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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他郭尔在浦萄酒中的真理》中写道：“通过女人，理想进入生活。所以，要是没有她，他会如何？许多男人多亏有了某个年轻姑娘才成为天才……但从来没有哪个人因为有了某个答应和他结婚的年轻姑娘才成为天才……”
“通过一种消极关系，女人可以使男人具有丰富的想像力……
与女人保持消极关系可以使我们变得无限……一般来说，同女人保持积极关系会使男人变得有限。”这就是说，只要女人还是一种理念，只要男人通过她能够看到他自己的超越，她就是不可或缺的；但她作为一种客观现实却是不吉利的，她存在于自身并为自身而存在。克尔供郭尔认为，通过拒绝和未婚妻结婚，他建立了唯一有效的同女人的关系。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即，把女人树为无限的他者（theinfiniteOther）的神话也会产生它的对立面。
由于女人是一种虚假的无限，一个无真理性的理想，她始终表现为有限与平庸，基于同一理由，她也表现为谬误。在拉福格笔下她就是这样出现的。他的整个作品都在发泄他对神秘的怨恨，他不但因为神秘而责备女人，也因此而责备男人。奥菲丽亚、莎乐美实际上只不过是“小妇人。”哈姆雷特仿佛在想：“奥菲丽亚之所以会爱我，是因为她得到了恩惠，因为我在社会上和道德上比她的女朋友们优越。掌灯时，她也会对舒适安逸发出那些平庸无奇的议论！”女人使男人梦想，可她也想到舒适和晚餐的炖肉。当她只是一个肉体时，人们对她谈及她的灵魂。她的情人盲目地相信自己在追求理想，可实际上他却是自然的玩物，而他利用这种种神秘的目的在于生殖。女人其实是生命的普通外表，她愚蠢，谨慎，吝啬，无聊。
男人成功地奴役了女人，但他也成功地让占有失去了吸引力。随着女人与家庭和社会结为一体，她的魔力不是改变了，而是消失了。她被降到仆人地位，不再是体现自然各种财富的未被征服的猎物。自骑士爱兴起以来，婚姻扼杀爱情就是司空见惯的了。过多的蔑视，过多的尊重，过多的日常琐事，使得妻子不再有性的吸引力。婚礼本来就是用来让男人防范女人的；她成了他的财产。但是，我们占有的一切，反过来也占有了我们，所以，婚姻对于男人也是一种形式的奴役。他落入自然设下的陷阱：由于他渴望得到一个黄花姑娘，就不得不去维持笨重的主妇或干瘪的丑老太婆的生计。用来装饰他的生存的精致珠宝，变成了可恨的负担：冉蒂皮始终是最令男人畏惧的女人典型。如我们所见，她在古希腊和中世纪是许多悲哀的主题。但是，即便是女人年轻，婚姻中也还是有欺骗存在；因为只要人们认为性爱应当社会化，婚姻总会把它给扼杀掉。
事实是，性爱含有瞬息反对时间、个体反对群体的权利要求；它肯定分离，反对沟通，反拨一切法规；它有一种敌视社会的本原。习俗绝不会完全屈从于严厉的制度与法律；爱情总是向它们挑战。在希腊和罗马，爱情以肉欲形式转向年轻男人或高级妓女。骑士爱既是肉欲的也是纯精神的，它总是指向别人的妻子。《特里斯坦》就是一首描写通好的史诗。1800年前后，女人神话又重新出现。这个时期，通奸成为各种文学作品的主题。某些作家，如亨利·贝恩斯坦，竭力捍卫资产阶级制度，拼命把性冲动和爱情重新纳人婚姻的轨道。但在波托一里什的《情人》中也有较多的真实性，这部作品表现了两种价值秩序的不相容性。通奸也许只会随着婚姻本身的消失而消失。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婚姻的目标是让男人免受他自己的妻子的影响：但其他女人对他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于是他将会转向她们。女人也有意介乎于此，因为她们在反抗旨在剥夺她们一切武器的事物秩序。为了把女人从大自然当中分离出来，通过礼仪和契约让她受男人的支配，她被赋予了做人的尊严，被赋予了自由。但自由恰恰意味着避免一切征服。若把自由给予本来拥有有害魔力的人，她就会变成危险人物。由于男人拿不定主意是否要搞折衷，她变得更加危险。他只有在把女人变成仆人，并使她的超越性受挫时，才可以在男性世界上对她予以承认。给予她的自由只有消极用途，她情愿抛弃这种自由。女人只有当了俘虏才是自由的；为了重获她身为自然客体的权力，她放弃了做人的这种特权。她白天昧着良心去扮演顺从仆人的角色，夜里却变成了一只猫或席。她重新裸露出她那冰肌玉肤，或者，骑在扫帚柄上，去参加魔鬼舞会。