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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方面，他知道格里菲思在受到压力时就不想再有力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为了使计算得以进行，必要的时候他也可能忽视了许多可变因素。另一方面，尽管每个碱基都有两个平面，可是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另外，也不能排除查戈夫提出的规律可能与遗传编码有关。特定的核苷酸组必然以某种方式为特定的氨基酸编码。可以设想，腺嘌呤和胸腺嘧啶数量相当，也可能与一种决定碱基排列顺序的尚未发现的规律有关。除此之外，马肯姆断言，如果查戈夫认为鸟嘌呤和胞嘧啶数量相当，他可以同样有把握地否认这种现象。在他看来，查戈夫的实验方法必然过低地测量了胞嘧啶的实际数量。
然而，克里克还不打算抛弃格里菲思的设想。七月初的一天，肯德鲁来到我们的新办公室，对我们说查戈夫最近要到剑桥来呆一个晚上。肯德鲁已为他在彼得豪斯（Peter…house）旅馆安排好了晚餐。肯德鲁邀请我和克里克在晚些时候到他屋里去一起喝几杯。席间，肯德鲁总把话扯离重要的课题，只略微透露了一点克里克和我可能想通过建造模型来探索DNA结构。查戈夫是一位世界闻名的DNA专家。开始时，他对我们这些无名之辈想搞点什么名堂并没有多大兴趣。只是在肯德鲁提到我并不是个一般的美国人时，他才觉得他遇到的可能是个不好对付的人。他瞄了我一下，就更证实了他的感觉是对的。很快，他开始嘲弄起我的发型和口音。既然我来自芝加哥，我的言谈举止只能如此。我彬彬有礼地告诉他，我留长发是为了避免和美国空军人员混淆。当然，我的解释也证明了我在那样的场合下，人情世故还很不成熟。
当克里克不得不承认自己忘记了四个碱基之间的化学差异时，查戈夫对我们的轻视可算到了顶点。只是在克里克提到格里菲思的计算时，气氛才逐渐缓和下来。因为记不清究竟哪种碱基含有氨基，所以，他要求查戈夫写出它们的结构式来，才能定性地描述量子力学理论。克里克后来反驳说，他随时可以查到这些资料。然而，查戈夫仍然不相信我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或者怎样达到我们的目的。
不管查戈夫是怎样嘲弄和轻视我们，总得有人去解释他的实验结果。因此，第二天下午，克里克匆匆跑到格里菲思在三一学院的住处，以便弄清碱基对的计算结果。听到里面说“请进”时，他就推开门进去了，却发现格里菲思正和一位姑娘呆在屋里。他马上意识到现在不是谈论学问的时候。他请格里菲思把计算得到的碱基对数据再介绍一遍之后，就自觉没趣地退了出来。他把格里菲思的话记在一个信封上，就离开了。因为我于那天早晨动身前往欧洲大陆去了，克里克只好独个儿到哲学图书馆去查找资料，以消除对查戈夫的结果还存在的一些疑虑。掌握了这两方面的资料之后，他起初还打算第二天再去格里菲思那儿，但转念一想，他觉得格里菲思的兴趣并不在此。，而女人和科学显然不能二者兼顾的。
19
两周后，我和查戈夫在巴黎又见面了。我们俩都在那里出席国际生物化学会议。经过巴黎大学撒尔·瑞琪留（SalleRichelieu）大厅外的庭院时，他略带嘲弄地冷冷一笑，算是和我认识的唯一表示。那天，我老是盯着德尔布吕克。在我离开哥本哈根去剑桥前，他曾为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找了一个研究员职位，并为我安排了1952年9月开始由小儿麻痹症基金会（Polio Fundation）提供的奖学金。这年三月，我曾给德尔布吕克写信，要求在剑桥再呆一年。他就毫不迟疑答应把我的奖学金转至卡文迪什。德尔布吕克如此令人高兴的爽快，是由于他对按鲍林那种方式进行结构研究是否真有价值，还捉摸不透。
现在我随身带着TMV螺旋的照片。这一回我愈发相信； 德尔布吕克最终会完全理解我为什么如此热爱剑桥。和德尔布吕克短短的一席谈话，并没有看出他的观点有重大改变。我提纲挚领他说明了TMV是如何构成一个整体的，对此他几乎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我又急急忙忙地叙述了我们试图通过制作模型研究DNA结构的情况，他还是显得毫不在意。只是在我提到克里克才智超人时，他才有所触动。糟糕的是，后来我把克里克的思想方法和鲍林的等同起来。而在德尔布吕克看来，没有一种化学见解能与遗传杂交相媲美。那天夜里已很晚了，遗传学家伊弗留西（Boris Ephrussi）突然提到我在剑桥的风流韵事，德尔布吕克就非常厌恶地连连摆手。
