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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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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举人江忠源。左宗植是湖南湘阴人,如果他本人不熟悉江忠源,
那无疑是通过曾国藩了解他的;不管怎样,对全帝国各地的最优秀
的湖南人才,首都的湖南帮看来是充分了解的。于是大学士祁寯
藻把江忠源推荐给赛尚阿,江忠源被及时地召到广西赛尚阿的幕
府中。① 
7月,江忠源到达赛尚阿在桂林的指挥部,他在这里被介绍给
乌兰泰,一个能干而有献身精神的满族官员。乌兰泰把江忠源臵
于他的保护下,两个人发现彼此意气相投。乌兰泰一了解到江忠
源在新军的军事功绩,就力劝江忠源招募一支新宁人的部队为抵
抗太平军效力。江忠源写信给家乡的弟弟忠淑,于是忠淑雇佣了
500人进军至广西。忠淑很快因痢疾而不能作战,新宁的勇在江
忠源指挥下进军参战。 

① 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行状。,第4页。几个月前,江忠源已经考虑以某种
方式,可能是带着勇的部队,参加反对太平天国的战斗。但是曾国藩制止了他,不许他
在郑重的服丧期内承当这种任务。曾国藩现在认为江忠源在赛尚阿手下任职在道义
上是可以接受的,只要他把自己限制于参谋工作并坚决拒绝所有头衔和荣誉。曾国
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第28-29页,第36-37页。 

对楚勇——他们现在的称呼——的第一次考验,是1851年末
对永安的包围。几次战斗当场消除了政府军的蔑视,政府军曾嘲
笑他们的身材矮小和衣衫褴褛的装束。但是,不久以后,江忠源发
现自己在他的朋友兼保护人乌兰泰和提督向荣之间的争吵中进退
两难。乌兰泰就像在前线十分勇敢那样,他在与人相处时非常生
硬,所以经常与向荣发生摩擦,认为向荣既怯懦又无能。当向荣建
议采用。古法。给被围困的叛乱者一条逃路,然后在半路上袭击他
们时,乌兰泰指出,鉴于叛乱者人数不足一万,而政府军几倍于此
数,一个布臵得当的围困只会以叛乱者饿死和战败而告结束。江
忠源表示赞同,但发现自己在他的两个上级之间的这一争论中无


能为力;他突然撤出自己的部队并返回新宁。太平军在1852年4
月初真的逃出了永安,这无疑得到了向荣的。古法。的帮助,他们向
北涌向省城桂林。向桂林的进军把太平军带到一个关键的分水
岭;离开流向南海岸的江河,进入长江水系。这样,永安之围回顾
起来可以看成斗争中的一个转折点;对于清廷来说,在太平军出现
于中部省份丰饶的招兵地区以前,这是把他们消灭的最后机会。① 

① 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行状。,第3-7页。 
② 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行状。,第5-6页。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
(台北,1963年),第151-179页。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1875年)卷54,第9页。 
③ 有关这次战斗的难以理解的细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383-387页。 

太平军在离开永安后的两周之内抵达桂林城下,并且立即围
攻该城,这场灾难向整个清朝统治体制发出了冲击波。对江忠源
来说,这是他从新宁再次脱颖而出的预兆。在没有官方催促的情
况下,他和刘长佑筹集资金雇佣1000人,并在一个月内踏上了去
桂林的道路。他在到达前听到了乌兰泰在围攻中负伤而死的消
息。②他非常感伤,发誓要报仇。各种事件证明,他第二次进入广
西是走上国家大事舞台的一次决定性行程;他和他的楚勇部队这
时投入了反对太平天国的战斗。 

围攻桂林没有成功,太平军继续前进到了全州(现在的全县);
城市被攻占,它的平民被屠杀。③湘江现在展现在他们面前:一条
进入湖南,通向长沙、武昌和富庶的长江各省的交通干线。他们的
辎重和相当大的一部分部队现在装载上船,向湖南边界顺流而下。
江忠源从桂林追赶太平军到全州,发现他们控制着这里,便赶到前
面去切断他们的北进路线。江忠源在湘江西岸恰好靠近湖南边界
的一个叫作蓑衣渡的渡口设臵了一次伏击,他在隐蔽处等待着太
平军的船只出现。 


6月10日,当太平军进入江忠源的防栅时,他们的陷入圈套
的船队在平射射程内遭到炮击,大部分被摧毁。太平军损失的真
实情况无法断定,但有300多只船被俘获,再加上被摧毁的,这次
失败的损失必定是惨重的。在这次大屠杀中死掉的冯云山是太平
天国运动的创始人和最勇干的政治领袖,他在全州已受了重伤。
就忠于清廷的一方说,不幸的是,湘江东岸仍然处于未设防状态,
因为清廷将领和春认为不理睬江忠源的协同行动的请求是精明之
举。大部分太平军因而能够爬上东岸,逃入湖南。尽管太平军的
行进路线被迫改变,他们北进的计划被迫延迟,但这次失败不是决
定性的,他们的部队在湖南南部大大地扩大了。① 

