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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却是非常矛盾的。关于布鲁克林实验室有许多风言风语，也不会是没有原因的。可是，另一方面对他这个从未去过美国的人说来，接受这份工作就意味着能有一个良好的落脚点，以便今后能去参观一些更为理想的地方。而且，如果布喇格知道了这件事，他就会更加赞同佩鲁兹和肯德鲁的要求，即同意克里克写完博士论文以后再继续工作三年。不管怎样，看来明智的作法是暂时接受这个邀请。于是，克里克于十月中旬给哈克写了封回信，答应明年秋天去布鲁克林。
秋去冬来，细菌交配问题把我迷住了。我常去伦敦，在哈默史密斯（Hammersmith）医院的实验室和海斯交谈。有几次黄昏时分，在回剑桥的路上，我把威尔金斯拉去一起去吃晚饭，这时，DNA结构问题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有几个下午，威尔金斯常常悄悄溜出去。实验室的人还以为他可能有了一位女朋友。后来终于真相大白，原来他是在午后到体育馆里练习击剑去了。
他和罗西的关系仍同往常一样糟糕。威尔金斯刚从巴西回来，就得到了一种肯定没错的印象：罗西认为难以再同威尔金斯合作下去。为了缓和矛盾，他换了一项工作，即采用干涉显微镜来探索测量染色体的方法。给罗西重新安排工作的事已经告诉了他的上司兰德尔，可是，要解决问题最快也得等上一年。单单因为她的尖刻而立即解雇她是行不通的。况且，这时罗西的X射线照片也拍得越来越出色了。不过，仍然没有迹象表明她对螺旋的兴趣有所增长。另外，罗西认为有证据说明糖和磷酸骨架是在分子的外部。判断这一论点是否有科学根据还是不容易的。当克里克和我尚未掌握实验数据时，最好还是虚心一点。于是，我又把精力集中到细菌性别的研究上去了。
21
这时，我住在克莱尔（c1are）学院。我一到卡文迪什，佩鲁兹就把我当作研究生塞进了克莱尔。要我再拿个博士学位当然是件荒唐事。可是有了这个借口，我才能在学院有个栖身之地。这一安排，使我感到既诧异又高兴。这不仅是因为它位于剑桥，院内有个精致的花园，而且它为美国人想得特别周到。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
原来安排我去克莱尔学院之前，我差一点进入基督（Jesus）学院而无法脱身。当时佩鲁兹和肯德鲁认为我无法等待多久就有可能被一所规模较小的学院接受为研究生。因为相对说来，这类学院的研究生要比声望高的三一学院、国王学院等学院少。于是佩鲁兹去询问物理学家威尔金森（Denis Wilkinson），他所在的这个学院是否有空缺收留学生。他当时是基督学院的成员。次日，威尔金森来告诉我说，基督学院愿意接收我，还说我应约定个时间去了解一下入学手续。
然而，我后来与这个学院的学监谈了一次话，我就决定另找门路了。他们之所以只有为数很少的研究生是与它那令人生畏的名声分不开的。这个学院不收住宿研究生，我要是作为这个学院的一个成员，唯一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交付学费，但是为此而破费的博士学位我却是永远也不会得到。而克莱尔学院古典学派的指导教师哈蒙德（Nick Hammond）却为外国研究生们描绘了一幅更为绚丽多彩的前景，说我从第二学年起，就可以搬到该学院居住。此外，我还有可能在克莱尔学院遇到几位美国研究生。
不过，在剑桥的头一年，我和肯德鲁夫妇一块住在网球场路，其实并没有领略到多少学院生活。到克莱尔学院以后，我在餐厅吃了几顿饭，才发现几乎每天晚上供应的都是一些难以下咽的褐色浆汤，多筋的肉丁和味重的腊肠一类的食物。把这份饭菜强咽下肚要十到十二分钟，在此期间，整个餐厅里几乎很难和谁会面交谈。在剑桥的第二年，当我迁入克莱尔学院纪念广场的R号楼梯间宿舍时，我仍不愿在学院吃饭。惠姆（whim）饭店早餐营业时间要比学院食堂晚得多。只需化上三先令六辨士，我就能拣上一个还算暖和的座位阅读《泰晤士报》。而这时，往往有许多戴着平顶帽的三一学院学生，也在那里随便翻阅《每日电讯》或《新闻年鉴》。
在镇上吃一顿称心的晚餐可就更加麻烦了。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我才去阿茨（Asts）或巴斯（Bath）旅馆就餐。如果奥迪尔或伊丽莎白·肯德鲁不邀请我去吃晚饭，我只好去当地印度人或塞浦路斯人经营的饭店； 吞下他们给我端上来的好似毒药般的饭菜。