她的确在对自己的丈夫施展夜间的魔力，但向丈夫隐瞒她的身体变形要聪明一些。她情愿把陌生人当做猎物，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权利支配她，而她对于他们仍然是草木、泉水、星辰和女巫。所以，她注定是不忠的：这是她的自由所能够采取的唯一形式。她的不忠甚至表现在她的欲望、想法和意识之外。由于她实际上被看做一个客体，她被供给了任何一个愿意占有她的主体。不论是关在闺房里还是藏在面纱下，若说她不会引起某人的欲望，都是大可置疑的。而唤起陌生人的欲望就是击败她的丈夫和社会。但是，进一步来说，她在这种行为中往往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同谋，她只有用欺骗和通好才能证明自己不是任何人的奴隶，并揭露男性自负与虚伪。这就是为什么丈夫的妒忌一触即发的原因。我们在传说中看到，一个女人可以无缘无故地受到怀疑，稍有疑点便遭到谴责，如布拉班特的热内维埃芙和苦丝狄蒙娜。甚至在产生任何怀疑以前，格赖斯尔达就经受了极其严峻的考验。若女人事先并没有什么疑点，这个故事就荒谬了。毫无疑问人们要去证明她的不检点：这是在让她去证实自己的清白无辜。
的确，这是妒忌心无法满足的原因。我们已经看到，占有不可能绝对实现；即便是不许其他一切人来提水，一个人也不可能占有他用来止渴的泉水：他虽然妒忌，却完全明白这一点。女人一般是易变的，如水一般流动；人的任何力量都不可能违抗自然的真理。纵观整个文学作品，从《一千零一夜》到《十日谈》，我们可以看到女人比男人计胜一筹。而且，他做看守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的意愿：让他——以父亲、兄弟和丈夫的身份——为女人行为负责的是社会。由于经济和宗教方面的原因，她被迫操守贞节，因为每个公民都必须证明他的确是自己父亲的儿子。
但是，迫使女人准确地适应社会所强加于她的角色，也是很重要的。男人的双重要求使女人注定要表里不一：他想让女人属于他，又想让她无关于他；他希望她既是仆人又是妖妇。但在公开场合他只承认第一种要求，第二种要求是不公开的，他把它藏在自己精神与肉体的深处。它与道德和社会背道而驰，是邪恶的，有如他者，有知难以驾驭的大自然，有如“坏女人”。男人并非完全献身于他所树立并声称要实行的善，他与恶保持着可耻的联系。但是，不论惑是否敢忘乎所以他表现它本来的面目，男人都会群起而攻之。在橡胶的夜里，他求女人去造爱，但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又否认自己与这一罪率及美丽的罪人有任何关系。而女人，本身在床第秘处是罪人，却唯有在崇拜贞操时才越发热情。正如在原始人当中男性是世俗的，女性是有宗教神秘魔力的，在近代社会，男人行为不检点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过失，常常受到宽容。即使男人违犯了社会法律，他也仍旧是社会的一员。他不过是一个印一戏wt讨厌的孩子〕，不会给社会秩序带来多大威胁。一另一方面，若是女人逃避了社会惯例，她就会重返大自然，再度变成恶魔，在群体之中释放出无法驾驭的邪恶力量。恐惧始终和对女人放荡行为的指责混在一起。如果丈夫未能让妻子保持贞操，他就要分担她的过失。从社会角度来看，他的不幸是对于他的名誉的一种污损。有些文明非常苛刻，要他杀死不道德的妻子，以同她的罪过划清界线。在其他文明，讨好的丈夫受到嘲弄和惩罚，人们让他赤条条地骑着公驴游街示众。社会还会在丈夫的住处严惩这个有罪的人：她冒犯的不仅仅是他，还有整个集体。这些习俗在迷信的、神秘的西班牙，一个受肉欲威胁的淫荡国度，以一种特别严厉的形式存在着。卡尔德隆（Cald）。洛尔卡和巴莱·因克兰在许多剧作里采用了这一主题。在洛卡尔的《贝尔纳达之家》中，村里人纷纷传说要惩罚一个被诱好的姑娘，要用燃烧着的煤炭把她烧死在“她造率的地方”。在巴莱·因克兰的《圣词》中，通奸的女人仿佛是一个和魔鬼跳舞的女巫；她的过失一被发现，村里人就群起而撕光她的衣服，把她给淹死。根据许多传统，有罪的女人都要这样被判剥光衣服，然后或被乱石砸死，如圣经所记述的，或被活埋和淹死，或被活活烧死。这些酷刑的含义是，在剥夺她的社会尊严之后，以这种方式把她还给大自然；她通过自己的罪孽释放出了邪恶的自然放射物：赎罪以一种神圣的狂欢形式进行，女人们在盘问、殴打和残杀这个有罪的人时，轮流释放出源于神圣的然而又是有益的自然的液体，因为这些报复者的行为要和社会惯例保持一致。
