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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母亲,因为它们包括公民:于是赛比利被描绘成戴着塔式头冠。同样人们也谈到“祖国”(mothercoulltw),但这不仅是指养育他们的土地,也是指以女人为象征的一种更微妙的现实。在旧约全书和启示录中,耶路撒冷和巴比伦不仅仅是母亲:它们也是妻子。有些城市是处女,有些城市则是妓女,如巴贝尔和泰尔。所以法国被称为“教会的长女”;法国和意大利是拉丁姊妹。在代表法国、罗马和日耳曼的雕像中,以及在协和广场的那些赋予斯特拉斯堡和里昂以人格的雕像中,所展示的不是女人的功能,而是她的女性气质。把这些地方比做女人的比喻,并不完全是象征性的,也为许多男人所深切地感觉到。旅游者常从女人身上寻找所访国家的要害:当他拥抱一个意大利或西班牙的女人时,他似乎觉得他占有了意大利或西班牙的芬芳本质。有一位记者说:“每当我来到一所新的城市,总要先去光顾妓院。”如果说一块棕黄色的巧克力就可以为吉德揭示出整个西班牙,那么,具有异国情调的亲吻就更可以把整个国家,连同它的动物和植物、它的传统和文化,向情夫全盘托出。女人虽然不是政治制度或经济实力的概括,但她却是它们物质内核的和它们神秘超自然力的化身。从拉马丁的《格拉齐拉》到皮尔·洛蒂的小说及莫朗的故事,我们都可以看到陌生人努力通过女人去把握一个地方的灵魂。米尼翁(Mignon)、西尔维亚、米雷伊、科隆巴(COlolnba)和卡尔曼(Cannan),揭示了意大利、瓦莱、普罗旺斯、科西嘉和安达卢西亚的最深层现实。在德国人看来,歌德赢得了阿尔萨蒂安·弗里德里卡的爱,是德国兼并阿尔萨斯的象征。另一方面,在巴莱土看来,柯莱特·博杜克拒绝同一个德国人结婚,就是阿尔萨斯击退了德国。他用贝尼丝这个小人物来象征文格莫尔特和一种微妙而敏感的文明的全部;而她也象征了作家本人的敏感性。她是自然、城市和全人类的灵魂,男人也在她身上发现了他的神秘幽灵;男人的灵魂是普赛克(PsyChe),一位女人。在玻(Poe)的《乌拉路姆》中,普赛克具有女性的特质:
有一次,我和我的灵魂
穿过长着松柏的泰坦小径信步走去——
和普赛克,我的灵魂……
我抚慰着、亲吻着普赛克……
我说:“亲爱的妹妹,在这位说的墓口,
可留下了什么?”
而马拉梅在和“一个灵魂或不如说我们关于灵魂的观念”(即人的精神之神性)的戏剧对话中,把灵魂称为“十分典雅而反常的贵妇”(原文如此)。基督教世界较少用肉体存在去代替他女和女妖,但住家、景色、城市和个人本身,仍被一种难以察觉的女性气质所缠绕。
这一隐藏在事物之夜的真理,也在天国放射出光芒;灵魂完全是内在的,但它同时也是超越,是理念。城市和国家不但具有女性的特质,也具有抽象的本质,如制度:基督教教会、犹太教、共和政体和人性都是女人,和平、战争、自由和胜利也是如此。男人把在他面前树为主要他者(theessentialOther)的理想女性化了,因为女人是相异性的有形象征。这就是几乎所有的比喻,不论在语言中还是在绘画中,都是女人的原因。女人是灵魂和理念,但她也是它们的调解者:她是神的恩典,她把基督徒引给上帝;她是在地狱里指引但丁的比阿特丽丝,是激励彼特拉克走向诗的顶峰的劳拉。在把自然与精神结合起来的所有学说中,她仿佛是和谐、理性和真理。诺斯替教派把所罗门的智慧变成一个女人——索菲妞,并认为她有拯救乃至创造世界的能力。于是我们看到,女人不再是肉体,而是受人赞许的本体;她不再是被人占有的,而是放射出完好无损的光辉,因而受到人们的尊重。笔下的面色苍白的死者犹如流水,犹如拂面而过的风和流逝的记忆。由于骑士爱和女雅士的出现,并且由于向女人献殷勤的传统,女人不再是一个动物,宁可说是一个幽灵,一缕清香,一道霞光。于是,女性之夜的浑浊变成了透明的,而邪恶也有了变成贞洁的趋向。
女人向下的作用发生了逆转,她不再是把男人弓;向大地,而是把他引向天堂。歌德在《浮士德》结尾处宣告:
永恒的女性,召唤我们向上。
圣母玛丽亚是获得新生并献身于善的女人形象的化身,她被家喻户晓,并受到普遍尊重。看看文学和绘画是如何表现她的,是很有意思的。下面是从中世纪的热情基督徒向她做的祈祷中摘下的几段话:
