮捕立宪民主党人、驱散立宪会议、解除普列奥勃拉仁斯基团和其他团的武装后，紧接着就开始一点一点地，起初是悄悄地，逮捕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起，即把他们开除出一切苏维埃之日起，这种逮捕就进行得较多较齐整了。从七月六日起，把那些更狡猾、更长久地假装成唯一彻底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同盟者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赶到了那里。从那个时候起，只要在任何一个工厂或在任何一个城市发生工人骚动、不满、罢工（这些骚动、不满、罢工在一九一八年就已发生过多起，在一九二一年三月震动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后来是喀琅施塔得，并逼出来一个新经济政策），契卡就在安抚、让步、满足工人正当要求的同时，不声不响地在夜里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作为这些骚动的真正罪魁祸首抓起来。在一九一八年夏天，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和十月，大抓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九一九年，把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中能抓到的那部分人投入牢狱他们在布蒂尔卡监狱一直坐到一九二二年对他们的审判。就在一九一九年，著名的契卡人员拉齐斯关于孟什维克写道：“这类人不光是妨碍我们，还有更大的害处，所以我们要把他们从路上清除掉，免得绊住我们的脚步，我们把他们关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去，送进布蒂尔卡去，并且迫使他们一直坐到劳动与资本斗争结束的时候。”在一九一八年七月，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被克里姆林宫拉脱维亚卫队逮捕。几乎全部在塔干卡枪毙。
在一九一九年就已经断定，从国外归来的俄国人（为了什么？带着什么任务？）是很可疑的俄国远征军团（在法国）回国的军官们因而都进了监牢。
一九一九年，在真真假假的阴谋四周撒开了大网（“国民中心”，军事阴谋），在莫斯科、彼得格勒，以及其他一些城市里，按名单实行枪杀（就是说把自由的人抓起来立即枪决），并把所谓近立宪民主党的知识界干脆一下划拉进狱去。什么叫做“近立宪民主党的”知识界呢？指的是既非保皇的又非社会主义的，那就是说全部科学界、全部大学界、全部艺术界、文学界，以及全部工程界。除了走极端的作家以外，除了神学家和社会主义理论家以外，其余全部的知识界，它的百分之八十，就是近立宪民主党的。依照列宁的意见，算入这里的例如有柯罗连科“被资产阶级偏见所俘虏的可怜的小市民，”“让这样的‘天才’坐上几星期牢并不为过。”关于个别被捕的集团我们是从高尔基的抗议中得知的。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伊里奇在答复他时说：“……我们清楚，这里也有错误，”但“这算什么了不起的灾难！这算什么了不起的不公平！”，并劝告高尔基不要浪费精力去“为腐烂了的知识分子诉苦。”
从一九一九年一月起，施行了余粮征集制，为了搜集余粮，组织了余粮征集队。它们在乡村中到处遇到反抗有时是软磨硬顶的反抗，有时是急风暴雨式的反抗。对这种反抗的镇压，也在两年之间提供了（不算就地枪决的）非常充足的逮捕流量。
在这里我们有意识地撇开不谈随着战线的移动，随着省份的占领而被契卡、特别科和革命法庭消灭掉的那很大一批人。上面提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的那个指示，要求各地“把一切与白卫军活动有牵连的人无条件枪决”。但有时你会感到茫然：界限该怎样划才对？一九二O年夏天国内战争还没有全面结束，可是在顿河地区已经结束了，如果这时候从那里的罗斯托夫和新切尔卡斯克把大批的白卫军官们押送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然后用驳船运往索洛维茨群岛（据说有几艘驳船在白海里被凿沉了。不过这类事在里海也发生过。）那么这应当算进国内战争时期呢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的开端呢？如果在同一年，在新切尔卡斯克，一个怀有身孕的妻子因为窝藏了她的丈夫而遭枪杀，这又该放在哪一类里注销呢？
一九二O年五月有一个《关于后方破坏活动》的俄共中共决议。根据经验，我们知道每一个这样的决议都是引起囚犯水流新泛溢的推动力，都是水流的外部标志。
在上述各股水流的组织工作中的一项特殊困难（也是一项特殊的优越性）就是一九二二年以前没有刑法典，没有任何刑事法律的体系。抓什么人，怎样处置，抓人者和下水道管理者全以革命的法律意识为依据（而它永远是没有错误的！）。
本书将不考察刑事惯犯和“普通犯”的水流，所以这里只是提醒一句，行政、机构和法律大变革时期的普遍灾难和匮乏必然造成偷窃、抢劫、暴力行为、贿赂和倒买倒卖（投机）作案数字的剧增。这类刑事犯罪对于共和国的生存虽然不是那么危险，但也部分地遭到追究并以其囚犯的水流扩充着反革命分子的流量，但是，据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由列宁签署的人民委员部法令指出，投机也有纯属政治性质的：记已有出售、为出售而收购或贮存国家垄断食品并以此为营生的罪行的分子（农民贮存粮食就是为了出售，并且是以此为营生的，否则农民的营生该是什么？？作者注）……处以为期不少于十年的剥夺自由，同时科以最重的强制劳动并没收全部财产。”
从那年夏天起，本来已经负担过重的农村年复一年地无偿交出自己的收获。这引起了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