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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它——父母影响决定论或社会环境决定论。很奇怪的是有这么多作者捍卫人类的尊严不受基因的统治，却似乎很高兴接受我们的环境的统治。有一次在某出版物上我受到了批评，因为它声称我说过（其实我没有说过）所有行为都是由基因决定的。这个作者进一步给了一个例子以说明行为不是由基因决定的：广为人知的一件事，是虐待儿童的人往往自己在小时候也受过虐待，这就是他们日后行为的原因。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说法同样是决定论，而且对于那些已经受了很多苦头的人，这比我说过的任何话都是更缺乏同情、更带偏见的谴责。他是在主张：虐待儿童的人的孩子很可能也会变成虐待儿童的人，他们自己无法改变这一结局。他没有意识到他是在使用双重标准：在用基因解释行为时要求有严格的证明，却轻易就接受了用社会因素来解释行为的说法。
有一种粗糙的划分法：基因是不可更改的编程员，是加尔文主义的命运前定，而环境则是自由意志的家。这是错误的。在塑造性格与能力方面最有力量的环境因素之一是子宫里的总体状况，你无法改变它。正如我在六号染色体那一章中提出的，有些智力能力方面的基因也许是欲望方面的基因，而不是能力方面的基因：它们把它们的拥有者带上一条自愿学习的路。同样的效果也可以由一个会激励人的老师达到。换句话说，天性比起后天培养更有可塑性。
阿道斯·赫胥黎（AldousHuxley）的《美丽的新世界》写于优化人种的热情达到顶峰的20年代，它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恐怖的世界：整齐划一，强制的控制，没有个人的差异。每个人都温顺、自愿地接受他或她在等级制度里的位置——从？到埃普西隆＇从最高到最低。——译者注＇——顺从地工作，并享受社会希望他或她享受的娱乐活动。“美丽的新世界”这个词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意义：集权统治与先进的科学手挽手实现的恶劣的社会。
所以，让人吃惊的就是当你读了赫胥黎的书之后你会发现，里面几乎没有任何优化人种的东西。？和埃普西隆不是天生的，而是产生于在人工子宫里的化学调节以及其后的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训练和洗脑，并在成人之后靠类似于鸦片的药物维持。换句话说，这个糟糕的社会与天性没有一点关系，却全部来自于后天的培养。它是一个环境的地狱，不是基因的地狱。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注定的，被他们的严格受控的环境，而不是被他们的基因。这确实是生物决定论，但却不是基因决定论。赫胥黎的天才在于他认识到了一个后天培养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事实上会多么可怕。确实，30年代统治了德国的极端的基因决定论者与同一时期统治了苏联的极端的环境决定论者，谁给人们带来了更大的痛苦，还很难说。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两个极端都很恐怖。
幸运的是，我们抵抗洗脑的能力相当辉煌。不管父母和政客们怎么告诉年轻人吸烟对他们有害，他们还是要吸烟。事实上，正是因为成年人给他们宣讲吸烟的危害，才使得吸烟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我们从遗传得到一种仇视权威的倾向，特别是在我们的青少年时期，我们用它来保护我们的本性，提防独裁者、老师、虐待人的后爹后妈以及政府的宣传攻势，
另外，我们现在知道，几乎所有用来显示父母影响塑造我们性格的证据都有缺陷。在虐待儿童与在童年曾经受过虐待中间，确实有一定联系，但是它可以完全用遗传的性格特点来解释。虐待儿童的人，他们的孩子从遗传得到了虐待他们之人的性格特点。研究发现，在把这个因素考虑到之后，后天因素就没有什么决定作用了。例如，虐待孩子者收养的孩子不会成为虐待孩子的人。
惊人的是，同样的现象在你听到过的几乎所有的标准的“社会的阴谋”里都是如此。罪犯生罪犯，离婚的人养出离婚的孩子，问题父母养出问题儿童，肥胖的父母养出肥胖的孩子。朱迪斯·里奇·哈里斯（JudithRichHarris）＇当代美国心理学家。曾因功课不好而从哈佛大学肄业。但是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坚持从事心理学方面的工作并做出了重要发现。——译者注＇在她写作心理学课本的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曾经相信了所有这些说法，但是在几年前她突然对此产生了怀疑。她的发现让她感到震惊与不解。因为几乎没有任何实验考虑了遗传的因素，在所有这些研究里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证据。