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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庄，更是唐中叶两税法施行后封建的最高皇权所支配的土地，到了宋代，
官田往往一概名之为官庄了。这也就是元、明以来农村以庄、屯命名的原因
了。
据事物记原卷六所载，引李吉甫百司举要说，武后时分置庄宅使，又引
李肇国史补则说到玄宗时置使有庄宅使。大约庄宅使的设置在武后、玄宗之
际，这正说明了这样的问题，即正在均田制破坏日益激烈的时期，以均田制
束缚农民的作用已经衰微，则庄宅使的设置，其作用就意味着用皇庄、官庄
的方式来和官僚豪族争夺劳动人手，就比较有效了。其中废兴迹象是显而易
见的。
庄宅使中的内庄宅使、内园使、内宫苑使等，是管理皇庄的，皇庄直接
属于皇帝所有；庄宅使中的宫使、宫苑使等，则是管理官庄的，官庄为封建
政府所支配；皇帝代表着封建国家，二者实质上都表现出封建的主权即最高
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从这时起，官庄、皇庄的记载日益多起来。只就长春宫
使来说，唐会要卷五十九长春宫使条指出，开元时曾以同州刺史兼领，大历
以后成为定制，以“同州刺史充长春宫使”又开元九年（公元七二一年），
令“同、蒲、绛、河东、西并沙苑内，无问新旧注田、蒲萑，并宜收入长春
宫，仍令长春宫使检校”。开元二十九年（公元七四一年），又令“新丰、
朝邑屯田，令长春宫使检校”。这些旧长春宫使所管的土地，以后就都成为
庄园了，所以敬宗宝历二年（公元八二六年）的敕令中说：“敕户部所管同
州长春宫庄宅，宜令内庄宅使管系”（旧唐书卷十七上敬宗纪）。不但畿内
官田改设庄园来经营，即地方州县亦然，唐大诏令集卷二穆宗即位赦文说：
“诸州府除京兆河南府外，应有官庄宅、铺店、碾磑、茶菜园、盐
畦、车坊等，宜割属所管官府。”
全唐文卷五五顺宗放免积欠诏也说到“畿内诸州府庄宅、店铺、车庄园、磑、
零地等”。皇庄、官庄既然遍及诸州，可见皇庄、官庄的普遍性。官庄所收
受的地租，改变了租庸调的形态，而以实物形态为主，上引顺宗放免积欠诏
继续说：“所有百姓及诸色人应欠租课斛。。、见钱、絁、丝、草等共五十二
万馀”。元氏长庆集卷三八当州京官及州县官职田公廨田并州使官田驿田等
也说：
“其诸色职田，每亩约税粟三斗、草三束、脚钱一百二十文。。。
其公廨田、官田、驿田等所税轻重，约与职田相似，亦是抑配百姓租佃。”
前面已经指出，同州刺史兼长春宫使，而长春宫使所管田地改以庄园经营，
因此，这里所说的同州职田、官田等，就是官庄，而官庄的租和两税，都是
以实物地租为主要形态了，至于为什么向实物地租转变，下文别有专论。从
唐代改变方式，以官庄、皇庄来对豪势非法地争夺劳动人手后，各代官庄更
趋发达。北宋开始，就在因战乱关系，民户流移和田地荒芜的情况下，趁火
打劫，以空闲地设置官庄，到皇祐时，更制定了“皇祐官庄客逃移法”，可
见在官庄也有户籍法了。官庄不仅来自空闲土地，而且来自民田的掠夺，例
如绍定年间，夺溧阳福贤乡民田六千余亩，设置福贤庄（吹剑四录）。明代
皇庄、官庄占地更多，不少是对土地非法占有者的籍没或对民田的掠夺而来
的。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一说：
“宪宗即位，以没入曹吉祥地为宫中庄田，皇庄之名由此始。其后
庄田遍郡县。给事中齐庄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立庄田，与贫民
较利？弗听。”
较利是真的，但不完全是与贫民“较利”。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一方面通过
官庄、皇庄与豪势争夺劳动人手，官庄、皇庄越来越成为法规化了的制度；
另一方面也通过庄园的法规重新加强对农民剩余生产物的榨取。因此，这又
在统治阶级的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使皇权和贵族豪势又联合起来，以巩固封
建的统治。
庄园经济的发展只是土地经营方式上的改变。均田制破坏后的封建主义
土地财产关系也只在形式上有相对的变化，封建主义土地所有权并没有根本
的变化。
有人以为均田制破坏后，过去封建的君主，即最高地主的权力就完全瓦
解了。这说法是不合历史的实际的。均田制是中国封建的土地所有权的形式
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北朝、隋、唐以来，除均田外，屯田和营田比前
代的规模更加扩大，这也是封建土地所有权的表现形式。唐代踵接隋代的传