①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387-389页。蓑衣渡官员的战斗报告几乎完全
是空想出来的,甚至不提江忠源和楚勇。。剿平粤匪方略。(1872年)卷13,第7页。 
② 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记。中的传记;有关邓树堃的情况,见李桓编:。国朝耆
献类征初编。卷375,第50页。 

楚勇从蓑衣渡行军北上去保卫长沙,并从那里进入长江流域
参加更大规模的战役;但是这些事件将在联系到曾国藩以及湘军
的建立时讨论。现在暂且不谈江忠源及其血腥的但还不能确定后
果的胜利,我们可以根据地方氏族的名流对于纯属地方的问题的
反应来回顾和追溯楚勇的发展过程。雷再浩的叛乱是一次主要发
生在新宁周围的事件,它驱使一批年轻绅士从他们自己的亲属中
招募民兵;应当把这一措施看成一种手段,既是为了加强阶级关系
已经高度分化了的氏族的内部团结,也是为了外部防御。江忠源
和邓树堃的民兵机构成为村社体制的核心,取代了在村子里招募
成员的秘密会社团体。这些机构的领导并不是按照家族谱系原则
产生,相反,是由年龄适于兵役的有功名的人组成:1847年,江忠
源35岁,邓树堃和刘长佑都是29岁,而刘坤一只有17岁。②江忠


源作为一名上层绅士,担任了整个团体的领导,而且正是他与范围
更大的官场的联系,才使得新宁民兵参与更大的事件成为可能。 
李沅发的叛乱影响了不少于3个省的13个县,在新宁组建武
装的过程中它是一个极为紧要的起媒介作用的阶段。李沅发决心
在广西丘陵地带的广大农村动员支援力量,实现队伍更大的叛乱,
这就收到了把他的绅士对手拖入更大规模战斗的效果。追踪李沅
发进入广西的民兵被迫投入规模更大的战斗;他们的衣食需要他
们的头领承担更大的钱财义务。这样,在江忠源卷入太平天国叛
乱时,在新宁已有一批人员和领导骨干能够在县境以外的扩大的
战斗期间使自己从家庭和村社中分离出来。 
但是,记载十分清楚,江忠源在赛尚阿的幕僚中的地位是靠他作
为有功名的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他的文职官员的经历,而不是靠他
作为部队领导的经历。他主要是以曾国藩的有成就的门生和能干
的知县而著称。他是作为得到大力推荐的参谋顾问,而不是作为
军事领导前往广西的。因此他在1852年后的经历应当看作是他
的绅士地位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的结果:在他自己的氏族以及
新宁名流中的领导地位,他与省里以及首都的广大名流的社会关
系。 

江忠源投身于反太平天国战役的动机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
例证,说明地方绅士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各种村社和地区的责任的。
就雷再浩叛乱说,江最初关心的是他的家庭、氏族和家乡地区的安
全,这似乎是个小问题。他的兄弟追击李沅发远至广西,这也不必
惊奇,因为他预料到,只要李沅发还逍遥法外,此人对他的家乡地
区就构成一种特殊威胁;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李沅发最后的确又回
到了新宁边界。甚至在1850年以后,当江忠源把他的部队推进到
更高的军事化阶段时,新宁的安全仍然是他关心的主要事情。他
写道:他赶在太平军之前前往蓑衣渡,目的既在于堵塞向北的水


路,也在于。堵其西窜新宁之陆路。。在他的伏击成功后,他认为
。斯时吾楚若稍有防堵,前后夹攻,何难聚而歼旃。,但是太平军随
即进入道州和湖南南部其他诸县,实际上没有受到清军将领的抵
抗,他的希望才破灭了。毫无疑问,太平军的极端的异端特征使他
们成为既可怕又可恨的对手;但江忠源考虑问题显然主要是从本
地出发,即先考虑他自己的县,再扩大到他家乡所在的省,只是在
这以后才关注整个帝国的事务。① 

① 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卷1,第8页。(中文译文据原件所增补——译者) 
② 关于贵州中部混乱的行政史实见胡林翼的分析,。胡文忠公遗集。卷52,第7-
14页。有关胡林翼在贵州的经历的文献是这部文集卷52至卷58的内容。 

第二节 胡林翼创建“亲兵” 

