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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修改作战计划。其最后的产品就是以“镰割”（Sichelschnitt）为代号的计划。这个代号颇具深意，暗示德军像一把镰刀，要一下把敌军的根部割断。
这一计划的执行还是由陆军总部负责，虽然大致采用曼施泰因的观念，细节上仍略有出入，所以称之为“曼施泰因计划”并不妥当，尤其是曼施泰因本人根本不曾参加此项工作。据曼施泰因自云，在战时由于保密，谁都不曾把这些秘密泄露出来，直到战后，英国战略大师李德哈特与伦德施泰特元帅以及其他德军将领谈话时，才发现事实的真相。第一个把这段故事公开发表出来，并命名为“曼施泰因计划”的人即为李德哈特。由于李德哈特在战后西方军事学术界中地位的崇高，所以这个名词也就自然得到广泛的使用，尽管那不免有所误解。
关于“镰割计划”的本身，很少有人加以评论，不过李德哈特却说了一句公道话。他说：“哈尔德虽然头脑非常顽固，但是一位极能干的参谋军官，所以这个计划的细部草拟可算是后勤计划执行的杰作。”德国装甲兵后起之秀，梅伦廷少将（vonMellenthin）曾经评论如下：“战争后期的连续惨败并不能改变下述的事实，德国参谋本部在1940年曾完成军事上的杰作，比起战史中任何伟大将领的伟大战役都毫无愧色。”
分析与教训
有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必须予以澄清，那就是1940年的计划与“施利芬计划”之间的关系。这其中有许多的误解，甚至连李德哈特都不例外。他说曼施泰因认为陆军总部的原始计划几乎是照抄施利芬的旧案，事实上曼施泰因的看法并非如此。
曼施泰因曾指出只有两点是相同的：（1）德军攻势重点是放在北翼上；（2）准备通过比利时前进。除此以外，这两个计划的内容可以说是差得很远。他又说施利芬在拟定计划时是以彻底击败法军为战争焦点，而陆军总部则根本不曾作这样的考虑。
反而言之，曼施泰因本人的思想却与施利芬有其暗合之处。他说固然老毛奇认为作战计划只应做到与敌军主力第一次接触时为限，但老毛奇又曾同时指出，军事指挥官的眼光必须越过这种第一次接触，而固定在最后目标之上。由此也可明了施利芬与老毛奇在思想上的差距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巨大。
照李德哈特的思想来看，曼施泰因是精通“间接路线”的精义的。这也正是历史的教训：任何天然障碍物都不如人为的抵抗那样难以克服。同时，只有采取期待最低的路线（lineofleastexpectation）时始能产生奇袭效果。
美国已故战略名家康恩（HermanKahn）对于曼施泰因的故事曾有两点评论。他首先指出：所谓“决策”（decisionmaking）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能产生影响作用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往往会出乎当初预料。尤其是偶发的因素，其重要性更是无从估计。最值得注意的教训是：假使一个人或少数人有一种好的观念，而他又能与最高决策者发生接触使其意见直达“天听”，于是他的计划即可能会被采取，尽管其他的决策者或顾问当中有百分之九十都不表同意。
其次，几乎所有的人都是通过过去来看未来，换言之，其对未来的认知都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但是时代是进步的，尤其是科技的进步更是前人所很难想象的。所谓“低地国家”（Lowlands）本是欧洲的古战场，欧洲各国的参谋本部军官对于这个地区真可说是了如指掌，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作出错误的判断，认为装甲部队无法通过阿登地区。其原因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的判断就当时而言应该是正确的，但科技的进步已经改进了战车和其他运输工具的能力，于是便使此种传统的认知丧失了意义。从1941年到今天，时代又已前进55年，所以从事战略研究的人应该牢记取路阿登天险的教训，严防新的技术奇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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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扫描＇
cdhyy＇OCR＇2008
cdhyy＇校对制作＇2008
第六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失败的检讨
钮先钟＇中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1995
引言
经济
政治
国防
战略与政策
马其诺防线
动员制度
结论
引言