…至高的圣母啊,你是滋润的露珠,快乐的泉水,怜悯的航道,冷却我们热情的活水之井。你是上帝让孤儿吸吮的乳汁…你是精髓,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所有善物的核心,你是正在的女人,你的爱始终不分…你是妙手回春的医生,不是萨莱诺或蒙彼利埃所能相比的……你是淑女,有一双能治病的手…能让瘫痪者行走,能起死回生。
在这些祈祷中,我们又一次发现了前面提到的大部分女性特质。圣母玛丽亚是生育力。露水与生命的泉源。许多雕像都描绘她在井旁,在泉源和泉水分边时的情景,“生命之泉”是用得最广的一句话。她没有创造力,但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她上藏于地下的东西跃到光天化日之下。她是藏在事物表面之下的深刻现实,是核心和精髓。通过她,欲望得到了满足:把她给予男人是为了让他得到满足。她治病救人,使人强壮;她是男人与生命的中介;而生命来自上帝,所以她也是人与上帝的中介。德尔图良把她称为“魔鬼的大门”,但经过美化之后,她则变成通往天堂的大门。我们在绘画中看到她打开天堂的门窗,或在天地之间架起云梯。她更直接地表现为辩护者,在她的圣子面前为男人辩护;在上帝的最后审判日,她坦胸露乳,以光荣的母亲身份向基督苦苦哀求。她保护孩子们,她的大慈大悲使男人在海上、在战场上度过每一次危难。她操纵着神圣的正义,亲切地把称出灵魂价值的天平,压向博爱这一边。
在派给女人的所有角色中,这种怜悯与温柔的角色最为重要。即使在彻底结合于社会时,女人也巧妙地扩大了它的疆域,因为她私下对生命宽宏大量。的确,在男人的有计划性的工作和自然的偶然性之间存在着的这条鸿沟,有时仿佛是令人不安的,但是,当女人(她太温顺了,以至对男人的工作不会构成威胁)只准备充实这些工作并软化过于刻板的工作方式时,这鸿沟又是有益的。男神代表命运,而在女神身上,人们发现了一种专横的慈善和反复无常的恩惠。基督徒的上帝充满了正义的威严,圣母玛丽亚则充满了博爱的温柔。在人世间,男人是法律、理性和必然性的捍卫者,女人则意识到男人本身的以及他所相信的这种必然性的固有偶然性;因此,她既情不自禁地加以神秘的嘲讽,又表现出一种柔韧的宽宏大量。她治愈男人的创伤,哺育婴儿,掩埋死者;她完全清楚什么会伤害他的自尊,什么会羞辱他的任性。当她在他面前俯首听命、贬低肉体、崇尚精神时,她停留在有精神的肉体的边缘。正如我所说的,她磨平了男人建筑物的刺目棱角,赋予它们以意外的豪华与典雅。女人驾驭男人的力量来自这一事实,即她温柔地提醒他们要适度地实现他们的真正地位;这就是她那幻灭的、悲哀的、讥讽的、给人以爱的智慧的秘密。在女人身上,甚至连轻浮、任性和无知也是令人倾倒的美德,因为它们装点了既属于这个世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一面,而男人虽然决定在这里生活,却不愿意有局限感。同指定的意义和以实用为目的制造的工具相反,她坚持未被触动过的事物的那种神秘性。她使城市街道、耕地荡漾着诗的气息。诗应当去捕捉乏味的日常生活之外的事物。女人是一种极有诗意的现实,因为男人从她身上看到了他决心不充当的一切。她是梦的化身,而这梦对于男人既十分熟悉又极其陌生:是他所不希望或没有去做的,是他所向往而又无法达到的;神秘的他者是彻底内在的,远离超越的,她将给梦以她的特质。所以奥里莉亚在梦中看望那瓦尔,在梦中把整个世界送给他:“她在明媚的阳光中开始变大,一点一点地使花园变成了她的形状,那花坛和树木变成了她衣服上的玫瑰和彩带;而她的面容和双臂把它们的形状深深地印在那空中变红的云朵上。当她变化时我看不见她了,因为她变大时似乎消失了。‘啊,别从我身边飞走!’我大声呼喊;‘因为自然会和你一同消失。”’
既然女人是男人诗作中的主题,可想而知,她就应当是他的灵感:缪斯们(theMuses)就是女人。缪斯介于创造者和他应当吸取的自然之泉之间。女人的精神深埋于自然之中,通过她,他将探到沉寂与多产之夜的深度。缪斯本身什么也没有创造。她是一个沉着聪明的西比尔式人物,温顺地为主人服务。甚至在具体的实践领域,她的忠告也是有用的。男人总是喜欢单独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别人的帮助常令人感到尴尬。但他也认为,女人的意见有另一种价值意义,有一种属于她自己本能的智慧,同实际近乎一致。当男人可能打听出他的命运时,他总是寻找她的“直觉”。这种“直觉”甚至被注入到商业和政治:阿斯帕西妞和德·曼特依夫人就是在今天也会有成功的职业。
