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许乃钊；。乡守辑要。（1849年）卷3，第7页。
② 晚唐一篇关于府兵制的论文没有提及。寓兵于农。；见。邺侯家传。摘要，辑入王
应麟：。玉海。（1806年本）卷138，第18－24页。可是，欧阳修的。新唐书。（开明本）说到
府兵时确实用了这一成语，虽然稍有改动。这一措词的根源，见。管子。（万有文库本）
卷1，第103、109页；郭沫若等撰：。管子集校。（北京，1956年），第330页。
在以后时期中成为老生常谈的封建传统的另一片断部分，性
质颇不相同。成语。寓兵于农。（有时也作。寓兵于民。，。农。改成了
。民。）是从乌托邦传统的另一方面引导出来的，它寻求在复杂而均
衡的官僚政治基础上建立社会秩序。和孟子自卫村社的图景大不
相同，。寓兵于农。应当看作国家权力的一种手段；正是这一措词，
表明了国家所起的肯定作用。这一制度的特别重要之点是民、兵
行政单位的叠合，政府各级官员同时也是军事指挥官，而农民则于
需要时提供军队。军事组织扩展至于全社会，上文已联系保甲制
度予以讨论。虽然几乎可以肯定，。寓兵于农。的说法文字上源于
一部写作时间部分地始自公元前3世纪的古文献集。管子。，但是
直到宋代，这一成语才成了中国政治理论的备用妙策。②
这类对古代的思考的最初缘由，即试图通过政府的有效手段
建立国家的军事力量，将引导我们把。寓兵于农。看作典型的法家
口号。其起源和涵义与孟子井田图景的地方自愿无疑是完全不同
的。但是，到了晚期王朝的时代，这一成语却有了言外之意：厌恶
大量常备军队；将民与兵的身分理想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古代
孔子的个人美德的理想的一部分。。寓兵于农。所具有的含糊性和
广泛的联想性，应当引起注意，地方民兵制度是处于模糊的领域中
的；在这个领域内，国家权力和地方社会相互影响，模棱两可的含
义起着重要作用。
直到宋代，有关民兵传统的这种乌托邦成分似乎并未真正得
到突出；举例来说，虽然它界定了府兵制这一中国历史概念，但它
在府兵制本身的发展中却不是主要的因素。①然而，在晚期的王
朝，它却相当地流行起来；它可以作为一种假说而被提出，成为若
干乌托邦构想中的一种，这类构想当其在实践中变得越来越难以
达到时，却越来越具有理论上的吸引力。
民兵与地方社会
如果社会秩序和县官衙门中的图表一样简洁，历史所研究的
体制便会简单得多，因为规定的法令和办事程序比起有关社会实
际运转的资料容易取得。没有任何东西比保甲制度的准军事准则
能更清楚地说明规范的和记述实际的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分层次
的十进制编制机构并不反映中国社会中任何实际存在的可用数字
表示的区划，而是在划分并控制社会的尝试中强加给中国社会的。
在标准的独断政权的框架下，存在着我们暂时可以称之为中国社
会的。自然。结构。在这些自然结构中，正如在国家控制的结构中
那样，也存在着趋于军事化的潜力和动力。现在我们简要地介绍
一下并非政府倡导结果的地方军事化的问题，并初步提出这种地
方军事化如何导致与国家建立一种稳定关系的问题。
① 虽然宇文泰赋予府兵制以乌托邦式的象征性的要素，但是，与其说府兵制是民
与兵的作用可相互更替的象征，不如说它是周政权的。六军。的象征。见陈寅恪：。隋唐
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1954年），第126－127页。
暴力犹如一股溪流，这股溪流在某些界限明确的河床中流贯
中国农村，在最好的年代，它被堤堰围堵并受到控制，但在其余年
代却喷涌而出淹没地方社会。由于地方机构的自然单位的需要而
出现的军事化问题，在社会大崩溃时期当然会更加突出，而在相对
稳定时期，也会以缓和的形式存在。这种军事化所采取的形式，一
如作为它们的根基的社会单位那样，是多种多样的：氏族与村落、
匪帮与秘密社会，当环境需要时都可以作为军事化的基础。三个
毫不相关的实例可以说明这种军事化所采取的形式的多样性。
保甲的起源 如果回顾11世纪国家采用的保甲制度，我们就
能发现王安石的法规事实上是从地方实践的经验中导出的。开封
附近农村的一份调查报告透露，农民依照惯例，通过实行。团为保
甲。主动地对付盗匪活动。这些多村社团，大抵由农村名流组织，
在防御和治安事务中互相合作。到11世纪中叶，这种制度陷于废
止状态，地方纷扰迅速增加。这种名为保甲的国家制度的萌芽便
成了对这一地方制度的记录。①