后来，鲍林突然光临，引起国际生化会议全场轰动。这可能是因为他去伦敦的护照被吊销一事曾被报刊大肆渲染，从而使国务院改变了主意，允许他来炫耀一下α螺旋的。于是，在佩鲁兹演讲的会议上很快为鲍林安排了一个报告。这个消息是在他报告前不久匆匆发出的，可是会场还是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人都想优先获得新的启示。然而，鲍林的讲演尽是些旧调重弹，只不过略带幽默感罢了。他的话里没有惊人的新见解，也看不出他到底想些什么。尽管如此，除了看过他近来文章的我们寥寥几个以外，全场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演讲结束后，崇拜者蜂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而我却没有勇气挤到鲍林和他的夫人海伦（Ava Helen）面前，而回到附近的特里亚农（Trianon）旅馆去了。
威尔金斯在外边徘徊着，显得愁眉不展不是滋味。他是赴巴西途中路过巴黎参加会议的。他将在巴西讲授一个月的生物物理学。他出席这次会议使我感到惊愕，因为这与他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他看不惯约两千名碌碌无为的生化学者在灯光昏暗的雕梁画栋的演讲厅进进出出。我们一边聊天，一边走向鹅卵石小路，他问我是否也感到会上某些演讲冗长乏味。象莫诺德（Jacques Monod）和施皮格尔曼（Sol Spiegelman）几位学者，倒是些热情奔放的演说家。但是，一般他说其他的演讲普遍显得枯燥乏味。即使演讲中有点他要归纳整理的新东西，他发觉那些演说也实在难以使他打起精神。
为了使威尔金斯振作起来，我陪他去罗尔蒙寺院（Abbayeat Rovaumont）参加为期一周的噬菌体会议。这个会议是在生化会议以后举行的。因为要去里约热内卢，威尔金斯只能在此呆一个晚上，可他还是愿意同那些做过DNA巧妙的生物实验的人见见面。在开往罗尔蒙的火车上，他脸色苍白，既无心思浏览《泰晤士报》也没兴致听我闲聊噬菌体小组的事。当我们在整修过的希斯特辛（Cistercian）寺院的大房间里安顿好以后，我就去找一些自从离开美国就一直未见过面的朋友叙谈。我以为威尔金斯会来找我，可是后来他连晚饭也没有去吃。于是我就跑到他的房间，打开灯以后竟发现他府卧在床上，头扭向一边避开昏暗的灯光。他说在巴黎吃的东西不易消化、稍有不适，要我不用为他担心。翌日早晨，我收到他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他已康复，但要赶去巴黎的早班车，并就给我添的麻烦表示歉意。
中午时分，勒夫提到鲍林第二天要来这儿呆几个小时。我立即动脑筋想在那天午餐时坐在鲍林旁边。然而他的来访与科学毫不沾边。魏曼（Jeffries Wyman）是美国派驻巴黎的科学专员。也是鲍林的至交。他认为鲍林和海伦会对十三世纪质朴而又富于魅力的建筑物感到兴趣，才安排了他们夫妇到那里观光。上午休会期间，在寻找勒夫时，我看到了魏曼消瘦而富有贵族气质的面庞。鲍林夫妇也在场。他们很快开始和德尔布吕克夫妇交谈起来。在德尔布吕克提到一年后我将去加州理工学院时，我才有机会和鲍林简短地谈了一会。话题一直围绕着我将在帕萨迪纳继续利用X射线研究病毒的可能性，实际上却只字未提DNA。当我把金氏学院拍的X光照片拿出来时，鲍林却认为他的同事们做的关于氨基酸的精确的X射线工作，对我们最终了解核酸是必不可少的。
我和海伦的相处则随便得多。当她知道我明年仍在剑桥时，她对我谈起了她的儿子彼得。鲍林。我知道布喇格已经同意让彼得跟肯德鲁攻读博士学位。尽管他患过长期的单核细胞增多症，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学业还算是很差的。但是，肯德鲁并不想拒绝鲍林把儿子放在他身边的愿望，特别在想到彼得和他的金发妹妹时常举办迷人的舞会时，则更希望彼得能和他一道工作。这样，如果林达（Linda）去看望她的哥哥彼得、他们肯定会给剑桥的风光增添色彩。事实上，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几乎每个学者梦寐以求的就是娶林达为妻，以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至于彼得的风流轶事，有许多流言蜚语，传得使人真假难辨。但现在海伦却把彼得说成是一个极好的小伙子。她说，每个人都会象她那样乐于和彼得相处。而我对此却保持沉默，不相信彼得会象林达那样使我们的实验室变得生气蓬勃。在鲍林招呼他们该走的时候，我对海伦说，我一定尽力帮助她儿子适应剑桥研究生的那种受约束的生活。