到了十一月初，我的肠胃终于无法忍耐，几乎每晚都要剧烈地疼痛起来。用发酵苏打和牛奶交替治疗也无济于事。尽管伊丽莎白安慰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还是到阴冷的三圣街当地一家私人诊所去看看病。我欣赏了一会儿诊所内墙上挂着的器官模型，接着就被一张开有一种饭后服用的白色药水的处方打发走了。我差不多服用了两个星期，药水服完后，我怕自己患了胃溃疡，于是又去那家诊所。可是，我这么一个外国人持久的胃痛并没有博得医生的同情，结果只好再次带着同样的处方去三圣街配那种白色的药水。
前不久，克里克夫妇的住处已从“碧斋”迁到了“葡萄牙地”（portugal place）附近一处较大的寓所。底下几层那些令人沉闷的墙纸已经剥落。一天晚上，我来到他们新购置的那幢房子里，希望和奥迪尔聊聊天来减轻我的胃痛。奥迪尔正在为一个房间赶制帘子。这个房间很大，可以隔出一个浴室，她给我端来一杯热牛奶。起先，我们谈起彼得如何垂青于佩鲁兹的女管家——一个名叫尼娜（Nina）的丹麦姑娘的趣闻，接着又扯到了我如何才能和在斯克鲁普巷八号开高级旅馆的那位普莱尔（Camille Prior）老妈拉上关系的事。其实，她那儿的伙食并不比学院食堂的好多少，可是那些来剑桥进修英语的法国姑娘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在“老妈”那儿吃晚饭的要求是不能直截了当地提出的，奥迪尔和克里克都认为要想在她那里谋一席之地最好的借口是提出跟她学习法语。她过世的丈夫在战前一直是法语教授。要是她对我中意的话，她就可能邀请我去参加一次酒会，并同那些法国姑娘们见见面。奥迪尔答应替我打电话联系，看是否可以安排我去学习法语。我骑车回学院的路上，满心希望我的胃痛从此会好起来。
回到卧室后，我知道上床之前，这房间是不会暖和的，就点起了火炉。我的手冻得捏不住笔，只得挤在壁炉边上取暖；幻想着怎样才能把几条DNA链以一种完美而又科学的方式折叠在一起。但是，没有多久，我就不想在分子水平上打圈子了。我想做点省力的事。于是，我就阅读起有关DNA、RM和蛋白质合成之间相互关系的生化方面的文章来了。
实际上，当时所有的证据都使我相信，DNA是一个模板，RNA链就是在它上面合成的。而RNA链又可能作为合成蛋白质的模板的理想候补者。另外，利用海胆作实验也得到一些含糊的资料，据说DNA可以转化为RNA。可是我却宁愿相信另外一些实验。这些实验证眀DNA分子一旦合成，则是非常稳定的。基因永存的想法听来似乎有理。因此，我在书桌上方的墙上贴了一幅条幅，上面书写着“DNA…》RNA…》蛋白质”。在这里，箭头并不表示化学转化，而只表明遗传信息从DNA、分子的核苷酸顺序流向蛋白质分子的氨基酸顺序。
我进入睡梦的时候，沾沾自喜地觉得已搞清了核酸和蛋白质合成之间的关系。可是起床穿衣时，一阵寒冷袭来又使我头脑清醒过来。标语式的口号不能替代DNA结构。我们要是解决不了DNA结构，在附近的一家小酒店里遇到的那些生化学家们就会认为，克里克和我永远不可能懂得生物学复杂性的根本意义。更加糟糕的是，尽管克里克不再考虑蛋白质超螺旋结构了，我也不再研究细菌遗传学了，我们仍然在一年以前的原地踏步不前。在伊尔饭店吃饭时，大家都绝口不谈DNA问题，只是饭后在后院散步时我们还偶尔提到基因问题。
有几次散步时又谈到了DNA，我们的热情又高涨起来。一回到办公室，我们竞又忍不住地摆弄起模型来。但是克里克几乎立刻发现，曾经引起我们一线希望的那种推论其实仍旧无济于事。他于是又回过头去钻研血红蛋白质X射线的图谱，因为他的博士论文是离不开这些图谱的。我独自常常坚持工作半小时或更长的时间，但没有克里克喋喋不休的议论和鼓励，我显然是不能解决DNA的三维结构问题的。
鉴于上述情况，我和当时住在彼得豪斯宿舍的肯德鲁的研究生彼得合用一间办公室，也就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愉快的。当研究工作不得进展时，有彼得在场，我们也就能够对英国、欧洲大陆和加州的女孩子的操行大加评论，进行一番比较。十二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彼得悠然走进办公室，他脚搁在桌子上，脸上竟流露出一种和他那张动人的脸庞一点也不相称的龇牙咧嘴的笑容。他手里拿着一封美国来信，这封信是在他回彼得豪斯吃午饭的路上收到的。
信是他父亲写的，除写了一些家庭琐事外，信中有一条是我们长期以来害怕听到的消息。那就是鲍林已经搞出了一种DNA结构。至于详细情况，信中却一点也没透露；因此这封信在我和克里克手中传来传去的时候，我们越看越泄劲。克里克在房间里自言自语地走来走去，希望凭借着一种智慧的灵感，把鲍林已经完成的事情一一想象出来。鲍林并没有把他的结果告诉我们。这样，要是我们和他同时宣布发现了DNA结构，我们也就可以和他享受同样的荣誉。