在所有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或著作中，法国部分显然已被大家视为不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受到过分的漠视。其理由是很容易解释的：在战争尚未爆发时，尤其是在其前夕，法国在欧洲的国际舞台上即早已降居配角的地位。以慕尼黑会议为例，扮演主角的是希特勒和张伯伦，而法国总理达拉第的地位甚至还不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战争发生之后，法国的表现更是差劲，而且也过早地退出战争。自从1940年6月22日以后，法兰西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战争棋盘上的一颗棋子。所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不太注意法国部分也的确是理所当然。
法国虽然失败了，但其失败所造成的后果，对于历史而言，却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其失败所带来的教训，对于后世而言，更是有极深远的意义。关于第一点，法国博弗尔（Gen。Beaufre）将军在其所著《1940——法兰西的沦亡》（1940－TheFallofFrance）中所作的评论可算是最佳说明：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崩溃是20世纪的最重要事件。我们的倾覆破坏了许多年所建立和维持的平衡。欧洲，近代文明之母，发现它本身已经丧失了其西面的屏障。接着就是德国的毁灭，于是传统的欧洲现在所留下的只是一个衰弱的地区，而美国和苏俄，则已变成了巨强，并彼此争夺欧洲所丧失的世界霸权。所有这些后果都是法国的领袖和人民造成的，如果当年他们能够比较奋发有为，则今天的世界一定会和现状完全不一样。所以站在历史法庭的面前，我们是负有一种可怕的责任的。
关于第二点则更值得作较详尽的分析。法国的失败固已为不争之事实，但其原因安在，以及其所能提供的教训是什么，却不仅很少有人研究，而且还有许多问题仍大有争论之余地。古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又云：“以古为鉴，可知得失。”历史的研究不仅是为了学术性的兴趣，而更有较积极的意义。诚如俾斯麦所云：“愚人说他们从经验中学习，我则宁愿利用他人的经验。”又如古希腊伟大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所云：“最具有教育意义的事情莫过于回忆他人的灾难。”
本文的主旨是想从大战略的观点来分析1940年法国崩溃的根源，并进一步指出有哪些教训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从历史上看，人类似乎非常健忘，重蹈前人覆辙的例证真可谓不胜枚举。因此，法兰西悲剧虽早已落幕，但其教训却具有永恒的价值。
经济
首先说明一项经常为人所遗忘的事实。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的经济情形，概括地说来是相当好的，比之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可以说是具有一定的优势。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死伤惨重，其工业和农业也受到严重的损毁，国家财政方面也债台高筑，但是在战后的第一个10年内，法国的经济却有了惊人的恢复。其受到战争蹂躏的北区和东区，迅速而彻底地完成了重建工作。尤其是德国的战败，不仅使法国获得了相当巨大的赔偿（包括亚洛二省＇cdhyy注：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收回”，以及萨尔地区的煤矿开采权），而且更使它在对外贸易的竞争上少了一个劲敌。
就整个欧洲而言，1925年的洛迦诺会议恢复了德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而“道斯计划”的实施也安定了德国的经济情况。所以到1929年，欧洲呈现着一片曙光。但是不幸，世界性的经济不景气却接踵而来，法国在这样的冲击之下，当然也受到不利的影响。不过平均说来，法国的情况还是比其他许多国家都好（尤其是德国）。1932年以后，不景气已近尾声，法国的经济遂又继续增长和繁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在经济方面还是相当的安定，其人民也过着富庶安乐的生活。
在今天的世界上，有许多过分强调经济的思想和言论，好像一个国家只要经济能平稳增长，则其他的问题都可迎刃而解。重视经济固然没有错，但这样的过分强调则不仅不切实际，而且还可能造成不利的后果。从国家战略的观点来看，经济固然是立国之本，但立国之本却又不仅限于经济一项。国家权力的基础是多方面的，仅凭经济增长，不但不足以确保国家的安全，甚至也不一定能免于危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法国就是一个很具有启示性的例证。