对于这样的忽略甚至都没有人提一句：在这些研究里两件事情之间有联系被经常地说成是有因果关系。但是在每一个现象里，从行为遗传学研究里都得到了新的、有力的证据，反对里奇·哈里斯所称的“后天培养假说”。例如，关于孪生子离婚率的研究显示，遗传能够解释离婚率的一半区别，每一个孪生子遇到的独特的社会因素解释了另一半，而他们共同的家庭环境一点作用都没有。换句话说，如果你是成长在一个破裂的家庭，你离婚的可能性并不高于平均水平——除非你的亲生父母离了婚。在丹麦，对于被领养孩子的犯罪纪录的研究显示，他们是否犯罪与亲生父母的犯罪纪录有很大关系，与养父母则只有很小的关系——这很小的关系，在考虑了同伴效应之后也消失了，这个效应就是，这些被领养的孩子是否犯罪与他们的养父母是居住在犯罪率高的街区还是犯罪率低的街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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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号染色体自由意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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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现在已经清楚了，孩子对于父母的非遗传影响比父母给孩子的非遗传影响还要大。正如我在X和Y染色体那一章里提出的，传统说法一般认为与孩子疏远的父亲和过分保护的母亲把孩子变成了同性恋。现在认为更可能的是反过来：觉察到儿子对于男性关心的东西不太感兴趣之后，父亲就疏远了儿子，母亲则用过分保护儿子来弥补。同样地，自闭症儿童确实通常有冷淡的母亲；但这是果而不是因：母亲长年以来努力想要与一个自闭症孩子沟通，却没有任何回报，她被搞得精疲力竭，最后终于放弃了。
里奇·哈里斯有系统地摧毁了作为20世纪社会科学基础的教条之一：父母塑造孩子的性格与文化的假说。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约翰·沃森（JohnWatson）的行为学派和玛格丽特·米德的人类学中，父母养育的决定作用从来没有被检验过，只是一种假设。但是来自孪生子的研究、来自移民家庭孩子以及被领养孩子的研究现在就在我们面前：人们从他们的基因和他们的同伴那里得到他们的性格，而不是从他们的父母那里。
在70年代，E·O·威尔逊（Wilson）＇当代美国著名生物学家之一，也是当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被誉为“生物多样性之父”。他发现了数百个新物种，并积极推进物种和环境保护，在社会生物学方面也颇有建树。他也是出色的作家，其科普作品曾两次获普利策奖。——译者注＇的著作《社会生物学》出版之后，出现了对于遗传影响行为说法的一个猛烈的反击，领头的是威尔逊的哈佛同事，理查德·路文廷和斯蒂芬·杰·古尔德。他们中意的口号被路文廷用做自己一本书的书名，教条得不留任何回旋余地：“不在我们的基因里！”在那个时候，“基因对行为只有很少影响或没有影响”这样的论断仍然只是一个合乎情理的假设。在25年的行为遗传学研究之后，这个观点已经不再成立了。基因确实影响行为。
但是，即使有了这些发现，环境仍然相当重要——在所有行为中也许环境的总和都比基因重要。但是在环境的影响中只有小得惊人的一部分是父母影响的作用。这不是要否认父母有作用或者是孩子没有父母也行。事实上，就像里奇·哈里斯所说，如果这样否认就太荒谬了。父母塑造家庭环境，而一个愉快的家庭环境本身就是好事。你不需要相信快乐决定性格，也会同意拥有快乐是好事。但是儿童似乎不让家庭环境影响他们离开家之后的性格，也不让它影响自己在成年之后生活里的性格。里奇·哈里斯在观察之后做出了一个关键的结论：我们都把自己生活中的公共生活带和私人生活带分开，而且我们并不见得会把在一个带里学到的教训或表现的性格拿到另外一个带里。我们很容易地在两个带之间切换。这样，我们学到了我们同伴的语言（对于移民来说）或口音并在今后的生活中使用，而不是我们父母的。文化自动地从一个儿童的小群体传到另一个，而不是从父母传到子女——举一个例子说，这就是为什么在成年人中推动性别更加平等的运动对于儿童活动场上自愿的按性别分组没有任何影响。每个家长都知道，小孩喜欢模仿同伴而不是家长。心理学与社会学和人类学一样，曾经被那些对遗传因素有着强烈反感的人所主导；但是它再也不能继续这样无知下去了。
我的目的并不是要重复一遍天性与后天培养的辩论，这个题目我在第六号染色体那一章里谈过了。我是想引起人们对这个事实的注意：即使后天培养的假说被证明是正确的，它也不会减少外界因素对行为的决定性。通过强调跟从于同伴对人的性格会有多么大的影响，里奇·哈里斯彻底揭示了环境决定性比遗传决定性更应该引起警觉。它就是洗脑。它远没有给自由意志留下空间，而是减少了空间。一个孩子在不顾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压力而表达自己的（部分是遗传的）性格时，他至少是在遵从内在的力量，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的。