可是，一直到我们上楼吃点心，告诉了佩鲁兹和肯德鲁这一消息时，我们依然是一无所获。布喇格也来呆了一会儿。我们谁也不想出“风头”，告诉他英国实验室可能又要在美国人面前丢脸了。我们嚼着巧克力饼干，肯德鲁还想给我们鼓气，说鲍林的发现也有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他毕竟没有看见过威尔金斯和罗西的X射线照片。但是我们内心里却有一种感觉，事情恐怕正好相反。
22
圣诞节前，从帕萨迪纳没有传来什么新的消息。如果鲍林确实找到了令人振奋的答案，那就不可能长期保守秘密。他的研究生中总有人知道他搞的模型是个什么样子。如果他的模型有重要生物学意义的话，消息很快就会传到我们这里。就算鲍林的模型在某些方面与DNA的正确结构非常相似，但在探索基因复制的奥秘方面，看来他仍处于劣势，因此，我们又逐渐地振作起来。此外，我们对DNA的化学性质研究得越多，就越发不相信象鲍林这样一个对金氏学院研究小组的工作一无所知的人，居然能够攻克DNA结构这一难题。
我经伦敦去瑞士，准备到那里滑雪度过圣诞节的假期。这时，威尔金斯听说鲍林正在他的牧场上消闲。我原来指望鲍林全力研究DNA，会使威尔金斯产生一种紧迫感，从而向克里克和我求援。但是，即使威尔金斯担心鲍林可能夺走诺贝尔奖金，他至少表面上并无丝毫的流露。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罗西在金氏学院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她已经告诉威尔金斯，想在不久就转到伯克贝克学院贝纳尔实验室去。然而，使威尔金斯惊喜交集的，还是罗西表示她将不再把DNA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她在这儿的最后几个月里，想把她目己的研究成果整理成文，以供发表。这样，由于罗西不再碍手碍脚，威尔金斯就能全力以赴地对DNA结构进行研究了。
一月中旬，我回到剑桥后就马上找到彼得，间他最近的家信中都讲了些什么。他说，信中除了有一则关于DNA的简略消息以外，其余都是一些家庭琐事。这仅有的一条消息并不能使人放心。实际上，鲍林的一份有关DNA结构的手稿已经完成，不久就会将副本寄给彼得。不过，他的模型究竟是什么样子，至今一点也没有透露出来。在等待这份手稿的日子里，为了松弛一下神经，我着手起草了一篇有关细菌性行为的文章。我在瑞士策尔马特（Zermatt）滑雪度假后，曾对住在米兰的斯佛扎进行过短暂的拜访。这次访问使我相信，我关于细菌如何交配的推测看来是正确的。我怕利德伯格也会很快发现这种现象，于是就想和海斯联名发表文章，尽快把这一事实报道出去。可是在二月份的头一个星期，我们的手稿还没有定稿，鲍林关于DNA结构的文章却已经寄到了大西洋彼岸。
确切他说，两个副本是寄到剑桥的，一份是寄给了布喇格爵土，另一份寄给了彼得。布喇格收到后，即把它搁置一旁。他并不知道彼得也有一本，所以，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将他收到的手稿送到佩鲁兹的办公室去。如果送去，克里克肯定会看见，那他准会又要去干他的那些白费力气的工作。根据现在的日程计算，如果克里克的论文能按期完成，那么布喇格忍受他的笑声只不过剩下八个多月的时间了。然后，克里克将远在布鲁克林工作，他就会有一年时间的绝对安宁。
就在布喇格爵士考虑是否应该去冒此风险，惹得克里克不安心他的论文工作时，我和克里克却在仔细研究着彼得午饭后拿来的那份副本。彼得进门时，脸上流露出有要事相告的神色。我的心一沉，唯恐他会告诉我们说一切都完了。他见我俩都显得急不可待，就马上告诉我们：那个模型是一个糖和磷酸骨架为中心的三条链的螺旋。听他这么一说，我不禁觉得这个模型和我们去年中断那个如此相象，要不是布喇格爵士阻拦的话，也许我们早就因此项伟大发现而扬名天下了。没等克里克提出想看看那个副本，我就抢先从彼得的外衣口袋里把它抽了出来，急切地翻阅起来。摘要和前言我是一瞥而过，目光随即就停留在那些显示基本原子位置的图表上了。