男人欣然交给女人的另一种职责是衡量价值的分量,她是一位有特权的法官。男人梦想他者,不仅是为了占有她,而且是为了得到她的认可。要得到别的男人——他的同事——的认可,他就必须不断地保持紧张状态,所以他希望来自外部的关心,可以赋予他的生命、他的事业以及他本人一种绝对的价值。上帝的关心是神秘的、异己的、令人不安的,即便在信仰时代,也只有少数神秘主义者渴望它。这一神圣角色常由女人去承担。她是他者,所以她外在于男人世界,能够客观地观察这个世界。而且她和男人关系密切,所以她不会建立有背于他本性的价值。在每一种特殊场合,唯有她才能够报告是否存在着勇气、力量和美,能够向外部证实它们的一般价值。由于相互在扮演一种观众角色,男人们在他们之间的又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中陷得太深了。女人则处于这种冲突之外:她的整个处境使她注定只能扮演旁观者的角色。骑士为情妇在马上比武,诗人在追求女人的赞许。拉斯蒂尼亚克(Rashgnac)在筹划征服巴黎时,首先打算要有女人,这与其说是为了在肉体上占有她们,不如说是为了享有唯有她们才能给予男人的声誉。巴尔扎克通过那些年轻主人公,形象地表现出了他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他是在年长的情妇们的陪伴下,开始教育和塑造自己的,而女人不只是在他的《山谷中的百合花》里才充当这种教育者的角色。在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司汤达的小说以及其他描写学徒生活的故事中,女人也被指定担任这种角色。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女人是自然生成的,同时也是非自然生成的:就是说,她是自然的化身,也是社会的化身。如我们在骑士诗歌中,在《十日谈》和《阿斯特雷》中所看到的,她概括了一个时代的文明和文化。她推出新的时尚,她主持沙龙,影响并反映舆论。声望和光荣是女人;而马拉梅则说:“大众是一个女人”。年轻男子在女人的陪伴下步入“社会”,步入被称为“生活”的复杂现实。女人是英雄、冒险家和粗鲁的个人主义者注定要得到的特殊奖赏。在古代,我们看到琅耳修斯救出了安德洛墨达(AndIDeda),俄耳浦斯到冥国去找政律狄刻,而特洛伊人为保卫美丽的海伦而战。骑士小说主要讲的是营救被俘公主之类的英勇。如果迷人王子不唤醒睡美人,他又能占有什么呢?国王与牧羊女结婚的神话,让男人和女人一样高兴。富人需要给予,否则他的无用财富就是抽象的:他身边必须有一个可给予的人。灰姑娘的神话——它在菲利普·怀利的《毒蛇的后代》中受到诚恳对待——在美国那样的富裕国家尤其盛行。如果不是用在一个女人身上,男人如何花得掉他们多余的钱?除了别人.奥森·韦斯在《公民凯恩》也具体表现了那种帝王式的虚伪慷慨:凯恩决定向一位无名歌手大量馈赠礼物,强迫公众承认她是一个伟大的歌后,用此给他自己的权力增添光彩。在法国,我们可以列举出许多公民凯恩式的小人物。另一部影片《危急关头》的主角,认拥有绝对智慧的印度回国时,觉得用这种智慧需要做的唯—一件事就是赎回一个妓女。
显然,男人在梦想自己是一个施予者、解放者和救世主时,仍在渴望女人服从;为了唤醒睡美人,睡美人必须昏睡不醒;若有被掳的公主,周围必有妖魔鬼怪。然而,男人越是喜欢艰巨的事业,给女人以独立就越会让他快活。征服比馈赠或解放更令人神往。
所以,普通西方男人理想中的女人,是这样一种女人:她受他支配时是自由的,她不人云亦云,但她也屈从他的论点;她机智地进行反抗,却以认错而告终。他的自尊心越强,他想冒的险就越危险:征服彭忒西勒亚要比娶顺从的灰姑娘更为壮观。尼采说:一勇士热爱危险和运动。这就是他爱女人——一切运动中最危险的运动的原因。”喜欢危险和运动的男人,若对征服女人寄予希望,是不愿意看到她变成一个勇士的。他心里所希望的是,这场斗争对于他是一场游戏,而对于女人却与她的命运相关。不论男人是解放者还是征服者,他的真正胜利都只能在于这一点:女人坦然地承认他就是她的命运。