统，在屯田规模上大大扩张，仅工部屯田郎中所管的，“总九百九十有二，
大者五十顷，小者二十顷”（旧唐书职官志二）。此外，据通典卷二屯田所
载，唐代司农寺和州镇的屯田：
“诸屯隶司农寺者，每三十顷以下，二十顷以上为一屯。隶州镇诸
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应置者皆从尚书省处分。其旧屯重置者，一依
承前封疆为定；新置者，并取荒闲无籍广占之地。。。天宝八年（公元
七四九年），天下屯收者百九十一万三千九百六十石。”
这些屯田，不仅在边疆，而且遍及内地。通典这里所说的主要指关内和沿边
的屯田，实则内地屯田也不少。如寿州的■陂屯和楚州的洪泽屯，都“大获
其利”（通典卷二屯田注）。除屯田外还有营田，占地也很大。新唐书卷五
三食货志说：“宪宗末，天下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
特别在安史乱后，各镇都普遍设置营田，因而各镇节度使、观察使都兼任营
田使。宪宗时曾下诏罢节度使、观察使兼任度支营田使，而另设的营田处置
使照旧存在。营田占地之广，一处营田往往有五十顷或五十顷以上（参阅唐
令拾遗田令第二十二）的。如元和中，韩重华在振武的营田，“东起振武，
西逾云州，。。凡六百余里，。。垦田三千八百余里（顷？），岁收粟二十
万石”（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其占地就更大了。这种屯田和营田的土地，
都是由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所直接支配的。北朝、隋、唐之际，屯田、营田和
均田制同时存在。均田制破坏后，屯田、营田更有发展。唐人李翰歌颂苏州
嘉兴的屯田说：“嘉禾之田，际海茫茫，取彼榛荒，画为封疆。。。我屯之
稼，如云漠漠，夫位棊布，沟封绮错。”（唐文粹卷二一李翰苏州嘉兴屯田
纪绩碑颂）这种制度在宋、元、明各代，特别是元、明，更有进展。宋代取
所谓闲田或旧有民田处广置屯田，以至“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耨夫，或诸郡
括牛，或兵民杂耕”（宋史卷一七六食货志）。元代更在西南各地大置屯田，
比前代规模都大。明代卫所屯田之制，“外而辽东一万二千二百七十四顷一
十九亩零，推之于南北二京卫所，陕西、山西诸省，尤极备焉”（续文献通
考卷五屯田）。洪武时，在各地广兴屯田。明史卷七七食货志说：“遣将邓
愈、汤和诸将屯陕西、彰德、汝宁、北平，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又因海运
饷辽，有溺死者，遂益讲屯政。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矣。”到了
明代中叶，“官庄军屯多，而民田寡矣”（学庵类稿食货志田制）。明史食
货志又说：“诸王外戚求请及夺民田者无算，。。盖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
业，与国相终云。”大约明代屯田，在一个时候占全国可耕地十分之一强，
且多良田和交通便利的土地。以所收的租入而论，约占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一。
这样大规模的屯田，说明旧式的封建土地所有权在均田破坏后仍然存在，并
占重要的地位。而宋、明的屯田，不少是以官庄形式来经营的。这制度到了
一条鞭法的时代才有改变。
这种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意义不仅在于直接支配的屯田、营田的数目，
而且在于最高所有者的主权如何对待贵族豪强的势力。例如封建专制主义国
家对贵族官僚的赐田、永业田等，大都是从官田中拨给的。因此，封建法律
对此可特许其买卖，也可不准其买卖。唐会要卷四五功臣说：
“（元和）四年（公元八○九年）三月，上览贞观故事，嘉魏徵谏
诤匪躬，诏令京兆尹访其子孙及故居，则质卖更数姓，析为九家矣。上
愍之，出内库钱二百万赎之，以赐其孙稠及善冯等，禁其质卖。”
宋、元、明各代的移民法令更显示出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直接对待大土地
占有者的权力。史例很多，例如明太祖移江南富户，就是这样。
依上所说，均田制破坏后，贵族官僚对于赐田、永业田等的占有，从法
律上讲来，和前代没有多大区别。除赐田、永业田外，官吏的职田、公廨田
等，其所有权也在封建国家手中。这类职田所占面积也很大。唐宪宗的诏书
中说：“百官职田，其数甚广。”（全唐文卷六○宪宗令百官职田权充度支