我很快就觉察到他的模型有点不对头，可又指不出错在哪里。我又仔细地把示意图研究了一番，才恍然大悟。原来鲍林的模型里的磷酸基团没有离子化，而每一个羟基都含有一个相连的氢原子，因此就没有净电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鲍林的核酸根本就不是一种酸。而且，不带电荷的磷酸也不是无足轻重的偶然现象。模型中三条相互盘绕的多核苷酸链是由氢键相连的，而氢则是氢键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氢原子，多核苷酸链就会立刻松散开来，结构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的核酸化学知识表明，磷酸基团决不会含有相连的氢 原子。迄今为止，对DNA是一种中等强度的酸的说法，没有人表示过疑问。因此，在生理条件下，总有些钠和镁之类正电离子中和它们附近带负电的磷酸基团。要是氢原子同磷酸紧密相连的话，那么，我们关于由二价离子把多核苷酸链联在一起的推测就失去了意义。可是鲍林——这位世界上公认的最敏锐的化学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当克里克也同样对鲍林古怪的化学知识感到惊愕时，我开始松了一口气。那时我知道，鹿死谁手，依然难以逆料。至于鲍林为什么会误入歧途，我们一无所知。假如一个学生犯了同样的错误，人们肯定会认为他根本不配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学习。因此，我们也就不得不担忧起来，鲍林是否对大分子的酸碱性质进行了革命性的重新估价，并据此制作了这样的模型。可是，这篇文章的腔调又与化学理论中这方面的进展背道而驰。对第一流的理论性突破保密是毫无理由的。相反的，要是鲍林真有了这种突破，那他早就该撰写两篇论文了；一篇报道他的新理论，另一篇介绍如何应用这种新理论来解决DNA结构问题的。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样的谬误要想保密是办不到的。我马上直奔马肯姆的实验室，一方面是要赶快报告这个新闻，另一方面也是想进一步证实鲍林的这个化学理论确实古怪反常。一个大人物居然也会忘记化学基本常识，对此，他和我预料的一样，也感到好笑。他不禁又讲起剑桥另一位显赫学者也同样丢丑的笑话。接着，我又跑到有机化学家那儿，他们告诉我，DNA当然是一种酸，这使我再次感到宽慰。
用茶点时，我回到卡文迪什。克里克正在和肯德鲁及佩鲁兹说话。他说，大西洋这边（英国）的人再也不能浪费时间了。一旦鲍林觉察自己的错误，他是不会轻易罢休的。他一定会重整旗鼓，直到搞出正确的结构为止。目前我们迫切希望的是，鲍林的同事只顾得比以前更加敬佩他的才能，而不去对他的模型细节仔细地进行探讨。鲍林的手稿已经投寄《美国科学院院报》。所以，最迟在三月中旬，鲍林的文章就会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因此，他的错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了。这样，等鲍林回过头来再全力研究DNA结构时，我们已争取到了六个多星期的时间。
按理说这件事应该提醒一下威尔金斯，可是我们没有立刻给他打电话。因为克里克的话讲得太快，在尚未听到鲍林的谬误被彻底揭露，威尔金斯就会中断谈话。既然几天后我要去伦敦会晤海斯，那么由我亲自把文稿带给威尔金斯和罗西，岂不更好！那天连续几小时的紧张情绪，使我们无法继续工作下去，克里克和我于是索性前往伊尔饭店。那儿晚餐刚开始供应，我们就坐下来为鲍林的失败干了几杯。我还一反常态，没有点雪利酒，而是让克里克替我要了杯威士忌。尽管我们成功的希望不大，但鲍林毕竟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金。
23
快到四点了，我走进威尔金斯的实验室，告诉他鲍林的模型原来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这时威尔金斯正在忙碌着。于是，我穿过走廊朝罗西的实验室走去，希望能找到她。实验室的门虚掩着，我推开门迳自走了进去。这时，罗西伏在映片箱上，正在全神贯注地测量放在上面的一张X射线照片。我闯进来吓了她一跳，但马上又镇定下来，她直盯着我，好象在责备我这个不速之客应该讲点礼貌：先敲一下门才对。我连忙对她说威尔金斯正忙得不亦乐乎。没等她出言不逊，我马上又问她愿不愿看看彼得带来的他父亲手稿的副本。我很想试试罗西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发现其中的错误，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