在德罗思柴尔德（Edmond de Rothschild）男爵夫人的乡村别墅桑。苏西（Sans Souci）举行了一次花园聚会，并以此结束了这次噬菌体会议。参加聚会的衣着对我来说成了大问题。国际生化会议前夕，我在火车车厢里睡觉时，我的行李物品全被偷光了。现在我手头上仅有一些在军用消费合作社买的衣服，这是准备游览意大利阿尔卑斯山时穿的。我曾穿着短裤讲演TMV，觉得这样很舒服。所以法国代表团担心我可能会穿着同样的装束到桑·苏西去。后来，我借来了一套西装，还有领带。穿起来照样使我在那座高大的乡村别墅前下车时，显得潇洒大方。
我和施皮格尔曼径直朝一个手里拿着熏桂鱼和香槟酒的男仆走去。不久，我们就领受到了贵族阶层的社交方式。就在我们离开那里要上汽车前，我溜进一间挂有哈尔斯（Hals）和鲁滨斯（Rubens）的画的客厅。男爵夫人正对几位客人说，象他们这样的贵宾能够光临； 使她感到由衷的高兴。可她对剑桥那位鲁莽英国人决定不来活跃这儿的气氛，深表遗憾。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在那一瞬之间曾使我感到迷惑不解。这时，勒夫认为应当告诉男爵夫人，请她谅解一位不修边幅的客人，这个人的脾气有点古怪。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初次和贵族打交道的经验告诉我，如果我和其他人一样穿着打扮的话，就可能不会受到邀请。
20
暑假结束了。我还没有集中精力研究DNA结构，这使克里克感到失望。我把注意力放在性的研究上去了，但不是一种需要受到鼓励的性。当时，大家都觉得细菌交配习惯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克里克和奥迪尔那帮人中没有任何人能想到细菌还会有性生活。至于细菌怎样进行交配这类问题，最好留给小人物去研究。在罗尔蒙会议期间，就流传着细菌分雌雄性别的说法。但是直到九月初：我在帕兰扎（Pallanza）参加一个关于微生物遗传小型会议时，才通过可靠渠道得悉这方面的实际情况。会上斯佛扎（Cavalli…Sforza）和海斯（Bill Hayes）介绍了他们的实验结果。他们和利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一起，用实验证实了细菌具有两种不同的性别。
在三天会议期间，海斯一鸣惊人，爆了个大冷门。在他做报告前，除了斯佛扎，谁也不知道世上还有这么一个人。可是，他刚作完那篇措词谦虚的报告，会场的听众都意识到，利德伯格的实验室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1946年，年仅20岁的利德伯格由于宣布细菌交配并证实了遗传重组，一举轰动了整个生物学界。从那时起，他进行了无数次奇妙的实验、结果，除斯佛扎外，再没有什么人敢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凡是听过利德伯格那些拉伯雷式演说——他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不是三个钟点就是五个钟点——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夸夸其谈，无所顾忌的人。非但如此，还有一种超人的本领，这几年竟然法螺越吹越大，颇有誉满天下之势。
尽管利德伯格有着非凡的头脑，细菌遗传学却是一年比一年混乱。只有利德伯格本人对他那些玄妙莫测的近作自我陶醉。偶尔我想看上一篇，可总是不忍卒读，只好改日再说。发现细菌具有性别之差，细菌的遗传分析也就可能很快变成轻而易举的事。这一点本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同斯佛扎谈了几次之后，我才稍有所闻，利德伯格并不愿意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他依然偏爱正统的遗传假设；尽管根据这种假设而作出的分析非常复杂，他仍认为雄性和雌性细菌提供了数量相等的遗传物质。与此相反，海斯的推论，其基础却是这样一种听上去好似有点武断的假设：只有部分雄性染色体物质进入雌性细胞。倘若这个假设能够成立，进一步的推论肯定就会简单多了。
我一回到剑桥，就抄近路赶到图书馆。那里有一本杂志刊载着利德伯格近来研究结果的文章。使我高兴的是，我弄懂了以前几乎所有迷惑不解的遗传杂交问题。可是有些交配依然令人费解。尽管如此，一旦将这些大量资料理出一个头绪之后，我开始相信我们的路子是对头的。特别使人宽慰的是，利德伯格可能会拘泥于正统的思想方法，而我则有可能取而代之，完成一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业——那就是对他的实验结果作出正确的解释。