诏）以后各代的职田，与此同为封建国家所掌握的土地。
至于一般农民，对于他们的耕地，更没有所有权。我们从敦煌县残户籍
中，看到唐大顺、宋雍熙、至道年间的户籍，和大历以前的户籍来比较，显
然不同。唐末至宋的户籍没有注明应受田若干，已受若干，也没有分别口分
田、永业田，这是均田制破坏的确证。但是所有大顺、雍熙、至道的户籍上，
都注明了“都受田”若干。如宋至道元年（公元九九五年）户籍〔伯：三二
九○（1）〕
“都受田伍拾柒亩，请河东鹘渠地一段，共伍拾柒亩，东至道，西
至小户地，南至姚丑儿，北至张宁儿。
至道元年乙未岁正月一日人户陈残祐（原照片如此）户”
这种“都受田”当是向当时封建政府请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封建政府可
以任意支配农民的土地。如宋淳祐八年（公元一二四八年），大括围田为公
田。吹剑四录说：
“淳祐八年，史宅之以签书枢密院事领财计，建议括浙西围田及湖
荡为公田，置田事所，选差官属。。。州县乡镇，所在置局，官吏四出，
奔走阡陌间。凡濒湖田亩，虽非围田，一例抄括。。。又追集里正，供
具数十年前绝户，并废寺观、废庵舍，产去而名存者，悉行追究，连逮
承买之家而捃拾之。或倍价以偿，或重赂以免，一路骚动，怨嗟沸腾。”
明神宗亦曾以河南庄田及所括民田，计得四万顷以封赐第三子福王。封建政
府的这种权力是略当于欧洲封建国家的早期王权。完整的土地所有权是属于
皇帝的，而各类品级性和带有非品级性色彩的地主从法律而领受不同等级的
荣光，因而他们是土地所有权的不完整的分享者。
根据上述屯田、营田，官僚的赐田、职田，以及民田的情况来说，在均
田制破坏后，旧式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未因此而根本改变，不过它的经营
形式起了变化，如上面所讲的庄园经济之下的官田。到了明代的一条鞭法和
清代的更名田，旧制度才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另一方面，唐代特别从九等户定籍以来，官田散为民田的记载多了起来。
这样不能以官庄、皇庄和屯田、营田的方式来支配并管理的土地，必须以另
一种方式来征取地租。从实质上讲来，那些散为“民田”的土地，不是所有
权的让渡，而仅是在程度上以及形式上的占有权的放宽。例如玄宗置劝农使
时，已经这样规定：“先是逋逃，并宜自首，仍能服勤垄亩，肆力耕耘，所
在闲田，劝其开辟。逐土任宜收税，勿令州县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放。”
（全唐文卷二九置劝农使诏）这里“所在闲田”给与逃户耕种，所谓“收税”
的比例（似按两税来收租）不明白，但已经不提按均田办法给授，也不按租
庸调方法来征取了。玄宗不久又颁布了弛陂泽入官诏，全唐文卷三○载：
“所在陂泽，元合官收。至于编氓，不合自占。然以为政之道，贵
在利人，庶宏益下，俾无失业。前令简括入官者，除昆明池外，馀并任
百姓佃食。”
闲田之变为民田或“永业”，按“收税”和“佃食”来说，所谓“民田”
的性质是可看出来的。这样的方式带有农奴解放的意义，而绝不是有些人说
的什么“向私有权的过渡”。按唐律本来规定障占陂泽者是犯罪的，现在却
允许“百姓佃食”，编氓可以“自占”了。“自占”即占有权之意，它过去
是在法律上不允许的，而此时由法令承认下来了。不过在“自占”的土地上
要“佃食”，即除维持其生计外，须负担封建的赋役。以后，就径直将逃户
绝户桑产与官健充永业。这里“充永业”的意义也不是“自由的私有权”，
而是一种占有权，例如“请射”的规定。唐会要卷八五逃户条：
“（代宗）广德二年（公元七六四年）四月敕：如有浮客情愿编附，
请射逃人物业者，便准式据丁口给授。如二年以上，种植家业成者，虽
本主到，不在却还限，任别给授。”
“（穆宗）长庆元年（公元八二一年）正月赦文：应诸道管内百姓，
或因水旱兵荒，流离死绝，见在桑产，如无近亲承佃，委本道观察使于
官健中取无庄田有人丁者，据多少给付，便与公验，任充永业，不得令
有力职掌人妄为请射。其官健仍借种粮，放三年租税。”
这样看来，一方面“永业”是一种占有权的性质，另一方面它又处在租
佃关系的支配之下。因此，农民就如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好象“在自己的
土地上”进行生产了。
还有一种按照劳动力来分配土地占有的规定。全唐文卷六六穆宗南郊改
元德音说：
“应诸道管内百姓，或因水旱兵荒，流离死绝，见在桑产，如无近
亲承佃，各委州县，切加检实。据桑地数，具本户姓名申本道观察使，
于官健中取无庄园有人丁者，量气力可及，据多少给付，便于公验，任
充永业。”
此后又将逃户田产分给百姓为永业。如会昌年间规定，逃户二年不归，其桑