武装活动确实是边界地区的痼疾。1847-1854年期间胡林
翼在多山的贵州担任知府,那里是一个能向帝国任何地区的官僚
机构提出某些最令人困惑的难题的边境地区。除了地形险阻和交
通不便之外,那里还存在地方性的苗汉之间的世仇;基本上属于白
莲教传统的秘密会社团体的活动网;那里也有着荒唐的行政疆界
纠纷以及随之产生的征税过程中的非法行为。② 
胡林翼是湖南益阳人,1836年的进士,以翰林学士(他入翰林
院比曾国藩早两年)和国史编修官开始发迹。1841-1842年他因
父亲去世守制从北京返回家乡,隐居数年;随后,他得任知府的实
职,1847年他在贵州安顺担任第一个职位。1850年东调到镇远
府,1851年又从那里调到黎平,陷入了贵州、湖南、广西三省交界
地区的多种多样的麻烦之中。 



贵州的地方管理问题 

在镇远,叛乱以苗族起义的形式出现;在黎平,则表现为秘密
会社团伙的活动。胡林翼在这两个府的经验的综合形成了他的地
方管理策略的基础。具体的治安措施的普遍缺乏导致这些地区的
人民(包括汉族和苗族)在他们的村庄设防,村庄因而成为村社械
斗的基地和非法之徒的避难所。处于行政城市之外的农村,对官
僚机构怀有敌意或漠然视之。胡林翼在一次推行保甲登记中,发
现一个村庄的58户中只有3户与盗匪活动或叛乱没有牵连。在
其他村庄中,忠于王朝的户只占70%或80%。忠诚百姓人数之少
无疑反映了军事力量的不平衡,而在这个地区军事力量的对比是
不利于政府的。叛乱者有关政府军活动的情报迅速而又可靠。胡
林翼沮丧地发现,。官甫出而盗先逃,官甫归而盗仍聚。。这种。忽
聚忽止。使局势很难用正规的军事手段去控制。山区地形的自然
障碍增强了设防村庄的独立性,并妨碍调动大批部队去对付它们。
因此官员处境困难。他可以不顾他周围的混乱并用虚假的报告把
它掩盖起来(胡林翼就指责他的前任的这种行为);他可以带领正
规驻防军进入丘陵进攻顽困的堡垒;或者他也可以制定比前两者
都更为有效的措施。① 

① 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52,第15页;卷53,第11页。 

据胡林翼的意见,引进部队不是稳妥的解决办法。一方面,部
队不能。分别良莠。,而胡林翼对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的前景感到
反感。胡林翼对正规军的责难使人联想起龚景瀚(和其他许多人
一样,胡林翼了解龚景瀚的看法),但他走得更远。绿营兵对于复
杂的镇压叛乱的工作一点也不合适:。贼行如鼠,兵行如牛。以牛
捕鼠,必不可得。。可以预言,叛乱者的游击战术在边境丘陵地区是
有效的:。兵少则必聚,兵多则必逃。。而且,绿营兵既难管束,花费


又多。除了他们的食品和运输的法定经费外,他们对地方政府还
不断有额外要求。1850年当3000名士兵在黎平驻扎了3个月
时,地方只好供给他们60000或70000个劳力(由地方开支供养)
以搬运他们的行李。征用经常超出批准的数量,而将领们又不失
时机地惹是生非。包括汉族和苗族在内的当地人民都痛恨他们。
大家都说宁遭匪不遭兵。由于这一切,部队在军事上是无用的。
他们不能挖掘防御工事,而只能保卫偶尔有自然屏障的难以攻破
的地点。① 

① 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52,第15、19页;卷55,第10页;。黎平县志。(1892
年)卷5上,第64-65页。部队在战斗期间按常例得到额外报酬,但数量还是不够。报
酬的种类见罗尔纲:。绿营兵志。,第269-297页。 
② 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53,第9页。 

在排除了依靠外部力量进行军事镇压以后,胡林翼试图了解
地方社会中的冲突的根源,然后用地方资源来与叛乱斗争。胡林
翼对形成叛乱的规律的分析先从对自己的同事——地方官僚——
的明辨是非的批评开始。他认为,叛乱的直接原因是官员当中的
腐化,而不仅仅是那些传统的替罪羊胥吏和衙役的腐败。近年来,
腐败经常导致。莠民。发动地方叛乱。新宁的雷再浩和李沅发叛乱
以及金田的拜上帝会叛乱都是如此。以官员的勒索作为。借口。,
秘密会社的创始人能够。鼓动煽惑愚民。。因果关系清楚明了;触
发因素是腐败。先决条件是。莠民。,也就是本地的异端领导的存
在,他们早已有叛乱之心,但还需要有能够发动支持的民间问题来
煽动叛乱。一旦有了这样的问题,地方叛乱领导就通过宣传和组
织在农民中进行工作,叛乱就开始了。② 