政治
假使说法国的经济相当良好，则其政治情况就应该说是恶劣不堪。也许可以说，在欧洲近代政治史中很难找到像第三共和国那样的情况。法国政治的特点是内阁的变换频繁，国会的争吵不休，政客的操守不佳，以及政府的瘫痪无能。法国与英国一样是采取所谓“内阁制”，但二者之间有一极大差异，即在英国只有三大政党（实际上只有两个最重要），而法国政党则多如牛毛。所以英国的内阁相当安定，而法国的内阁几乎都是短命的。第三共和国的宪法有一基本缺陷，那就是国会可以倒戈而内阁却不能解散国会。其结果是内阁对国会毫无办法，议员一当选就是4年，在此期间他可以作威作福，无所顾忌。在多党林立之下，所有的内阁都是联合内阁，这种内阁的基础极为脆弱，只能过一天算一天，当然不可能有任何作为。
由于历任政府都懦弱无能，遂许多法国人也日益感到厌恶，因而支持趋向独裁制度的政治运动。到30年代初期，羡慕国外独裁政权的人也就越来越多。1935年有一个号称“火十字”（CroixdeFeu）的类似法西斯组织出现，最初其政策是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后来却阴谋政变，企图推翻共和政府。另一方面，10个“左倾”政党为了对抗他们所谓的法西斯威胁，也在1936年组成一个“人民阵线”（FroutPopulaire）。其所公开宣布的政策是政治改革和社会立法。不幸同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人民阵线遂又发生分裂：共产党及其同路人主张介入，而社会党则坚持不介入的原则，结果他们所提倡的社会改革也就不了了之。
德国再武装和进军莱茵地区迫使法国必须开始关心其防御和安全问题。1936年到1939年，再武装和国防问题已经变得日益严重，但是由于国内的分裂和政治的瘫痪，所有的问题都是一拖再拖，根本没有任何解决的希望。
所以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9月爆发时，法国人不再像1914年那样团结起来一致效忠祖国，法国没有任何杰出的领导人物，全国上下在政治混乱的气氛中，糊里糊涂地投入战争。各党各派仍然争吵不休，而尤其共产党还在制造工潮。概括言之，在法国国内充满了厌战的心理，许多人宁愿忍受任何的屈辱而不想拼死一战。
孙子在《始计篇》中指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一个政府在危难中若达不到这种标准，也就是“无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法国政府即为典型的例证。从战略的观点来看，国家政治的安定，行政效率的良好，各种党派的团结合作，对于国家安全都是至关重要的。法国政治基础的衰朽溃裂遂已决定了其国家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过是为它敲响丧钟而已。
诚如战前某一德国作家所作的刻薄评论：“法兰西是一个标准的垂死民族。这个民族已无目的或价值。其人民早已丧失其传统的荣誉和精神。大可听其自生自灭，而不必予以重视。”1940年的迅速崩溃也就证明了这种看法是一点都没有错。
国防
政治的瘫痪自然使国防受到直接的影响。法国政府与人民并非不重视国防，但是由于精神萎靡，惰性太强，所以一切的努力不是效率太差，就是有名无实。只要略举数例即可令人获得深刻的印象。
建筑马其诺防线的决定在1928年即已作出。到1932年，只有少许的工程已经接近完成；到1936年，其所应装置的武器均未完成。一直等到1938年，那已经是10年之后，这道要塞防线才算是照原定计划完工。至于向比利时方向的延伸线仍在设计之中。反过来看，德国人只花了18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西格弗里德防线（SiegfriedLine）＇cdhyy注：通常译为“齐格菲防线”。＇。当然这两条防线性质和构造并不相同，但是从时间上来比较，多少可以显示双方在效率上的巨大差异。
1924年，法国陆军决定采用一种新型轻机枪，并同时决定统一步兵所用的枪弹。此种新型轻机枪在1926年到1932年之间已经开始使用，但设计一种能用同样枪弹的步枪直到1936年还没有定案——已经拖了12年的时间。到1939年，这样的新步枪也只完成了10万枝，每月生产量只有1万枝，而法国陆军却有几百万人。
法国空军在1930年取得独立军种的资格，并立即拟定了一个1000架飞机的建军计划。以后尽管眼看着德国空军在作迅速的增建，这个计划仍然一成不变直到1939年为止。原定计划建造的飞机是一种速度缓慢、乘员人数相当多、武装相当重的型式。这种飞机是在1930年设计，直到1936年才正式生产的。但到此时根据西班牙内战的经验已经发现此种设计有很大的缺陷。于是才又决定仿效其他国家的快速飞机。到1940年，这又是4年之后，而且战争也已经进行了6个月，法国仍只有500架战斗机和90架轰炸机可以算是真正符合近代化的标准：再反观德国空军，它是在1932年开始建军，到1936年才加速发展，但到此时却已经可以集中7000架第一线飞机。