随着迷信的减弱，恐惧的消散，这种野蛮的酷刑也消失了。但是在乡间，无神的吉普赛人仍以怀疑的目光去看待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肆意利用勉力的女人——女冒险者、利用色相勾引和敲诈男人的荡妇、加规加联〔妖女人〕，仍属于令人不安的那一类人。在好莱坞影片中的坏女人身上，残留着喀耳刻的形象。女人们仅仅由于自己美丽就像女巫一样被烧死。古代的恐惧，在维护本地风化的虚伪掩饰下，始终出现在生活放荡的女人面前。
对于想冒险的男人来说，其实正是由于这些危险才让女人变成了诱人的猎物。他蔑视婚姻权利，不接受社会法律的支持，想在一对一的决斗中将她征服。他想占有女人，甚至她反抗他也在所不顾。他追求她时所利用的正是她用以摆脱他的自由。但这是枉费心机的。人在自由时不再扮演角色：自由的女人在违反男人意愿时往往是如此。甚至睡美人也可能不乐意醒来，也许她根本不认为把她唤醒的人是迷人王子，也许她不会微笑。公民凯恩的情形正是如此，他所保护的女人被认为是在受压迫，他的慷慨被揭示为是对权力和专制的一种意愿。主人公的妻子在听他讲自己的英雄事迹时心不在焉，诗人所梦想的缪斯在听他朗诵诗歌时可能在打哈欠。女战士可能感到厌倦，木愿意去打仗；她也可能会得胜。衰落时期的罗马女人，今天的许多美国女人，都把她们的任性，或她们的支配，强加在男人头上。灰姑娘究竟在哪里呢？
男人想给予，而此时女人却要为自己索取。这将是一个自卫问题，而不再是一场游戏。从女人有自由时起，她只有一种命运，即为了她自己而去自由地创造。于是两性关系成了一种斗争关系。既然成了同类，女人就仿佛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如她身为异己的大自然的一部分面对男人时那样。贪婪的雌昆虫（螳螂和蜘蛛）的神话代替了勤劳的蜜蜂或鸡妈妈的神话。雌性不再是在抚育小动物，宁可说是在吞食雄性动物，卵子不再是丰富的贮藏室，宁可说是用惰性物质营造的陷阱，精子在里面被阉割、被淹没。子宫，那温暖、宁静和安全的避难所，变成了由体液组成的肉质部分，食肉植物，会收缩的黑暗深渊，里面住着一条毒蛇，它在不停地消耗着男性的体力。基于同样的辩证逻辑，性爱对象变成了施展妖术的人，仆人变成了叛徒，灰姑娘变成了吃人的恶魔，而女人全都变成了敌人：这是男人在虚伪地把自己树为唯一的主要者时所付出的代价。
但是，和其他外表一样，这种充满敌意的外表也不是女人的最后面目。相反，在女人世界中引入了善恶对立说。毕达哥拉斯把善的本原比做男人，把恶的本原比做女人。男人想通过占有女人克服恶的本原；他们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正如基督教通过引入“赎罪”和‘欺世”这些观念，赋予“罚太地狱”这个词以完整的意义那样，坏女人的形象也是在同圣洁女人的形象对比时才显得格外突出。“关于女人的争论”从中世纪延续至今。在争论的过程中，某些男人只想承认他们所梦想的是死后升入天堂的女人，而另一些人则只想承认他们梦想的是破灭的、被逐出教门的女人。但是实际上，如果说男人可以在女人身上发现一切，那是因为她具有这两种面目。她以活生生的肉体形式，代表了赋予生命以意义的一切价值与反价值（thevaluesandanti－values）。十分清楚，善与恶在这里以有奉献精神的母亲与不忠的情妇的形式处于相互对立之中。在《兰达尔王，我的儿子》这首古老的英国民歌中，年轻的骑士被清如下了毒，后来回家时死在母亲的怀抱里。里什潘（ffichpin）的《圈套》也采用了这个主题，但总的看来，它更为悲凉、粗俗。天使般的米卡伊拉同邪恶的卡尔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母亲，忠实的未婚妻，有耐性的妻子——都在准备抚慰“荡妇”和女巫给男人心灵造成的创伤。在这明显固定的两极之间，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大群模棱两可的人物。她们可怜而又可恨，有罪而又受害，风骚而又软弱，如天使又似魔鬼。女人就是这样提供了极其多样的行为和传感，以刺激男人，丰富他的生活。