①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8，第7页。和田清：。中国地方自治发展史。，
第33页。王安石时代的。甲。的确切含义仍是一个谜。他自己的制度并不包括任何叫
做。甲。的单位。。甲。可能含有古代甲胄或披甲士兵的意思，虽然在这一点上还不是可
以证实的；因而。保甲。可能意指。保的军队。。
地方护粮团 明代剧作家祁彪佳（1602－1645），是以革新闻
名的官员，他记述了在饥馑年代一种保护地方粮食供应的办法，这
种办法大约是以他的家乡所在地浙江绍兴县的村社实践经验为基
础的。在饥馑年代，不但对于需要救助的人，而且对于那些仍有一
些粮食的人来说，村社的团结一致都是有关生死的大事。祁彪佳
的方案是将饥馑救助和民兵防护联系起来：互相帮助（守望相助）
的理想要求那些没有食物的人得到救济，而他们作为回报，则充当
那些有粮食或有其他财产需要保护的人的卫士。接受了救济粮的
家庭应当挑选健壮男丁去当地方民兵。这就是为防护而团结的办
法（团结防护之法）。民兵的勤恳和忠顺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继
续获得救助的一个条件。这样一种制度将使村民内部消除阶级对
抗，同时，它还具有防御外来盗匪的好处。这种努力完全是非官方
的，臵基于地方的倡导和安排，和保甲制度并存，与保甲制度没有
行政上的关系。①
红枪会的起源 和上面研究的两个肯定属于正统范围的实例
不同，红枪会则说明，地方军事化与中国的异端亚文化群多么容易
发生联系。20世纪的前几十年，红枪会在中国北方农村难以忍受
的生活条件下兴起。这个会采用农村民兵组织大联盟的形式，它
们精神上所受的鼓舞可以溯源于异端的白莲教派。1915年，河南
农村遭受名叫老洋人的亡命徒及其帮伙几万人的蹂躏。但是，派
去镇压的政府军队干出了甚至更大的暴行，于是无以聊生的农民
起而保护自己。受欺凌的地方保卫组织由于实际上得不到帮助以
抵御迫害他们的人手里的步枪，便转而求助于白莲教及其派生的
义和团的惯用手段——巫术魔力和符咒。民兵们相信自己刀枪不
入，他们形成了一支惊人地强劲的地方力量。这些农村防卫小部
队的一部分转而离开他们的家乡基地，集结成更大的团体，在20
年代的内战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① 祁彪佳：。祁彪佳集。（北京，1960年），第122－126页。
红枪会的起源和发展似乎都近似于此前的白莲教流派，尤其
近似于19世纪中叶的捻军以及义和团。换句话说，它们都是旧政
权的行政官员确认为危险的那种地方集团：除了它们的异端宗教
和未经许可的民兵外，它们还倾向于投身去与沉重的租税和各式
各样其他的侵害相对抗。虽然在20世纪意识形态混乱的世界中，
它们的异端和19世纪相比，并不那么突出，但在20年代，红枪会
仍被共产党看成是进入河南和山东农村的政治通路和有希望的革
命组织的基础。尽管红枪会有。迷信的信条。，但它们仍有可能成
为。农民协会的武装力量。。共产党对它们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的
确是成功的。①
① 。有关红枪会运动的决议。，见C。 M。 韦尔伯等编：。共产主义、民族主义文件和
在中国的苏联顾问，1918－1927年。（纽约，1956年），第303－305页。红枪会的起源
和发展见末光高义：。中国的秘密结社与慈善结主。（大连，1939年），第113－114页；也
见长野朗：。中国的兵、土匪与红枪会。（东京，1938年），第366－374页。
② 这一学派最详尽的理论著作是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绝对权力的比较研
究。（纽黑文，1957年）。有关早期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解说路线的发端，见H。 C。 德昂科
塞和S。 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和亚细亚，1853－1964年。（巴黎，1965年），第12－
16、140－143页。在日本，东方社会（至少就中国来说）的理论很有影响，并产生了若干
变体。这一问题见旗田巍所作评论。中国专制主义和村落共同体理论。，载。中国研究。
第13期，第2－12页（1950年）。日本的汉学仍是研究的主要学科。可以证明，对早期
马克思主义的解说，诸如东方社会理论，其长期存在与20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阻止日