因此,“有一个女人”这句话有双重含义:她的客体功能和仲裁者职能是不易区分的。从女人被看成一个人时起,除非征得她同意,否则对她是不能征服的,而只能说服。睡美人的微笑使迷人王子的努力获得圆满成功,被掳公主的快活而感激的眼泪使骑士之勇猛得以证明。另一方面,她的揣度目光不像男性的揣度目光那么冷漠严峻,它容易受魅力的影响。所以英雄主义和诗歌是诱惑的样式,但女人在自已被吸引时,也美化了英雄主义和诗歌。从个人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她又成为有特权的主要者;在他看来,她不是举世公认的价值的尺度,而是他的特长和他的存在(being)的展示。一个男人的同伴在评价他时,所依据的是他所扮演的角色,这种评价既是客观的,也是涉及到公认的标准的。但是,他的有些特性,其中包括他充满活力的特性,却只有女人才会感兴趣。唯有在涉及到她时,他才是雄赳赳的、有滋力的。诱人的、温柔的、残忍的。若要赋予这些较为神秘的特性以重要的价值,他就绝对需要她的存在。通过她,他将经历一个奇迹:在他自己看来,他仿佛成了另一个人,而这另一个人又是他最彻底的自我。马尔罗有一段话极其生动地表现了个人主义者对于他所爱的女人的期望。乔问他自己:“‘我们用自己的耳朵去听别人的声音,用自己的喉咙去听自己的声音。’这很对。但人们也是用他们的喉咙听自己生命的声音——听别人生命的声音的吗卜…··在别人看来,我是我扮演的那种人……但唯独在梅面前,他才不是他所扮演的那种人;而且,唯独在他面前,她才是和原来的她完全不同的人。拥抱时,爱使俩人联为一体,抵消了孤独感,不过拥抱并未给男人带来宽慰。对于疯子,对于无比残忍的人,宽慰是最为珍贵的,每个人对于他自己都是一种宽慰,他把它珍藏在心底。自从他母亲去世以后,只有在梅面前,他才不是乔·吉尔左斯,而是一个亲密的伙伴……男人不是我的伙伴,他们在观察我、评价我;我的伙伴是这样一种人:她们爱我,不观察我;她们爱我时不顾一切,不在乎受到贬低,不在乎下贱,不在乎被出卖;她们爱的是我,而不是我曾经或将要扮演的那个人;只要我爱我自己,她们就会爱我,甚至不惜自杀。”
乔的这种态度之所以是有人情味儿的、令人感动的,是因为它暗示着相互性,他要梅爱本来的他,而不是要讨得一个奉承的反映。在许多男人身上,这一要求退化了:他们不是准确地揭示自己,而是想通过人们的目光发现自己的光辉形象在被人仰慕。感激、奉若神明。女人常被比做水,除了别的理由之外,还因为她是一面镜子。那耳喀索斯之流的男性,用这面镜子仔细端详自己:他诚心诚意地或虚情假意地偏向她。但不管怎样,他实际上是要她成为存在于他之外的、他心里所不能把握的一切,因为这个生存者的本性仅仅是虚无,也是因为他要实现自我就必须通过一个客体看到他自己。既然女人在一种外在于他的、他通过她的肉体可以具有的形式下,是他自己的神化,那么她就是给他的最高报偿。当他紧紧搂住为他所概括了的世界、他把自己的价值与法律强加于其上的那个人时,他是在拥抱这个“怪物”——他本人。在和这个归他所有的他者结合时,他希望实现他自己。女人是财富和猎物,是运动和危险,也是保姆、向导、法官、调解者和镜子,所以她是这样的他者:主体通过她超越他自己而不为其所限,她与他相对立而不予以否定;她也是这样的他者:她让自已被占有而仍不失为是他者。所以,她对男人的幸福和胜利是十分重要的,以至可以说,即使她不存在,男人也要把她发明出来。
他们的确发明了她,但她的存在也和他们的独创性相脱节。所以,她不仅是他们梦想的化身,也是这一梦想的幻灭。女人任何一种象征性形象无不引起相反的形象:她是生与死,大自然与人造物,昼与夜。不论我们认为她具有怎样的外表,总是发现她是这样变来变去,因为次要者必然会重新成为主要者。在圣母玛丽亚和比阿特丽丝(Beatrice)的形象中,夏娃和喀耳刻仍然存在。
克尔他郭尔在浦萄酒中的真理》中写道:“通过女人,理想进入生活。所以,要是没有她,他会如何?许多男人多亏有了某个年轻姑娘才成为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