男人为女人有这种复杂性而感到高兴：一个美丽动人的女仆足以令他神魂颠倒——而且，无需付出太高的代价。她是天使还是魔鬼？反复无常使她变成了斯芬克司，谈到这里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巴黎一家最有名的妓院，是在司芬克斯的保佑下并以它为标志经营的。在女性的全盛时代，在女性紧身胸衣。保尔·布尔热（PaulBoung）、亨利·巴塔耶及法国的康康舞风靡一时的时候，斯芬克斯这个主题也极为盛行：“你是谁，你来自何方，奇怪的斯芬克司？”在女性神秘性这个问题上，梦想和争论一直没有结束。长期以来，男人之所以不许女人放弃长裙、村裙、面纱、长手套和高跟鞋，的确是为了保持这种神秘性：对于他者差别的任何强调，都会让她变得更加令人满意，因为男人想占有的正是这样的他者。我们发现，阿兰·富尼埃在责备英国女人的握手方式和男人一样坦率的同时，又为法国女人的端庄而含蓄感到激动。如果女人要像遥远的公主那样受人仰慕，她就必须是神秘的、不为人所知的。没有理由认为富尼埃在生活中对女人特别恭敬，但他却把童年和青年时的全部惊叹，对失去的乐土的全部怀恋，都倾注到他所塑造的一个女人身上，这个女人的最重要美德仿佛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他的那幅伊冯娜·德·加莱画像就是用银白色和金黄色描绘的。
但是，男人甚至喜欢女人的缺点，只要这些缺点能引起神秘感。有一位男人对一位知识女性权威地说：“女人应当任性。”任性是难以预料的，它让女人犹如水中涟漪一般优美；虚假用迷人的映像使她格外生色；风骚乃至堕落为她带来了浓郁的芳香。她欺欺骗骗并躲躲闪闪，她令人难以捉摸并两面三刀——正因为如此，她才极大地迎合了男人的矛盾欲望。她是玛雅，有无数个假象。把司芬克斯描绘成年轻女人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处女性是最令男人激动的秘密之——他们越是放荡，就越是如此。少女的纯洁为各种放纵带来了希望，无人知晓她的单纯暗藏着怎样的堕落。她虽然接近动植物，但对于社会形式来说却已经是可以修正的，她既不是孩子也不是成人。她羞怯的女性气质不会引起任何恐惧，只会引起稍稍的不安。我们认为，她是女性神秘的有特权的代表者之一。然而，当“真正的少女”消失时，对她的狂热崇拜也变得过时。另一方面，妓女的形象在《玛雅》一剧中扮演的这种形象，在法国舞台上获得了极大成功，却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它的重要性。这种可塑性最强的女性典型，给描述堕落与美德的伟大剧目以充分的用武之地。对于谨小慎微的清教徒来说，妓女是邪恶、羞耻、疾病和该进地狱的化身，她引起恐惧和憎恨。她不属于任何一个男人，但却委身于每一个男人，以这种交易谋生。这样，她便重获了以前只有放纵无度的大母神才能享有的令人畏惧的独立，并且是尚未被男性社会神化的、仍具有害人魔力的女性气质的化身。在这种性行为中男性不可能认为她是属于他的；他仅仅把自己交给了肉体这个恶魔。这是一种特别令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感到愤恨的羞辱和玷污，他们认为这个肉体或多或少是可恶的。另一方面，若男人不害怕这个肉体，他将享受到通过妓女给予的、慷慨坦率的肯定，将通过她感受到未曾被道德淡化的、浓缩着的女性气质。他将在她的身上重新发现那些有魔力的美德，这些美德以前曾让女人和星辰及大海结成姐妹。有一个叫亨利·米勒的人，在和妓女同床共枕时感觉到，他可以触探到生命、死亡和宇宙深处发出的声音；他在插入阴道那潮湿的幽深处时，遇到了上帝。既然她属于贱民，处于道貌岸然的道德世界的边缘，那我们也可以把‘血止仲树”〔妓女〕看成是所有正式美德对她都不起作用的人。她的低下地位使她同真正的圣徒相关联，因为曾被蹂躏的人会变得高贵起来。玛丽·马格达莱娜（MeqMedene）是基督的宠儿；罪孽比虚伪的美德更容易打开天堂的大门。阳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果尔尼科夫，跪在索尼败的脚下，牺牲了引他犯罪的那种男性的傲慢自尊；由于谋杀，他使每个男人都有的那种分离意愿变得更加强烈了：一个谦卑的、屈服于一切人又被一切人所抛弃的妓女，能够极其友善地接受他的退位声明。机正似体做女〕这个词引起了令人不安的共鸣。因为许多男人梦想堕入歧途，但这并不是那么简单。人们不可能轻易获得积极表现出来的恶，连穷凶极恶的人也害怕作恶多端。女人可以让人们进行恶魔崇拜而又不会冒多大风险，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