本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关，日本军国主义抑制了社会单线式发展理论的研究，这种理
论在中国是郭沫若等人所提倡的。
中国社会中民兵制度的两种类型——产生于国家指令的类型
和产生于自然社会组织需要的类型——似乎可以作为范例，说明
东方社会这一理论所提出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基本区分。东方社
会理论是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的朴素的早期见解在现代学识中的值
得注意的延伸。按照这种理论及其派生的说法，强有力的专制国
家寻求将自己的结构形态强加给农村社会的自然组织，以便控制
和征税。自然组织本身——分散的、自治的和分隔开的村庄——
有其固有的结构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受外界变化的干扰。
国家和地方利益之间的对抗只有国家势不可挡的专制权力才能平
息。②
的确，我们的资料中有不少可以佐证地方社会中自然的和国
家强加的制度之间的理论的区分。但不必进一步作出结论说，两
者是起源于不同的社会根源或历史根源；也不必接受这样的意见：
国家和社会因有这种区分而处于冲突永不终止的局面，因而需要
完全专制的解决办法。在地方军事化的领域内，与在中国公众生
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基本的制度是那些能够调处国家利益和社会
利益的制度。其中的一种便是。团练。（集结并训练）制度，它在晚
清的地方军事化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其发展的过程我们将在下
面予以研究。
（谢亮生 谢思炜译）
第二章
1796—1850年间
清代民兵政策的发展
第一节 白莲教叛乱期间的地方管理问题
当18世纪接近结束时，清政府完全可以宣称已经解决了它在
亚洲腹地的军事问题。它打垮了它的劲敌准噶尔蒙古人。它把西
藏政治臵于监督之下并保卫了它的边界。1788至1791年侵入西
藏的廓尔喀人遭到了13000人的远征军的反击，尽管没有征服廓
尔喀，但反击却巩固了清政府对西藏本身的控制。而且在中亚取
得的这些军事上的辉煌胜利，并没有严重地增加中国的经济负
担。①但似乎所有这些荣耀和力量显示都只不过是内部衰败的迷
惑人的外表，在乾隆统治的最后几年爆发的国内叛乱，在10年当
中使王朝的财政和军事资源吃紧。白莲教叛乱（1796－1805年）
暴露了表面看来十分强大的清朝军事体系的令人吃惊的虚弱。奉
命镇压叛乱的官员为驻防部队缺乏训练和勇敢精神而震惊。。种
种弊端难以描述……将帅对战争一无所知，而部队对将帅也漠然
① 铃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东京，1952年），第1－11页。并见他的。围绕
西藏问题的中印关系史。（东京，1962年），第103－114页。
视之。。①
虽然把18世纪90年代看作清王朝命运的分界线可能是合适
的，但这种军事力量的突然下降只有根据挑战的性质来看才能理
解。很可能甚至在清代军事体制的鼎盛时期，这一体制就已不能
满足乾隆时期以后强压在它头上的得用全力应付的需要。占有优
势的外国武装以及遍及农村的叛乱（晚清统治者应得的报应）提出
了问题，对此正规军队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没有做好应
付的准备。征讨中亚的战役与对付遍及中国农村的社会崩溃是完
全不同的事情。在其编制的最低一层，主要的驻军绿营兵几乎都
驻扎在县城或府城里。它们的力量无法渗入中国农村的下层结
构，那里是叛乱兴起和活跃的地方。这些驻军在相对稳定时期能
胜其任，但在更为严重的社会崩溃时期恐怕就不能了。
白莲教叛乱的起因和特点
① 铃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第106页。
白莲教叛乱标志着一个曾经在14世纪后期领导反元起义的
秘密会社的再度兴起，这次起义以明朝的建立而告结束。这个会
社本身原是大乘佛教的一个苦行的救世军式的派别，大概始于5
世纪。到了元代，它吸收弥勒教和摩尼教的中国变种明教的二元
论的、潜含革命性的教义及偶像崇拜，很快成为鼓动反元的中心并
承担了中国北部和中部农民起义的领导责任。这个会社的救世热
忱以及它的支持者对明朝创建者朱元璋夺取政权是有帮助的；尽
管他本人可能也是这个教派的一名成员，但现在却把它连同其异