以上所云不过是聊举数例而已，事实上，在所有部门，情况都差不多，包括重炮、战防炮、高射炮、重机枪、战车等在内。最荒谬可笑的事情是在1939年，当法国当局决定把装甲单位的数量增加一倍时，实际上却只是把原有的一个单位分割成为两个单位而已！
这并非由于缺乏经费，虽然军事预算并不宽裕，但自1936年以来，法国国会对于它总是照案通过，不加削减，甚至连讨论都免了。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整个政府的瘫痪无能——军队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法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其制度是传统的遗产，无法适应新的时代要求。
战略与政策
法国人虽然有极光荣的军事传统，可是到了近代，其军事思想真是令人不敢恭维。它不仅是狭隘的，而且更是盲目的。法国军人，大致说来，都缺乏把战争当做一个整体来考虑的能力，而尤其是不知道如何考虑战略问题。法国的军官教育排斥任何抽象观念，强调应把研究限制在现有的经济和具体问题上。一切的思考都必须以技术为基础而且只限于战术。经过两次大战，这种思想路线的弱点实已暴露无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人由于受到普法战争失败的刺激，在思想方面遂产生了两种反应：（1）全国上下莫不以雪耻复仇为念；（2）决心向敌人（德国）学习。就理论而言，这两种反应都很正常，而且也无可非议。但事实上却造成非常严重的错误。一方面由于感情的冲动，所以也就丧失了理智；另一方面是虽然想向敌人学习，却对敌人的思想作了错误的解释，而尤其是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上述两种因素的结合遂使法国人沉醉在“攻势至上”的思想之中。
这种思想在1914年曾经使法国几乎败亡，以后虽然由于各种因素的加入，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终于获得了胜利，但其付出的成本仍然是高得可怕。所以到了战后，在军事思想领域也就自然产生了新的反应，“攻势至上”变成“守势至上”，全部思想作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虽然可以说物极必反，亦为事理之常；但是过犹不及，这样彻底而突然的改变，也完全是一种心理冲动，并不曾经过深思熟虑，所以以后的事实证明，后者为害之烈甚至有过前者。
首先要指出的就是此种军事思想（战略）与外交政策（大战略）完全背道而驰。自从凡尔赛和约签订以后，法国即开始在欧洲设计一套新的安全体系以防止德国再起，其成果即所谓“小协约国”（LittleEntente），其中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在内。这些国家变成了法国的卫星国之后，也就显明地暗示将来有一天法国会保护它们以对抗一个复兴的德国之必要。基于此种大战略的要求，法国也就必须准备建立一支攻势兵力，能够于必要时立即越过其国界向德国发动猛烈的攻击，这样始能收东西两面相互应援之效。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国，在军事战略方面是完全采取消极的守势思想，防御不仅是手段，而且其本身也变成了目的。这样的军事战略就与国家（外交）政策完全脱节，当然不能给予国家政策有力的支持，于是这种政策也就逐渐变成了纸上空文，根本达不到其理想的目的。
当古德里安在德国还未能编成其第一个装甲师之前，戴高乐（上校）在1934年即曾建议编组6个大型装甲单位，每一个单位应有500辆战车，换言之全部需要3000辆战车，而那个时候法国重战车的产量每月仅为4辆，所以他的这种建议也就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到1938年，法国陆军才开始编组装甲师，到1940年也仅有3个可用的师，而且每个师只有战车150辆。
既然没有攻击的工具，而且更缺乏攻击的意志——马其诺防线的建造被认为是一种事实证明，于是法国的东欧同盟国也就自然人散约解，除了学习法国的榜样，也着手建造它们本身的“小”马其诺防线以外，即再无其他的选择。
马其诺防线
马其诺防线已成法国沦陷在历史上的纪念碑。从1940年起，一直到今天，它也在西方军人的心灵上投下了一道阴影。许多人一谈到它就会产生厌恶的情绪，好像如果法国没有马其诺防线则它就不会失败一样。这种想法又是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不正确。美国的布莱德雷（Gen。Bradley）将军多少也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名将之一，他曾在回忆录中对于固定防线的价值作过比较客观的评估。
它可以挡住我们的攻击并分散我们的兵力，于是敌人也就可以有时间来组成其预备队并发动反击。采取这样的方式作为机动预备队的屏障时，一道要塞化的固定防线价值可相当于许多个师。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