所以，靠着用社会因素来寻找同情并没有躲开决定论。事情的结果要么有原因，要么没有原因。如果我因为童年时期发生的什么事而变得胆小，这并不比一个胆小的基因具有更少的决定性。更大的错误不是把决定性与基因等同起来，而是把决定性当成是不可避免的。《不在我们的基因里》一书的三位作者，史蒂文·罗斯（StevenRose）、利昂·卡民（LeonKamin）和理查德·路文廷说：“对于生物决定论者来说，那古老的信条‘你无法改变人的本性’是人类状况的开始也是结束。”但是这个等式——决定论等于宿命论——是没有根据的，这是人们都理解得很清楚的，很难发现这三位批评家到底是在指控哪个假想敌。
决定论等于宿命论之所以是没有根据的，原因如下。假设你生病了，但是你通过推理认为没有必要打电话找医生，因为你要么会痊愈，要么不会，医生是多余的。但是，这就忽略了一个可能性，那就是：你痊愈也许是因为你看了医生，不痊愈也许是因为你没有看医生。随之而来的是，决定论并不决定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决定论是向后去看你现在状况的原因，并不是向前去看它的后果。
但是，这样的神话继续流传：遗传决定性是比环境决定性更不容易改变的命运。就像詹姆斯·沃森所说的：“我们谈论基因疗法，似乎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是你也可以用帮一个人还清债务的方法改变他的命运。”了解遗传知识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主要利用非遗传的方法）干涉、弥补遗传的缺陷。我已经列举了众多例子，说明基因突变的发现远远没有导致宿命论，而是导致了减轻它们影响的双倍的努力。就像我在六号染色体那一章里提出的那样，当阅读困难症终于被认做是一个真实的也许是遗传的问题之后，家长、老师和政府的反应不是宿命式的。没有人说，因为阅读困难症是遗传病，所以它是不可治愈的，从现在起被诊断为有阅读困难症的孩子都应该被允许当文盲。发生的事情与此正相反：为阅读困难症孩子发展出了有弥补措施的教育方法，效果相当令人叹服。与此类似，我在第十一号染色体那一章里说过，连心理疗法医生都发现，害羞的遗传解释能够帮助它的治疗。通过让害羞的人相信他们的害羞是内在的、“真实”的，能够帮助他们克服这个问题。
生物决定论威胁政治自由的说法也是说不通的。正如山姆·布瑞坦（SamBrittan）＇英国当代经济学家。——译者注＇曾经说过的：“自由的反面是强制，不是因果决定。”我们珍惜政治自由是因为它允许我们拥有个人作决定的权利，而不是反过来。尽管我们嘴上说我们热爱自由意志，当需要“赌注”的时候我们却抓住决定论想用它来救我们。1994年2月，一个美国人斯蒂芬·莫布利（StephenMobley）被判决谋杀了一个比萨饼店的经理约翰·科林斯（JohnCollins），并被判死刑。他的律师在上诉要求把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时，提出遗传作为辩护。他们说，莫布利来自一个几代都出骗子和罪犯的家庭。也许他杀了科林斯是因为他的基因让他这么干的。“他”对此没有责任，他只是由遗传决定的一个自动化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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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号染色体自由意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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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布利愉快地放弃了他拥有自由意志的想法，他希望别人相信他没有自由意志。每个用“精神疯狂”或“应负责任应该减少”来为自己辩护的罪犯都是这样希望的。每一个因嫉妒而杀死了自己不忠的配偶的人也是这样希望的，他们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短暂疯狂”或“正当的愤怒”。每一个大亨在被指控造假欺骗持股者的时候也是这样希望的，他们的借口是“早老性痴呆症”。事实上，每一个孩子，当他在游戏场上说，是他的朋友让他干的，他也是这样希望的。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如果在心理医生一点隐晦的暗示下就心甘情愿同意我们现在的不快乐都应该怪我们的父母，也是这样希望的。一个把高犯罪率归罪到社区环境上的政客也是这样希望的。当一个经济学家肯定地说消费者追求的是商品功能的极值时，他也是这样希望的。当一个传记作家试图解释他书中人物的性格是怎样被具有改变人的力量的体验而塑造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希望的。每一个去算命的人都是这样希望的。在每一个例子里都有一种自愿、快乐和感激的对于决定论的拥抱。对于自由意志我们远远不是热爱，我们似乎是一个只要有可能就会跳起来把它放弃的物种。