端组织一道加以禁止。白莲教再度转入地下，放弃公开的政治口
号而作为一种允诺解救个人和治疗疾病的乡村信仰存留了下来。
尽管在明清时期受到毫不放松的迫害，这个会社还是幸存了下来，
到了18世纪中叶再度进入活跃阶段。1775年山东、河南的起义
复活了这一运动的千年太平信仰和公开的政治特征。教派领袖这
时宣称弥勒佛转世以及明代的合法继承人出世。1796年初湖北
西部受压迫农民的起义开始了持续10年的、清政府作出极大努力
来镇压的叛乱。①
① 铃木中正的。清朝中期史研究。是有关叛乱及其历史背景的最完备的叙述，关
于白莲教的早期历史，见吴晗：。朱元璋传。（北京，1949年），第16－23页。
② 铃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第70页；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
1953年。，第139－143页；对这个不景气地区近期所作的生动描述见格雷厄姆〃佩克：
。两种时代。（波士顿，1950年），第9章。
在白莲教分散的领导下，叛乱蔓延于黄河和长江之间多山的
分水岭地区——秦岭和大巴山脉在这里将中国划分为南北两半。
陕西、四川和湖北的边界在此交会，形成一个边缘地区，成为反抗
者的避难所和政府军的障碍。尽管地势险恶，这些山岭仍然容纳
了清代中期流入的大量人口。政府倡导向四川盆地移民开始于
17世纪后期，目的是在荒芜土地上重新殖民；当低地已经人满为
患时，新到者开始散入东北部的山区，定居于较高而不太肥沃的地
点。到了1729年，朝廷决定遏止移民的洪流，但没有成功。在乾
隆时期，由于邻近省份荒年之后逃荒农民人数增加，移民仍在继
续。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陕西的汉中地区。②
在三省边境的山区，经济困难与社会、文化的混乱交织在一
起。嘉庆早期的一位调查者发现，山区人口主要由移民组成，还混
杂着社会的和区域性的阶层。定居者一半来自湖南、湖北，其余
30％或40％来自广东、安徽和江西。新的村社难以控驭，组织混
乱，仅靠薄弱的亲族关系联结并缺少教育。定居者的贫瘠的山地
上仅能勉强维持起码的生活，以致经常迁移，据说有的人为了赶上
山腰上的生长季节，一年之内要换几次住处。传统的管理机构如
保甲，只能强加给定居的人口，因此除了集镇和城市外，它实际上
起不了作用。混乱状况还因亡命徒数量不断增加这一事实而恶
化，他们生活在森林深处，和正常社会完全隔绝。在官方文件中可
以看到，早在1745年，。啯噜。土匪（这一名称的来源和意义不
明），包括逃兵、私盐贩子、伪币铸造者以及其他次要逃犯，是白莲
教新成员的自然来源。①
①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1830年）卷12，第21、25页；铃木中正：。清朝中期史
研究。，第83页。
②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2，第43页。
不过，白莲教也在比较幸运的圈子里找到新成员；他们的组织
扩展到了地方政府本身的低层组织中。一位评论者写道：。村落中
则乡约客头听教，城镇中则差役书办听教，所有稽查之人即为教中
之人。。不仅如此，白莲教在某种程度上已变成超越阶级的运动。
它不但包括被剥夺者，而且也包括财产所有者，后者对教派的依附
与其说是出自经济贫困，不如说是出自转而信奉白莲教的灵魂拯
救说和反满主张。白莲教对地方政府的渗透以及超越阶级界限的
扩展，意味着已经不能依靠常规的地方管理机构轻而易举地将其
镇压下去。②
军事机构看来和民事机构一样无用。白莲教的策略也就是在
地方村社中有交错联系的反叛组织的策略：以高度灵活的小队进
行游击战，这些小队由周围的老百姓提供给养并通风报信。清军
装备笨重，行动迟缓，并且缺乏地方支持，为了微小的成功要做出
很大努力。清政府官员与白莲教作战时的悲叹提供了一幅游击战
问题的典型画面：。贼常饱而我兵常饥，贼常逸而我兵常劳，胜负之
势已分矣。幸而胜之，所杀者贼之后队数十百人，或其老弱疾病不
能行者。。追击的正规军很难与叛乱者的主力接触。甚至可以说，
民众叛乱完全超出了正规军队力所能及的范围：。贼皆吾民也。非
如引部番夷，疆域可以界限，衣服语言可以鉴别。。所以他们不能从
人流中辨认出来来往往的叛乱者。。聚而抗拒则为贼，散而行走犹
是民耳。。①军队得不到帮助的状况在他们对待平民百姓的残忍
中反映了出来（清军因而以带有血腥味的绰号。红莲会。而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