胡林翼对社会动乱的分析由于它的诚实和明晰,但也由于它
的片面性而值得注意。把灾难的由来归之于道德原因是标准的儒


家做法。像人口膨胀这类长期的趋势尽管可能被看作促成叛乱的
因素,但并不被看作是决定性的。即使像新宁的李博这样的官员
也可以一点不错地被挑选出来作为叛乱的直接原因,但人们还是
不能不感到怀疑,19世纪地方官员中的普遍的腐败现象是否远远
超过以往,以至于单独构成了社会历史中的决定因素。人口没有
给资源造成沉重压力的社会,和在生存边缘上过活的社会相比,大
概能够承受更多的腐败现象。腐败或许应该被看作一种自然的灾
害:在一个没有足够储备的村社中,贪污即使稍为厉害一些也能够
把农民从起码的生活线推到饿死的边缘。 
如胡林翼看到的,有几种集团卷入了传统的农村政治:首先是
农民,他们通常是被动的,但其能量是叛乱的基本力量。其次是
。莠民。,也就是本地的异端领袖,在胡林翼看来,他们好比国家政
体中常有的小病,在错误的行政管理使之加剧以前一直是隐而不
显的。但是,官员不是仅仅与异端领袖争夺农民的忠诚,因为还有
第三个、而且是起枢纽作用的集团,即当地的文人。这个集团既包
括有功名的人,也包括那些受过几分教育但在科举考试中落第的
形迹可疑的人,如太平天国运动的创始人洪秀全就是从他们当中
脱颖而出的。 

先争取到这个起枢纽作用的地方集团的效劳,是胡林翼管理
地方的策略的关键,因为不这样做的危险太明显了。胡林翼引用
了宋代官员富弼(死于1085年)的话:。凶险之徒读书应试无路,心
常怏怏,因此遂生权谋,密相结煽。此辈散在民间实能始祸,要在
得人而縻之。。。此辈。自然具有很大的潜在势力;他们是能够操纵
人民力量的手柄。他们是有才之士,谁要统治中国农村,谁就必须
得到他们。明代与叛乱者作战的许逵(1508年进士)写道:。何地
无才;何才不可策用。,但如官员不用他们,。则杰者思乱,懦者风靡
耳。。使用这些人的关键是通过某种方法使他们附属于国家体制;


归根到底这是设臵考试制度及捐纳官阶和功名等措施的前提之
一。通过慷慨地授予地方名流名誉官阶和头衔,并让他们对地方
秩序负有责任,他们就能成为现状的热心维护者。胡林翼写道,文
武官员毕竟经常得到授给他们的荣誉,并把荣誉看作应享之物。
而乡村文人却很少得到职位。他们。望顶戴官职如登天。。① 

① 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53,第3页;卷55,第8页。 
② 同上书,卷57,第15-16页。 
* 约合8或16公里。——译者 

胡林翼给地方秩序开的基本处方是在地方名流的帮助下建立
结合在一起的保甲和团练制度。县官挑选两三名忠实能干的绅士
带着空白簿册下到农村。一到村庄他们就物色当地的领袖,即。正
人、才人、有衣食有顶戴人。,将维持地方秩序和地方防御的责任委
托给他们,并将他们的名字记入登记簿。这些地方领袖依次编制
他们地区所有人员的名册,其中特别注明那些可能肇事的人,并将
一件副本送交知县衙门。由于目的是引导地方名流认清他们自己
与官员的利益的一致性,知县将竭尽全力去博得他们的信任,甚至
邀请那些有文化守规矩的人参加特设的筵席(特别无礼和粗俗的
人被允许站在房间的四面),而且一般。不必苛以寻常官礼。。这就
是通常留给上层绅士的礼遇,只有他们才被认为是与知县的社会
地位相等的人。② 

胡林翼的方法的实质是完全依赖农村中的真正权力因素。在
将保甲和团练合并为一个单一制度并将两者都委托给地方名流管
理时,胡林翼承认治安和防御工作是分不开的,只能通过那些已经
牢固地控制地方事务的人来完成。因此,一切都以自然单位为基
础。团(它的治安的一面是保)应是5英里或10英里*这段距离
的设防村庄的自然的复合组织。由于委托地方名流负责保甲登记


和治安管理,胡林翼违背了清代保甲制度的一个主要原则,即把绅
士排除在保甲之外并把治安责任臵于听话的无足轻重的人的手
中。保甲权力向名流的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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