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全责是一个有必要的虚构故事，没有它，法律就站立不稳，但是它照样是一个虚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说，你的行为是出于你的性格，你是要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但是，出于性格的行为只不过是在表达那许多决定了性格的因素。大卫·休谟（DavidHume）＇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历史学家。——译者注＇发现自己被这个后来被称为休谟之叉（Hume'sfork）的两难问题难住了。我们的行为要么是被事先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必为它负责；要么我们的行为是随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必为它负责。在每种情况下，常识被否定了，社会秩序无法形成。
基督教已经与这些问题纠缠了两千年，其他宗教的神学家们还要更长。上帝似乎是否认自由意志的，这几乎是定义，否则他就不是万能的了。但是，基督教尤其努力地试图保存自由意志的概念，因为没有它，就不能让人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没有责任，罪恶的概念就是一个笑话，而地狱就成了来自于公正的上帝的一个该诅咒的不公正。现代基督教的共识是上帝把自由意志加诸我们，使得我们能够选择让自己的生活充满美德还是罪恶。
几位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最近提出，宗教信仰是人类普遍拥有的本能的体现——在某种意义上说，有一组基因是关于信仰上帝或神祇的。（一位神经生物学家甚至声称他在大脑颞叶发现了一个专门的区域，在信仰宗教的人里比在其他人里体积更大更活跃；过分的宗教情结是有些种类的颞叶癫痫的一个特征。）宗教的本能也许仅仅是本能的迷信的一个副产品，这样的迷信假定所有事件，甚至是雷雨，都有一个带有某人意志的原因。这样的迷信在石器时代可以是很有用的。当一块大石头滚下坡几乎把你压扁的时候，如果你听信阴谋理论而认为这是有人把它推下来的，就比认为它只是偶然事件要更安全。我们自己的语言里布满了带有意志的词。我早些时候写道，我的基因建造了我，并把日常责任分配给了我的大脑。我的基因没有做这一类的事，这些事仅仅是发生了。
E·O·威尔逊在他的《综合知识》一书里甚至提出，道德是我们的本能的成体系的表达，什么是正确的确实是由什么是自然的而衍生出来的，尽管自然主义也有站不住脚的地方。这引出了一个矛盾的结论：信仰上帝或神是自然的，因此是正确的。但是威尔逊本人在成长过程中是一个虔诚的浸礼教徒，现在却是不信其有也不信其无，这样，他就反抗了一个有决定作用的本能。同样的，史蒂文·频克接受了自私基因的理论，却没有要孩子，他告诉他的自私基因“去跳河吧”。
所以，即使是决定论者也可以躲开决定的因素。我们有了一个矛盾。除非我们的行为是随机的，否则它就是事先决定的。如果它是事先决定的，它就不是自由的。但是，我们感到——而且可以被证明——我们是自由的。查尔斯·达尔文把自由意志描述成是一个幻觉，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分析我们自己的动机。现代达尔文学派人士——例如罗伯特·特斯里弗——甚至提出，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欺骗自己也是一个进化来的对环境的适应。频克曾经把自由意志说成是“使得伦理游戏成为可能的人类的理想化”。作家丽塔·卡特（RitaCarter）说它是事先装在思维里的幻觉。哲学家托尼·英格拉姆（TonyIngram）把自由意志说成是我们假设别人拥有的东西——我们似乎有内在的倾向认为我们周围所有人和所有事物都有自由意志，从不听使唤的外板发动机到带着我们基因的不听话的孩子。
我愿意相信，在解决这个矛盾时我们能够做得更好。还记得吗？在谈论第十号染色体的时候我描述过，组成对于压力的反应的，是对环境变化迅速做出回应的基因，而不是相反。如果基因能够影响行为，行为又能影响基因，那么就有了一个循环的因果关系。在一个循环反馈的系统里，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