我想把利德伯格的实验奥秘搞个水落石出，使克里克打了一个寒颤。他觉得发现细菌有雌雄性别之分虽然是件有趣的事，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几乎整个夏天，他为他的博士论文收集了一些迂腐的资料。现在，他又醉心于思考其他一些重要的问题。究竟细菌有一个、两个或是三个染色体，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对我们研究DNA结构毫无益处，只要我留心DNA结构的有关文献，我们想得到的东西就可能在茶余饭后的谈话中突然出现。要是我转向纯生物学的研究，那么我们稍稍领先于鲍林的优势就会顷刻之间消失殆尽。
那时，克里克仍然固执地认为查戈夫规律是真正的关键。在我去阿尔卑斯山时，他曾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想通过实验来证明腺瞟呤与胸腺嘧啶以及鸟嘌呤与胞嘧啶在水溶液中相互之间存在的吸引力。然而他的努力毫无结果。另外，他同格里菲思根本就话不投机。他俩的想法总是那样格格不入。就是在克里克向他详细叙述某些假设的优点后，也常常出现令人难堪的冷场。然而，没有理由不把腺嘌呤和胸腺嘧啶以及鸟嘌呤和胞嘧啶之间相互吸引这一现象告诉威尔金斯。因为克里克十月下旬要去伦敦，他就给威尔金斯写了封信，说他要到金氏学院去看一下。威尔金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说到时候要请克里克同他一起吃午饭。这样，克里克也就期望着能就DNA结构问题同威尔金斯进行一次实质性的讨论。
可是午餐时，威尔金斯却圆滑地谈论起蛋白质来了，故意显出一副对DNA不太感兴趣的神情。午餐的大部分时间就这样消磨掉了。接着他又把话题扯到罗西身上，唠唠叨叨地说她缺乏合作精神。与此同时，克里克心里一直牵挂着的却是别的有趣的问题。直到吃完午饭时，他才想起两点半还有个约会，于是便匆匆离开了。他急促地离开大楼，到了大街上。这时，他才想到还没有把格里菲思的计算结果与查戈夫的实验资料相吻合一事告诉威尔金斯。可是再回去未免有点尴尬，他还是走了。他在当夭晚上就回到了剑桥。次日早晨，克里克对我说昨天午餐时的讨论徒劳无益。但是，他还准备同威尔金斯再次讨论DNA结构问题。
第二次关于DNA结构的讨论对我也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能够补救我们去年冬天的失败。圣诞节前，在含有DNA的噬菌体T4的二价金属离子含量方面，我们倒还可能得到点新的结果。如果含量较高，就能有力地说明Mg＋＋是和DNA结合的。有了这方面的证据，至少我或许能迫使金氏学院的研究小组去分析他们的DNA样品。可是，要想很快就拿到过硬的数据，希望仍然渺茫。首先，马勒的同事杰尼（Nils Jerne）得从哥本哈根寄来噬菌体。此外，我还得去安排准确地测量二价金属离子和DNA的含量。最后，还必须推动罗西参加此项工作。
幸运的是，在研究DNA结构的竞争中，鲍林看来还不致于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彼德带来的内部消息可以说明这一点。他说他父亲正热衷于研究头发蛋白即角蛋白α螺旋问题。对克里克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为了考虑α螺旋如何在超螺旋中盘绕，在几乎一年时间里，他时而兴奋，时而烦恼。糟糕的是，他的数学根本就没有过关。在遇到困难时，他就会承认自己的论点之中尚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目前，他正面对这样一种局面，那就是鲍林的解释虽然不怎么高明，但他仍有可能夺取超螺旋问题的冠军。
克里克停止了博士论文的实验工作，以便全力以赴解决超螺旋的方程式问题。终于，他正确地解决了方程式问题，这部分地应归功于克瑞赛的帮助；他正好来剑桥和克里克共度周末。他们给《自然》杂志的信很快就写好了，并交给了布喇格，请他转给那儿的编辑。信中还附了一张便条，希望尽快予以发表。如果告诉编辑说英国人写的某篇文章具有相当水平的话，他们几乎立刻就会发表。也该克里克走运，他的这篇文章即便不能提前，至少也能和鲍林的文章同时发表。
于是，剑桥内外的人们就越加认为克里克是位天才了。然而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觉得他不过起了一种可笑的留声机的作用。可是，他判断问题的能力确实明察秋毫。那年初秋，哈克（David Harker）邀请他去布鲁克林（Brooklyn）工作一年。这说明他的名声在与日俱增。哈克已筹集了一百万美元，想解决核糖核酸酶的结构问题，他为此正四处招聘贤才。年薪六千美元，在奥迪尔看来已是相当可观的了。可是正如所料，克里克的心情却是非常矛盾的。关于布鲁克林实验室有许多风言风语，也不会是没有原因的。可是，另一方面对他这个从未