田屋宇，即“召人给付承佃，仍给公验，任为永业”（唐会要卷八五逃户）。
农民对于土地得到了“公验”，成为自己的“永业”，这看起来好象是自己
的田地，实际上仅仅具有某种占有权，且对国家依然要负课责的。但经过这
样改变，也就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鼓励农民的幻想，如旧五代史卷一一
二后周太祖纪说：
“以天下系官庄田仅万计，悉以分赐见佃户充永业。是岁，出户三
万馀。百姓既得为己业，比户欣然，于是葺屋植树，敢致功力。”
这正说明了农民对于耕地取得了相对的占有权以后，对于耕地看起来好象是
“自己的”以后，劳动兴趣就大为提高了。以后宋朝，还是采用这个办法。
如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说：
“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蠲三岁租，三岁外输三分之一。”
这样看来，所谓“永业”的规定是以佃为前提，收获的一部分要无偿地归于
所有者。因此，在租佃剥削之下的所谓“永业”，不但不具备完整的占有权
的形式，而且更确切地说来，是种“永久使用权”罢了。这种使用权显得比
过去均田制之下的暂时使用权更有利于统治阶级进一步剥削的胃口。
农民看起来好象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耕种了，这种历史变化，不
但给两税法之下的以实物地租形态为主的剥削制度提供了条件，而且也可能
更多地承担封建国家的“色役”。因此，“客户”劳动力定籍的再编制也就
成了历史的必然的倾向了。因为如列宁所指出的，“农民被牢牢地封闭在‘格
特’（按指禁止移住）以内，被牢牢地封闭在份地的占有制以内”（列宁文
集第三册，页八○），是中世纪妨碍经济发展之一特征，而在份地以内有些
开放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的。
这种“民田”或“永业”，到了宋代，在五等户制之下更有所发展，五
等户中的高户，不少成了“富民之家”，一方面在他们的占地上“募召浮客，
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嘉祐集卷五田制），其非法的实际占有
权之可观，好象仅在法律上与所有权有所区别。然而另一方面，这些“富民
之家”不但无免役权，而且是在各方面负担贡物和沉重的“职役”义务的人，
有时他们因役重而破产。所以，因了地租权的被分割，法律上规定的所有权
的排他性的实质也就削弱了。从这一点讲，党争的阶级背景或社会根源就更
容易理解了。
从唐代以至宋代，一方面因了等级制度的再规定，和以前各代有些不同，
如唐太宗以官爵高下分作等级，对庶族地主大为让步，以致封建主义的特权
也倾向于层层的分散。宋史食货志曾明白指出：“曰公田之赋，凡田之在官
赋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赋，百姓各得专之者是也。”这里后一句
话，因了课役，所谓“各得专之”并不能完全专之，须大打折扣。但毕竟在
这情况之下，使旧史所谓“轻重之权，归于朝廷”的那种权力有一定的下降。
但另一方面，因了官庄、皇庄的经营方式的开展以及屯田、营田的程度的增
大，特别到了元、明之际，封建主义土地所有权又倾向于集中，以致有如顾
炎武所说的富饶的江南地区官田发展的情况。据明史食货志说，明代官田有
一时期约占全国耕地七分之一。中国历史中这样的矛盾是贯串于整个封建主
义时代的。
最后，应该指出，唐代土地关系的相对变化是在农民经常逃亡和起义、
经过长期的斗争以及劳动熟练程度提高的条件下所取得的。关于农民起义，
我们另有专文论述。关于唐代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本章应
该有专节来论述，但因为有关史料尚待进一步研究，我们暂时还不能有完整
的叙述，只能在这里提出几点来。
第一，亩产量有了提高。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齐民要术所载深耕、耙
耢、锄草、绿肥等方法，由唐代农民继承下来，并加以推广改进。虽由于唐
代农书的失传，我们还不能详知当时的具体情况，但在耒耜经中关于各种农
具的记载中，是可以看出这种耕作技术不只曾经存在于北方，而且是施行于
江东的。
如果说劳动力单位的再编制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庄园经济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